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北京,四个住处一个家

生活在北京，四个住处一个家

在北京六年多我住过五个地方，除了现在我端坐其中敲键盘的家，之前四个我更习惯依次称之为“宿舍”、“小屋”、“芙蓉里”和“海淀南路”。

宿舍在万柳学生公寓，北京的西北角。0二年我来报到，出租车司机绕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工地，马路修了半截子，很多年轻人拎着行李在一幢巨大的楼前出入。司机说，只能是这里。那时候海淀区政府和公安局还是一片荒地，中关村三小尚无踪影，康桥水郡、万城华府等高档社区的地基上散布着低矮破旧的平房，工人们走在尘土里。完全是都市里乡村。这样的北京我有点接受不了，太不像样了。当时我对“都市化”的想象还停留在小城镇阶段，以为这个地段要繁华起来，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但只几年过去，不变的就只是公寓西边的昆玉河水在流，忽如一夜春风，高楼从大地上长出来，半空里是楼房，地上挤满了人和车，成了都市里的都市。那时候我不知道楼房是都市的先遣队，它们开到哪里，“都市化”便会立马将周围占领。

与宿舍隔一条马路的是万泉新新家园，还有一个我忘了名字的高档住宅区，据说住着柳传志等人。当时的房价每平米八千，我们同学都觉得贵得离谱，现在据说已经好几个八千了。老同学聚会说起来，拧胳膊拍大腿地后悔，要是当年咬咬牙跺跺脚买上一两套，哥们今天就是好几百万的富翁了。可是，哥们当年在哪呢，买双拖鞋都得挑最便宜的。

过了昆玉河是远大路，我站在西向的窗前看河对岸金源购物中心一寸寸建起来。传说是亚洲最大的超市，我就奇怪，如此庞大的超市有多少东西可卖呢。觉得建得挺花哨，周身用了很多种颜色的瓷砖。建成了，我和同学瘪着口袋去参观，哪里是什么超市，空间分门别类无数块，卖什么的都有，当然都是高档的，小吃的价钱也相当可观。建造之初附近的有钱人没现在多，生意颇有点冷清，小吃店的师傅和服务员趴在餐桌上打瞌睡。前两天我又去，厕所里人流都不断，才几年啊，日子就好过成这样。吃过晚饭我常去里面的纸老虎书店，翻完这本书再翻那本，肚子里消化得差不多了就打道回府。除了打折，坚决不买书。

另一个散步地点是昆玉河边，沿着水走身心通泰。尤其夏天，看水看船看人坐在河边的大排档里喝冰镇的啤酒。酒我没兴趣，羡慕的是黄昏降临时他们所有的安宁的时光。即便现在，一到夏天，置身琐碎喧嚣的生活里时，我都时时有去昆玉河边坐一坐的冲动。端一杯冰镇的扎啤，看世界以椅子为圆心慢慢地向四周静下来，你们疲于奔命地跑，我希望世界慢下来。慢下来。河边要建成北京的大

氧吧，一直有此传闻。我不知道大氧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纳闷的是万柳之地柳树甚少，昆玉河边倒还有几棵像样的，马路两边的全是瘦骨嶙峋，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现在应该好一点，因为柳树长得快，起码三五年之后，那些营养不良的小柳条至少看起来像柳树了。

题图图片来源于网络李刚作品《“混”在北京》

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宿舍，3区534室。去一趟北大很麻烦，公交332支线兼作校车，早去晚归的人很多，挤不上正常。后来校车多了点，课又少了，更不需要去学校了。现在想起来，我好像一年到头坐在那把廉价的电脑椅子里。食堂在楼下，打了饭上来吃，如果没有别的事，找不到理由离开那把椅子。闹“SARS”的时候封校，停课，我在宿舍里结结实实坐了近两个月。疯狂地下载电影看，隔壁的一个同学据说那段时间看了一百多部。那段与世隔绝的时光是我的好日子，看完电影我开始写长篇小说《午夜之门》的第一部《石码头》，断断续续又写了其他几个小说。能有大块时间来写作，我感到幸福。这一天是你自己的，这一天你可以只干一件事。当时的北京前所未有的清静，马路上人烟稀少，公交车空空荡荡地开，救护车的叫声让人心惊肉跳。我们每天量两次体温，傍晚在楼下领取一袋校医院煎制的中药，喝下去为了抵御病毒。晚上我们会三两个人结伴散步，在空荡荡的马路上空荡荡地走。

