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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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

一、参考文献

(一)古籍

1.《三国志》与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

参见教材第383页有关介绍。历代学者对《三国志》进行考订、研究的有关著作,基本收录于《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研究三国时期典章制度,可以参考(清)杨晨:《三国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钱仪吉:《三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历代学者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正史考订、研究著作,基本收录于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2.《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历代学者对《晋书》的研究成果,主要为补《表》、《志》,收录于《二十五史补编》。

3.《众家编年体晋史》,乔治忠,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4.《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5.《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6.《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7.《陈书》中华书局,1987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8.《南史》中华书局,1974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9.《北史》中华书局,1975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10.《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11.《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

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12.《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13.《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隋唐五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14.《建康实录》(唐)许嵩撰,中华书局,1986年。

15.《十六国春秋》(清)汤球辑补,商务印书馆,1958年。

16.《荆楚岁时记》南朝宗懔著,谭麟:《〈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999年。

17.《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8.《洛阳伽蓝记》参见教材第384页第三自然节有关介绍。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9.《颜氏家训》隋颜之推撰,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

20.《抱朴子》东晋葛洪撰。分内篇、外篇,内篇主要记载道家神仙方药鬼怪养生延年之说,外篇主要保存了三国吴、两晋时期思想文化、社会资料。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年、1997年。

21.《齐民要术》参见教材第388~389页有关介绍。

(二)考古资料

1.墓葬

数量众多,参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

2.简牍

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年,建筑工人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走马楼街发现一批古井,考古工作者在随后的清理过程中在编号为J22中出土简牍10万余片。出土简牍按照质地和形制大致可以分为大木简、木牍、竹简、木楬(jie),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嘉禾(三国吴孙权年号,232~238年)吏民田家莂(佃田租税券书)、司法文书、黄簿民

籍、名剌、签牌、缴纳各种赋税与出入仓库(关邸阁)的簿籍等。这批竹简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出版、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论著。主要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高敏在《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5期)、《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文物》2000年第10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了王素、罗新等人撰写的研究论文;这批简的主要内容有:

①大木简

嘉禾吏民田家莂:嘉禾四年(235)、五年长沙临湘乡丘佃户缴纳米、钱、布的券书,“别”、“莂”、“萆(bei)”都是指将一式两份或三份的券书剖开的意思。《释名·释书契》:“莂,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别”、“莂”存在区别:它们指的是不同类型的两种券书。在“标题简”中,“别”可能是指竹简,是小吏百姓分别缴纳租米、税米、布匹、钱的券书;“莂”则特指“都莂”,是将分别记载缴纳米、布匹、钱这三种竹别券书汇总在一起制成的合同券书,质材使用较为经久耐用的衫木。“都莂”书写内容是首先书写佃户的基本情况、租佃的土地的旱熟数目以及缴纳的米的情况,如果缴的米有租米、税米的区别,而且不是一次同时缴纳,要分成两笔进行统计,但书写时可能一同写入;其次记录缴纳的布匹的情况;再次书写缴纳的钱的情况;最后是田户曹史校对核实之后的署名。2141枚,形制比较特别。一般简长约50cm,宽约3~4cm,厚约0.5cm,但《田家莂》券书最长的是56.2cm,最短的是42.2cm,最宽的5.5cm,最窄者1.2cm,最厚者1.5cm,最薄者0.1cm,每简文字少者十余字,多者达270余字。

②木牍:官文书

A司法文书:研究孙吴法律制度的珍贵材料。

B举荐版:是当时推荐人才的文书;《三国志》记载孙吴官吏选举方式有官吏与州郡举荐等。

C案查文书:基层官吏按照上级的指示对某些人、事进行调查后写的报告类文书。

③竹简

A黄籍:户口簿籍。《太平御览》卷606引《晋令》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走马楼竹简各种户口簿籍长度皆符合吴尺一尺二寸之制。户籍是按照平民与小吏居住的乡里合在一起登记造册的,户籍记载户主及妻子、儿女、姓名、年龄、疾病伤残等情况,奴婢附于户下,记录其名字、身高等情况。还有一种簿籍除了记载家庭中的基本情况

