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期末复习资料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期末复习资料

绪论绪论

一．文化结构的分类

在文化结构的分类上，采用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层次说。

物态文化，通常又称之为物质文化，这是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创造活动及其劳动产品的总和。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诸种条件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程度与结果，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一种可以感知的，具有物态实体的文化事物，是人类从事一切文化创造的基础。

心态文化，又称精神文化，这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中絪缊升华出来的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的总和。具体说来，心态文化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部分。社会心理指人们的日常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包括人们的情绪、愿望和要求等等。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往往是由文化专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升华，并以著作或作品等物化形态固定下来，流行传播，垂于后世。

行为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是以民风和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生活中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地域特性的行为模式。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的总和，包括婚姻、家庭、政治、经济、宗教等等制度在内。

二．文化的特征

文化的特征是同一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

同一性——文化从最本质的角度上讲是对自然的人化，劳动创造了人，人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化。人类的活动是在社会中进行的，所以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性产物，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和智慧汇聚。它为人类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共同享有，不为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和理解的事物，不属文化现象。

时代性——任何人类活动，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文化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每一代人都生活于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他们很自然地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传统文化，并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对其进行利用和改造，使其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因此，文化又同时具有承传性和变异性。

民族性——人类与动物的显著区别就在于人类的社会性。因此人类的活动总是带有社会集团性质，以实现社会集团的利益为活动的目的和方向。当不同的社会集团分化、整合为民族的时候，反映这种以集团利益为活动方向的社会文化，便自然地带有民族文化的特征。

地域性——人类的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空间条件才能进行，因此，文化也就很自然地具有了地域的特性。文化的地域性与文化的民族性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一般民族都是带有区域性的社会共同体，民族文化在某种程度、某种角度上，也反映出区域文化的特点与内容。

第一章

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1、宗法制度，即宗族之法，是宗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宗法制度系由氏族社会的父权家长制演变而来，至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发展完善，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度、宗庙制度。

（1）．嫡长子继承制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始行嫡长子继承制。至周时，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为天子、诸

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财产和地位，世世相传，实行世袭制。在各个等级中，继承财产和职位者，必须是嫡妻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立庶妻中地位最尊的贵妾之子。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2）．分封制度

西周分封制度是由宗法制度直接衍发出来的一种巩固政权的制度，具体内容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把同姓子弟分封到各地建立起大小不等的诸侯国，诸侯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周围建立起诸多卿大夫之家，卿大夫再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各地作士。西周的分封制是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下实行的，从而形成了层层相属、代代相袭的政治结构。从君统上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统上说，周天子是天下大宗，族权与政权互为表里，宗族与国家一体同构。

（3）．宗庙制度

上古时代，社会上最重要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奉祀祖宗，二是征伐不臣。统治阶级利用宗法制度，通过祭祖，把宗族心理升华为阶级意识，从而有效地巩固和强化了现实统治秩序。西周之际，宗庙祭祀制度也发展到了完善制度。西周以后，宗法制度始终贯彻通行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之中，家天下的观念长期存在，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忠孝一体，家国同构。

2.专制制度

专制制度出现于战国末年，完成于秦汉之际，在2000余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的发展趋势是日渐强化和完备，至清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帝独裁专制制度的发展达到了极限。在皇帝独裁，君主专制的政治氛围下，所有臣民都被剥夺了自由，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毫无民主可言，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专制制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君权高于神权，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

3.古代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社会政治结构的宗法型发展特征，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范式形成；

（2）专制制度的充分发展，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

（3）宗法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结合，思想上表现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现为“内圣外王”心态的形成。

第二章

1、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

（1）、学在官府：商周时期，官府垄断了学校教育和一切学术文化。那时，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平民百姓不能进入校门。这种官学合一的现象，被称为“学在官府”。“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对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也是我国奴隶社会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规、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的礼器全部掌握在官府（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是商周贵族阶层垄断文化特权的工具。