这是我在北京最安静的日子。马路上的空，和08年春节有点像。因为买了房子，欠一屁股债，加上回去的车票紧张，08年的春节我决定在北京过。这也是我头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年，夜晚爆竹和焰火此起彼伏，我从网上断断续续地看春节晚会，感到了被遗弃的凄凉。大年初一走到中关村大街上，半天看不见一辆车，其冷清让我想起“SARS”。但那时候的冷清和恐慌要全北京人乃至全国人民来承担，所以我感到的是安静；而现在的冷清只有我一个人守着，我觉

得凄凉。我一直不喜欢“京漂”这个说法，但那几天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漂”着，晃晃荡荡，和一个可靠的背景失去了联系。

第二个住处“小屋”，在北大，未名湖畔的镜春园，那个大院子住过嘉庆皇帝的四公主，门前有两棵大槐树。大门从清朝以来就在腐朽，朱漆剥落，但仅从残木和斗拱的规格也不难想象当年的富贵繁华。院子里有柿子树，深秋主人用剪刀和长竹竿打柿子，底下有人拿布兜子接应，我在旁边看。红通通的柿子很诚恳，叶子落尽只有果实挂在枝头。我租的房子嘉庆皇帝的四公主从没见过，她不会想到仅靠砖头、楼板和石棉瓦就能搭建起一间五平米的小房子，而且租金每月要八百元人民币。这间房子建在院子里，单砖跑墙，屋顶倾斜，冬冷夏热。我住进去的时候是秋天，室外温度适宜，进了小屋就寒气逼人。房东住在高大的房子里，当年四公主裙裾在其中贴着地面舞动，可以设想房间里一定四季如春，所以房东迟迟不烧暖气。而我在小屋里从中秋就盼望暖气进来。整个秋天我都住在里面，直到冬天，那是我在北京待过的最冷的房间。

但是我喜欢未名湖，能枕湖而居，就算附庸风雅，冷一点也值；虽然没有践行当初的宏愿，每天环湖漫游。清冷的早上我去湖边读英语，看起来很像个勤奋的学生。晚上去图书馆或者自修室，十点左右沿湖边回小屋。有一个节日晚上，博雅塔装点上彩灯，湖面上漂荡很多纸船，我忘了那是什么日子，只记住了那晚未名湖幽艳鬼魅，有别一番意味。那段时间我学习认真，除了日记和功课，别的东西不写。我憋着，准备忙过这阵子再动手，写小说也写散文，散文的题目都想好了：《未名湖、小屋和整个秋天》。但终于没写出来。所以，湖边的小住留给我的，风雅、寒冷、外语和一些不高兴的事之外，就是一篇想象中的散文。我在那里住了不到三个月。

毕业后租的第一处房子在芙蓉里，六楼，两年，从楼梯的窗户可以看见楼下的万泉河公园。租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它靠近北大，我可以去北大的食堂吃饭。多年来我都无比热爱食堂，因为有消毒餐具，吃完饭连碗都不要洗。我可以就近去图书馆看书，去大讲堂看电影和演出，去听平常难得见到的大学者的讲座，可以去中文系继续参加师生们的讨论。这是两室一厅的房子，与一个做书的朋友合租，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我跟房东说，我们都没什么钱，价钱别整得太高。事实也如此，那时候很穷，逛书店尽量不带钱。现在我还怀念那地方，周围有很多书店，是我晚饭后散步的好去处。北大里面的书店，旁边海淀体育馆里的第三波书店，公园边上的采薇阁旧书店，还有海淀桥边上的巨大的中关村图书大厦，我住的第二年，第三极书局也开张了。一周里所有书店都可以轮上一遍。