内外,还在末尾记载应征缴的口算钱份额、疾病伤残与复除情况。

B缴纳各种赋税的券书编联而成的簿籍:这种券书一式两份,左券顶端冠以“出”字,右券冠以“入”字,左券由缴纳者保存作为凭证,右券由官府编联成册保存。据统计,这批竹简包括了征收钱、布、米、豆、皮等物品,其名目种类之繁多,闻所未闻。略举数例:征收的钱中有户税钱、口算钱、具钱、寿钱、枪钱、酒租钱、米租钱、市租钱等;米有税中白米、税连年米、旧米、熟米、盐米、杂米等;皮有调鹿皮、羊皮、水牛皮等。

C官府调查统计的簿籍:按户征收钱物的簿籍、调查居住乡间的州郡县吏家属状况的簿籍。

这批竹简为研究三国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租调、户籍、司法、职官等问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3.墓志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

(三)近现代国内外学者有关研究论著

1.著作

[清]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

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英]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63年;《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简修炜、庄辉明、章义和:《六朝史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荷兰] 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

[日]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2.论文

许抗生:《略论魏晋玄学》,《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刘玉林:《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童超:《近年来关于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讨论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7期;《论西晋土地、田赋、劳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历史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苏)伊留舍奇金:《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和阶级结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

陈琳国:《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安群:《十年来国内门阀世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

汤用彤:《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

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6期。

罗宗真:《六朝时期的江南农业经济:兼论全国经济重心的开始南移》,《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家化”》,《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

黄烈:《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黎虎:《论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对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周绍贤:《魏晋玄学风盛是否对儒学有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武建国:《论均田制土地授受方式:兼论均田制实施范围》,《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曹永年:《早期拓拔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周国林:《西晋田租研究回顾与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

刘汉东:《魏晋南北朝文化:历史与传统的转折》,《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谢重光:《晋唐寺院的商业和借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杨光辉:《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梁满仓:《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

张旭华:《关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马植杰:《论曹魏屯田制的创始时间及有关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

高敏:《再论关于曹魏屯田制的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北魏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实行年代问题辨析》,《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试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胡宝国:《对复客制和世袭领兵制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万绳楠:《江东侨郡县的建立与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日)谷川道雄:《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5、6

期。

(美)司各特·皮尔斯:《近十五年来西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9期。

刘安志:《建国以来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

侯旭东:《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吴廷缪:《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范家伟:《复肉刑议与汉魏思想之转变》,《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1期。

栾贵川:《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新论》,《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景有泉:《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近年来九品中正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8期。

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严耀中:《魏晋南北朝时的占卜谶言与佛教》,《史林》2000年第4期。

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李书吉:《北魏前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李卿:《〈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性质与内容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周双林:《二十世纪利用碑铭资料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4期。

陶新华:《论魏晋南朝地方政权的军事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张齐明:《〈改葬崇宪太后诏〉与六朝皇室风水信仰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张荣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杨际平:《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调”:兼谈户调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刘昭瑞:《“老鬼”与南北朝时期老子的神化》,《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张荣强:《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阎步克:《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高敏:《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所见孙吴的屯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二、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八王之乱元嘉之治检籍太康之治侯景之乱★寒人掌机要★侨立郡县太武灭佛宗主督护★三长制★府兵制★北魏均田制周武帝灭佛★玄学范缜《神灭论》《抱朴子》陶弘景寇谦之《水经注》骈文《文心雕龙》《齐民要术》法显

