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审丑转向当代外国文学

美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审丑”转向

闫建华

内容提要:美国当代生态诗歌是生态危机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的自然诗,它所关注的焦点始终不离生态、环境、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类命题。与传统自然诗的审美取向相比,生态诗歌最显著的美学特征便是“审丑”,即生态诗歌着力表现被传统自然诗忽略、遮蔽、排斥甚至是打压的那部分自然,亦即表面看来鄙陋卑丑、令人感到不快和厌恶的那部分自然,揭示丑中所蕴含的自然深层的、内在的美,以改变和重塑读者对自然的传统看法。本文从垃圾、暴力与死亡、“低等”与“有害”动物三个方面对生态诗歌的“审丑”转向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生态诗歌审丑垃圾死亡动物

作者简介:闫建华,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及教学法。

Abstract: Contemporary American ecopoetry is a new type of nature poetry in response to an age of ecological crisis. It focuses on such subjects as ecology, environment,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Compared with the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traditional nature poetry, ecopoetry takes on a distinct “anti-aesthetic” feature. That is to say, it mainly depicts those aspects of nature that are superficially mean, ugly, repugnant and disgusting, and that have been neglected, eclipsed, repelled and even suppressed in traditional nature poetry. The purpose of ecopoetry is to reveal to the reader the hidden beauty inherent in the ugly so that the reader’s traditional view of nature can be altered and reshaped. This article thus mak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anti-aesthetic turn in ecopoetry from three angles: garbage, violence and death, “lower” and “verminous” animals.

Key words: ecopoetry anti-aesthetic garbage death animals

Author: Yan Jianhu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0023). Her research interests mainly cover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methodologies.

引言

美国当代生态诗歌是生态文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在美国诗坛取得一席之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磨砺,现已成为当代美国诗歌创作的主要派别之一,与注重形式和语言运用的语言诗等先锋派诗歌难分轩轾,已然成为当代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体裁。但与语言诗等先锋派诗歌不同的是,生态诗歌关注的重点不是语言自身,而是生态自然尤其是人类普遍面对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加之生态诗歌主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因而更能为普通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其文化影响和社会效应也就更加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当代生态诗歌的总体特征进行梳理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其动向。

生态诗歌顾名思义是与生态有关的诗歌,与其他形式的生态文学一样,生态诗歌仍将生态关怀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取向,而生态关怀的实质是对自然采取一种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立场和态度,亦即以保护、恢复或改善自然环境为其要旨,因而它所关注的焦点始终离不开生态、环境、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类命题。由此看来,生态诗歌依然归属于自然诗,只是这是一种“新型的自然诗”(Bryson 5),诗中的自然被作为“有别于人的、至少是平等的他者来对待”,以便“为生态中心观念和行为提供一种范本”(Scigaj 78)。换句话说,生态诗歌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较之传统自然诗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将自然作为主体来对待,目的是为了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宇宙秩序,后者则将自然作为客体或工具,藉此抒发和表达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反映出人类中心而不是生态中心的思维观念。

正是出于生态关怀这一创作旨归,生态诗歌的美学取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传统自然诗的审美转向“审丑”,即传统自然诗主要吟诵或讴歌露珠、鲜花、夜莺、黎明、泉水、森林、山谷等美之自然,生态诗歌则大力肯定和颂扬大自然自身的“阴暗面”如垃圾、害虫、死亡、细菌、排泄物等,我们不妨称之为丑之自然。这部分自然由于看上去肮脏卑丑、令人感到不快或厌恶,所以千百年来一直为传统自然诗所忽视、遮蔽、排斥甚至是打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导致大自然发生“病变”的部分原因正是人类对这部分自然的偏见和谬见。生态诗歌纳丑入诗,目的就是要通过揭示包蕴在丑中的自然内在的、深层的美来修正人们对丑的陋见和偏见,扭转其对自然片面的审美体验,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美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审丑”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垃圾的青睐