这房子的另一个好处是，过了马路就是公园，适宜散步、乘凉和晒太阳，夏天晚上每周末还能看两场露天电影。穿着拖鞋夹松散的观众里，我恍惚回到多年前的乡村，而露天电影即便在乡村，也绝迹多年了。公园角落里装备了各种健身器材，每天晚上都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健身运动，以老太太居多。她们健身的时候，旁边经常蹲着阿狗阿猫，宠物比子孙更忠实于这些老人。我一直很想荡西北角的那架秋千，但一跑到那里就发现上面坐着两个小孩。作为叔叔，我不能跟他们抢，我就接着跑两圈，然后出了公园去采薇阁。我在好几个小说里写到这个公园，重点是喷泉广场边的很多块大石头，乍一看很有点像英格兰巨石阵。喷泉我记不得是否看见开放过，倒是有很多运动爱好者在上面练习轮滑。公园里从来少不了情侣，他们当然躲在小山包的后面或者树丛里，至于躲进去干什么，我没好意思看。

住在这里我觉得身在民间。周围有很多老房子和老住户，有大批的外来房客和民工，我可以在去西苑早市买菜的路上看见各色人等，办假证的，卖盗版光盘的，假古董贩子，小商小贩，在北大旁听的外地青年，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的民工。到了晚上，他们会聚在承泽园门口的麻辣烫和烤串摊子前解决晚饭，满满当当的热闹的烟火气。我很喜欢那种过日子的感觉，喜欢看他们坐在小板凳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和烧饼，然后爽快地大喜大悲大声笑骂。我也常常凑上去吃两串麻辣烫和烤肉。我写过一些关于他们的小说，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照理说他们与我的工作和生活不沾边。

图片来源于网络李刚作品《“混”在北京》

为什么就不能沾边？离开北大，下了班，我还得过日子，身边生活的就是这么一帮普通人。这个世界上这些人毫无疑问是大多数，我不是中产阶级，也没法小资，高官和巨富都不靠，也不住高尚社区，出门碰见的只能是他们。你不能因为他们是办假证的、卖盗版碟的就对他们另眼相看，他们也是普通人，可能比你我都正常，不过是职业貌似有点古怪而已。要说为害社会，哪个贪官和奸商不比他们罪孽深重？我也从没把他们当成什么“底层人物”来写，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个个“人”，有我的亲朋也有我的好友，跟他们聊天我没有心理负担，也不必藏着掖着，他们比我还好说话。在北京，宾馆、酒吧、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很多人围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我写他们，因为我在其中；我写他们，因为他们在我身边。我不想替他们诉苦，也不要为他们哭穷，我只是想实实在在地把他们写出来而已。

在芙蓉里，读书时的那台杂牌台式电脑和廉价电脑椅继续跟随我战斗。这里是北京市海淀区，我的关于北京的小说中，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我在小说里不断重复这个地名，海淀，芙蓉里，当然还有北大、西苑、苏州街和中关村大街，等。我一直住在海淀区，相对于朝阳区、宣武区、东城区和西城区，我对这地方更熟悉一些。06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叫《跑步穿过中关村》，写的时候我住在芙蓉里，写完了，我搬到了中关村。

海淀南路2号楼6门，五楼的一个两居室。租金不低，但对于这一带的市价，已经很便宜了。北京最好的大学、中学和小学都在周围，租房的学生和家长排长了队，价钱就直往上跑。站在窗前我能看见人大附中的学生在校园里走动，看见他们在操场上打篮球。在所有的运动中，篮球是我最喜欢的项目，来北京之后，已经几年没摸过篮球了。我想这下好了，可以每天傍晚去附中打球。女房东北大中文系毕业，高我若干级的师姐，为了感谢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租下这套房子，我给师姐送了本小说集。

