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汇集(最新)
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任仲平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5日01 版）
（一）2011年10月1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幅户外显示屏上，水墨动画形象的中国先哲孔子，与熙来攘往的人群融为一体。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
这个特殊的场景，正可看成孔子背后五千年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所处的方位。在世界的横轴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确立自身的坐标。在历史的纵轴上，一种伟大的文化历经盛衰荣辱的磨难，在复兴之路上正扬帆起航。
一切象征总有现实逻辑，蕴藏着历史的本质。在孔子走向世界这部崭新乐章里，大背景是新中国60多年社会变革的思想激荡、30多年改革开放的精神求索，主旋律是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化振兴的激昂变奏。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伴随着经济的崛起，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挺进；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所造就的文化发展新局面；才能更深刻地体认，一个政党如何为古老的文化注入全新的力量，走出一条文化重塑与振兴的“中国道路”。
（二）任何一种文化选择，都离不开时代土壤。
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令世界其他地区黯然失色的发展奇迹，尽管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长足进步，但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
这是一个悬殊的对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球影片数量的10%，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挑战不止于此。
当人们赞叹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也日益强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极不平衡，“精神饥渴”在物质满足的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
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考题——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我国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活力不足；一面是中国在经济、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一面是西方世界带着“有色眼镜”妖魔化中国。
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
中国的断言，刺耳刺激却发人深思。中国的崛起曾被称作“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但这种崛起，不能只是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而应伴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推助中华文化的弘扬，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如何彰显、主动权如何体现？
（三）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预言：在各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文化生产也将走向世界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我们身处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经济时代，是经过近200年风云变幻、比马克思预言的秩序更繁琐、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复杂、机遇更隐晦的国际市场：
——制定规则的人已经占领制高点，而且仍然想重复经济全球化时代惯用的手段，将我们的文化生产压制到全球链条的最低端。
——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是我们的优势，但雄厚的资本与成熟的商业运作却是西方的强项。
——在文化的自由市场，与文化产品逆差同时而来的，还有意识形态的渗透、价值观念的侵入。
兵临城下。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影响的绝不只是市场份额的大小、产业较量的成败，更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如果我们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就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高扬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实际上，我们并不缺乏讲述“中国故事”的各种题材。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铸就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遗产。社会主义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激流勇进，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书写了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为我们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但今天的我们怎样才能在改革创新中，将这些宝贵的财富转化为文化较量中的主动位势，转化为软实力竞争中的现实优势？
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不优、机制不活，在挑战与竞争中暴露的中国文化发展困境，表面看，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实质看，是传统的体制机制窒息了文化的内在活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造就了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今天，在文化这个具有意识形态深刻属性的敏感领域，能否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体制能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做出重要战略部署：“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5年之后，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认识上的崭新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宏远的战略眼光。
突破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开创文化发展繁荣的新局面，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改革由此开启。
（四）毫无疑问，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决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生死成败。它首次以文化的双
重属性，确定了发展的双重任务，厘定了“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楚河汉界，确立了“事业”与“产业”的比翼齐飞，推动了“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主要靠行政指令来实现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而不是群众需求和市场导向，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在文化领域，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结果是，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动力和活力；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缺乏闯荡市场的实力和能力。
理论的创新，让局面豁然开朗。
按照“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二分法”思路，改革路径分外清晰——中心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不是要将所有文化都推向市场大潮，留归政府的，就要确保其“公益性”，由政府全力扶持文化事业，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以实现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不能再让所有文化都赖在政府怀里，推向市场的，就要明确其“经营性”，让市场优胜劣汰文化产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
分类改革，创新机制，调整结构，转变职能。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8年间，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18万多名，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吃惯“皇粮”的事业单位，终于在市场的洗礼中搏击风浪；习惯“一手抓”的文化管理部门，开始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
（五）2003—2011。
从破冰之旅到乘风破浪，3000多个披荆斩棘的日日夜夜，中国文化发展标定了新的历史方位。