我们知道,垃圾向来是最不入眼、最缺乏诗意的东西,因其脏臭常遭鄙弃和诟病,而现代消费社会制造的垃圾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一态度。在文学领域,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只要提及垃圾,一般非斥即贬。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及其他物种的生命过程也是一个制造垃圾的过程,垃圾构成了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垃圾的这种必然性和普遍性使之成为生态诗人关注的一个焦点。但生态诗人抒写垃圾的目的不是为了揭批垃圾的害处○1,或是经由垃圾来喻指人、物、事之卑贱,而是试图“在最低贱的主体中寻找崇高的品质”(Anderson 205),即从有益于生态自然的立场出发,来挖掘垃圾所蕴含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为此,他们一反传统,对着垃圾大唱赞歌,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垃圾诗歌”(garbage poetry)。典型的诗作有斯奈德(Gary Snyder)的《正好在路上》(“Right on the Trail”)和《白色书写》(“White Writing”),埃蒙斯(A. R. Ammons)的《垃圾》(“Garbage”),耐莫罗夫(Howard Nemerov)的《城市垃圾堆》(“The Town Dump”),维尔本(Richard Wilbur)的《废物》(“Junk”),罗斯克(Theodore Roethke)的《远处的田野》(“The Far Field”),库明(Maxine Kumin)的《褐色的山》(“The Brown Mountain”)和《排泄物之诗》(“The Excrement Poem”),邓肯(Robert Duncan)的《过去也不纯净》(“Nor is the Past Pure”)以及罗杰斯(Pattiann Rogers)的《地心》(“Geocentric”),等等。

不过生态诗人笔下的垃圾既小于又大于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垃圾。通常所说的垃圾主要指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固体或半固体废物的混合体。从现有的垃圾诗歌来看,生态诗人主要着眼于生活垃圾,其中包括现代消费社会的各类废弃物以及人与动物等生物体的排泄物,很少涉及另外两种垃圾。概因他们的宗旨是为了挖掘垃圾所蕴含的深层意义,而生活垃圾的普遍性、必然性和混合性特质显然更符合这一目的。另一方面,为了扭转人类对垃圾的偏见,生态诗人又扩大了垃圾的所指范围。埃蒙斯在著名的《垃圾》(“Garbage”)一诗中将人的身体也看作是一团最终会被扔掉的垃圾○2;斯奈德更进一步,把诗歌也说成是垃圾 被读者消费后变成垃圾,然后又从中产生新的诗歌。除此之外,真菌、腐烂之物以及动物的尸体等皆被视为垃圾。

那么这类垃圾有什么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呢?我们首先来看斯奈德的一首诗。斯奈德被誉为当今美国最具生态意识的诗人,他在《正好在道上》一诗中这样表达“我”偶然看见一抔熊便的反应:

不知为何我想大叫/当有幸遇见/这一抔大便,/书中找不到/信中未提及。/然而对于男人和女人/对于所有的物种,/这闪光的信息/照亮了自然之神走过的印迹。(“Right on the Trail” 376 1993)

诗中“闪光的信息”(a shining message)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耶稣诞生时东方的天空升起

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三位博士就是凭着“这闪光的信息”找到圣婴的。诗人把熊便比拟为“闪光的信息”,旨在表明看似肮脏的熊便其实暗藏着“神启”或“天机”,说白了亦即一条时常为人们所遗忘的生态真理:有生命就有消化和排泄,排泄物反过来又是滋养大地的养料。一旦没有了排泄物这类物质,大地定会一片死寂。在《西游记》第44回,孙悟空把厕所称作“五谷轮回之所”,看似在调侃,其实蕴含着同样深刻的道理。斯宾诺莎说:“当我们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恶或罪是不存在的。”(qtd. in Russell 576)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来看,排泄物这类垃圾不仅“无罪”,而且还在自然轮回演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促动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垃圾,就没有生命的兴盛,自然的美丽、和谐与统一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垃圾堪称生命的源头,无怪乎惠特曼如此赞叹道:“腐臭孕育的竟是如此甜美的东西”(“This Compost”391),而以写垃圾诗闻名的库明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我赞美屎。”(“The Excrement Poem” 72 1989)

