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罚金刑的几点思考

关于罚金刑的几点思考

内容摘要：加大罚金的适用力度，改革罚金刑的的执行方式改变重自由刑、轻财产刑的趋向

罚金是我国及其他国家刑法明文规定的刑罚方法之一，作为附加刑，是一种依法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金钱的刑罚方法。

相比徒刑、死刑等自由刑来讲，罚金的历史并不能算得很悠久。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刑罚的功能在于国家基于统治权对犯罪人实行惩罚，用以维持其统治。起初，刑罚的作用多地体现在惩诫与威慑上面，所以表现于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大肆剥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与人们习惯于财富所带来的便利合适，便得贪利图财型犯罪不断增加，而满足了罚金的执行以犯罪人具有一定数量的金钱为前提且其惩罚作用依赖于对金钱的价值观念的需要，因而到了近代罚金才开始真正发挥作用。此后，罚金的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按照现代人的价值判断，罚金刑的优点相当明显：罚金不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犯罪人不受关押，从而避免了因入狱而造成的交叉感染；罚金使犯罪人仍然过着正常的社会生活，避免因入狱而与社会隔离导致对社会的不适应，也不影响犯罪人的家庭生活，从而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罚金的执行不仅不需要国家支出费用，而且可以增加国家收入；罚金能适应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的收入、性格、家庭状况等情况，具有一定的特殊预防作用；罚金既给基于营利目的的犯罪人以迎头痛击，还可剥夺他们继续实施同类犯罪的资本，从客观上讲有利于防止他们重新犯罪；罚金误判后易于纠正；罚金既可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也可以适用于单位犯罪。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的刑法都将罚金刑规定为主刑，并予以大量适用①。如德国对轻罪罪犯，70%处以财产刑，20%处以自由刑并缓刑，只有10%判处自由刑并立即执行②。

征对我们当前的实际状况，本文将主要从法院的角度来对罚金刑进行思考。（没收财产作为严重犯罪的附加刑及对单位犯罪所处罚金的执行，适用面相对窄得多，更有它的特殊性，在此不作论述）。

一、1979年刑法与1997年修订刑法关于罚金之比较及存在的问题

1979年刑法对罚金的规定中较少，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15个条款

中涉及罚金的9个条文，而侵犯财产罪7个条款中没有一个罚金规定；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22条中只有9个条款涉及罚金，其他妨害婚姻、家庭罪与渎职罪中没有涉及罚金。分则条文近百条中涉及罚金的仅有18条。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979年刑法注重自由刑的适用（当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无关系），而对于打击以贪财图利或者有关财产的犯罪没有起到从经济上予以惩罚、以达到剥夺其重新犯罪的物质条件的目的，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普通盗窃罪犯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为判死刑的大户，而盗窃并未因此消亡。相反1997年修订刑法取消死刑后也没有因此大幅增加，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侵犯财产罪收案同比持平，重大案件下降，仅一般案件上升③。因为刑罚虽是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性手段，但并非唯一有效的手段。

为此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大幅度提高适用，在全部452条，涉及罚金的就有147个，从而从经济上打击犯罪，使犯罪分子得不偿失，增加了无限期追缴罚金的规定，同时增加财产刑（含罚金、没收财产）的适用，也使得偏重自由刑的倾向得到一定缓解，也与当今世界大趋势是一致的。如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关罚金的条款由1979年刑法的没有规定增加到3条；破坏社会主义市经济秩序罪除个别条款外都有罚金规定，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部分由没有规定增加到3条，侵犯财产罪除职务侵占、挪用犯罪、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产外均有罚金规定。对适用罚金也作出了可并处、单处的相应规定，对单位犯罪一律规定处罚金。

但1997年修订刑法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除了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规定了比较明确的罚金标准外，对盗窃、抢劫、抢夺等不少可处以罚金的犯罪并未明确规定罚金的数额，使得罚金刑的执行随意性较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5日作出的《关于适用财产刑问题的若干规定》等有关司法解释，对于各类罚金犯罪应缴纳的最低幅度作了明确规定，如盗窃罪的在1000元以上2倍以下，不低于1000元或500元，有利于防止人为因素的影响，做到有法可依，但对于主动、自愿缴纳或家属代为缴纳的如何处理没有明确。对于抢劫等其它没有明文规定罚金数额的犯罪也没有明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财产刑执行的条文仅有十余条，规定过于粗疏，导致罚金刑在具体执行时出现不少问题，如怎么样确定缴纳罚金数额的标准（几乎全凭法官随意决定，

法官的自由裁量度过大），主动、自愿缴纳的激励措施，不缴甚至拒缴如何处理，判决后如何执行等仍无法可依，导致不少罚金执行停留在判决书中，既达不到惩罚与教育的目的，更导致刑罚的落空。

二、强化罚金刑适用的具体思路

强化罚金刑的适用力度，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偏重自由刑、认为罚金就是以钱买刑的观念，要看到罚金本身是一种刑罚手段，对被告人来讲就是一种惩罚，应作为自由刑的重要补充。特别对于财产犯罪来讲，可以加大罚金的适用力度。相比没收财产来讲，一般情况下罚金力度要小些，但在某些情况下如被告人挥霍一空，家中并无多少财产时，大额的罚金则力度要大得多，甚至可能会造成其倾家荡产，一辈子经济上都难以翻身。