这是一番让人感慨的景象。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政府近8年的文化基础设施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建成；五大文化惠民重点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看报难、看戏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文化产品的供给前所未有的大，广大群众的文化选择前所未有的多，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年出书品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专家评价，中国文化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这是一串令人欣慰的数字。文化体制改革激发了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文化产业被列入国家产业振兴计划，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多个省市区提出“文化大省”战略，北京、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一批总资产和总收入“双百亿”的文化企业成为领军力量。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我国的文化产业仍然逆市上扬，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8个百分点……学者分析：中国文化出现了“发展里程碑”。
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趋势。文化体制改革锻造了“走出去”的底气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范围和渠道不断拓宽，近150个国家与我们展开政府间的文化合作，350多所孔子学院走出国门。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升，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有所扭转，截至2010年底，人民日报社主管的网络和各类报刊的国外受众比2002年增长50%以上，新华社海外用户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舆论感叹：中国文化呈现了“复兴曙光”。
“黄金发展期”，“发展里程碑”，“复兴曙光”，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使得文化生产力空前释放，文化建设活力显著增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经营性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明显增大，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文化市场日益繁荣，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发展；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8年奋斗与探索，充分证明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顺应了人
民群众的新期待，顺应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才有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春天。
（六）文化体制改革收获的不仅是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更重要的是深化了党和政府对文化的认识，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为建设文化强国做出了可贵探索。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升了人们对于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从实践层面讲，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和机制，理顺了政府、市场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幅度提高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水平。
这些探索与成就，关系到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挑战中，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以什么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文化事关意识形态安全，担心文化进入市场后，会改变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弱化党对文化的领导，引起思想的混乱。
然而，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通过市场进行文化消费、满足文化需求。文化走向市场，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作为文化发展的标准。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文化最本质的要求吗？
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合格市场主体，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占领文化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吗？
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要在国际竞争的大格局中，以市场倒逼民族文化企业的成长与壮大。在西强我弱的文化语境中，赢得市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才能赢得话语权、赢得主动权。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面对的挑战吗？
事实证明，在市场条件下，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的喜爱。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普通百姓自主创造文化的积极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国家的形象、党的声音传播得更加深远。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文化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在新世纪的深化和升华，是我们国家整个改革开放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8年探索，3000多个日日夜夜，困难与挑战成就中国文化砥砺向前的茁壮身影，收获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如何理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民生幸福的关键内容；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生产力——物质方面的生产力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清晰思路，将文化产品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中解放出来。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经济属性，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涉精神纽带与民生福祉，对文化的认识由此上升到新高度。
如何把握文化的规律与方向？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的关系，“两种属性”与“两个效益”的关系，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改革创新与加快发展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发挥政府作用与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的关系，文化与科技的关系，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与造就新型人才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要“两手抓两手硬”；“两种属性”、“两个效益”，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到首位；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些结论，凝聚着对改革发展实践的精辟总结，反映了我们对文化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思路、发展格局的深刻认识，是文化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行动，文化建设由此进入了新境界。
文化要大发展，思想要大解放。没有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不断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升华的理论总结，就没有十六大以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局面。8年锐意创新的改革发展，极大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展现了一条迈向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八）回望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一个拥有深刻文化自觉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化复兴的关键。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之路，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认识论上的成熟与提升。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在五千年独一无二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收获了灿烂辉煌的悠久文明，也留下了不同于任何民族的历史课题——古老文化如何中兴？
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五千年文脉涵养出泱泱中华。然而，走入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之日，也是古老的中华文化迎来全球化挑战之时。此后百余年间，在中华民族沉沦、奋争与崛起的伟大历程中，中华文化同样经历着艰难的蜕变与新生。
