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徐悲鸿

徐悲鸿与中央美术学院——傲骨落于时代“中央”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徐悲鸿用一生的时间来诠释了这句话。

徐悲鸿，我们无法得知他的美术天赋是不是与生俱来，我们更多的是知道他的名垂前世和精湛逼真的画作。他出生在一个混乱的年代，成长在混乱的年间，年轻时尝尽人间生计维艰所幸一生不乏良师益友：给予他美术启蒙教育的民间画师父亲、思想先进领先于当世的维新人士康有为、法国知名画家达仰先生……毕竟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若非他们的教导与赏识，也许这个年轻人将终其一生辗转街头，为生计而动笔，没有见识，没有学习，天赋终将埋葬于茫茫人海，我们便不会有机会见到那一副栩栩如生的奔马图，也不会见证一个时代“中央”长存的傲骨。

身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时，徐悲鸿是心怀失意的。这个年轻人刚从欧洲留学七年归来，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却不得重用，日复一日感叹“世无伯乐”，仅留下《九方皋》、《徯我后》等极少的作品，即便是受友人之邀来此办学任教，他终究没能过上他理想中的生活，这片土地无法给予他更多创造的力量，他的宏图抱负得不到施展。

而就在这之后，他迎来了他与美术事业一生中重要的缘分。

徐悲鸿与国立中央美术学院的缘分起始于1928终于1938，那时这所知名大学的名字还尚且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并未冠上中央之名。在这宝贵的十年间，他与这所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他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好的实践；另一方面，他在任期间与时任校长罗家伦合作，锐意改革，广招人才，在过程中逐渐形成这种的尊重人才、尊重学术的氛围难能可贵，他几乎一手将国立中央美术学院打造成了最强的美术学府。他的美术修养造诣因这片土地得到升华，而他的到来又给了这片土地前所未有的力量，不仅仅是学院体制内的教育被他一手拔高，他还发掘出了大批大批体制外的天才们：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古元以及黄胄等都是他在人海茫茫中发掘出来的“千里马”，他在中央美术学院遇上了赏识他的伯乐，而齐白石他们又在这遇上了他，这无疑是注定的缘分。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悲鸿重新组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并接任复校的北平艺专校长，他力主建立一所“左的学校”，切实贯彻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目标，在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徐悲鸿克服种种困难，收回帅府园校址，重才纳贤，广纳艺术精英，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呵护进步青年学生，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揭开了艺专建设的新篇章。建国前，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已经成为国统区因坚持进步道路而引人注目的一个艺术事业基地。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

“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斗争中，都活跃着艺专师生的身影。艺专师生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谱写了爱国爱民的动人篇章，而先前被他一手带出来的齐白石、张大千等纷纷留下担任教职，为中央美术学院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1949年11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国立美术学院，毛泽东主席特为此院校题写院名。1950年1月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划归文化部管理，徐悲鸿被认为是第一届正式校长。

这之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发展史里，徐悲鸿的身影也无处不在——他的写实主义艺术主张与解放区“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结合，成为解放后中央美术学院的主导学术思想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借鉴苏联的写实主义教学体系。苏联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符合我国建国后的文艺路线，与同属欧洲艺术体系的徐悲鸿写实主义艺术主张有诸多契合之处；1952年，负责完成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给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的知名教授董希文在构思时借鉴参考了徐悲鸿的构想；1949年9月下旬，受中央之命成立的国徽设计小组也邀请了徐悲鸿作为评委。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在徐悲鸿的建议下被采纳的……可以说，徐悲鸿的存在，贯穿了中央美术学院从兴起到发展、鼎盛、稳定的漫长时光，他在这所学院留下的宝贵财富，足以为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所珍惜。也许当年周恩来总理鼓励徐悲鸿到北平，并且希望他把北平艺专办成一个很好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时，也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这样繁盛的发展吧？

徐悲鸿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教育家，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后他几乎倾注了所有的精力在教书育人上。据他妻子后来回忆，他虽然身为校长，但是每天都很少坐在办公室，而是会到每个教室里去看，看每个教室教得怎么样。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教学方法，他要求学生们要画严格的素描，不论哪一科，都要学两年素描。因为素描是绘画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教导学生，他找了很多图片，放在美术学院的玻璃柜里面，告诉他们哪些是最好的画，哪些是不好的画，以此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美术认知，甚至在1953年去世之前，还到中央美术学院给学生补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形容对他来说再恰当不过。

这位优秀的艺术家兼教育家长眠于祖国的土地下，在死后仍旧闪发着耀眼的光辉，照耀着中国美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