建议实行起诉告之被告人亲属制度。因刑事诉讼的原因，往往被告人家属对于案件进入何阶段并不清楚，很难与法院取得联系。可由法院将起诉书在送达被告人的同时送达其家属。因为刑事诉讼法对于实行拘留、逮捕都有明文规定应告之，而相比更强制性的起诉没有告知制度是不妥的。在送达起诉书时告之被告人有义务缴纳罚金。但被告人因被关押，往往不能与家属联系，即使想交罚金，也无能为力。故应发挥被告人家属积极性，有利于主动缴纳罚金。当然对于被告人犯罪严重、其确无能力缴纳，家属征得其同意后代为缴纳的，也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但对于应处以死刑的则不应收取。本院经过试行起诉告知被告人家属后，对于罚金执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于可单处罚金的，在开庭前主动缴纳的，可以作为适用单处罚金的酌定情节。经法院通知仍未主动缴纳的，不宜单处罚金；对于应并处罚金的，在开庭前主动缴纳的，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未主动缴纳的，则不予考虑。应当注意地是是否积极主动缴纳罚金只是量刑考虑的酌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被告人的犯罪性质、作用、后果等），也就是不能以钱定刑。对于没有悔罪表现或犯罪情节严重（如恶性抢劫等）的，即使主动要求缴纳罚金，也不能无原则地轻判。

还应确立罚金刑与主刑执行挂钩制度。法院在交付执行时应当注明罚金刑是否已执行。把罚金刑的缴纳情况作为减刑、假释的一个酌定条件，从而调动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缴纳罚金的积极性。

对于缴纳罚金刑的态度应作为认罪态度的重要表现之一，把缴纳罚金明确作

为酌定的情节，既减少自由刑的过多适用，也对被告人起到惩罚与教育的作用。对一些初犯，犯罪情节不严重的被告人，可以重点适用罚金刑为主，自由刑为辅；对累犯则以自由刑为主，罚金刑并举的制度。也符合量刑轻缓化的国际惯例。

但要避免以钱买刑，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着重适用。如对于确实有客观困难，如残疾、老幼被告人及非因被告人主观原因造成家庭贫困的，可以不把是否主动缴纳罚金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但应由被告人及其家属承担举证责任。

可试行预缴制度，对于应适用财产刑的被告人在送达起诉书时即予告之，促使其主动缴纳，在判决前主动缴纳可以考虑酌定从轻，判决后缴纳的不影响减刑、假释，不缴的作为认罪态度不好情节酌情从重。

笔者主张裁量罚金数额应当坚持以犯罪情节来确定的原则，以发挥罚金刑的真正作用，追求实质的平等和效率。不能以被告人的经济能力来参酌罚金数额，因为本身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如何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并不掌握，如按此标准将导致适用法律的不平等，也不能以被告人无力交纳罚金就不科处罚金，否则易造成犯罪分子恶意隐匿财产，达到坐牢难受一阵子，赃款享受一辈子的目的。

有人认为，先缴后判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但我认为，先缴后判并不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本身缴纳罚金就是确认认罪态度好坏、是否认罪服法的表现之一。与其是以前的暗箱操作还不如明确下来列为公开要求。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罚金刑的执行问题，应首先从立法开始。使得仅对于被告人人身采取强制措施，到对于其财产亦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首先应用法律或司法解释来明确各类犯罪罚金的可操作的数额标准并予以公布（侵犯财产罪的罚金数额根据其犯罪情节是可以细分的，以防止法官确定罚金数额的过于随意性，减少社会因此对法院法官造成的误解，促使其积极配合），增加对罚金刑等财产刑执行措施的法律规定，明确各司法机关的职责，各负其责，辅之于法院判决后的强制追缴，使罚金确实得以落实。因为罚金的执行光靠法院一家是没法完成的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实现罚金的无限期追缴。

有人认为应对恶意逃避罚金刑的与确无支付能力的犯罪人分别予以不同的易科，即对有支付能力而故意不缴纳的犯罪人易科自由刑，使其在有意逃避罚金刑时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从而经过利弊权衡，在失去金钱与自由之间更多地选择前者。对此我并不赞同。因罚金没有追缴期限，且从判决到主刑罚执行期间都

把缴纳情况作为酌定情节进行了考虑，再对于故意不缴纳的犯罪人易科自由刑有加重处罚之嫌。让被告人在失去金钱与自由之间选择也没有法律依据，也有以钱买刑之嫌。至于是否确无支付能力，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一时一地不一样），可以在执行中解决，对于非因主观因素造成被告人确实再无支付能力的，则应终结执行。当然对于对抗法院强制执行的处以相应的惩罚，则是对于抗拒执行的处罚，并不属于易科。

三、对法律漏洞的建议

对贪污、贿赂、敲诈等财产与伪造证件等以图利为目的犯罪无罚金刑，对于黑社会性质犯罪也没有规定财产刑，实在应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漏洞，对此社会上已有不少呼吁④。因为贪污、贿赂及贪利图财为目的犯罪不从经济上予以制裁，光凭自由刑适用难以从根本上起到作用。而黑社会犯罪与财产犯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是因贪利图财而起，其犯罪也导致其原始积累的完成。增设财产刑有利于从根本上瓦解其组织和基础，防止其利用不义之财再继续犯罪⑤。这些建议在刑法中加以补充。

①引自《刑法学（上编）》，高铭暄、赵秉志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

②见《德、法司法制度考量》，林中梁等，人民法院报2004年11月10日B1版

③见《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情况》，《刑事审判指导》2004年1期P174

④见《对贪污罪可否增设罚金刑，李智辉，人民法院报2004年11月4日8版

⑤参见《财产刑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重庆一中院课题组，《刑事审判指导》2004年1期P442-P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