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中国发展五大战略基石

韩毓海：中国发展五大战略基石

核心提示：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要长治久安，国家组织能力、财政金融、军事，以及思想文化动员能力，再加上平衡区域发展——特别是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这五点是最重要的。这既是中国长期革命和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盛世”的制度基石。

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要长治久安，国家组织能力、财政金融、军事，以及思想文化动员能力，再加上平衡区域发展——特别是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这五点是最重要的。这既是中国长期革命和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盛世”的制度基石。

以基层为本，提升国家组织能力

中国革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基层起来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这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人民军队制度；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唐代的“府兵制”可以与之媲美。因为唐的府兵，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选拔品质优秀、德才兼备的农民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一个在基层选拔骨干和积极分子的活动，而每次退伍，都是一个壮大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的过程，如此一来，就在中国的最基层农村，建立起牢固的基层政权、基层组织，从而结束了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中国治理能力低下问题由来已久。隋唐科举以来，国家选拔官员采用考试制度，讲究起点平等，但是关键还在于考什么。正如王安石、张居正都指出过的，士大夫所学者，科举制所考者，其实都是与治国理政的本领毫无关系的内容。而且，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士大夫阶级，他们主要来自运河沿线特别是南方城市的土地资本家、豪商集聚的地区，中国所谓的舆论，主要是被他们掌握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反对一切国家税收政策，反对国家以发行法定货币取代白银的政策，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申报财产，而白银相对于纸币尽管不利于流通，但有利于窖藏，便于成为其读书上进的资本。既然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科举）制度所学者，无非记诵课试文章，与“天下国家之用”无涉，而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政司法财政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吏其实也就是黑社会。

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

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而历代统治者想出来的办法，竟是主张放弃基层，并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可以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而蒋介石的上述梦话，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出国民党政权脱离民众、无力组织和动员基层的痼疾。

因此，中国的复兴，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信用的提升，归根结底，需要重建一支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具备严格的政治伦理、专业的服务技能的职业政治家队伍，即一支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具备高效服务能力的国家公务员队伍。而要造成这样的力量、这样的队伍，就非要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做起不可，又非要彻底改革中国固有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不可。而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文献作为政治学经典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就是张思德、雷锋、白求恩、焦裕禄身上所具备、所代表的政治理性精神。因为正是500年的历史兴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非有这样“政治的自觉”、非有如此政治的伦理，就不能提升国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国家之信用，更无从完成中国的现代复兴大业。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用于改善广大基层群众的民生，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

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几千年来，人民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人民和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者，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

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所谓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时，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怨声载道。如果现代中国

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病症，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将会被再次瓦解，中国历史就将可能再次陷入悲剧性的循环之中。而这绝非危言耸听。

自主而强大的财政金融制度

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和银元，更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供给，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瓶颈。

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而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400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康有为更首倡“废两改元”，即废除银两，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为主权货币。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而发行国家货币——法币，但是，法币的发行由于没有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支撑，也难以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故不得不以外币为“准备金”，法币发行，既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的“银本位制”为基础。法币发行，终至20世纪4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总之，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的支持，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 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深陷美元霸权和对外资、外贸的深度依赖之中，事实上导致我国财政金融主权相当程度的丧失。这导致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外资外贸集中于东部沿海，这就决定了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必然很困难，这一点是很显然的：因为一缺乏地方增值、经营税，二缺乏土地出让金，三由于资产被低估，贷款困难。因此，这种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是普遍的。一个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由其劳动、资源和土地所决定，而是由其所处的地区的“级差地租”所决定，如果一国之经济不是被其国土、资源和劳动所支配，而是被地租和房产价值所支配，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其次，导致中国经济实际上被外资计划，外资计划的核心是一切服从于自己赚钱的目的，而不能带来外资短期利润的领域如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外资都不管，因此导致中国贫富差距、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等愈演愈烈。

新中国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项伟业，就是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1949年5月31日，党中央、毛主席责成成立的以陈云、薄一波为首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汇报说：只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严格的财经纪律，才能节约开支，实现收支平衡，在根本上抑止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的国家法定货币地位。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历朝历代，包括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做到，凭什么共产党就能够做到？中财委说：就凭我们是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就凭我们是一个从中国最基层组织起来的党，就凭我们是一个“一心救中国”的党，中共能够做到“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支出降下来”。可以说，人民币权威的确立，是500年来最伟大的奇迹，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真正基石。

振奋中华民族的武德

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很受尊重，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史记》通过李广命运的描写，所谓“虽小，可以喻大”，其微言大义就在于此。李陵《答苏武书》可谓千古名篇，而这便是对汉武帝偏重亲戚权贵、破坏秦的军功赏罚制度的控诉。其中在驳斥苏武“汉与功臣不薄”时，李陵这样说李广：“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李陵更感叹自己因为没有战死，便被朝廷灭门；苏武为汉守节19年，更无封赏，如此重亲贵、轻功臣的制度，再希望延续三军用命、为国死战的“秦制”，诚如李陵所说：“此实难矣。”

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 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更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词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从而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 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新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新中国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啊！反过来说，如果人民军队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实行最先进的制度，军人丧失了荣誉感，中国倘如再次丢弃了武德，那么，在这个虎狼世界上，我们中国就危险了呀！

如果战败，你即使有再好的发展模式、再好的战略，也都没有实施的余地了，都成了空谈。故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可不知也。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怎么能不把生死存亡之道放在首位呢！

批判地继承中国革命的遗产，重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今天的跨国资本和它所推动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商品的迅速发展，深刻地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进入到非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这个新的和最高的阶段。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处在以物质生产和资源出口为基本特征的初级阶段。中国在文化产品技术方面全面的大规模逆差，包括我们今天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问题，引进美国大片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中被洗脑的打工者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种文化生产所推行的欲望文化，瓦解了一切人类文明的和历史的价值尺度，当然包括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观。

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最深刻危机并不是经济上的，甚至不一定是军事上的，而是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决定我们今天政权合法性的，不是你认同了什么经济制度、实行了什么宪政，而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

值得思考的是，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斗争中，争夺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霸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当时中共不怕别人说自己穷，不怕别人说自己没有枪炮，最怕别人说自己没文化，只要说他没文化，他就要跟你干到底、辩论到底，在文化领导权、文化合法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含糊其辞过。

转自：四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