（2）“学在官府”的特点：①只有贵族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②教学内容之局限在礼制、法度、宗教神学的范围之内，政教合一，官私不分。

（3）“学在官府”没落的表现（私学出现的原因）：

①周天子权利旁落，王室（周天子）、公室（诸侯）的衰败，“学在官府”局面难以维持；

②“士”阶层流落民间，知识分子下移；

③宫廷文化典籍流散民间，成为一般平民的读物。

（4）私学

代表人物：孔子

指导思想：有教无类

影响：①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创立私学，使大批新兴地主、商人和农家子弟也有了接受

教育的机会。

②这对于冲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促进”学在民间“的文化下移，广泛传播文化，推进历史前进，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2、春秋战国百花争鸣时期的法家思想

代表人物：韩非子（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33年）是战国末期的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贡献：①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将“法”、“术”、“势”三者糅合在一体，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理论。

②继承荀况的“天行有常”思想，用唯物之一改造老子“道”的学说，提出新的哲学范畴“理”。

③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④首先提出了“矛盾之说”，认为矛盾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和对立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⑤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人类历史，改革图强，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一重大内容.

3、经学衰落与玄学的兴起

（1）衰落原因：①士人的儒学信念发生危机；②太学荒废；③佛道兴盛；④缺少儒学思想大家。

衰落标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经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标志着西汉以将儒学独尊局面崩溃瓦解。

（2）玄学出现：汉朝大一统社会在黄巾起义中灭亡，在接下来的200余年里中国处于动荡分裂的战乱局面，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儒学在这种形势下丧失了其作用，儒家的纲常名教失去权威性，人们需要重新论证生活道德标准。

（3）玄学发展：

第一阶段：正始阶段（约240—249），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正始时期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清谈”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何晏和王弼等人开创的玄学，不仅为儒道如何开辟了道路，而且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开辟的道路，奠定了早期玄学的理论基础，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

第二阶段：竹林阶段（约255—262），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向秀等竹林七贤名士。他们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玄学像两个方向发展。嵇康，阮籍崇尚“自然”，宇宙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来抨击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向秀则认为自然与名教不想矛盾，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清则自然”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向外”，成为玄学发展中冲王弼的贵无向裴頠（wei3)，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第三阶段：元康玄学（约263—316），代表人物是裴頠，郭象和向秀。前者提出崇有论，修正贵无论的偏差，后两者通过注《庄》将玄学发展到极致。郭象不同“贵无论”，也不完全赞同“崇有论”，认为有既不能生无，也不能生有，提出万物“各有定分”，只要能“自足其性”，就能“大小具足”，同时强调“各安其份”，“各适其性”，调解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名教即自然。

第四阶段：东晋玄学（约317—420）代表人物张湛。因为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成为了玄学的中心内容。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绝境。玄佛合流，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4、佛教和道教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1）佛教：佛教约产生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发源于南

亚次大陆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际迥异其趣，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摩擦。

对传统文化的冲击：①伦理纲常：中国儒家传统的伦理纲常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不仅是中国政治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是各种文化观念的出发点，然而佛教却主张不得婚配，“无君无父”，不敬王者，不拜父母，表现出一种逆反性，两者存在根本性冲突。

②佛教因其外来性遭到排斥，儒家和道家从民族特点、民族性格、民风民俗等方面来分析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不相容。

（2）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中国古代巫术，儒家，墨家，道家，阴阳五行家思想，还吸收了外来佛教，摩尼教，火袄教的内容。

道教与传统文化：随着社会的动荡分裂，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儒学丧失了其作用道家在融合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基础下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佛教和道教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①佛教盛行，道教中兴，佛、道经过冲突，论战，融合，使中国哲学产生新的景象。

②佛教的盛行冲击了传统儒学思想，佛学竭力迎合儒学，在融合了儒学的佛教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佛学理论来解释儒家学说。

