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形势下德治的可操作性分析

摘要：从古代的法家以法治民思想体系的提出到当前的法治社会的建设，无一不体现着法治思想的进步，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治进程不断的加快，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且法治的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伤风败俗、有损社会治安的不良事件，如故意摔倒的老人讹诈、高速公路散落的苹果遭哄抢等事件的发生，都说明社会的道德问题。虽然法律具有滞后性，但是德治并非是可以取代法治，特别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仅仅可以充当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而不是真正可以取代法治的规则。从德治的本来面目上看，需要人心向善以及实施教化，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多元化，特别是在市场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私权的产生难以采用德治对人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因此在当前的法治环境下如何推行德治问题，德治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成为研究的重点。通过以现实生活中采取德治的案例进行分析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德治的可操作新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完善提供借鉴。

关键词：法治；德治；可操作性

An Analysis of the Operability of Rule of Virtue in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From the ancient legalists to the rule of law to the rule of law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ociety, all reflect the progress of the rule of law,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law is a basic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rule of law has been accelerating,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has been formed, and the idea of the rule of law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peopl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injustice, detrimental to social security adverse events, such as deliberately fall old man blackmail, Looting and other events occur, all that the social moral problems. Although the law is lagging behind, but the rule of virtue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the rule of law, especially the current socialist moral norms can only act as a moral enlightenment, rather than really can replace the rules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current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people's ideological diversity,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diversification of market interests,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rights is difficult to adopt the moral The rule of law on the behavior of strict norms, so in the current legal environment, how to implement the rule of virtue, whether the rule of virtu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taking the rule of virtue in real lif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le new problems of the rule of virt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operability

一、德治的本来面目 (4)

（一）德治的由来 (4)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4)

二、法治环境下社会热点现象的德治反思 (6)

（一）几种法治难以有效规制的社会热点现象 (6)

1. 常回家看看入法 (6)

2. 公交让座拟立法 (6)

3. 救助人权益保护法规出台 (7)

4.中国式过马路 (8)

（二）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法治与德治反思 (8)

1.道德应是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与推动力量 (8)

2.社会生活行为全部运用法律规范让人产生自危感 (9)

三、法治形势下德治之不可操作性分析 (9)

（一）德治与法治的背离 (9)

1.倡导德政造就苛法 (9)

2.强调道德却容易扼杀道德自由 (10)

（二）当前法治环境下德治是一种道德教化 (10)

（三）德治的确认与推行实质上仍需借助法律程序与形式 (11)

参考文献 (13)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西方的法治文明的进程中由形式的法治逐渐发展成为实质的法治。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辨析在中国当前的法治推进中一直存在，无论是我国的司法界还是学术界，对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探讨都有着一定的争议。我国当前的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认为法治环境下推行德治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主要依据的是国家倡导的“以德治国”的方针政策，然而这种政治性的方针政策是一种国家发展的政治性要求，从法的本质含义角度上看，当前的德治实质上并未能够产生真正法治的效果，而且缺乏强暴力的德治难以真正的规范与约束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因此，笔者认为当前的德治是一种法律化的德治，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一、德治的本来面目

（一）德治的由来

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的不少诗篇通过赞颂先祖的仪型、圣王的灵光，来表达民众衷心推戴的情感，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中》）的认识出发，《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据称，唐尧之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虞舜之时，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皋陶也说过：“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皋陶谟》）依此，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夏桀、殷纣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其命”（《召诰》）。在周公、召公看来，周朝之所以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文王怀保小民感动了上天，上天才降大命保佑周王朝。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具体说来就要勤政爱民，“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无逸》），采取各种惠民措施，以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我国对于德治的讨论是离不开法治，离开法治单纯的谈德治缺乏意义，德治的推行离不开法治的基础，缺乏法治的土壤谈德治，只会陷入一种理想的空谈。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摘要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体现出了矛盾两点论的辩证法原理。总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凝聚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相结起来，坚持法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

