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集解》所引注家新考

第3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11月 Vol.38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Nov. 2016

────────── 收稿日期：2016-04-19

作者简介：肖于琳（1991-），女，四川彭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 -91-

《史记集解》所引注家新考

肖于琳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史记集解》乃《史记》“三家注”之一，是现存最早的《史记》古注，保存了大量汉晋时期的文献材料。长久以来，人们对《史记集解》引据的典籍并未完全整理与研究。今人应三玉独辟蹊径，从注家着眼，曾考述裴骃所引注家，定为75人。经笔者重新统计，认为《史记集解》征引注家实为81人。补考遗漏注家，并对注家进行文献学的计量分析，聊为《史记集解》研究引玉之砖。

关键词：《史记集解》；注家；补考；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6-0091-04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6.021

A Study on the Annotators of The Collected Annotations for “The Records of

Grand Historian”

XIAO Yu-l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Collected Annotations for “The Records of Grand Historian” is one of the three most famous annotations for The Records of Grand Historian , and also the oldest one. The book contains plenty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about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Jin dynasty. There has been no complete study of the books referred to in the collection. Ying Sanyu has examined the book and found that Pei Yin cited 75 annotators. However, it is found b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hat the actual number of annotators is 81. This paper aims to point out the annotators left out by Pei Yin, and carry out data analysis for all annotato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book.

Key Words: The Collected Annotations for “The Records of Grand Historian”; annotators; addition; data analysis

《史记集解》（下文皆省称为《集解》）是《史记》“三家注”之一，由于征引繁富，注释详尽，保存了大量汉晋时期已经失传的文献材料，故在《史记》“三家注”中历来以广征博引为盛。但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对于《集解》征引典籍的数量与种类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今人应三玉先生撰著的《<史记>三家注研究》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研究《史记》“三家注”的著作。安平秋先生评价该书是“从《史记》产生以来唯一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史记》三家注的专著”[1,序

]。此书问世后，

书中的数据被广泛引用。但由于某些统计上的失误，遗漏了部分注家。笔者对《集解》进行研读后，拟对其中漏考的注家进行补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集解》一书中所征引的注家进行文献学的计量分析，以期

有助于学者对《集解》进行深入研究。

一、《史记集解》所引注家补考

《<史记>三家注研究》第二章《<史记集解>考释》所含“《史记集解》引各家说例”一节，首次对《史记集解》引注家做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并一一考述，包括以下75位：

范子、荀卿、韩婴、孔安国、刘向、刘歆、桓谭、贾逵、班固、包氏、郑众、许慎、马融、周氏、服虔、王逸、赵岐、郑玄、何休、胡广（胡公）、蔡邕、荀悦、应劭、卫宏、刘熙、伏俨、郑氏（德）、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宋忠（宋衷）、张晏、如淳、虞翻、唐固、韦昭、宋均、陈群、何晏、孟康、王肃、薛综、孙炎、谯周、麋信、夏侯玄、皇甫谧、傅玄、瓒（臣瓒）、张勃、卫瓘、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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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预、刘逵、向秀、荀勖、张华、司马彪、张莹、晋

灼、吕忱、吕静、孙检、左思、郭璞、张载、蔡谟、

张璠、干宝、李充、徐广、栾肇、綦毋邃。[1,p60]

在应三玉先生《<史记>三家注研究》之前，我们所

能见到的各种材料，都主要着力考察《集解》引典情况。因引典多言及所征引注家，兹举例如下：

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论注例》中云：

《史记》文与《古文尚书》同者，则取孔安国注。若与伏生《尚书》同者，则用郑玄、王肃、马

融所释。与《三传》同者，取杜元凯、服虔、何休、

贾逵、范宁等注。与《三礼》、《论语》、《孝经》同

者，则取郑玄、马融、王肃之注。与《韩诗》同者，

则取毛《传》、郑《笺》等释。与《周易》同者，则

依王氏之注。与诸子诸史杂书及先儒解释善者，而

裴骃并引为注。又徐中散作音训，校集诸本异同，

或义理可通者，称‘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别

记异文，裴氏亦引之为注。[2,p4059-4060]