下楼出门左拐就是中关村大街，我对这条街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好感。每次想起这个名字，我就觉得会有源源不断的故事可以讲。我要在靠近中关村大街的地方好好地讲几个好故事。两居，意味着可以拿出一个房间来作书房，如此美好，我把打好包的书解开，一排排摆进书橱。我喜欢看见成排的书上架，三天两头往书店跑大概就跟这个奇怪的爱好有关。现在回头数点，已经记不起来在海淀南路的一年里写了多少东西，不多，但也不会太少，有几个故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开始有了“生活”的感觉。一个家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除了电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电视的习惯了。在我的感觉中，“家”和“生活”息息相关，但我还是不习惯称这租来的房子为“家”，我在“生活”，在“海淀南路”。下了

班，朋友聚会结束，他们理直气壮地回“家”，我说，我回“海淀南路”。就像住在芙蓉里时，我说我回“芙蓉里”。区别于作为“宿舍”的万柳公寓和湖边小屋，“芙蓉里”和“海淀南路”的定义介于“宿舍”和“家”之间。其中艰难而又漫长的过渡，已经标示了我在北京生活的深入。

0七年年末和0八年上半年，我经常站在海淀南路的窗户边往东南看，越过人大附中的教学楼可以看到中关村大街边上的一幢居民楼，我新买的房子其中的某一层。小区的地址上要写“中关村大街XX号”，我在一点点靠近这条街。装修，采买家具，琐碎的细节如此烦人，不过我提醒自己耐心点，再耐心点，一个真正的“家”在慢慢长成。我按照我的设想去布局房子，把家具的尺寸精确到厘米，比较地板颜色最细微的差别，好了，一个第一眼看上去让我想哭的破旧的房子的壳，变成了温润丰满的家，我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或者即将出现，我的手经过墙壁、家具和阳台上的双层玻璃，觉得身体里某个飘荡的东西慢慢落地。我不再需要在每年的七月份为下一个住处发愁，不需要再去网上、房屋租赁公司和朋友那里打听，哪里有适合做我临时的窝。

还在为租房发愁的朋友质问我，拿什么买的房子？我说，在北京这地方，穷人买房子要的不是钱，而是胆量，只要你敢借债。我东拼西凑，背高高的债，我想来日方长，有足够长的时间去一分分地还。我不想整天为一个窝伤脑筋，不想因为过段时间还要搬家，就让一大堆书和其他的物品委曲求全地待在上次搬家就打好的包里，此刻码放在墙角或者床底下——而为了找一本书，我常常要把所有地方都搜查一遍，拿到手时阅读的兴致已经没了。在我自己的家里，我要让每件东西都待在它该待的位置上。想到它时，头一歪，在那儿呢。所以我订做了六个书橱，让它们一直高到屋顶，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们全都解放，一一归位。

房子装修好，晾着跑味的那段时间，我和家人每天从海淀南路往新房子里运书，蚂蚁搬家似的，运一点摆放一点。看见书橱里日渐充实起来，我背着手在书房里转来转去，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看这一排排的书，我觉得自己像个有学问的老地主。老地主们一天三次来到自己田头，跟我一样想，看，这一顷顷的地，这茂盛的庄稼，全他妈是我的，今天我想吃米就吃米，明天想吃粗粮了，咱就改吃山芋和高粱。这日子很好。比进书店看那成山成海的自我叫卖的喧嚣货物感觉要好得多，在自己家里，我从书橱里抽出的每一本书都是我想看的。

然后我搬家，从“海淀南路”搬到了“家”里。三十岁这年，我有了稳定的卧室、书房、厨房、洗手间和生活，不用担心催缴房租的电话，不需要再看房东恩赐般的脸，我可以改装和修正家里的所有东西，包括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