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封建史学的繁荣时期

第四章封建史学的繁荣时期——隋唐五代

一、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该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隋朝修史对唐朝修史的影响、唐初史馆及监修制度的确立及对后世修史的影响，了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及杜佑《通典》体例、内容和影响。

二、本章教学重点、难点：

唐修“八史”的条件；唐代设馆修史；刘知几与《史通》；杜佑与《通典》。

第一节隋朝修史的成就及失误

隋朝统治共37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它结束了数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从客观上赋予当时的历史学家以较重的修史任务。然而终隋一代并没有修出一部史学巨著，也没有造就出一批有影响的史学家。加之隋修诸史多未流传于世。因此人们论及隋朝史学，往往寥寥数语，甚至干脆避而不论。实际上隋朝史学并不是一片空白、毫无成绩可言。

一、修史机构与史官的设臵：

隋在秘书省下设著作曹和太史曹。著作曹是主要的修史机构。设有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八人，炀帝时，佐郎增为十二人。佐郎负责史料的收集，著作郎负责史书的起草。而太史曹主要是掌天时星历、推算和制定律历，而不涉足于修史。炀帝时还设臵起居舍人，执掌起居注的编录。

隋朝的修史，多由皇帝敕令大臣负责，并敕令组成修史班子。参与修史的并非都是史官。“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史通〃史官建臵》）

二、隋朝修史的成就：

（1）魏澹等重修《魏书》：魏澹，字彦渊（深），澹父季景是魏收族叔。澹历任北齐殿中待御史，北周纳言中士，入隋任太子舍人，后升为著作郎。

开皇中，文帝认为魏收《魏书》“褒贬失实”，“诏澹别成《魏史》”，澹书以西魏为正统，

东魏为僣伪，共92卷：十二纪、七十八传，另加史论及例并目录。据《崇文总目》，澹书仅存纪一篇。（《太宗纪》）今本收书《太宗纪》取自于澹书。

（2）王劭作《隋书》、《齐志》：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历仕北齐、北周、隋，入隋为著作佐郎。因母忧居丧在家，私撰《齐书》，被人所奏。文帝览其书而悦之，任命其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后迁著作郎。在著作曹近二十年，专修国史，撰成《隋书》八十卷，编年体《齐志》二十卷等。

王劭的《隋书》既非编年体，也非纪传体，“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史通〃六家》）而不去系统地记载隋朝君臣的事迹，遂使有隋一代史事，“堙没无闻”。

王劭《齐志》则受到刘知几的肯定。称他“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必彰”（《史通〃言语》）并为其辩白不遗余力。

（3）牛弘修《周史》：牛弘字里仁。入隋任秘书监、吏部尚书。著有《隋朝仪礼》百卷，《周史》十八卷（未最后成书）等。

刘知几批评道“夫以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杂说下》）

此外尚有李德林《齐史》、杜台卿《齐纪》、许善心《梁史》、姚察《梁书》等，这些史书为以后唐修诸史提供了基础。

三、隋朝修史的失误：

（1）隋禁私人修史。开皇十三年（593）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从客观上扼杀了私家修史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的繁荣。

（2）官府修史不力，无切实宏大的修史计划和明确的分工合作。

（3）修史者多非其才。炀帝时网罗的人才中，多是以词章见长的文士，如虞绰、王胄、

庾自直等。后人评价“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州府元龟》）卷554国史部》虽好文儒，然轻修史，这是事实。

可参考余著《论隋朝修史》《广西师大学报》2004年3期和《论王劭魏澹修史》《史学史研究》2000年3期。

第二节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史书的修撰

一、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

唐初统治者对修史是非常重视的。高祖武德五年（622）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指出：编撰史书，必须做到“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81）唐太宗也多次对大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旧唐书〃魏征传》）说明他对历史的重要性何等的重视。

武德五年（622），高祖采纳令狐德棻建议，集中一批文臣编修魏、周、齐、梁、陈、隋六朝史，结果因领导不力，具体措施不力而半废废之。唐太宗鉴于此次教训，决定改组史馆，建立必要的修史制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决定把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修史工作，统由宰相任监修。这一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编纂工作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此，纪传体正史的编纂全由政府掌握，而宰相监修国史也就成为以后历朝修史的定制。

二、八部“正史”的修撰：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这表明了官修史书能集合众力的优势。

（1）《梁书》、《陈书》的修撰：

姚思廉（唐初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在其父姚察（陈朝吏部尚书，入隋受命修梁、陈二史）《梁史》、《陈史》草稿的基础，扩充内容而成。《陈书〃姚察传》云：“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