追溯《集解》引典情况，这段材料是最早的记载。张守节在梳理《集解》引典情况的过程中，认为裴骃引用的有孔安国、郑玄、王肃、马融、杜预、服虔、何休、贾逵、范宁、徐广等人的注释。

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张守节的考证有如下评述：

如《国语》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刘熙注，《韩诗》多引薛君注，而守节未著于目。知当日援

据浩博，守节不能遍数也[3]。

这段材料中虽然补充了虞翻、薛君二人的注，但并没有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由于《集解》引典浩博，统计绝非一人之力可为。

再，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裴骃所引书目”条云：裴注于《尚书》则引郑玄、马融、王肃注，不但引伪孔安国；于《左传》则引贾逵、郑众、服虔

注，不但引杜预；于《谷梁传》则引麋信注，不但

引范宁；于《国语》则引贾逵、唐固注，不但引韦

昭；于《孟子》则引刘熙注，不但引赵岐；于《战

国策》则引綦毋邃、孙检注，不但引高诱。又引《尚

书大传》、《韩诗章旬》、《司马法》、《孙子兵法》、《尸

子》、《鲁连书》、《皇览》、《楚汉春秋》、《茅盈内纪》、

刘向《别录》、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

及宋忠《世本注》、左思《齐都赋注》、王肃《礼

记注》。诸书今皆亡，藉其采用，存干百之一二，

亦为有功。所引虽系随手掇拾，非有鉴裁，然亦博

雅。[4]

王氏又再补充郑众、麋信、唐固、韦昭、刘熙、赵岐、綦毋邃、孙检、高诱、刘向、谯周、皇甫谧、宋忠、左思等14人的注释。不难看出，自张守节备述《集解》所引目次始，前人的相关著述，均有零散的研究。但因裴骃“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纳”[2,p4038]，时代即远，征引亦广，引典研究至今无定论。故应三玉先生独辟蹊径，通过对《集解》所引注家的统计研究，侧面展现了裴骃保存古籍材料的功绩，是很有意义的。

上已言及，由于某些原因，应先生漏考了6位注家。经过逐篇核对，笔者将仿照应先生的研究模式，对6位注家进行补考。希望通过这些考述，能够完善《集解》引典研究，方便其他研究者对《集解》展开更深入的考察。

按照被引用次数多少排序，这6人分别是：魏武帝、太史公、车胤、李熊、王孙子、高堂隆。现略述如下：（一）魏武帝

即曹操（155-220），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

其著作有：

《孙子兵法》注、《续孙子兵法》、解《太公阴谋》、《兵书接要》、《兵法接要》、《兵书略要》，《隋书·经籍志》载。

《孙子兵法》注、《兵书接要》，《旧唐书·艺文志》载。

《孙子》注，《新唐书·艺文志》载。

《孙子》注，《宋史·艺文志》载。

《集解》引魏武帝4次：

《司马穰苴列传》“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一句，《集解》注释为“魏武帝曰：‘苟

便于事，不拘君命。’”[2,p2627]

《孙子吴起列传》“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一句，《集解》注释为“魏武帝曰：‘蹶犹挫也。’”[2,p2635]

《田单列传》“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

一句，《集解》注释为“魏武帝曰：‘先出合战为正，

后出为奇也。正者当敌，奇兵击不备。’”[2,p2976]

《田单列传》“后如脱兔，适不及距”一句，《集解》注释为“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脱兔往

疾也。’”[2,p2977]

（二）太史公

即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90）。围绕司马迁及其著述的相关研究，论述已多，此不详述。

《集解》引太史公2次：

《越王勾践世家》“范蠡事越王句践。”一句中《集解》注释为“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蠡本南

阳人。’《列仙传》云：‘蠡，徐人。’”[2,p2113]