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一道德概念在我国古籍上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行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在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阶级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德治就是道德建设，其中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法治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国家成为法治之国，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所以，法治是一种倾向民主、排斥专制的治国方法。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一、法治和德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相互作用

浅析“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与时代意义

浅析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及其时代意义内容提要：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德法并重，德法同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治国理论的新发展，是加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关键词：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结合时代意义在今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探索又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德法并重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即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通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健康文明的人际关系。总结中西方历史，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1、法治以德治为基础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法制得发展,也就是时代得呼唤。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得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得过程中得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得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上层建筑得重要组成部分,都就是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得地位与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得互补性。依法治国就是外在得,从外面得力量、从强制得角度来规范人得行为得话,以德治国就就是从内心、从人得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得实施依然需要道德得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得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得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得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得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得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得关照,我们缺少道德得支撑。按马克思主义得观点,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得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得思想,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得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得法律与道德在实质上就是一致得,有着共同得经济、政治与思想基础,法律得基本原则与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得道德要求，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都就是对人们行为得约束力量与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得约束与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得功能,实现它为一定得社会经济基础与一定得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得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得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得道德价值。法治与德治就是人类管理社会与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得两种重要手段，就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得社会现象。其中，法治就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得调整,就是对道德力量得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得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就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得品质,同时也就是对法治得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得社会关系纳入自己得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就是一个交互演进得过程。法律就是传播道德得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得任务。” 「1」“法律得最终目标就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得最大得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得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得真正松弛与堕落得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得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得总方向,并使共同得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得充分实现。”

什么是德治和法治

德治在社会管理方面，通过理论教育，使具体人懂得集体效益更大化的道理、义理、法理，从而使具体人在遵照集体效益更大化的社会规律办事，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是德治。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主要通过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等形式实现。德治是人治的理想模式。要想充分发挥人治的优点，政府官员应该勤奋、敬业和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法治: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 1.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 2.与“法治”相对。主张“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法治是当代中国应当追求的。在流行的法学话语中，人治往往受到批判，甚至被等同于专制。从普及法治的常识、促成当代中国的制度形成、确立人们对法治的追求而言，这种近乎宣传的文字也无妨，但是，若是将这样的文字当作法理学，则有重大纰漏。如果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真的是如此优越，而人治真的是如此恶劣，且反差真的是如此鲜明，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还会有长期的“人治”和“法治”之争？人治又怎么可能曾经长期被一些伟大思想家作为一种治理社会、国家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些思想家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都一目了然的选择之间选择了人治？难道，我们的前人真的是如此愚蠢，而我们真的是如此聪明？如果从这种进路来思考法治与人治的问题，首先会把问题太简单化了。从理论思维上看，这种论证方式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其次，这种论证也就势必将法治和人治的讨论道德化，或者是将人治论者视为傻瓜甚至坏蛋，他们为了追求个人权力不惜损害全社会、全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评价引导下，就不可能认真地理解和尊重古代诸多伟大思想家的研究。第三，这种分析也容易将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简单化，似乎法

2018考研政治：现代社会的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2018考研政治：现代社会的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德治、法治、人治;在现在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呢? 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 20 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 9 000 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 7 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 "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 ， "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 "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 "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心得体会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心得体会近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会议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治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需通过法律实现，法律强调的是强制和他律。德治是通过道德教化作用来提升个人素养，道德强调的则是教育和自律。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手段着力约束人的行为，道德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着力约束人的动机。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思想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强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法律和道德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法律体现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