“垃圾必须成为我们时代的诗,因为/垃圾是精神的。”(“Garbage”18)埃蒙斯的诗句表明,垃圾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功用,而且还蕴含着巨大的精神价值,有着非凡的精神启迪意义。在《褐色的山》一诗中,库明从堆肥(compost)中看到了民主和平等○3,因为组成堆肥的各种垃圾虽然“出身”不同,但最终都会化作“平民百姓和国王花园里的/粪土”。这样的粪土填平了二者之间的鸿沟,消除了等级制,因此诗人宣称:“堆肥是我们的未来。”(“The Brown Mountain”36 2002)罗斯克把民主和平等的范畴从人扩展到自然。他的《远处的田野》把堆放在田头的垃圾堆看作是一个文化与自然交汇的场所,在那里人类制造的垃圾和自然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不分高低贵贱堆置一处,从而消解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颠覆了文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念和做法。耐莫罗夫把垃圾堆上的苍蝇称之为古老的黑色生存者(ancient black retainers),苍蝇的嗡嗡声好比读经声,宣示着自然化腐朽为神奇的永恒的力量,从而赋予垃圾一种神圣的特质。

这种以垃圾为主题的生态诗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因为《恶之花》的审丑对象如苍蝇、蛆虫、粪土、尸体等与垃圾诗歌十分相近,其主旨也是以丑为美。但波德莱尔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描写这类“阴暗面”象征性地表达西方的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而生态诗人则是以写实的手法客观地呈现自然肮脏和腐臭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其生态意义和精神意义,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恶之花》中腐烂的尸体和蠕动的蛆虫让人感到鄙夷和恶心,而类似的东西在垃圾诗歌中却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善和美。垃圾诗歌旨在让人们懂得,人类对肮脏和腐烂的厌恶或反感源于其对纯洁和美丽的片面追求,“殊不知‘神圣’的另一面是地下你所爱的人身上布满蛆虫”(Snyder 110-11 2000)。诗人维伽登(Roger Weingarten)读了罗杰斯的《地心》之后评价道:“我曾经认为玫瑰生长在垃圾堆上,但现在我绝对相信玫瑰就是垃圾堆。”(qtd. in Rogers 35 1999)通过肯定和赞美垃圾,生态诗人扭转了以往人们对自然片面的审美体验,改变了根深蒂固的美学价值观念,给后现代时期的自然写作注入新的活力。

但生态诗人对垃圾的青睐并不意味着垃圾诗歌完全摒弃了传统自然诗的审美追求,前者在我们看来仍然秉承了后者对孤寂美的追寻。众所周知,传统自然诗人讴歌的是那种远离尘嚣的理想自然,山野林泉幽谷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阿卡迪亚。可这种为个人提供幽思遐想的僻静之地似乎已成过去,唯一无人造访的地方大概只有垃圾堆/场了。由此可见生态诗人对垃圾的青睐依然是在追寻一种孤寂美,只是其所追寻的美的空间已不再是远离尘嚣的阿卡迪亚,而是无人问津的垃圾堆/场。生态诗人就在这种僻静的、堆放垃圾的地方抒发着别样的“牧歌情怀”。这听上去颇有些讽刺意味,但对那些对垃圾有着深刻体认的生态诗人来说,这样的地方却往往能让他们产生一种别具一格的诗情,达到精神上的顿悟。“道路与思量,在独行中发现”,(海德格尔14)正因为生态诗人选择了这种独行孤处的诗性空间,他们才能在自然和自然诗的危机时代有所斩获。

二、对暴力与死亡的肯定

如果说垃圾是首次大规模地在生态诗歌中登堂入室,那么暴力与死亡则是美国文学殿堂中的常客,这样的主题进入生态诗歌似乎并没有多少新意,因为白人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杀戮消灭、对非洲黑人的奴役迫害、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排斥压制等一系列行径,早已使暴力(violence)和死亡(death)作为可怕而又可憎的两个能指符号深深地积淀在美国的文化和心理结构之中,并成为美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然而,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生态诗歌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对暴力和死亡一味谴责的文学传统,将人为的暴力和死亡即人对人、人对自然所犯下的暴行和罪孽与自然界自发的、本能的暴力行为和死亡行为区分开来,对前者一如既往地进行谴责,对后者则持肯定和褒扬的态度,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生态死亡观。本文着重分析后者。

