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异域审视
2008年8月第10卷/第8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 OU RNAL OF HE BE I N ORMA L UNI VERS ITY /Edu cational Scien ce Edition /
Aug.2008
Vol.10No.8
=教育管理>
收稿日期:2007-09-11
作者简介:董美英(1972-),女,山东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
董龙祥(1966-),男,山东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异域审视
董美英1,董龙祥2
(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2.山东省贸易职工大学,山东济宁 272100)
摘 要: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已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国外的知名学者对中国院系调整的评价,他们对其原因的探寻、利弊的陈说和中国学者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些来自异域的对院系调整的审视,也许能给我们某些启发。
关键词:院系调整;异域;原因;利弊
中图分类号:G 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8)08-0088-03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高等教育的改造,主要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完成的。这种院系调整不是在某一大学内部进行,而是在全国大学之间进行的改组、撤销或合并。它是大学组织的重新构建,不仅是地理分布的调整,而且是专业设置、管理模式的调整,同时对入学选拔、课程设置、教材编撰、教师队伍等也进行了改革。通过调整,新格局形成,标志着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已基本建立[1](P108)。那么,如何评价50年代的院系调整?它的原因是什么?有何利弊?许多关心中国教育的外国学者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从另外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审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原因探寻
(一)全面向苏联学习
/国际上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冷战的升级以及中国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导致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教育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批苏联专家担任着国家各个部委的顾问,并从事着学校的具体教学工作及有关研究工作。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方针从-自力更生、稳步前进.转变成了全面效仿苏联的教育模式及其实践。0[2](P108)本来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多种选择的可能,然而,因为政治上的反美亲苏,中国的教育也追随政治的脚步走上了向苏联学习之途。/结果是以
他们前任领导们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那种热情,模仿一个外国)))尽管它也是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理由是,西方(即美国和英国)科学技术的精华已经被俄国人消化吸收了。因此-最为迅捷和最
佳的道路.是直接从苏联吸取精华。由于教育和工业是运用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主要社会部门,它们的组织和管理也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重建的。0[3]
(P209)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有三种高等教育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以欧美为特征的旧中国大学模式,一种是以非正规教育为特点的延安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因为反帝反美,旧中国大学模式是一定要清除的;因为延安模式是一种非正规教育不适合正规的高等教育,故也无法继承。所以,/除了采用新的外来的苏联模式之外,别无选择。0[1](P335)
(二)文化的冲突
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认为建国初的中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之间的文化冲突是导致院系调整的动因。大学中,自主和学术自由的西方传统价值、中国固有的知识分子的权威传统和官僚权势对知识和学术的垄断及书院和其他非官方机构相关联的自主和知识分子的自由同时并存
[2](P105)
。这些价值倾向性的文化
冲突终于导致了以统一管理、高度集权、服务政治和经济为目的的院系调整。
尽管院系调整,在高等教育的知识分类和地区分布的重新设计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这种宏
观规划的理性主义之梦带着一种异常的彻底性的调整却进展不顺利,在/政治和文化两条战线都激发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抵抗0。因为文化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因为一种模式的采用,文化的冲突也就随之消除,只是暂时处于潜伏的劣势,一旦在文化的消长中得势,另外一种与之相应的模式又会张扬起来。文革中非正规高等教育的复兴就是民粹主义文化复苏的结果。
(三)本土性与外来性
日本学者大塚丰认为本土性和外来性的双重原因及相互作用导致院系调整产生,即院系调整既受本土因素的影响也受外来因素的作用[1](P353)。采用独立学院的办学方式或强调专业性,特别是偏重理工科,研究、管理组织过细等都是以学习和引进苏联模式为直接诱因的。但是,这其中依然有中国本土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在管理体制方面,早在唐代和宋代就出现了按不同的专业分别归属各个行政部门的管理体制。
部门办学,一方面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延安模式的继承。/一定的学校必须与一定的工作机关或事业部门相结合0[4]的部门办学,早就是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
就大学统一招生而言,/用苏联模式影响论进行解释是很不妥当的0[1](P356),因为在中国这个有着千余年科举传统的国家,统一考试是中国本土性的典型。
在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方面,也不能把此简单地归因于苏联的影响,因为在解放区早已有此做法,而且严格性、强制性方面超过苏联。
新中国/高等教育灵魂0[1](P82))))在大学中进行有关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学习,既由于苏联的影响也是/解放区大学教育内容的精髓0的继承。
此外,在与援助学生有关的助学金、学生住校制等方面,苏联也没有此做法,它是中国在自己的历史长河中产生出来的特有做法。
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分析,大塚丰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院系调整都归结为向苏联学习,也有中国自己的传统因素起作用。大塚丰的观点无疑有独到之处,因为中国大陆学者一直把院系调整归结为学习苏联的结果。
二、利弊陈说
(一)调整之利
1.规模效应显著。日本学者大塚丰通过翔实的数据整理,认为院系调整取得了规模效应。尽管高校数量减少一成多,在校生却增加了8