肖于琳：《史记集解》所引注家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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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一句，《集解》注释为“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数】，字误也。’骃谓太史公此辞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故云‘文成数万’也。不得如张议，但论经万八千字，便谓之误。”

[2,p4004]

（三）车胤（约333- 401）

字武子，南平新洲（今湖南津市）人。东晋大臣。 其著作有：

《孝经》注，《隋书·经籍志》载。 《讲孝经义》注，《旧唐书·艺文志》载。 《讲孝经义》注，《新唐书·艺文志》载。 《集解》一书中引车胤1次：

《苏秦列传》“东有夏州”一句，裴骃《集解》注释为“徐广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骃案《左传》‘楚庄王伐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而注者不说夏州所在。车胤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数里有洲，名夏州。’‘东有夏州’谓此也。”

[2,p2744]

另司马贞《史记索隐》亦引车胤1次。

（四）李熊

生卒年不详，西汉末年为蜀郡功曹，公孙述称蜀王后被拜为大司徒。

《集解》引李熊1次：

《楚世家》“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一句，裴骃《集解》注释为“李熊《说公孙述》曰：‘东守巴郡，距扞关之口。’”

[2,p2073]

（五）王孙子

生平事迹无考。《集解》引王孙子1次。

《李斯列传》“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一句，《集解》注释为“许慎曰：‘楼季，魏文侯之弟。’王孙子曰：‘楼季之兄也。’”

[2,p3258]

（六）高堂隆（？-约238）

字升平，平阳（今山东新泰）人。三国魏经学家。西汉高堂生之后。建安中，为曹操军议。明帝时，任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散骑常侍。《三国志·魏书》有传。

其著作有：

《魏台杂访议》、《张掖郡玄石图》、《杂忌历》、《隋书·经籍志》载。

《魏台杂访议》、《张掖郡玄石图》、《新唐书·艺文志》载。

《集解》引高堂隆1次：

《张丞相列传》“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一句，《集解》注释为“高堂隆答魏朝访

曰：‘物，无也。故，事也。言无复所能于事。’”[2,p3258]

二、《史记集解》所引注家的文献学计量分析

依托于应先生的考证，并参考上面的研究结果，笔者拟对《集解》所引注家进行文献学的计量分析。为了方便探讨，首先列表来看一看裴骃所征引的81位注家的时代来源，若有不可考注家，则列入“不明”类中。

表1 《史记集解》引历代注家情况

历史时期 引注家/人

总引用/频次

引用比例/%

先秦 2 3 0.044 西汉 6 493 0.73 东汉 26 1 877 27.74 三国 18 1 361 20.11 两晋 28 3 032 44.81 不明 1 1 0.015 总计

81 6 767

其次，再通过表2来继续分析一下征引频次最高的前20位注家的一些情况。

表2 《史记集解》高频征引注家

注家 年代 次数主要著作

徐广 晋末宋初 2 239《史记音义》

郑玄 东汉 525

《左传》注、《尚书》注、《三礼》注、

《论语》注、《孝经》注 孔安国西汉 470 《古文尚书传》

服虔 东汉 399 《汉书音训》、《左传》注 如淳 三国魏 342 《汉书》注

韦昭 三国吴 328 《汉书音义》、《国语》注 杜预 西晋 279 《左传》注 贾逵 东汉 228 《左传》注 张晏 三国魏 208 《汉书》注

应劭 东汉 197 《汉书集解》、《汉书集解音义》等 王肃

三国魏

160

《尚书》注、《国语》注、《周易》注、《礼记》注、《论语》注、《三礼》注等马融 东汉 153

《尚书》注、《周易》注、《三礼》注、

《论语》注、《孝经》注 臣瓒 晋人 150 《汉书》注 郭璞 西晋 134 《汉书音义》 晋灼 西晋 122 《汉书》注 孟康 三国魏 112 《汉书》注 苏林 三国 101 《汉书》注 文颖 东汉 89 《汉书》注 李奇 东汉 66 《汉书》注 何晏 三国魏