今《梁书》中题名陈吏部尚书姚察所撰篇目有26篇之多，《陈书》中提此名号者有2篇。

两书每传大致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先叙历官次序；第二段叙重要史实；第三段死后必载颂扬之词，此种千篇一律的形式，实无可取。其结果是有美必书，有恶必讳，必致是非不明。

其史论也多有荒唐者：如《陈宣帝纪》记李总与宣帝陈顼（时任梁中书侍郎）游处，一日夜间，陈顼醉卧，李总看见陈顼身为大龙。

（2）《北齐书》的修撰：

李百药在隋任东官学士、礼部员外郎，入唐任中书舍人、散骑常侍等职。他在其父李德林所撰《齐书》的基础上“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史通〃古今正史》）今本《北齐书》，李百药原文的只有十八卷（共50卷），其余大致是取《北史》、《高氏小史》补充的。因此出现书法不同，称谓不同的混乱现象。

（3）《周书》的修撰：

令狐德棻历任唐初丞相府记室、秘书丞、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等职。令狐氏主要依据牛弘《周史》而修撰。刘知几批评道：“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杂说史》）

该书仅有纪传而无志表。作者仿《尚书》文体写成，语虽典雅，却难免失实。该书至宋代多残缺，多取《北史》、《高氏小史》补充。

（４）《隋书》的修撰：

该书总监是魏征，同修的尚有房玄龄、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名臣。魏征主撰《序论》，颜师古主撰纪、传。是唐设馆修史以来第一部成于史馆众家之手的史书。

五代史书（梁、陈、北齐、周、隋五朝的史书）修成后，均没设“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令于志宁、李淳风等修撰“五代史志”，历时十五年，到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

“五代史志”共３０卷十志：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

地理、经籍，十志原为单行本，后合入《隋书》。十志所述的典章制度，并不限于梁、陈、北齐、北周、隋，如魏及南朝宋、齐都涉及到了。因此可以弥补“五代史”无志之缺憾。因此“五代史志”也称为“隋志”。其中《经籍志》是一部从东汉到唐初古书流传总结性的著作，其地位可与《汉书〃艺文志》相比拟。《食货志》记载了北朝齐、周、隋三代实行的均田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5）《晋书》的修撰：

贞观十八年（644）诏令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重撰《晋书》（在此之前，有十八家晋史）书成后总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实际上唐太宗只拟定了其中《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纪传末尾的“论”。真正主修者，令狐氏为首，房玄龄为监修。

该书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记起，讫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凡156年历史，共130卷。除帝纪、志、传外，还增设了“载记”30卷。以记载各族统治者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史事。是研究五胡十六国极其宝贵的史料。（“载记”最初见于《东观汉记》，用以记新市、平林等反对王莽诸人。）

由于《晋书》成于众手，前后重复，彼此失去照应等问题较多。比如王坦之、王彪之传中均有不同意诏使桓温依用周公居摄故事，估计是作者因其名字相似遂使一事分系二人。和峤、温峤本为二人，乃有一事而二人传中均有载者。

其次是《晋书》为了迎合一些人的猎奇心理，不加甄别地将一些遗闻逸事、神怪传说收入书中。削弱了史书的可信性和严肃性。比如《干宝传》记干宝父死，其母妒，将父侍婢闭于墓中十余年，后开墓，见其婢伏棺如生，载至还家“经日而苏，既而嫁之，生之”。《刘聪载记》记“时有星忽陨于平阳，视之则肉也，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数里，肉旁有哭声。聪后刘氏适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乃在陨肉之旁，哭声乃止”。详见《廿二史劄记》卷八“晋书所记怪异”条。

（6）《南史》、《北史》的修撰：

李延寿，相州（今河南安阳）人。贞观中任崇贤馆学士，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其父李大师曾着手撰写一部编年体南北朝通史，书未成而卒，延寿承其业，改编年为纪传。耗十六年时间，撰写《南史》、《北史》。

《南史》记事起自宋永初元年（420），止于陈祯明三年（589），记载了南朝宋、齐、梁、陈四朝170年的历史。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共80卷。

《北史》记事始于魏登国元年（386），终于隋义宁二年（618），记载了北朝魏、西魏、东魏、齐、周、隋六朝233年的历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

《南史》、《北史》二史编撰的主要依据是南北八朝的史书。李延寿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对八部史书加以删削、补充、整理和重新编排。使之连成一体。