生态诗人对死亡的肯定主要体现在对永恒的质疑和否定上面。在他们看来,人类孜孜以求的不死的永恒其实是一种有悖自然规律的虚妄,因为这样的永恒意味着自然没有了发展、过程或调节,亦即意味着自然的终结。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尽情讴歌枝叶永不凋零的树,并称这种树的枝叶为春天永驻的“幸福的枝叶”(happy boughs)。史蒂文斯对此提出质疑:“天堂里难道没有死亡更迭?/成熟的果子永远不落?沉重的枝桠/总是悬挂在完美的天空下,/一成不变?”这样的永恒与其说令人向往,毋宁说令人绝望和痛苦,因为“跟尘世的一样/那里也有河流在寻找海洋/但却永远无法找到”。诗人由此慨叹道:“死亡是美的母亲。”(“Sunday Morning”69)这里的美无疑是指生命之美。在这一点上史蒂文斯继承了丁尼生《提托诺斯》(“Tithonus”)○4一诗的生态死亡观:死亡是一种幸福,没有死亡的世界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死亡,才有枝叶的荣枯交替和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生命的美才永存。

杰弗斯、斯奈德、默温(W. S. Merwin)、伯瑞(Wendell Berry)等诗人都通过颠覆永恒来肯定死亡。如在《双石峰》(“Point Pinos and Point Lobos”)一诗中,杰弗斯把生命和死亡看作是美的原一,二者共同促动着自然之轮的滚动,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会使之停止运转。他之所以认为“基督与佛都比不上野草的智慧”(97),是因为在他看来二者都在追求一种虚幻的、与自然规律相左的所谓的永恒,忽视了野草的荣枯所昭示的真正的永恒之美,那便是大自然的周而复始和变动不居,而在这一进程中,死亡既是自然循环往复的终点又是起点。斯奈德的《老树朽桩》(“Old Rotting Tree Trunk Down”)同样说明这一点。在这首诗中,尽管腐朽的树桩已经倒地,桩身里边蠕动着蛆虫,桩身周围长满了真菌,整个树桩在粘糊糊的状态中腐烂、坏死,但是在死亡的寂静中却传来了啄木鸟悠长的叫声 死亡催生了新生命的诞生。可见生态诗人肯定死亡是出于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而否定不死的永恒恰恰是为了生命之树常青,这正是这种辩证的生态死亡观的魅力所在。

以上几位诗人所赞颂的死亡皆属自然死亡,像花的凋谢、树的腐朽、人的老死等都属于这类死亡。除此之外,自然界还经常发生暴力死亡,虽非自然死亡,但也是一种正常死亡,因为像蛇捕食青蛙、青蛙捕食虫子、“鬣狗嚎叫着将死鹿的肠肚扯出来”(Snyder 170 2000)的暴力行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暴力,才促进了物种之间的竞争、物种自身的进化和生命的繁盛。为此,生态诗人不仅肯定自然死亡,而且也肯定暴力引发的死亡。奥立弗(Mary Oliver)和罗杰斯是赞美自然暴力的代表性诗人。

奥立弗的诗歌乍看上去颇具传统自然诗的特色,读者看到的仍是树林、田野、草地、池塘等阿卡迪亚式的风光。但就是在这样的田园风光中,却上演着一幕幕动物为生存而猎杀的暴力剧。奥立弗超越传统自然诗的策略就是把自然的秀美和暴力美结合在一起,让自然不同质的美相互映衬,相互强化,从而赋予诗歌一种残酷而又美丽的独特效果。如《春》(“Spring”)这首诗就把黑熊饕餮猎物的血红的舌头、白色的獠牙、尖利的爪子和早春的迤逦风光结合在

一起;《亚拉巴马州林顿附近的田野》(“Field Near Linden, Alabama”)把一群乌鸦啄食树下动物的尸体看作是一次可怖的净化,因为到了来年,在乌鸦分食尸体的地方,定会碧草连天;在《自然》(“Nature”)一诗中,诗人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夜景:白色的月亮挂在虬曲的枝头,而密叶中猎物死亡前发出的凄厉的叫声仿佛“红色的歌在起落”(qtd in Keegan 1049)。法国画家普桑有一幅名画,叫做《阿卡迪亚的牧人们》(The Shepherds of Arcadia)。在这幅画中,几个牧人指着墓石上的拉丁文??“即使在阿卡迪亚也有我”??在探讨什么。近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铭文中的“我”代表死神,意思是即使在美丽的阿卡迪亚,死亡照样不可避免○5。这幅画可谓奥立弗诗歌的最好注脚,而或奥立弗的诗歌是该画的最好注脚?