从乾嘉时代的“训诂考据”走向道咸年间“通经致用”的近代新学，从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从传统社会观念的式微到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漫漫征程上，文化领域风雷激荡。“中华文化如何振兴”这个问题，伴随国运的沉浮，回荡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头。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近代的百年史时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根本解决了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基础上，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唤起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伟大觉醒，最终突破“三千年之未有变局”，亿万人民复兴之梦日渐清晰，中华文化的振兴终于有了现实可能。
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江泽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再到胡锦涛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我们党紧密结合时代条件，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出发，高举发展先进文化的旗帜，阐明与时俱进的文化纲领和奋斗目标，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自觉。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自觉。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勾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蓝图，是当代中国增强
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铿锵誓言，它让我们重温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
“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九）十八世纪，欧洲文明发现了遥远东方“异质”的中国。当时的书籍，留下了西方对孔子的想象：有着东方面孔的基督教神甫。在很长时期内，东方文化只是异国情调的装饰物，尘封在西方的历史记忆中。
几个世纪过去，纽约时代广场上“至圣先师”为原型的孔子动画，与北京奥运会绚烂的“大脚印”、上海世博会鲜红的“东方之冠”以及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起，构成了中国在新世纪的文化图景，为世界重新书写中华文化的印象。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弘扬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振兴13亿人血脉相连的中国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
正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以文化改革发展为主题，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新的征程再次开启，当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们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任仲平：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
——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一）近年来，诸多重大历史节点周年纪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由近及远，一波接着一波，画就百年中国远山近岑最壮阔的几笔。而这波澜起伏百年历史的起点，始于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枪响。
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没有哪一个百年，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翻天覆地。武昌城头的枪声，一举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从那一刻起的百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流经一个世纪的历史深河浩浩荡荡，几代人殚精竭虑，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尽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见彻底，尽管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未被改变，但一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二）人类社会任何一场伟大变革都不会孤立于其历史阶段，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结束不足百日，承载的是中国煌煌3000年的历史脉动。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亚特兰大宪报》就曾预言，如果这场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中国人民，以世界舞台的“中国奇迹”印证了这一不可限量的伟大进步。
今天，当皇帝的龙袍化作舞台上的戏服，鸦片的青烟消散在历史的风中，行进在辛亥一代开启的现代中国征程上，我们更需深思——
隔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辉煌历史，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
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三）历史总是擅长用偶然展开它壮阔的剧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难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权，竟然轰塌于武昌新军工兵营里仓促引发的枪炮，正如千百年来养尊处优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现代启蒙竟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境遇下被动开始。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隐藏着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难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起民族痛史。1900年，列强军队在中国的皇宫里举行阅兵，北京居民门口遍悬占领军国旗。1902年初春，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京城时，正阳门城楼已在战乱中彻底焚毁。为避免清王朝统治者过分伤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个虚幻的城楼布景。
这个虚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实写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西方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导致了两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凌辱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觉醒中，传统中国开始发生“新文明裂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历史进程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一个千年古国如何在近代工业文明标定的发展框架内自立、自强？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再也不能延续“改朝换代”的二十四史逻辑，而是前所未有地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在磕磕绊绊之中已经艰难地启动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甲午战争的折戟沉沙，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日俄战争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选择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涌而来。
（四）“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兴替，只是给这历史的铁律，增添了又一个佐证而已。
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艰难时世，辛亥年那个普通的秋日，距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嬴政登基已经2130余年，距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已经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实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觉民留下《与妻书》、与众多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们因此不能不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考量。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社会近三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20世纪以来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才能读懂它的追求；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未来一百年的现代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价值。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
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渡口”。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年现代化进程。