《南》《北》史编纂方法主要有四：（1）重新组合：针对南北朝年代较短，一人往往历仕数朝，事迹分散在数史之中的现象，李氏采用不分朝代，凡祖孙父子有传者统统集合于一传之中的方法，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2）删削重复和繁冗：如删去每代禅让过程及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等。《宋书》载文章甚多，《南史》多删削。但删去了一些有用史料。（3）补充史料：增加史料较多的有《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如《南史》增立《贼臣传》，以贬侯景（梁武未降将，先属北魏尔朱荣，后归高欢，后又降梁，548年举兵叛乱，武帝愤恨而死）。《北史》增补了《魏书》所没有记载的西魏史实。（4）秉笔直书，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如《宋书〃武帝纪》记晋恭帝自愿禅让，宋武帝奉表陈让，封晋恭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绝不见有逼夺之迹。《南史〃武帝本纪》记宋武帝指示兵士“进药于（零陵）王，王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直言不讳。经李延寿的笔削和重新编纂，《南》、《北》二史远远胜过了原有的八史，因此受到好评。

第三节刘知几与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一、刘知几其人：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丛亭里人（661——721），唐高宗、玄宗时人。二十岁考取进士，任获嘉县（河南）主簿，一任就是19年。其间多次就汰除冗官、严肃法纪等向武后上疏，而武后只是嘉其直不能用。39岁时，调往长安任定王府令曹。长安二年（702）始担任史职，任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迁左史，撰起居注，参加编写《唐书》，成八十卷。中宗朝任著作郎，受诏与吴兢等人重修《则天实录》。中宗景龙三年（709）因对现实不满，坚决辞去史官职务，从事《史通》写作。50岁时，写成《史通》。

开元九年（721），长子刘贶为太乐令，因犯罪流配，他亲“诣执政诉理”，触怒玄宗，被贬为安州都督别驾，至安州（湖北安陵）不久而卒，终年61岁。

二、《史通》的内容：

今有二十卷，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原有39篇，今缺《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外篇十三篇。内篇主要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及史书编撰方法的得失；外篇主要叙述历代史官的建臵沿革，并评论某些历史著作。其中涉及到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取舍、史书编纂的对象、体例、态度及方法等。

三、刘知几对史学的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

唐以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叙述了历代史学著作的沿革概况，评论了各家史书的得失，并探讨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但评论既不全面又过于简单。然《史传》篇对刘知几的《史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傅振伦认为“《史通》一书既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刘知几年谱》）

《史通》开卷就把唐以前的史学著作归纳为“六家”，即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共六个流派。并分别观察其源流，分析其利弊得失。“二体”，主要评论了编年、纪传两种史体的长短得失。《古今正史》、《史官建臵》系统地叙述了从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到唐初所修诸史历代史书发展的历史。和自古至唐的史官和史馆制度的沿革废臵，勾

划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线索。《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篇，系统地总结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

刘知几继承和发扬了王充“疾妄求实”的思想，在《史通》中设有《疑古》、《惑经》等篇，对《尚书》、《春秋》等儒经中记载的古史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如《疑古》中，刘氏提出了《尚书》可疑者共十条，其中一条谈到对尧的增美，一条说到对桀的增恶，另有数条谈到古代禅让征伐之事。刘氏认为尧舜相授，不是禅让，而是篡夺，不是舜传位给禹，而是禹把舜放逐了。

（3）提出了“史才三长论”：

刘知几指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

所谓“才”，是指写史的表达能力；“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4）倡导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

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家的职责，就是要忠实地记载历史，不能任意曲笔篡改。他要求史官写史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要“不掩恶，不虚美”，“善恶必书”，为此他作《直书》、《曲笔》两篇。赞扬了历史上敢于秉笔直书的人：“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而严厉批评那种“事务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曲笔现象。

（4）提出了改造旧史的主张：

比如主张删去或改造《艺文志》“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不必向上追记历代典籍

的存没情况。同时改造《天文志》、《五行志》。

主张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这个主张被南宋郑樵接受。《通志》“二十略”中，设有《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主张增设《制册章表书》。“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总之，《史通》奠定了我国史学理论的基础，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丰富了我国的史学园地。对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参见余著10篇有关《史通》的论文）第四节杜佑与《通典》

一、杜佑其人：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杜曲（陕西长安杜曲）人。出身于累世仕宦之家。（杜姓在唐朝做过宰相有七人）他一生做了60年官，做过工部郎中、金部郎中、度支郎中、御史大夫、礼部尚书等职。从德宗末年到顺、宪宗，位居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为歧国公。

由于他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经方面的大员，对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这为他编写《通典》提供了有利条件。

开元末年，刘知几的儿子刘秩编出《政典》35卷，分礼、户、吏、兵、刑、工六纲，记历代政治制度。杜佑认为它的内容不够详备，因此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前后历经36年。（可参见余著《浅论唐代史学家刘秩》《炎黄文化研究》2002年9期）