③道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的思想宝库之一，而且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④道教吸收了儒家思想，反过来又影响儒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更为深刻。

5、儒、玄、释、道的交互影响与相互分流

（1）.玄学产生之初，便同儒学发生剧烈冲突。玄学家“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儒家则谴责玄学“好谈老庄，排弃世务，崇尚放达，轻蔑礼法”。但之后儒学和玄学在相互排斥中又相互吸收，如一些儒学家企图以老庄之学救名教伪弊，提出儒道互补的意向；而玄学也向儒学主动靠拢，提出“自然不离名教”“名教即是自然”“以道和儒”的观点，表现出了儒玄合流的态势。

（2）.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道教积极从儒家思想中吸取营养，调和儒学。

（3）.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流传的佛学主要是般若学。由于般若学的“空观”与玄学的以“无”为本二者的哲理意趣极为接近，因此几乎一拍即合，佛教与玄学迅速调和。

（4）.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东晋僧人慧远认为佛法与名教只是理论形式和实践方法的不同，根本宗旨是相通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在佛教思想影响下，一些士大夫也开始认为儒佛相同。

（5）道教一直反对佛教，但是，他的思想体系远不如佛教那么严密，于是，在排斥佛教的同时，又不得不模仿佛教来完善自己。它模仿佛经，摄取佛经的教理，编造道教经典，许多道教经典都是在佛教经典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6、程朱“理学”体系的形成

（1）二程：程颢(公元1032年——1085年)，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公元1033年——1107年)，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被世人称为“二程”，是北宋著名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朱熹：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

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2）、程朱理学的发展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

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第四章

1、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统一性与延续性

主要表现为：

1、政治上的统一。中国封建社会虽有分离，但总体上是统一多于分离，这是封建制度延续了几千年的表现。

2、民族的融合与凝聚。汉民族为主体，周边少数民族虽不断侵中原王朝，但最终实现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影响。

举例说明：端阳节、春节等；胡服骑射等。

3、文化传统的承袭。中华文化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原因在于：与半封闭大陆环境提供的“隔绝机制”等地理环境有关联，同时与“农业——宗法社会”具有的强大延续力有关联。

二、人文精神与民本主义

1、人文精神。

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基本特征是内在与超越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

2、尊君重民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在实质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但统治者认识到只有安抚住民众，统治才不会出现危机，一味的高压政策只能激化阶级矛盾，迫使民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三、重群体轻个体

1、家族本位。

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政治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个体的角色首先是以家庭成员出现，然后才是社会公民。在血缘文化中，因社会伦理是家族中诞生的，家族便成为中国伦理的本位。同时，因各个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必须依赖家庭的共同财产，家庭命运就是个人命运。这样，就很自然地促使人民以家庭和家族为本位。

家族本位的重要表现：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从而由无数家庭形成的家族，显得特别重要。家族是对家庭的扩大，国家是对家族的扩大和延伸。

2、宗法集体主义原则。

宗法集体主义指的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在宗法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义务的法则。集中到一点就是压抑个体、张扬群体，强调个人服从群体。

3、追求社会价值。

特别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个人对社会的绝对服从。评价：有好的一面如讲道义、讲团结、讲友爱等，但它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促发了家长制、王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制约了个性的张扬和个人能动性的发挥。

四、重人伦轻自然重人伦轻自然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人生活在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村社里，共同生产劳动，与自然界作艰苦斗争，使得中国人特别重视尊长、权威的号召力，特别注重人伦关系，维护血缘纽带的宗法关系需要远远超过对宇宙、自然及生产技术的探索和重视。

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是首先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加以体验，其结果只注重践履人与人之间关系、道德原则，而不重视探求自然规律。