2.1%。被合并、吸收的院校除了接受外国资金援助的大学之外,便是名不符实的小规模的私立大学。将分散的设备和教师集中起来的目的已经达到[1](P110)。
2.地理分布合理。解放前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布局非常不合理。/通过院系调整,高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也得到很大改善0[1](P112),从而促进了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
3.利于高校管理。通过院系调整,/一个机构严密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0[2](P113)负责意识形态和干部培养的人民大学居其体系之首,其次是由高教部直接管辖的工业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再次是由国家其他一些部委管辖的高度专门化的部属院校。这一体系由国家统一管理,保证其地区分布合理,教学内容、教学标准统一。
4.便于人才培养。建国之初,一方面是立国,另一方面是立人,立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在高校新体系中,中国人民大学及在其领导下的政法学院、财政学院为这一高等教育体系提供核心的意识形态,负责培训社会主义的设计者和在高校中政治理论课的教师;理工大学强调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专科院校与生产和工业部门联系。此体系保证了建国初经济和政治人才的需要。
5.端正求学目的。/文人与从政之间的传统纽带被最终割断了0[3](P212)。院系调整大幅度增加工业、师范、农林院校,形成了重理轻文的基本结构[1](P110)。其目的是/多培养些可以直接投入经济建设所必需的专业技术工作的毕业生0[3](P211)。至此,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数千年的/读书做官论0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调整之弊
1.大学精神失落。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不再提及,调整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如何才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0[2](P106)那些经过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已拥有人文科学、基础科学、工程科学、教育学、农学和医学的综合性大学被纷纷拆散,/许多大学失去了由历史积淀而来的体现于课程设置中的精神气质0。在统一管理的大学体制下, /大学里进行研究工作很难受到支持,大学通常只是用一成不变的教科书传授早已有定论的知识0。当然,这是生活在西方大学传统中的学者对中国大学的评价,由于文化差异的制约,其中不免有偏颇之处。
2.盲目学习苏联。/他们对于苏联模式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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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适用丝毫未加考虑。0[3](P210)不仅大学体制模仿苏联,而且教科书、教学大纲也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当时只是一味地拿来,至于是否适合中国教育状况没有考虑。因此,院系调整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抵制,1955年当时的教育部长就批评指出,当前的高等教育在教学方面有一种教条主义倾向,教育研究与中国实际问题的联系不够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出了调整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这一体系与中国自己的文化背景是相脱节的[2](P116)
。/受西方影响的、对知识的一种机械的专门的而且过于注重其功能的认识与中国传统的强调社会实践,反对对知识专门化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和有机的认识之间的冲突。0[2](P120)
文化的冲突,一开始就使院系调整有些水土不服。人为的院校地理分布大调整,/过于人为性和机械性0
[2](P120)
。
3.专业设置过细。苏联高等教育的特点是专业分类过细,而中国也把此照搬过来。/这些模式伴着
严格限定了专业的狭隘知识领域和极度专业化的彼此疏离的院校,在上述条件下,被引进到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中。0[2](P118)
到1955年,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共确定了249种不同的专业。过细的专业设置导致专业之间彼此隔离,/这些系科背着这样的名字却没有履行这样的含义,科学的成功靠把自然界劈
成可以把握的碎片加以认识,碎片变得越来越小,专业变得越来越窄,大学越是看重其成员的成就,就会有更多的著作产生。这种东西越大量、越珍贵,就会出现由极端专业化组成的人去培养更加专门化的人。0[5](P23-24)过度的专业细化导致专业之间彼此疏离,无法沟通。而且,院系调整使综合性院校减少约四分之一,单科的专门学院大量增加,再加上,院系调整形成重理轻文的倾向。因此,大学中人文培养不够,职业培养倾向严重,仅仅是适应建国初的权宜之计)))/高效率地培养专业人才0[1](P110)
。
4.体制管理过死。/尽管该体系大力提倡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原则,但在事实上,理论却由上级牢牢地控制着。无论就社会还是生产而言,基层的实际经验都很少可能对理论产生影响。每一知识领域都有一个按照上级规定而行事的中心0[2](P113-114),统一编写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又象法律一样必须严格遵守
[3](P212)
。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
的课程便成了约束教员和学生生活的一种框
架。0[2](P119)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教师积极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也是有限的。总之,对50年代的院系调整,外国人从一种异域文化的眼光进行了历史的审视,也许有许多偏颇,但是也提供了许多让我们醒悟的言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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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C hinese institutional renaming in 1950s
DONG Me-i y ing 1,DONG Long -x iang 2
(1.Departm ent of Education,Eas t Chin a Normal U niver 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2.S handong Trading Vocational College,Jining,Shandong 272100,Ch ina )
Abstract:T he renaming o f the departments in Chinese univ ersities in the 1950s pr oduces far -reaching influences on the hig her education.T his paper describes an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 ches do ne by Chinese scho lar s in the regard.
Keywords:renaming of departm ent;o ver seas;cause;g ood points and shortco ming s
[责任编辑 胡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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