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_蔡翔

[收稿日期]2002-11-29

[作者简介]蔡翔(1968-),男,湖南益阳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03年6月第19卷　第3期 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the U niversity of Petroleum ,China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

Ju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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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蔡　翔,陶学禹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摘　要]经济学中关于“人”的本性假设经历了几次历史变迁,即从“自利人”的人性假设、

“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到“后现代”的“经济人”假设。人性假设的每一次重大修正与发展都导致了经济学的重大突破。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作为一个历史和社会的范畴,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现实性”,而且确实存在一定的科学限度;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假设条件经过重新界定的过程。

[关键词]经济学;人性假设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3-0062-(04)

引　言

任何一门学科或一套理论,总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假设是根据已有的经验事实、经验知

识与一定的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富有创造性、推测性的猜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假设的产生、修正、补充和更迭的历史,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因此对人的基本假设也就成为了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基础。本文将通过考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本性假设的历史变迁,来探讨人性假设对经济学发展的范式作用。

一、“自利人”: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形成并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假设与重要基石经过了一个历史变迁过程。经济学史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人性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自利人”思想。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将其“自利人”人性假设的要点概括为:

第一,人都有“利己”的本性。亚当·斯密认为:“再讲节俭,一个人之所以节俭,当然因为他有改良自己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地放弃这愿望。我们一直到死,对于自身的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

但是怎么改良?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富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1]

第二,“自利人”是理性的,会积极追求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说:“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2]“总之,他自然会寻求在普通场合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而避开普通场合会对国家最无利的用途。”[3]第三,“自利人”的经营谋利活动最终会有利于社会的公共福利。亚当·斯密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尽管人们追求的完全是个人利益,而且不会顾及到他人的利益,但由于每一个人的谋利活动也会受到其他人谋利活动的限制,所以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每一个人的这种“自利”行为最终会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说到“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4]

第四,“自利人”是有道德的人。“在亚当·斯密看来,道德伦理不是与经济对立,毋宁说它是对经济有利的;伦理不是处于经济的对立面,而是存在经济本身之中。”[5]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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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的“自利人”是指受着上帝“看不见的手”指导的人,是“中等和低层的阶层的人。”[6]在亚当·斯密看来,拥有特权的“上流阶层”人士尽管也有“利己心”,但是他们的“利己心”是同浪费、阿谀、怠惰、乱伦、糜烂等相连接,堵塞了“取得美德的道路。”[7]他极其激烈地批判这些阶层的人,以促使世人警惕。

“自利人”的人性假设的提出,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第一块基石的确立,从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了。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8]

斯密的“自利人”假设不是凭空猜想。对斯密所处时代的背景材料作一概览,有助于我们理解斯密的“自利人”假设:一是新兴产业资本的出现和产业资本家的形成是“自利人”假设建立的现实基础。斯密《国富论》的写作时期与英国新兴产业资本大放光彩的时期是同步的。斯密的“自利人”假设是对产业资本家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描述。二是哲学家休谟的“人性”伦理思想对斯密的《国富论》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将休谟称之为“人文科学中的牛顿”。休谟在《人性论》中所阐发的关于将自利的动机视为人性与人类行为的基本倾向以及人的理性的工具主义倾向的思想,是斯密“自利人”假设的伦理形象和理性基调。三是牛顿经典力学是斯密构造市场秩序的重要参照体系。斯密认为,如同宇宙里“有一架巨大的机器”一样,人类社会“也像一架巨大的机器”。[9]同时,斯密通过对市场运行主体的严格考察,将这架“巨大的机器”的生成特别是其秩序化的动因指向“自利人”。可见,在斯密的视界中,市场如同机器一样,遵循着科学法则,是物理世界能够控制的。四是当时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盛行,使斯密的经济学并不去刻意地寻求逻辑演绎,重要的是一个概念应该与感性经验相符合。五是斯密的思想深受当时广为流行的道德伦理哲学的影响。“自利人”的合理性是上帝给予的,这也符合新教伦理的道义,人的现世包括谋求利益的经济活动及所取得的成功被视为上帝选中的标志。