五、崇老尚古观念崇老尚古观念的表现是：对祖先崇拜与先王的崇拜。儒家最重视崇老尚古。

第五章

主张兼爱互利的墨家

在百家争鸣中，墨家是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墨家有自己严密的“天志”观。墨家的“天”是经过改造的下层劳动者理想的“天”，因而“天志”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秘天命，而是下层劳动者利益与愿望的神圣“外化”。墨家借助“天志”的权威提出尚贤、尚同（要求平等地位）、兼爱、交利等诸多社会政治主张，要求人们在利、欲与义、理的冲突面前，放弃私利、私欲，选择公利、公欲。墨家认为社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不相爱”。因此，“兼相爱，交相利”就成为墨家提倡的最高价值标准。

墨家价值观的实质并不在于追逐“功”和“利”，而在于用“兼爱”去调整功利。墨家并不反对功利，也不是追逐私利，而是追逐公利，反对私利，要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反对“亏子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父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也反对“贪民之财”、“夺民之用”。正因为如此，后世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所提出的纲领口号，总是与墨家的思想息息相通。

虽然“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但植根小生产经济土壤的墨家思想意识，已经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尤其是下层群众）的心中。

墨家基本的道德观点是“普天同利”。墨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

1、“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互相友爱。就是“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这是墨家思想的核心。

2、“非攻”：就是反对侵略和掠夺战争。墨子认为战争是“天下之巨害”，只有制止相互征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

3、“尚贤”、“尚同”：“尚贤”就是尊重、重用贤人，所谓“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就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而天子则尚同于天，这样整个社会也就达成统一了。

4、“节用”、“节葬”、“非乐”：墨子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主张“节用”；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主张“节葬”；反对音乐，主张“非乐”，认为音乐的盛行妨碍男耕女织。

5、“非命”、“天志”、“明鬼”：墨子反对天命论，主张“非命”，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之言也”。大致意思是说：天命论是统治者编造出来愚弄百姓的，如果相信它，就要受苦了。虽然墨子反对天命，但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志”和“明鬼”，也就是说他相信天是有意志的，并且“天志”是衡量人世间一切言行的尺度，他说“吾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而“天志”的具体内容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明鬼”就是要相信鬼神的存在，并敬重鬼神。

第六章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本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或者称之为“伦理关系中的人本主义”，它把“人”

放在一定的关系中来讲一个人应该如何负起之间的责任。

2.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

3.厚德载物与中庸尚和

第七章

二.儒家孔子的思想：4个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他提出了以“仁”为核心道德价值体系，其内涵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仁者，人也”“仁”是所以为人的根本。孔子不仅把“仁”作为外在的行为原则，而且把“仁”作为你在的德行修养。（2）“仁者，爱人”（3）“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还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4）“为政以德”孔子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仁”治天下，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三、孟子继承并发展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仁政”学说。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把人伦关系概括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的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的保证。“重民”思想

四、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内涵影响

产生的背景：

1.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又一次从封建割据到全国统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从分裂到统一，从门阀地主阶级到品官地主。

2.两宋时期生产关系的特点：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封建身份的印记趋于淡化，财产性的土地剥削关系趋于显著。

3.经济：宋元时期社会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有长足的进步。中外交通联系密切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完成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

4.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发展‘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社会危机严重。地主阶级进一步加强皇权的封建专制，以巩固统治。

内涵：宋明理学是儒释道在宋元时期的新综合体，是中国哲学与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道的智慧。建立了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理论体系。它发端于北宋，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成熟于南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影响：这一理论体系就成为主干古代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面影响：开启了忠君的高潮，从此封建王朝没有再从内部瓦解过，权力之争从外戚、权臣那里转化为对外族侵略的矛盾。很好的维护了内部的统一，社会相对稳定，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高，发展了中华文化，创造了很多灿烂的文明。负面影响：文人开始变得迂腐，重视繁文缛节，拖慢行政速度。开启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导致国家国防力量羸弱，面对外来侵略不堪一击。儒家孔子所倡导的“权”的思想变得僵化，行政机关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对妇女进行了多方面的禁锢，强化了贞洁等等葬送女人一生幸福的各种观念，让中国妇女从此陷入被压迫的深渊。