与奥立弗不同,罗杰斯笔下的暴力很少与自然美景挂钩。她钟情的是那种在混乱与冲突中发生的赤裸裸的暴力,但她并不是要通过否定混乱来肯定秩序(鲍曼11),而是要通过肯定混乱来否定秩序,真实地呈示自然状态下暴力的非理性特质。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本能是所有生物体的共性,是推动物种进化的原动力,而对生存意志的追求必然导致暴力的发生和部分生命的牺牲,以保障其他生命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暴力既是生存的法则,也是生命的法则。在某些情况下,就连生命的诞生以及其他形式的再生也离不开暴力。据此,罗杰斯认为,伴随生死轮回的自然暴力具有神圣的品质。通过《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太空下》(“Against the Ethereal”)、《我的孩子》(“My Child”)和《被活吃的断想》(“On Being Eaten Alive”)等诗歌,罗杰斯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对暴力的深刻思考。如《我的孩子》记录了一位无名之神被不同的动物吞食的经历,诗人借神之口说,凡是主导动物满足其饥饿的力量和本能都是神性的存在。在《被活吃的断想》中,诗人想象自己被不同的动物吃掉,然后悠闲地品味“最平常/最缓慢的身体被分解”的腐化过程,感受自己怎样“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被转化、被重组/被赋形”(324 2001)的物理过程和精神顿悟,从而将暴力的神性魅力推向极致。

和罗杰斯持相似观点的生态诗人还有埃弗森(William Everson),后者还将暴力的神性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至高无上的上帝不仅是造物主,而且也是毁物主,是“吞噬生命的/食人族,暴食暴饮的黑色死神”(“The Face I Know”313),他不仅存在于木石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自然界的暴力之中。这就从宗教的高度诠释了自然暴力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借王后玛格丽特的口说:“从第一天开始,死亡总是在这里,存在于种子里。它是即将成长的幼芽,即将开放的花朵,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果实……它是基本真理,也是终极真理。”(Ionesco 65)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生态诗人对自然界发生的暴力和死亡的肯定与颂扬源于他们对死亡同样深刻的认识。

三、对“低等”和“有害”动物的认同

对动物的关注可谓生态诗歌的一大特色。在美国当代生态诗人中,几乎每位诗人都在其创作中涉及到动物。在前文所说的垃圾诗歌中,生态诗人也频频提及与垃圾相关的动物,如苍蝇、蛆虫、食粪虫等,而有关暴力和死亡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动物展开的。仅从这点来看,生态诗歌的审丑转向总是离不开动物,所以我们有必要专门就动物进行一番考察。

有关动物的生态诗歌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所谓的“低等”和“有害”动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传统自然诗所关注的动物如云雀、夜莺、天鹅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生这一变化的起因无疑与当今严峻的生态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困扰当今世界的一大生态危机便是动植物物种的加速灭绝,怀特(Lynn White Jr.)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主导科技发展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3-14)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不仅将人类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且还将自然界的物种也分成三六九等。奥维尔的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即是动物界的真实写照。同样是动物,人类却根据自己的好恶和需求认为,家养动物优于野生动物,脊椎动物优于无脊椎动物,热血动物优于冷血动

物。体现在文学、宗教等文本中,后者往往是邪恶的、可怕的、低等的,因而现实中对其鄙视、厌恶进而遏制或打杀就成为理所当然。如苍蝇、虱子、毛毛虫等动物在《圣经》中无一不是以瘟疫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人们总是把它们与恶联系在一起,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消灭对象。这种从现实到文本、再从文本到现实的二度转换深化或强化了人类对这类动物的谬见,使人类对待动物的不公正行为进一步合理化,继而导致或加速了部分动物物种的灭绝。