（五）列宁视辛亥革命为“亚洲的觉醒”。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觉醒者们是这样一种战斗姿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批觉醒者们，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武昌举义，英雄们临刑时“神色益壮”，当众演说，甘为“四万万同胞受死”，革命军牺牲的战士大多是20岁出头；武装起义屡败屡战，“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华侨成为“革命之母”，在“恢复中华”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球华人“革命救亡”的强大磁场……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如此慨叹辛亥革命：“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在亡国灭种的忧愤中，辛亥英烈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悲壮呐喊，以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为后来者树立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为民族复兴大业注入巨大精神力量。
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至为关键的一环，精神的觉醒，思想的启蒙，主人翁意识的张扬。革命，革命！“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这是被称为“世界风暴新源泉”的辛亥革命的现代特质。醒来，醒来！现代化需要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辛亥一代人以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昭示世人：国为天下之国，故此中华之兴亡，匹夫有其责；人为自由之人，故此中国之强弱，人皆有担当。
（六）辛亥革命激起人们无限的期待，它将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里程。
龙椅被撤走了，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为世人所唾弃；“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殖民者再难找到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社会结构重新建立，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革命者以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的政治理想，对中国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造。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封建专制是中国政治无计可逃的唯一选项，“天朝上国”是中国统治者们最为笃定的自我认知。戴皇冠的人或姓李或姓朱，而皇冠永远高悬于华夏众生之上；坐金銮殿的天子或汉或满，而皇权始终是“超级坚固的东方堡垒”。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戴了几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从立宪转向革命的张謇敏锐地觉察出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
对于这个“迥然不同”，毛泽东以极其通俗的语言，道破了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国”迷梦在83天里迅速幻灭，张勋的复辟闹剧折腾了12天即告破产，历史的决断，人民的选择，让一个时代强音振聋发聩：“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七）作为二十世纪历史性的三大变化之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一起，永远彪炳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史册。
由当时中国尚无成熟的社会条件和新旧社会势力力量对比所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尽彻底的变革。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辛亥革命让“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标志着中国由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关锁国、
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它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探索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辛亥革命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奔腾东流。民主精神的苏醒，平等意识的生长，令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前进而准备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时之间，“自由尽是新风尚”。
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领导中国政治变革的新的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
（八）革命者期待着民族的新生，然而这个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却在未曾改变的国运中备尝苦难。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这是辛亥一代的未竟使命：如何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何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如何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他们从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启示，在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为什么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如此之难？为什么孙中山奋斗一生，临终仍感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因为制度革命可以一举摧毁旧的结构，人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水滴石穿的漫长过程。
“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革命之后，宋教仁曾发此浩叹。划时代的革命为何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因为它未能深入发动和依靠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庶民的革命，让亿万民众构成国家的基本土壤，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创建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陈独秀、李大钊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推向更深层次。年轻的毛泽东投身农民运动，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进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在新生的民国，封建王朝的权杖依然在冥冥之中统治着社会？曾经期望的平等、自由、博爱，民族、民权、民生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向往，却必须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
学者费正清曾有此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外国学者这样分析它的失败：共和政体是外国的、空洞的仿制品，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土壤中毫无根基。
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选择能有效集结最广大社会力量、保障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基础上，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九）从“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算起，一百年过去，古老中国有如浴火重生。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通往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是让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融入人类发展进步的浩荡潮流。如果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是把古老中国带往现代化之途的第一个转身，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就是将这艘巨轮推达前
所未有境界的最壮阔的历史行进。