第八章

一、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民族宗教，形成于东汉末年。道教在其发展的流布过程中，曾经对中国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科技等各个层面产生过深刻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道教的思想渊源：

1、古代宗教和神仙传说。中国古代盛行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成为道教滋生的温床。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

2、先秦老庄哲学和秦汉道家学说。道教在理论上紧紧依托道家，道家思想是道教直接吸收的思想养料，这使以后的道教始终和道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3、儒学与阴阳五行思想。儒家思想到东汉末年已经没落，但它的思想中的某些部分却为道教锁吸收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是道教内外丹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可以看出，道教思想来源虽多，但主要还是以儒道两家为主，使这一宗教派别体现出儒道互补的特征。

第九章

一、官学

（1）、学在官府。“学在官府”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到专门化的学校教育的过渡形式，到了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学在官府”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被私学和封建官学所代替，这是教育的又一进步。

（2）、国子学，国子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为贵胄子弟而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学简称国学，隶属于太常。

（3）、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其前身叫国子寺，本朝北齐始

立，隶属太常。明代国子学与国子监合一，在北京和南京分别设立国子监，称“北雍”和“南雍”，规模很大。

（4）、州府县学，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的官学，因周代地方学校叫乡学，故后来的地方官学也称乡学。

（5）、太学，是专门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弟子而设。西周太学是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而专门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太学则创立与西汉武帝时期。

二、私学

私学是指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与国学相对应的学校类型。中国私学开创于春秋时期，具有两千多年的优秀传统。

1. 私学的兴起和发展。春秋时期，随着王权的失坠，官学衰落，私学开始萌生并迅速星布各地，于是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纷纷创办私学，从而为中国几千年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禁私学，私学处于低谷，秦亡汉兴，私学发展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废弃，私学相沿不衰。到了唐代，私学暂时出现衰微，但兴起了一种新的私学形式——书院。宋代私学再度兴起，特别是书院制更加勃兴，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2. 私学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

（1）私学几乎完全承担了蒙养教育的任务；

（2）私学对中国古代教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3）私学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三、书院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和嵩阳书院。

四、科举制度：

含义: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因采用分科取士，故名科举。它从隋唐开始到清末废除，存在1300多年，一直是古代统治阶级重要的统治工具。

发展历程：

1.起源于隋。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置进士科，用考试的办法选取进士。进士科的创制，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始。

2．完备于唐。其考试科目分常课和制科两种，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最多，考试内容初为经义和时务，后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是进士重时务策和诗赋，明经重经义。

3．发展于宋。两宋科举基本上继承唐，其发展表现在，实行殿试，确立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实行糊名和誊录制，扩大录取名额。

4．鼎盛于明清。科举仅设进士一科，特点是趋向单一化：第一，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第二，严格的三级考试制度。第三，八股取士。

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对官位的垄断，人才的选拔归于中央，政治上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它以公开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使专制政权有了更广阔的统治基础。科举制为历代王朝网罗了大批知识分子，对于巩固专制统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来笼络士人，使大多数读书人把精力消磨在儒家经典章句中，特别是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把知识分子的思想完全舒服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大大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第十章

●《诗经》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故称“诗三百”。《诗经》依音乐和作品性质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民间歌谣；“雅”是王畿所在地的曲调；“颂”是宗庙祭祀配合舞蹈所用的颂歌。

《诗经》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对中国文学影响极其深远。

●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流行于江汉一带的一种新诗体，因其具有鲜明的楚地地方文化色彩而得名。其作品铺张夸饰，讲求辞藻华美，形成一种“弘博丽雅”的风格。它篇幅宏大，想象丰富，长于抒情，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楚辞以屈原作品为代表，其代表作是《离骚》，这是古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抒情长诗。

楚辞的风格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它开创了重幻想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后世“风”、“骚”并称，认为它们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和评论诗歌的最高准则。