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来看,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特殊理由,都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唯一作用,彼此之间无任何高低等级之分。正如南非作家库切所指出的那样:“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大马哈鱼、水苔草、水里的虫子都与地球和气候互动共舞……每个有机体都在这个复杂的群舞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Coetzee 53-54)基于这一认识,也作为一种减缓并希冀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化策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匡正渗透在宗教、建筑、文学、绘画等各个领域的有关动物的种种谬见或偏见。如在宗教界,对动物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从敌对到漠视最终到关怀的过程。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组织“世界教堂联合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宗旨之一就是引导人们树立“解放生命、尊重每一个动物的伦理观”(qtd. in Regenstein 164)。出于同样的理由,生态诗人也对动物予以特别的关注,创作了大量以动物为主题和主体的诗歌。而为了颠覆以往诗歌中人的中心地位,解构人与动物之间以及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等级差别,生态诗人除了涉及传统自然诗中象征力量、仁慈、忠诚、可爱等品质的动物之外,更多的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毒蛇、老鼠、蜥蜴、蚊子、蛆虫等历来备遭鄙视的“低等”动物和“有害”动物,并通过揭示这类动物的生态作用和生态意义为其正名。如埃蒙斯在《催化剂》(“Catalyst”)里说:“赞美蛆吧/最顶级的催化剂/催动着永恒不变的/变化。”(110)罗斯克在《失去的儿子》(“The Lost Son”)中由衷地赞美鼹鼠,肯定其有利于植物生长的松土功绩,而勃鲁克(Marianne Boruch)则在《苍蝇》(“Flies”)一诗中把春天的美好归功于苍蝇,这与耐莫罗夫垃圾堆上的苍蝇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从深层意义上来讲,生态诗人对“低等”和“有害”动物的肯定和赞美实质上也是在践行一种古朴深刻的生命诗学,因为比起动物的生态功用和生态意义来,他们似乎更看重动物自身的生命存在。奥立弗笔下的蛾螺生活在“现在”(now)、不为将来操心的那份惬意堪称生存的典范,而在《风景》(“The Landscape”)一诗中,诗人从乌鸦振翅冲天的那一瞬间看到了一种令人艳羡的完美,尽管这只是一种没有目的和意义的本能的行为。其他如耐莫罗夫对蹒跚爬行的甲鱼的好奇、库明对狡猾的旱獭的无奈,等等,都表明生态诗人把“低等”和“有害”动物的生命本身看作是一种神圣的存在,也看作是大自然生命形式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凡是有生命的都是神圣的”(布莱克语),用这句话来总结生态诗人关注“低等”和“有害”动物的深层理由再恰当不过。

似乎关注动物自身还不足以有效地表征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平等的生态理念,表达对所有动物的肯定和认同,生态诗人还常常求诸于人变动物这一变形母题,而且变身为动物的人往往是诗人自己,变身后的动物也是各种各样,其中变身为“低等”和“有害”动物的情况似乎更为普遍,这大概与生态诗人对这类动物的青睐是分不开的。赖特(James Wright)的《尝试祈祷》(“Trying to Pray”)和《祝福》(“A Blessing”)、克耐尔(Galway Kinnell)的《狗熊》(“The Bear”)和《灰色的鹭》(“The Gray Heron”)、弗尔顿(Alice Fulton)的《给》(“Give”)、埃蒙斯的《静止》(“Still”)、奥立弗的《花园》(“The Garden”)、罗斯克的《鼻涕虫》(“Slug”)和《展开!展开!》(“Unfold!Unfold!”),等等,都属于这类诗歌。我们重点以罗斯克的两首诗为例来说明。

罗斯克是一位对所有“非神圣的、遭诅咒的、丑陋的”(Roethke 17)物种有着特殊兴趣的诗人,而让他感到兴奋和充满力量的事莫过于“变成一只不折不扣的动物”(Nordtr?m 40)。这样一来,他自然喜欢变成昆虫、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以及其它无脊椎动物。如在《鼻涕虫》里,诗人说自己曾经是一只蟾蜍,体验到了与蝙蝠、黄鼠狼、毛毛虫以及其他害

虫为伍的快乐,而此刻他又期望自己能变成一只“最令人作呕”的鼻涕虫,“在土中/用膝盖刮擦/砾石,拖着又长又湿的鼻涕。”(145)在《展开!展开!》一诗中,诗人刚开始是爬行的蜗牛和跳跃的青蛙,又爬又跳地来到精灵(自然之神)面前,当他与自然神秘地融为一体的时候,他变成了“一片叶子上一只纯洁的幼虫”,而等到睡意袭来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又化作“一只活脱脱的昆虫”。(85)在有限的篇幅里,诗人变形为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动物,通过联想的跳跃和意象的拼贴来抒写他的变形情结,表达他对动物的深度认同。