二、“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亚当·斯密的“自利人”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抽象与理想化,形成了“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人”的“自利”本性是不言而喻的,并坚信“经济人”假设是进行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第一法则,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作为经济主体,“经济人”的具体形态尽管有许多,但不论扮演什么角色(生产者、消费者等),在他们参与市场活动时都力图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抽象就为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作出统一的理论解释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第二,在如何实现最大化的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家引入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边际分析方法,并借助于微积分学中的全导数、偏导数和拉格朗日乘数等数学工具,为在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问题、资源合理配置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基础。可见,“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分析的科学化(特别是数学化)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三,对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在“无形的手”引导下如何会增进社会利益进行了严格的证明。

第四,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仅仅指生产厂商,广大消费者也被纳入了“经济人”的范畴,从而使最大化原理推广到消费者,并把消费置于经济学的首位,使经济学的关注重点从注重财富的生产转移到注重商品的实现上,对市场交换双方的经济行为作出了统一分析。

应当说,“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推动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正是这具骷髅(指经济人假设)使科学树立起来并得到进步。它使经济学从软弱无力的东西发展成为坚强有力的科学。”[10]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它的“经济人”假设所遭致的批判也是相当激烈、尖锐的。批判的火力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指责新古典经济学家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日益蜕去其伦理色彩、朝着越来越数理化、符号化和技术化方向发展的科学,以致当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敢于宣称:“只要将复杂的经济行为简化为一个线性方程,然后求出其帕累托最优解,则经济学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了。”[11]这使人容易想起物理学史上的一段经典故事:当时绝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运用经典物理理论,原则上可从电子、原子、分子在电磁场作用下的微观运动来说明物质的结构以及各种宏观性质,进而认为经典物理是“最终的理论”,并宣布“科学的终结”,“科学大厦已经基本建成,后辈物理学家只要做一些零星的修补工作就行了”。[12]但是,两朵小小的令人不安的乌云(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和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却导致了物理学的一次重大革命。[13]而如今的物理学家恐怕再也不敢过于自信。任何科学都是绝对有限的、有条件的,科学也有它无能为力的地方。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说它神功无限,无所不能,那么,物极必反,反而有点伪科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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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抽象,具有片面性,因为它只注意到经济因素的分析,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只注意到经济利益的追求,忽视非经济利益的追求;只关心经济需求的满足,忽视人们丰富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的动机。

三是以西蒙、贝克尔、科斯、阿玛蒂亚K·森等人为代表集中批判了“经济人”假设的几个基本要点,认为它们都极不现实、不可检验,主张应该超越“经济人”假设,试图建立新的经济学理论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三、“经济人”假设的“后现代性”

作为西方世界“显学”的后现代主义,其基本特点是:反对科学主义精神,摒弃“价值中立”原则,弘扬人文精神;崇尚文化多元主义,对抗传统的元理论的理性主义,强调社会生成多元结构的文化意义;倡导批判性“解构战略”,冲破学科边界,主张超学科的话语。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后现代性”提倡在科学研究的图式中导入人文精神,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弱化规范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强制约(不过,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家好像没有放弃科学主义的主旨,仍坚持着科学理性的“底线”)。

贝克尔主张将“经济人”最大化假设的边界从经济学扩展到非经济学,即经济人追求的目标既可表现为财富的极大化,又可表现为非财富(包括声望、荣誉、尊严等)的最大化,这实际上提出了效用最大化问题。因此,贝克尔说:“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14]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诺斯,则将“经济人”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他说:“实证性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对解决白搭车难题必不可少(而且这种解决对社会科学理论化的许多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也很重要)”,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诺斯还说:“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15]可见,诺斯试图将意识形态、利他主义等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以期建立一个更加复杂的、接近现实的“经济人”假说体系。

贝克尔和诺斯的研究大大超越了经济学原有疆域,“经济研究领域已扩大到研究人类全部行为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全部解决。”[16]现代经济研究的全方位拓展,从表层看是一种经济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融合,而从深层看则是经济学(特别是“经济人”行为)研究方法论的“后现代性”。诺斯在对意识形态、利他主义等非经济因素进行研究时,仍然力图遵循着科学规范,如他所说:“尽管我们没有一个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解释,但我们能在博奕论逻辑下建立一个关于伦理规范的财富最大化模型。”[17]因此,我们又能够在“经济人”研究的“后现代性”中,强烈地感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坚持科学逻辑、弘扬科学理性的主旨。