●乐府诗

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汉武帝时设立乐府，采集各地诗歌。这些原本在民间流传的诗歌，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诗”或“乐府”。从内容来看，大致分为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军乐、民间的歌辞三类。乐府诗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及杂言。乐府诗是诗歌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象征着文人诗的开始，象征着诗开始追求自由和个性，对后代的乐府民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杂剧

元杂剧是在金剧本的基础上，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元杂剧剧本注重舞台性，角色分工类型化，漠视生活外部形态真实，以类型化、象征化的手段，表现作品的内在情绪。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古代戏剧“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元杂剧的出现标准着中国传统戏剧的成熟。

●明清小说（内容、特点、评价）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在史书《三国志》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产品，它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曹魏和蜀汉、孙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国演义》具有突出的艺术成就，这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塑造出许多生动而色彩鲜明的不朽典型角色，如曹操的残暴和狡诈，关羽的神勇和忠义，诸葛亮的智慧和赤忱等。其次它还在描写战争方面成绩非凡，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了很多了解。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

《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奄和罗贯中，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材，描述了梁山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

在小说中，作者善于通过生动的细节表现一个场面、一个事件，展现人物的某一形象特征，无不写得有血有肉。《水浒传》在故事情节上富有变化，引人入胜。作者还善于营创意境，往往简单几笔便形象地写出人物活动背景来，而且情景交融，相互映衬；在语言技巧上，文笔洗炼、明快、准确、通俗，运通了不少民间的成语、谚语、歇后语、口头禅，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在文学成就上受到后世不少文学评论家的赞许，被称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是以唐僧玄奘去印度取经的真实故事为基础，由吴承恩所写，描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神话故事。

该书以浪漫主义手法，成功地刻画了不同角色的鲜明个性。并且全书充满了神奇瑰丽的幻想，如火焰山、芭蕉扇、大闹天宫等。

在《西游记》这神话世界里，寄寓着对现实社会腐朽、黑暗的控诉，具有揭露、批判封建社会世态人情的深度内容。其巨大的文学影响，被称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成章回小说）。小说假托明，实际描写了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

它善于运用含蓄、婉转的手法进行尖刻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其结构别具一格，其语言精炼含蓄，质朴辛辣，往往寥寥几笔就把人物的丑态刻画得形神毕具。

《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反映了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对后世影响深远。

《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书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荣、宁两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全面地描写封建社会末世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它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类型化写法，使一大批典型人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鲜明的个性和生活的真实性；还打破中国古典小说情节描写的传奇写法，还原了生活的真实，书中描写大量的琐屑家常，无不是经过艺术锤炼，具有内在意义的生活细节，但又表现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红楼梦》的语言，是一种十分纯净、生动洗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艺术表现力的文学语言。

《红楼梦》是清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被译为多国文字，广为传播，并形成了许多学者终生专门研究的“红学”。

第十一章

史籍体裁

●纪传体

纪传体，又称“正史”，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纪传体有通史和断代史两种类型通史纵贯古今，断代史则仅以一代为限。通史首创于司马迁《史记》，断代史发端于班固的《汉书》。纪传体亦有官修和私修之分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纪传体史书将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地融汇一书中，内容丰富。但其不能完整地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过程，难以表明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但这也不妨碍纪传体成为一个贯通古今、连续不断的庞大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传统史学体裁主流。

●编年体

编年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是编写历史最早也是最简便的方法，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汉代得到大发展。其优点是便于考察历史事迹发生的具体时间，易于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避免叙述重复。缺点是记事按年月日分列陈杂，不能集中叙述每一件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编排的事迹，以致偏详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和文化情况。

●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每事自立一个标题，详述其首尾，集中表

达其过程。这种体裁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著史体裁。

典志体

典志体又称“政书体”，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变迁的史书体裁，分为典志体通史和典志断代史两种。