从辛亥的枪声，到五四的怒吼，从上海石库门和南湖游船上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日夜向往：工厂遍地、机器轰鸣、高楼大厦矗立于城乡，火车轮船往返于原野江海，全国各地皆一派大生产景象。当年，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孙中山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摇头慨叹：“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的宏伟设想，已经化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图景中的标志性工程。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未曾想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发展持续多年高增长，城市化率超过47%，世界各国研究经济发展的“中国周期”，国际社会关注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西方观察家慨叹，“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奏响了中华大地最激昂的雄浑乐章。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孜孜以求：一个国家，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倡行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从三民主义，到“德先生”、“赛先生”；从“拼将热血筑长城”，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浩荡前行的百年中国逐渐凝聚起这样的共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尽管未来的征程依然漫长，但共产党人以更大决心全面推进变革，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再创辉煌、全面进步的必然抉择。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十）201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孙中山，毛泽东，两位世纪伟人遥相对望。
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世纪并不遥远。
1911—2011，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传奇。百年风雨历程，如同历史教科书，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2011—2111，即将到来的这一百年，发展的蓝图已经展开——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处于又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中的中国，曾经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未来”。百年精神传承，必将崛起一个繁荣发展、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共同富裕、高度文明的现代中国。这个中国，将为民族赢得更多福祉；这个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中华正在复兴，同志仍需努力！
人民日报任仲平：选择，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上）
（一）德国，摩泽尔河畔特里尔古镇，一座灰白色三层楼房里，常会出现一些黑头发黑眼睛的游览者。他们虔诚地拜谒，深情地凝望，上万条中文留言中最多的字眼是，“伟人长逝，思想永存”。
一个多世纪前年轻的马克思未曾想到，他与他的思想会成为一面旗帜，导引一个东方大国近百年波澜壮阔的挺进，红色狂飙席卷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就此改变。
在这面信仰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这个曾被讥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它感染、鼓舞、召唤一代又一代人舍命相随，将信念的力量嵌入古老中国的历史命脉，推动这个曾经山河破碎、几近亡国灭种的国度走向独立、走向富强、走向复兴。
在这面信仰的旗帜下，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曾遭遏制、封锁、包围、孤立的新型社会制度，刷新了当代国际政治的版图，以其势不可挡的崛起开辟出一条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被马克思眼中那些与无产阶级“势不两立”的人们，不无敬意地称为“一个崭新时代的黎明”。
90年前，13个选择了信仰的革命者，那些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很难想到，1921年7月那个燥热的季节，上海法租界石库门里的秘密集会，那颗从遥远西方“盗来”的火种，会燃烧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它荡涤风雨如磐的暗夜，最终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走向，改写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曾经极而言之，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学。历史是现实的向导，当社会主义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寻找力量。
就让我们重返1921，从那个起点开始，翻阅90载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捧读中国共产党人以青春、热血与生命的深情书写。
（二）这些场景或许早已为人熟知，但每每重温依然让人震撼。
他看着前来告别的家人神色从容，在绞刑台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他曾是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每月数百元大洋可养活四五十口人，但他却以生命之钟撞响旧中国的黎明。他说“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赠给难友，在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后，与战友们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他曾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少爷，有着“鸦飞不过的田产”，家里平均每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但他却在“秉志改革”的探寻中为救国救民英勇献身。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工农人民大众的”，“为了我们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神态自若地走向刑场，沿途高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他曾是才华横溢的柔弱书生，翻译则蔚然成文，治印则卓然成家，本可为渊博学者、文化巨匠，但他却振臂一呼刺向黑暗。他说“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亲爱的同志，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
他在狱中最艰苦的环境下，犹殷殷讴歌《可爱的中国》。他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
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在养育他生命的江西莲花县，在挚爱的亲人面前，被敌人割掉舌头的他，用脚趾蘸着淌到地上的鲜血，写出“革命成功万岁”……
李大钊，38岁。彭湃，33岁。瞿秋白，36岁。方志敏，38岁。刘仁堪，34岁。这是他们从容赴死的年龄。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只因坚信“人生最高之理想，在于求达于真理”。因为这一信念，毛泽东10多个亲人献出了生命，2100万革命者慷慨捐躯。他们是理想的殉道者，社会的探索者，主义的践行者，是伟大的爱国者，无畏的革命者，无私的牺牲者。
只有从他们开始，从这些共产党人开始，从信仰信念开始，我们才能认清百年中国跌宕前行的浩荡潮流中，那无数难以解释的疑问、荡气回肠的奋斗、惊心动魄的力量。
（三）对许多人而言，这确实是种难以置信的力量。
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一穷二白，满目疮痍。中国近代史的舞台，多少政治力量登台亮相，却终究没能让一个古老大国走出苦难，是什么样的政治信念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让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唤起工农千百万，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有过低谷、有过曲折，走过弯路、绕过远路。90年风雨沧桑，多少风险考验，却终究坚忍不拔奋力向前。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是什么样的政治素养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让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始终成为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
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硝烟弥漫的战争时期，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90年始终如一，是什么样的政治品格有如此持久的向心力，让鲜红的党旗始终能凝聚起各种力量，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坚强的共同体？
从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成拥有8000万党员、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什么样的政治能力有如此巨大的创造力，让一个政党的成长与一个国家的重生融为一体，在动荡的百年历史中写下不朽的传奇？
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冲突的过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现代化的奇迹，密码就蕴藏于这个“政治组织”之中。
90年后，追寻这段历史轨迹的人坚信，最终的答案源自最初的理想，是信仰的旗帜造就了理想的传奇。
（四）什么是信仰？
从哲学的概念理解，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持有。对信仰的不同选择，体现了一个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就政党的本质来说，信仰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对于信仰的不同选
择，决定了一个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品格。
或许马克思的这段话，最能阐发共产党人的信仰——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事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这是怎样的选择，能如此将一个人自然的生命融入为整个人类的奋斗之中？当个体的追寻汇聚成共同的坚守，又会迸发出怎样的力量？