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法治与德治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确保社会井然有序、充满活力。总之，国家治理需要法治和德治共同发挥作用，既需要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需要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最终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本文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以求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发挥出自己的功能，从而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关键词：法治德治关系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者记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1]法治与人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治会因为统治者的情感变化而实行不同的制度。西方著名的自然法学家亚理斯多德在谈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订得良好的法律。”[2] “德治”就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道德理念上升到治国方略的角度。当然这里的德治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社会的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而今天所讲的的德治是指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风尚，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二、法治与德治的渊源现代的法治与德治与古代的“法治”与“德治”已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发源于西方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就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与“法治”，而古罗马更将这一民主与“法治”的思想发扬光大。德治思想可以从古代中国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找到其历史原形。由于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法治”与“德治”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巨大反差。西方人性恶的思想促使人们优先选择通过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机制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而中国人性善的理论促使人们希望通过人类道德的自我调节来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了近代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巨大反差。近代西方由人性恶的认识出发，认为权力的本质是邪恶的，权力都必须以有效的手段加以制约，而法律便是最佳手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平等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分权制度”以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思想使得“法治”愈加完善。而近代中国由于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德治”根基深厚。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法治和德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种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3]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

论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论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摘要：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关系依法治国是法治，以德治国是人治。法治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模式，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意志都不能凌架于法律之上。而以德治国是以官员或领袖的个人品德为基础的政治模式，官员或政党的意志可以凌架于法律和国家之上。前者就算是个失德无能的人站在统治阶层的最高位上，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大的灾难与损失，而后者，往往结局都是走向灾难，纳粹德国，每一个红色政权，都有过同样的模式，就是在所谓的领导者“德”行最盛人道大灾难，而这些政权，无一不是建立在所谓的以德治国的人治模式上。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二、“法治”和“德治”的区别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

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

德治,人治,法治

德治，人治，法治优缺点人治、德治与法治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而且也是历代王朝采用的统治方法，对其加以分析和认识，对于我们

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具有借鉴作用。一，法治，人治，德治的含义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原创性表述：“法治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指定的良好的法律。”在这个界限中。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法律是大家按照社会普遍规范制定的，而且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亦即这种法包含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人类价值要素。他使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之后，必须受到时间的评判和检验。法治是一种以“法德”来统治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他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他排斥以人为核心的统治方式。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即“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它强调的是掌权者和普同公民都要服从法律。“以法治国”它强调的是统治者用法律制度管理人民。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个人或集团因为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阶级统治的社会体制。在我国，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理国家的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人治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所提倡的，即个人要服从君王的统治。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常见于我国的封建社会。用君

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德治的概念，可以说有不少争论和分歧。德治的“德”，不仅仅指道德范畴，它还包括：风俗、习惯、信仰、伦常、礼貌、道德、信义等含义。在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德治就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相配合的社会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二，法治，人治，德治的优缺点（一）人治 “人治”主张权力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中，君主和统治阶层不仅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理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收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拥有国家、统治民众。在人治国家中，官本位观念盛行。因为掌握政权是发财致富，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所以人们普遍崇拜权力，漠视法律。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后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思想构成了巨大而严密的权力

试述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试述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摘要：庞德曾说过：有三个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是突出的，便是法律的本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历史的解释。而德治和法治作为法律和道德的动态系统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文试着从德治和法治的释义以及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在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关键词：德治法治动态系统关系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历史上首次明确将其区分的是康德。康德认为，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是外在的。而在人类文明时期，法律与道德的混合是一切法文化类型的共同特征，并不是中华民族独有。而在这所要论述的德治和法治即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要从道德和德治以及法律和法治着手。一，道德与德治 “礼法结合，一准乎礼”是我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古代立法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一准乎礼”，礼的精神上是尊尊，亲亲，即维护“父子有亲，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的人伦关系。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得知，中国在西周时期已经进入了礼治（德治）的时代，而在以后的年代里，礼治（德治）就一直贯穿着各个时期。如“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完善了礼法结合”，“曹魏首创“八议”“入律””，“西晋开创了依服制定刑罚的先例”，“北魏加入了“存留养亲”和“官当”的条目”，“北齐为了强调“忠君”“孝亲”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 ” 。而自《唐律疏议》以后，“一准乎礼”就是封建律典的楷模。如是的回看一下历史，可以看到在很长的时间里德治（礼治）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什么又称为德治呢？德治是道德的动态系统，要了解德治，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道德。道德在我们古籍上是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的。“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以及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际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照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一词是起源于拉丁语“摩里斯”（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引申其义，也有偶规则，规范的行为品质和善恶评价等含义。孙笑侠等人认为：道德是评价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司考真题答案解析(2015-1-2)