二、内容和编纂方法：

《通典》是第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所记内容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肃、代以后的变革，也附载于注中。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之下有子目。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全按历史顺

序排列材料，而每个项目又都各自立有标题。这种编纂方法，为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它源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

与正史“志”相比，《通典》有几个显著变化：（一）将《食货典》立于卷首，而《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说明杜佑已经看到农业生产在当时社会中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二）《通典》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等内容；增加了选举、兵、边防等门类。这就打破了旧史中重礼乐、天文、五行的模式。对后世的典制体著作的编撰影响深远。（三）重视言论：在有关卷后，多录“群士论议”，附于正文之下。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四）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通典》自注有解释音义、掌故的，有考证史料，阐明写作意图的。

三、《通典》在史学上的地位：

1、创立了新的史体——典制体的通史体裁：

唐以前，史书体裁只限于纪传体、编年体两种史体。杜佑取《政典》与史志之长，综合了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创立了典制体通史，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后来的“三通”、“九通”、“十通”及各种会要都是在它影响下编纂的。

（2）对历代典章制度，作了大量探本穷源的工作：《通典》的许多材料，多出自正史，然正史各志多不衔接。杜佑第一次有系统地进行了加工整理，并作了大量探本究源的工作。此书重要的一点是“通”，从古到今原原本本地叙述历史典制的起源、发展，“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

（3）通过序论，发表精辟的见解：如论“选举”，他说：“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这是对以诗赋取士的评论。论“职官”则云：“出租赋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可仍旧？如一州无三数千户，臵五六十官员，十羊九牧，疲吏烦众”。这些议论说明杜佑的政治见解都是针对唐代实际问题的。在卷中记述“群士议论”，对前人的有关评论多加搜集，并

加上自己的按语。

四、局限性：

（1）在200卷的《通典》中，《礼典》竟达100卷之多，反映了杜佑对封建礼制的高度重视，然而造成了全书的臃肿而不协调。

（2）在《兵典》中，不去记述兵制的沿革，而专记用兵之道，甚至连火鸟、火兽之类近于荒谬的传说，也不厌其烦地一一备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欠缺。

第五节后晋修《旧唐书》

五代时期，继承了唐代史馆修史、宰相监修实录和国史的制度，但没有修出一部本国的国史。后晋修成的《旧唐书》，却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

一、《旧唐书》的编纂过程及编纂人：

《旧唐书》修成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即唐亡国后39年。是官修书。《旧唐书》的修撰，从筹集史料，到全书完成，经历了梁、唐、晋三代，历时25年。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史馆奏请“记得前朝会昌以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旧五代史〃梁末帝纪下》）。这是五代筹集唐代史料的开始。

后晋天福六年（941），高祖石敬塘诏命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等修《唐史》，以宰相赵莹监修。

主要依据的史料：唐二十朝，武宗以上十五朝皆有实录。宣帝以后，实录不存。有实录可凭是修史的有利条件；唐人所修国史，如吴兢《唐书》、韦述《唐书》等。

开运元年（944）七月，赵莹被罢相，刘昫接任监修之职。开运二年（945）《旧唐书》完成，故题名刘昫等撰，其实刘昫领衔监修仅七个月。赵莹对编撰《旧唐书》贡献最大。从筹集史料，组织人力，到制定规划，确定体例，用力最多。

二、《旧唐书》的价值：

（1）保存了大量原始材料：

《旧唐书》撰完第二年（946），契丹大举南下，攻取开封及河南诸州，后晋随之灭亡。而此时《旧唐书》已成，保存了许多史料。《旧唐书》详录唐代实录和国史原文，少有改动。《廿二史札记》卷16有“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

（2）唐末五朝本纪记事甚详，较之《新唐书》更有价值；

唐末宣、懿、僖、昭、哀五朝无实录，其史料基本靠访求而来，记载甚详。比如《哀帝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而新书只有1000字，因此说后五朝本纪较新书更有价值。

三、存在的问题：

编撰草率：《旧唐书》前半部分，对史料不加考证和筛选，完全照抄原文，出现许多错误。比如《职官志》称唐为皇朝、皇家，《经籍志》称唐为我朝。甚至再现重复为某人立传的现象，如有两个《杨朝晟传》，两个《王求礼传》。

依据旧史，多所回护：如穆宗以下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纪绝不书。《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安禄山兵马使之事。

思考题：

①史馆修史制度确立于何时？唐修“八史”中，有哪几种出于史馆所修？

②《史通》是怎样一部著作？它的性质、内容如何？

③《通典》是怎样一部著作？它将历代典章制度分为那几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