（五）从1840到1921，尽管长夜如晦，屈辱如山，但中国人民的抗争一直未曾停息。一次次流血牺牲，一次次惨烈失败，救亡图存的悲壮，伴随着中国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
这是一个很难改写的事实。1840年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纳入另一个话语体系。当代中国人所思考的基本命题，科学、民主、法治乃至国家，都是从那时起才逐渐形成概念。在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隆隆炮声中，这个被殖民者讥笑为“劣等民族”的古老民族，这个被西方称为“既污秽又丑恶”、“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的国家，最急迫的课题，是何以能走出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虽然慷慨激烈，却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这是我们理解先驱们的选择最为真切的背景，也是共产党走进中国近现代史最为清晰的坐标。为什么信仰的火炬会点燃一代人的大觉醒，为什么1921年会发生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因为，四分五裂的神州大地，呼唤解民倒悬的一线曙光；救亡图存的悲壮呐喊，催生一种新生政治力量。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四海寻觅的探索者从这滚滚而来的世界革命潮流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人类解放的前途。它与各种思想主义完全不同，立志于为大多数人民利益而奋斗，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穷苦人民，也能翻身做主人。马克思主义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让无边的黑暗有了光亮，中国前进的道路豁然开朗。
20世纪的上半叶，在向着“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奔去的人群中，有出身豪门的少爷小姐，有山野乡村的农家子弟，有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有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有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不同的人生轨迹，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凝聚在同一面旗帜下，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这样的选择看似简单，却殊为不易——生命只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抉择更大的考验？但他们深知只有信仰能体现人生价值可靠的落实，只有信仰能赋予短暂人生永恒的意义。正是这样的选择，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征程。
这样的选择看似偶然，却十分必然——“决非为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正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高尚情怀，
让共产党人选择了为人民奋斗的高尚事业。
90年过后，今天的人们只有理解他们纯粹的理想，才能理解他们不朽的牺牲。这种理想，让共产党人牢记责任、牢记使命，在中华大地书写出气壮山河的诗篇；这种理想，让共产党人超越时代，超越生命，在人民心中耸立起永不磨灭的丰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六）“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外国学者的这番感喟，算是触及了信仰的本质。
因为理解，所以能从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思想中获得“全能的智慧”。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坚定的立场秉持这一科学理论的武器，推动中国历史走向千年未有之变局，并在伟大的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因为信奉，所以能在90年岁月里坚守“根本性的指针”。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高度的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使命，并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信仰，化作顽强的精神信念。
环顾全球，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理论上鲜明提出、在实践中明确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到“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从“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回顾90年奋进历程，始终铭刻于鲜红党旗的“人民利益”，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念，是我们党最为根本的政治优势。
环顾全球，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把公而忘私、奉献牺牲作为对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更少有哪个政党对党员进行持续不断的党性教育。从江竹筠到董存瑞，从张思德到雷锋，从焦裕禄到杨善洲，从邓稼先到袁隆平……在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在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艰辛探索中，始终有共产党员为了信念不畏牺牲，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艰苦岁月默默奉献，为国为民披肝沥胆。回顾90年奋进历程，始终为人民而奋斗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思想财富。
62年前，司徒雷登总结国民党失败原因时这样分析：“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多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
2011年，走进地震灾区的外国友人面对令人震撼的“汶川奇迹”这样感慨：“有一条‘经’我们很难取走——你们有这么多勇于献身的中共党员。”
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信仰以及由信仰衍生的伟大精神，既不只是出自痛恨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也不只是源于向往共产主义的善良愿望，而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发展，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繁荣，这是震古烁今的人间正道，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它告诉我们：选择为人民而奋斗，它的生命必将永恒，它的事业必将长存。
（七）一个政党信仰的生命力，体现在走向大地的实践中。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曾经有人预言：中国永远摆脱不了一个不堪负担的压力，即庞大的人口，中共也无能为力。曾经有人评断：中国共产党军事上可以打100分，政治上可以打80分，经济上却只能是零分。曾经有人宣称：中国要改革开放，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新中国用无可争议的事实击碎了这些“预言”。今天，那些提出“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的人，那些惊诧“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的人，那些赞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的人，不得不正视信仰的巨大力量。
作为人类全部实践的动机与目的，对个人言，信仰构成个人行为的支柱；对民族言，信仰构成凝聚民心的精神；对国家言，信仰构成国家意志的核心。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如同一盘散沙；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会自主强大。
回望百年中国史，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在于它用“信仰”的旗帜将中华民族空前地组织起来，为后来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由此赞叹：历史上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将亿万中国人民团结成一个政治单位；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团结，是现代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这确实是最伟大的成就。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四分五裂到统一强大，从封闭愚昧到自信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前所未有地将中华民族团结成一个整体。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从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为亿万人民之“国家”。在传统的文化认同之外，这个新型的人民共和国有了强烈的社会认同、鲜明的制度认同，这才有了亿万中国人民危难艰险之中救国的奉献和牺牲，一穷二白之上建国的探索和激情，遭遇困境之后强国的勇气和智慧，由此造就了激荡人心的历史进步、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震古烁今的发展传奇。