变形是文学中的一个传统母题,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是公认的变形母题的源头。在这部西方文化的奠基之作中,人变形为动物或植物要么是出于对其恶行的惩罚,要么是出于对其美德的奖赏,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为了逃脱某种更可怕的命运不得已而为之。总之,奥维德对变形持既否定又肯定的辩证态度。在他之后,人们对变形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肯定的成份越来越少,否定的成份越来越多。在罗曼司、童话故事、西方现代文学中,人变身为动植物大都与不幸、恐惧、异化等联系在一起??即使变身为安徒生童话中美丽的天鹅也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可是到了20世纪中晚期,生态诗人对变形尤其是对变形为鼻涕虫之类的动物的肯定和向往使情况又发生了逆转。从否定到肯定,针对变形发生的这一态度上的变化无疑折射出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嬗变。生态诗人之所以热衷于变形为“低等”和“有害”动物,是因为对这类动物的认同最能体现出物我胞与的生态宇宙观??连毒蛇和害虫都爱的人,注定会爱自然的一切造化。这种生态宇宙观的认知基础便是人与泥土、河水、石头、动物、植物、微生物、星星等自然万物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亲缘关系(kinship)。且不说这一认识有着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单从女娲造人、上帝造人、以及希腊罗马神话中丢卡利翁与皮拉造人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来看,人都是泥土或石头造出来的;从图腾的原始意义来看,人与禽兽本是一家(图腾一词源自北美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6)。汤姆林森(Tomlinson)在《诗歌与变形》一书中指出:“变形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自我藉此和宇宙大化联成一体。”(26)生态诗人对自我发起的这一挑战可以说将人类对自然生灵的认同推向极致,这对所谓的“低等”和“有害”动物的说辞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是一种有力地反拨。这样的挑战本身就意味着人类在回归自然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结语

自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于公元前三世纪首创《田园诗》(Idylls)以来,阿卡迪亚式的田园风光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自然境界,并在19世纪欧美浪漫主义诗人手里臻于完善。诚然,田园诗或传统自然诗作为一种“寻求人与地球合宜关系的主要的文化工具……不失为一种成功诱人的策略,但同时也存在着将自然人工化和理想化的缺陷”(Gifford 77)。事实上,在这种美化自然的策略背后潜藏的是人对自然美感的强制利用和对自然本真面目的有意歪曲,在某种程度上误导着人对自然的认识。为了弥补传统自然诗的这一缺陷,美国当代生态诗歌采取了与之相左的“审丑”策略,围绕垃圾、暴力与死亡、“低等”与“有害”动物勾绘了一幅幅丑的画卷,通过呈示丑中所包孕的自然的神奇和美妙来修正读者以往对丑的陋见,引导读者正确认识丑的生态价值、精神价值和生存权利,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益于生态健康的正确行动。换言之,生态诗人不仅传达、构建了一种生态美学和生态价值观,同时还担负起了教育读者的使命。为此,他们将生态诗歌置于历史的延续之中,将诗歌文本和人们的生存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以丑为突破口展开了对自然价值的文化重建。这样的丑是生命之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丑即是美,“审丑”其实是在张扬生态正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

注解【Notes】

○120 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小说可谓“堆”满了垃圾,小说家无一例外将垃圾看作是有害废物,并将这种“有

害意识”(toxic consciousness)转化成一种公众和个人想象。详见Cynthia Deitering著“The Postnatural Novel: Toxic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of the 1980s”一文,载The Ecocriticism Reader (1996),pp196-203. ○2惠特曼在“This Compost”一诗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3Elizabeth Royte的Garbage Land: On the Secret Trail of Trash(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5)和Heather Rogers的Gone Tomorrow: The Hidden Life of Garbage (New York: New Press, 2005) 分别提到了垃圾对人为的等级制度的颠覆。Royte直接称之为“垃圾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dump)。

○4据希腊神话,提托诺斯是一英俊少年,黎明女神Eros爱上了他,请求主神宙斯赐他长生,但却忘了请求不老。结果提托诺斯虽得不死,却日渐衰朽,到最后萎缩成怪物一样的东西,活着对他已成一种折磨。

丁尼生的名诗“Tithonus”是以主人公的自白口气写成的,表达了提托诺斯对有生有死的世俗世界的向往和永远死不成的恐惧。

○5参见迟柯著《西方美术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第183页。

○6参见○5,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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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审丑转向

On the Anti-Aesthetic Tur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Ecopoetry

YAN J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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