又叫典制体，典制体史书，以典制为中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因革损益。它以分门别类为表述上的特点，曾被称为分类书。典志体史书是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分离来的，发展为独立的体裁。

第十三章

1、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

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特点，如早熟性、独创性、连续性等，然而，最根本的是其所具有的：实用性、整体性、直观经验性

（1）．实用性

中国古代科技具有鲜明的“务实”传统，各种领域的研究均为实用而开展，并主要表现为“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中国古代科技这种明显的实用性，在人类社会早期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无疑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偏重功能和实用就必然会轻视对自然作抽象理性的研究。这种对自然只求利用、不求改造的顺乎自然属性的特点，也就注定了中国古代科技不可能进入更高层次，建构起独立的科学体系。

（2）．整体性

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动力来看，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其次，从中国古代科技思想来看，更体现了“整体性”的哲学理念。中国古代科技对自然的探索往往是同对人、社会的考察结合在一起，着意追求人与天、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这主要受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主义观的影响。这种几乎贯穿古代中国一切文化领域的整体和谐的“生态”的宇宙观，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想意识，它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开始就站到全面、联系、辩证和发展的高度去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极易使人对自然的考察发生偏差，忽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不能把自然界当成独立观察的对象，不能把自然科学从灵魂的王国中带领出来，从而为科学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人伦道德的烙印，打上了封建王朝企图垄断一切的烙印。并且，过分看重整体，又势必影响对具体细节的运思，从而注定我国科技始终停留在对自然界笼统神秘、模糊的认识上，而不能科学、具体、精确地说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

（3）．直观经验性

在科学诞生的最初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往往靠直觉和猜测顿悟来实现，早熟的中国古代科技，不仅别无例外的烙上了这一印痕，而且一直伴随了两千年，忽视对客观事物作具体深入的逻辑分析和系统的科学实验，只求其然而不求所以然，停留表面不求甚解，含有很强的主观臆测，而很少有过自觉的理性的探索，以致最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与发展。

2、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简述内容+评价+论述有自己看法）

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发达，但进入近代以后，却明显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因，除其自身特点所表现的不足外，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影响。

首先，古代中国曾经历长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及自给自足

的小农经济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内容。由于手工业只是农业的附庸，商品经济又受到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而不能很好地发育，因此，尽管在明中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它却只能在仍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夹缝中生长，而且还要受到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的顽固阻挠和摧残。明清之际封建专制可谓登峰造极，封建朝廷所推行的锁国政策、特务统治、文化专制等，使一度出现的以徐光启、魏源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文化迭遭扼杀，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民族战争又严重摧折了商品经济，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确立，这是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因此，人们的文化心理也就必然表现为雍容稳定的自我满足状态，再加上长期受小农意识熏陶，也就派生出崇旧排它的思想，以致在实际行为中言必称古人圣贤，对新生事物不敏感，对外来品竭力排斥。此外，这种封闭守旧性还明显表现在对文化的垄断上，如祖传秘传之类等。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中所表现的这种保守崇旧的小农意识，及偏执排斥的民族自大主义，不仅桎梏了中国科技向近代发展的步伐，而且还失去了一次融合世界文化，取长补短，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

最后，影响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又一深层原因，就是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政治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将一切认识活动完全纳入道德的规范，并且，社会生活均以治乱兴衰为中心，提倡“政治挂帅”。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倡导下，许多人对政治人事之外的问题漠然视之。总之，“重道轻器”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不学无术、轻视科学的现象，使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形成浓厚的学术气氛，从而也就很难诞生出一支具有实力的近代科学家队伍。于是，近代中国科技的滞后也就成为了必然。

中国近代科技的落伍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但绝不是沉重的现实包袱。反思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程，剖析近代迟滞的原因，这在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对我们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念和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无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只要我们深沉反思，扬我所长，克我所短，又能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精华，则东方巨龙一定能革故鼎新，重振雄风。在未来科技领域里再次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