四、几点评价与启示

第一,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确实存在一定的科学限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说无论是建立之初,还是后来的更迭,都蕴含着科学理性的逻辑。但是,人的行为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活动”,而是伴随着精神生成和精神作用的活动,人的精神活动不是科学法则能够说明的,也不是物理世界能够控制的,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取实验的方式,以证明他们的理论。前面对“经济人”的“后现代性”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只能描述人的真实存在的部分现实,不可能对人性作出完整的界说。因此,以科学逻辑来研究“经济人”活动的一切行为,是对科学的幼稚理解。所以,我们不应将“经济人”假说研究中所蕴含的科学逻辑与科学本身完全划等号,“经济人”假设研究中的科学理性存在着限度。

第二,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社会的范畴。任何一个伟大的经济理论及其基本假设的提出,都不可能脱离它所处的经济现实背景与时代主题。如亚当·斯密的“自利人”就是新兴产业资本家的形象,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下层人民的阶级利益和新兴产业资本发展的要求。亚当·斯密大声疾呼,要求给他们以“自由之手”(free hand),并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认为人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现实经济生活的功利,效用极大化是新古典经济学求解的主要问题,“帕累托最优境界”成为了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功利境界中,人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关心的是对于自我之利的追逐,追求个体行为的最大利益是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因。应当说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确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随着历史的推移,经济学应该关注到丰裕社会中存在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诸多矛盾,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主题同时纳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使人、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在社会体包含之中并作为基础的经济三者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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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采用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相结合,亦即经济的浪漫主义原则与经济的现实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分析方法。它不只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是不是”的问题,亦要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它不仅研究“实际”存在的经济现象,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本质问题的研究,实现经济学由崇物到重人,突破经济学的功利或道德境界,在更高层面上审视人类经济生活过去、现在和未来面临的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事实上,走出以往功利境界的狭隘视野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关键。

第三,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人性假设条件和边界经过重新界定的过程。有意思的是:人性假设的每一次重大修正与发展都导致了经济学的重大突破。迄今为止,经济学已经经历了几次突破性的发展: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边际革命”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以及近40年随着“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正成为一门“人类行为学”。这些显然都与“人”的假设前提的不断修正有关。其实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从一开始就是方法论意义的,它是科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移植和运用。这种假设正如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实验”对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样,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的唯一可行方案,尽管现实中的人不可能完全是如此。我们知道,“假设这类命题是未经检验也不准备在研究工作中验证,但是要从逻辑上承认这种自行设定的假设,它是作为一种前提条件或约束条件存在的,如果有人不接受这样的假设,完全可以拒绝研究结论,你也可以提出自己认为满意的新假设”[18]并发展新的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经济学中“人”的本性假设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现实性”。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的:“那些真正重要且伟大的假说所具有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而且一般来说,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就越是超脱现实。”[19]“最好的假设并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具有尽可能的解释与预测能力的假设。”[19]因此,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尽管是不现实的,但这是科学研究的有必要处理的一种模式,否则,经济学无法前进。我们知道,从科学方法论上讲,“当一个结果是依赖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时,这些原因每次只能研究一个,必须分别考察它们的作用规律,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原因来取得预告或控制结果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这样做。”[19]相对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比较自圆其说、首尾一致,而反观制度经济学却最终无法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来,其原因就是因为它过分强调人性假设的现实性,一直都在人性的完备性、动态性和经济理论的完整性之间权衡,徘徊不前。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大河内一郎.过度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李斯特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4]A.Smith:(1980)Essay s on P hilosopher Subject,Londo n:

M acmillianⅣ.P.19.

[5]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史:下册[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86.

[6]张国营.近代物理理论与技术[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

出版社,2001.

[7]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

1993.

[8]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9]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10]张恒龙.论“经济人”假说在微观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

[J].经济评论,2002,(2).

[11]韦革.“经济人”争论的思路及评价[J].哈尔滨师专学

报,2000,(3).

[12]方新民.“斯密问题”:作为“问题”如何不可能[J].经济

问题探索,2001,(9).

[13]张恒龙.论“经济人”假说在微观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

[J].经济评论,2002,(2).

[14]龚伟华.资本的人格化与“经济人”假定[J].经济学家,

2000,(5).

[15]张恒龙.论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说的合理性[J].经济

评论,2000,(6).

[16]郭新华.对“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诘难

[J].经济问题探索,2001,(9).

[17]贺卫.经济人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成及归宿[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5).

[18]赫云宏.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的时空相对性[J].经济

学家,2002,(2).

[19]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王良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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