凭借这种信仰，90年沧桑巨变，中国经历了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从悲惨境遇走向光明前途的历史转变，一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八）1921—2011。90年风雷激荡的伟大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在信念的旗帜下英勇无畏的奋斗史，是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90年，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1921—2011。90年跌宕起伏的伟大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在信念的旗帜下一往无前的探索史，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历史。这90年，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引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两次革命，变革之广泛，影响之巨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最终使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1921—2011。90年风雨兼程的伟大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在信念的旗帜下百折不挠的精神史，是在走向复兴的征程中感召团结中国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的历史。这90年，我们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遭遇过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被动局面，一批批共产党人“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我们度过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3年，走过“大跃进”的急躁与“十年内乱”的浩劫，却能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启改革开放的大幕。我们亲历政治风波的考验，直面苏东解体的冲击，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追问，仍然坚定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任何政党的兴衰存亡，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最后一口粮，做的是军粮；最后一块布，做的是军装；最后一个儿子啊，送到了部队上。”这首当年的歌谣，连同如林的担架、如流的推车，一起见证了亿万人民是如何一心跟着共产党，铸就了民族的新生、国家的新生。
什么是民心？这就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历史为证，中国共产党人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觉悟者，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者，是“为人民而奋斗”信念的践行者。
（九）90年过去，一切都是新的。
石库门—天安门，空间距离1000多公里。在不远的空间里，历经多少艰难曲折，但终于洞开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的大门，开辟了一个国家走向复兴的道路。
烟雨小船—巍巍巨轮，时间跨度90个春秋。在不长的时间里，穿越多少急流险滩，但终于铸就一艘驶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巨轮，在汇入世界文明潮流的追赶与超越中昂首前行。
2011，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一支支追寻的队伍行走在中华大地。红色中国的源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昔日法租界的石库门，被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一次次踏访。90年前那条由外国人命名的“望志路”，早已更名为中国人的“兴业路”。
从“望志”到“兴业”，一个政党90年的奋斗与探索。在信仰的旗帜下，那个伟大的声音如同历史的旁白——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人民日报任仲平：选择，奋斗在复兴的征程上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下）
（一）时间的意义，远不能用长度来衡量。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90年约等于两个“文景之治”、四个“贞观之治”，或相当于一个三国争雄的时间跨度。而在近代以来的世界风云激荡中，90年浓缩了若干大国荣辱浮沉的兴衰、新兴国家举世瞩目的崛起。
1921-2011。从开天辟地的伟大瞬间，到走向复兴的伟大道路，在百年中国奔腾不息的长河里，我们看到了什么？
如果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近一个世纪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更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意外”。
一个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国家，何以在28年里从饥饿、混乱和死亡的边缘，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一个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长期面对封锁的国家，何以“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一个曾经将计划经济作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何以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取得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更突出的成就？
如果只见其表，不究其里，中国共产党90年来走过的道路，更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
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何以能在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国家取得执政地位？这个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屡遭挫折、犯过错误的政党，何以在6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始终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这个有着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何以能经受起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
将这两幅画满问号的图景叠合，中华民族近百年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历史脉络便会格外清晰——
现代中国谜一般的复兴，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从九死一生到坚如磐石的历程紧密相连，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价值选择紧密相连。
（二）该如何看中国共产党这90年？
毫无疑问，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对它的钦佩、赞誉、惊叹固然不胜枚举，对它的怀疑、担忧、攻击也时有耳闻。即便在中国国内，社会巨大的变革以及伴随发展产生的各种问题，也会使一些人滋生不满。但是有一点，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这9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有一点也可以绝对肯定，那就是面对20世纪初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到，90年后，它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文化的差异、体制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认识程度的差异，让人们对这90年中发生的一切，可以有也确实有千差万别的解读。但无论站在怎样的立场和视角，都会认同这样的判断——
现代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历程，是一部辉煌的史诗。这部史诗涵盖了一个民族刻骨铭心的磨难与觉醒，一个政党矢志不移的奋斗与探索，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崛起与进步。在这90年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所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
作为一个被称为“卓有成效地创造了一种发展模式”的政党，一个被认定“提供了另一个政治制度选项”的政党，一个被赞誉“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政党，我们该怎样看待这90年彪炳史册的伟业，怎样看待这90年不同寻常的选择？
从理论上看，造就这一史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信仰的旗帜指引着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90年岁月，正是依靠科学理论的引领，我们党才能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
从实践上看，书写这一史诗的现实主体是中国人民，是人民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社会永不停歇的进步。90年岁月，正是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引领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几近亡国灭种的悲惨境遇，不可阻挡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我们总结这90年艰辛探索的历史结论：选择了什么样的信仰，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没有始终如一的坚定选择，没有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坚定信念，就不可能于无光的暗夜中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就不可能创造与过去5000年全然不同的历史，就不可能把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于更多人而言，这是解读共产党90年激流勇进的历史视角：离开“人民”这一核心价值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便无法洞察包含在“历史意外”之中的逻辑，无法把握蕴藏在“中国传奇”背后的力量，无法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