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司考真题答案解析（2015-1-2）东部某市是我国获得文明城市称号且犯罪率较低的城市之一，该市某村为了提高村民的道德素养，建有一条“爱心互助街”，使其成为交换和传递爱心的街区。关于对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则的理解，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A.道德可以滋养法治精神和支撑法治文化 B.通过公民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能为法治实施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C.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更要强调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D.道德教化可以劝人向善，也可以弘扬公序良俗，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而非更要强调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所以选项C说法错误），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欢迎考生关注法律教育网司法考试官方微信（chinalawedu_com）、手机网（https://www.360docs.net/doc/8a7144229.html,/）随时关注司考信息！精彩链接：法律教育网官方国家司法考试QQ群法律教育网2015年司法考试优秀学员高分榜 2015年司法考试成绩查询网校辅导捷报频传 2016年司法考试网上辅导特色班/精品班/实验班/定制班火爆热招 2015年司法考试优秀学员经验交流活动嘉宾招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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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应用电子1201 贾壮壮 2012111311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联系起来，是当今社会法制的必然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缺一不可，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中国多年以来快速稳定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是分不开的；而中国五千多年的璀璨文明，更是离不开法治的约束：无论是早在公元前21世纪奴隶制的习惯法，还是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还是唐朝及以后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都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而后更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如果说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那么我要说，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地基的法治，便无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这样的法治是不得民心的，更是无法有效的实施。只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法治，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而法治与德治区别就在于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有国家制定和实施，代表了公平与公正，更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而道德的惩罚方式主要来自于公共舆论和内心的谴责，没有太大的约束力。所以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的支撑，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的制约；而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补充。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才是适合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指标。

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十六大通过的新修改的党章，也郑重加入了以德治国的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新高度，再一次昭示全党和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重要地位。在当前的形势下，深入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全面宣传、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中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内容之一。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互关系，重要的是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相互关系。自从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以来，一些同志在思想上的疑惑，主要是在如何看待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并由此引申出如何看待德治和人治的关系等问题上面。一些观点认为法治排斥人治，而德治注重人治，因而提倡德治就会导致削弱甚至否定法治，最终会退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对于这样一些疑惑问题，应当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力求释疑解惑。不然的话，就会妨碍真正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意义。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9 000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7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执法部门也屡屡发生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汕头海关重大走私案、厦门海关重大走私案等，涉案人员中有不少人是海关、公安部门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些人违法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不是由于无法可依或不懂法、不知法，而是由于在道德上被首先打开了缺口，产生了道德防线上的"管涌"，导致思想道德大堤的崩溃，最终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他们是明知故犯，执法犯法。前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在案发受审的过程中曾自述，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他正在走上一条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但由于自己在道德防线上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最终一步步地被拉进了泥潭而不能自拔。类似的"自述"，在不少违法犯罪的中、高级干部的所谓"悔过书"中，几乎都可以见到。从这些问题中，特别是从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大案要案的教训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律和道德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法律的威严终究会受到挑战。因此，加强法治，必须同时加强德治，没有德治的支持，法治的效用也会受到极大的削弱。第一，德治不但不是对法治的否定和削弱，而且是对法治的进一步肯定和强有力的支持。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范也可以说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发挥的都是行为规范的功能，但各自起作用的手段不同。法律规范主要依靠国家强力机器作后盾而发挥强制的作用，道德规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的良心而发

法治与德志的比较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臵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 、“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