44

《论语》注 合计

6 346

注：按征引次数由多到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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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从表1、表2可以看出，裴骃征引注家有明显的特

点：征引数量最多的是两晋时期，计有28人，征引次数已达到3 032次；最少的是先秦，只有2人，征引次数只有3次。征引注家数量从高到低依次是：两晋、东汉、三国、西汉、先秦。两晋时期征引次数最多，究其原因，两晋时期距离作者生活的时代最近，图书收集方便，图书保存也较为完好，征引最多。先秦最远，图书毁损最为严重，流传艰难，故征引最少。另征引频次最高的前20位注家有7位是东汉人，都是东汉时期的经学大师，如郑玄、杜预、服虔、马融、贾逵等人，证明裴骃雅好经学，征引东汉注家比较丰富。而三国从成立到结束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作者的征引也出现了相应的减少。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裴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本，征引大量注家进行增演

《集解》一书引徐广《史记音义》的内容高达2 239次，达到征引总量的33.09%，印证裴骃《集解序》“以徐为本，号曰‘集解’”之言不虚，可见徐广《史记音义》一书实在不愧为裴骃撰著《集解》的“底本”。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其他的注家也非常重要，占到总量的近67%，体现了裴骃“聊以愚管，增演徐氏”的“增演”在《集解》一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总体看来，徐广和其他注家都是《集解》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邵晋涵在《南江文抄》“史记提要”一节中评价裴骃《集解》“引徐广《音义》，多识古文奇字，复取经传训释以为《集解》，扶微学而阐隐义，赖以不坠，是迁能述经典之遗文，而骃能存先儒之轶书，考诸经古文者必归焉，不仅史法为后人所遵也”，可见通过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底本”和征引大量其他注家对徐广的“增演”，大部分已经失传的注家作品，赖《集解》得以保存，有功于文献学。

2. 裴骃承继家学，完善了史注体例

自汉晋以降，史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著史、注史、续史成为一种风尚。裴骃之父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以补缺、备异、纠谬、论辨的四种体例，开创了史书注释的新范式，成为当时著名的史书注本。裴骃受到父亲的影响，承继家学，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为《史记》作注，完善了何晏《论语集解》以来形成的史注体例“集解体”。《集解》一书成为当时研读《史记》的必备之作，价值甚高，为史家推重。

3. 裴骃雅好经史，广泛征引经注、史注

一定程度上，如果一个注家被作者大量引用，说明这个注家的观点对作者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资料价值。也就是说如果某位注家被征引的频次越高，说明作者对被引注家的认可度越高，与被引注家的学术旨趣、研究方向比较吻合。经过统计，表2中的20位注家总体引用频次已经达到《集解》所引总频次93.78%，而剩下的60位注家仅占不到7%。可见上面的20位注家是裴骃疏解《史记》的重要部分，他们的作品是裴骃撰著《集解》的参考材料来源。裴骃引用频次最高的这20位注家的作品，一则是解经之作，如《论语》注、《尚书》注、《三礼》注；一则是史注，如《左传》注、《汉书》注，虽是史注，但这些注释主要还是以注音、释义为主，考证不多。可见裴骃注释《史记》还是以传统的经义注释为主，体现了他“多闻阙疑”、不以志害意的撰著宗旨。

三、小结

综上，裴骃承继家学，雅好经史，很好的继承了汉晋以来的经义注释传统，征引著作多以注音、释义为主，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秉承“注不破经”的原则和体例，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古籍的原貌，有功于文献学、版本学、注释学和校勘学。其价值正如朱东润先生在《史记考索》“裴骃《史记集解》说例”一节所言：“今所传《史记》注本之最古者，独有裴骃《集解》，其后刘伯庄、司马贞、张守节诸家训释《史记》，兼为《集解》下注，此则比诸《毛传》《郑笺》，同为不刊之作矣。”[5,p87]

[参考文献]

[1] 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 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398.

[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60.

[5] 朱东润.史记考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87.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