（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绝大多数都写着人民的苦难。所谓太平盛世，也不过是王朝更替的短暂间歇。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0年访问中国后这样说：“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
循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面对长夜漫漫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以解民倒悬的使命感，坚定不移地选择马克思主义。走进工农大众，感受他们的疾苦，探寻他们的意愿，倾听他们的呼声，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发动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循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满目萧疏的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重整山河。为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幸福，为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党带领人民满怀激情地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循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毅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奋起，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
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再到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党都将决策的出发点立足于人民；每一个危急时刻，每一个转折关头，中国人民都将自己的力量凝聚于党。
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面对西方“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的预言，毛泽东会有如此豪迈的自信：“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四）这确是一段人类社会上绝无仅有的历史。
在中国，从来不缺少智识卓越的精英，不缺少宏图大略的豪雄。梁启超以他“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的雄文，征服了一代青年，却认定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袁世凯以他的权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留下了悖逆时代潮流的千古骂名。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虽发出振聋发聩的“三民主义”呐喊，却终因历史的局限而大业未竟、壮志难酬。只有共产党人，不仅坚定地选择站在人民一边，更以90年始终如一的伟大实践，将人民这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自己所构建的“房屋之柱石”。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因这柱石而巍然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这柱石而基业长青；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因这柱石而呈现曙光。
从1840到1949、从1949到2049，中华民族贯穿两个百年的历史命题，前为救亡，后为复兴。“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则贯穿这前一百年，开启这后一百年。这是决定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考验一个政党理论勇气和实践能力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这90年对中国人民最大的贡献，就是圆满地回答了“向何处去”的问题，彻底改变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
今天，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已毋庸置疑。这个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国家，仅仅用了10多年，就初步搭建起自己的现代工业体系；仅仅用了30多年，就走过了其他国家百余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送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就在最近15年，中国从绝对贫困中解脱出来的人口，便超过全欧洲在整个20世纪的相应数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便是最极端的挑剔者，最苛刻的批判者，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中国推动了“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革命”。然而，在辉煌和成就面前，我们更需对90年历程有清醒的认识、深入的思考——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价值，这是90年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区别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特征。在不断推进的历史征程上，在从革命到执政的重大转变中，在地位、环境、任务不断变化的巨大考验下，我们党“人民至上”的理念应当如何保持、如何发展、如何弘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该以怎样的政治品格、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才能始终不负人民重托，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引领中国进步？
只有善于从历史中寻找永恒的人，才能获得走向未来的智慧。
（五）在谈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时，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90年前，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创立者们在各种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如何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成国家后如何走向现代化，马克思著作里没有既定答案，人类发展中没有现成经验。历史的进程并非从“思想”开始，如果没有超越“本本”的理论勇气，没有结合国情的主动探索、没有解放思想的理论创新，就不可能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更是可以运用于实践的武器。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历史。解放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的精神财富。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0年来，共产党人不仅找到了理论，更找到了方法。当社会主义加上“中国特色”的定语，普遍规律融入现实选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写下宝贵的“中国模式”；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成为一个有机体，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配置资源，在世界经济的低谷写下傲人的“中国答卷”；当社会主义遭遇全球化的挑战与冲击，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结合，为21世纪的世界提供撼人的“中国猜想”，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的政治品格。
这是90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启示：坚持解放思想，才能让我们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实现人民利益。
（六）马克思说过，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回首90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业绩之所以震古烁今，正是因为这个伟大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常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不仅锻造了一个政党的自我修复能力，更成为它始终活跃在历史舞台的决定性因素。
以这样的视角观照90年历程，“实事求是”四个字的背后，蕴藏着太多历史风云和时代纠葛。从这90年的历史中，当然要看到我们党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所建立的不朽功勋、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要看到在探索的道路上，我们党所经历的挫折、所付出的代价、所造成的失误，更要看到我们党纠正错误的勇气、坚持真理的决心、走出挫折的力量。
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失败，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大失误，党和国家几度面临生死存亡。但每当这样的生死关头，无论是遵义会议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总能直面错误，承担责任，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催生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战略思想；对“大跃进”错误的总结，凝结成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宝贵经验；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打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实事求是”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