(二)问答题

★1、三国为恢复、发展经济、巩固统治而采取的经济、政治措施。

★2、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形成、鼎盛、衰落过程。

★3、西晋统一后采取的经济、政治措施。

★4、后赵、前秦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实施的措施。

5、东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的发展。

6、北魏的建立、统一北方的历程。

★7、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措施与意义。

8、北齐、北周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采取的措施。

9、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

10、结合相关史实,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这一观点进行论述。

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

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① 侯旭东 居于汉唐统一帝国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表面看来国家分裂,战乱不已,民生凋敝,是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经过研究却不难发现纷乱与萧条背后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碰撞激荡,南方经济长足发展,诸民族密切交融,各种制度承前启后。20世纪以来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等几代学者的辛勤探索,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不过,几经耕耘之后,学者亦面临资料有限、问题难求的困境,研究一旦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表明既有的研究思路已接近走到尽头,需要变换角度、拓展思路。兹不揣谫陋,谈谈对近几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观感以及未来走向的点滴思考。 一、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目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队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20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基本退出研究工作,目前的主力是50、60年代出生,80年代以后毕业的学者。70年代以后出生,2000年前后毕业的年轻学者已开始步入学界,崭露头角。这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接受相对系统的学术训练,观念上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视野开阔。但是,完全成长于现代学科教育体制之下,传统文化的修养说不上丰厚,对古代文化隔膜更深,要作到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也更不容易。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教育缺乏系统、周密的思考与安排,学术史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与语言工具的训练不足,亦潜在地制约着学者的未来发展。 二、研究的新动向 1、围绕儒家及其礼制的研究 最近几年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之一是礼制,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这一问题。梁满仓自2001年以来发表系列论文,讨论魏晋南北朝礼制上“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南北方不同特点、军礼的鼓吹、讲武礼以及礼学问题等②。指出魏晋之际源出于《周礼·春官·大宗伯》的“五礼”开始被应用到朝廷制礼实践中,至萧梁时期基本成熟。北方五礼体系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关于礼学的核心,清人皮锡瑞已注意到汉儒重《仪礼》,魏晋以后重《周礼》,作者则对此做了详细论证。③这实际揭示出两汉与魏晋以后在礼制——经典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不同于梁满仓“礼制史”的角度,阎步克则基于制度史主体的立场对中古时期《周礼》所记载的六冕制度在汉代至宋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情 ①本文初稿是作者2007年8月25 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上的发言。 ②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7-5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辑,第73-111页;《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7-59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第273-307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讲武》,《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礼制与凶礼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106页;《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35页。 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第84页。

历史学研究生必读书目

书目: 经学: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春秋公羊传注疏孟子正义经学历史(皮锡瑞)经子解题(吕思勉)春秋繁露谷梁传新学伪经考白虎通五经异义礼记 史学: 正史(按顺序):后汉书(今文,好懂)史记汉书明史(要分辨秽史)三国志 断代: 先秦:先秦史(吕思勉)先秦史(翦伯赞)先秦上古史研究(顾颉刚)战国史(杨宽)以及刘起于关于尚书的研究还有先秦思想史十讲(忘了谁写的) 秦汉:秦汉史(吕思勉)秦汉史(翦伯赞)秦汉史(钱穆)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李开元)秦帝国的崩溃(李开元)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传汉高帝传光武帝传曹操刘备孙权三人单传诸葛亮大传 二十等爵制(西岛定生)察举制度史稿(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阎步克)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阎步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严耕望) 两晋南北朝: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若)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北魏政治史(张金龙)魏晋南北哦朝史讲演录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严耕望) 隋唐五代:隋唐五代史(吕思勉) 宋辽西夏:宋代经济史(漆侠)王安石传(梁启超)邓广明的一些书祖宗之法(邓小南) 元明清: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孟森)南明史(司徒林)(顾城)南明痛史 民国:民国史(李新)民国十年(唐德刚)袁世凯传(唐德刚)我只读了这些,或许还有一些忘记了,可以问我。我只注重秦汉和魏晋时期的史事。中华民国史(张宪文)子部:荀子集释论语集释 集部:杜工部集 理学: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朱子大传 1、徐中舒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 2、米新夏主编:《史记选》,中华书局1990年。 3、冉德昭、陈直主编:《汉书选》,中华书局1962年。 4、王仲荦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65年。 5、余嘉锡:《士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

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史---王晓毅 1士族社会的发育 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四世三公 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四世五公 荐举制度与官僚家族形成 征辟 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 辟:公府聘为专书 察举(自下而上):孝廉:郡级贡士 秀才 连带责任 官不用本地人,吏用本地人 黄范传 中国 领导上台要组建自己的班子 门生 故吏 田庄经济与乡里豪族 (凡事)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 士族来源: 士林学门 乡里豪族 官场官族 余英时《东汉政权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3、庄园与士族的文化性格 庄园经济的特点:多种经营、自给自足 庄园的独立性与士族的自由精神 庄园经济的特征 在以庄园经济,,这个“平面” 仲长统-曹操 憧憬的庄园生活 使居右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后汉书·仲长统传》 庄园经济与士族双重性格 儒家思想:教人做奴隶的东西,培植奴性 说了不做,做了不说 4士族与汉末政治 汉末清流的社会基础 (赵岐)因从官舍逃,走之河间,变姓字,又转诣北海,著徐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 掩护党人 俭得亡命 《后汉书·党锢列传》 准备以暴力推翻汉王找台

水到渠不成 不推不倒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中者二爷 故圣人顺时移动,智者因二一发 《后汉书·皇甫嵩传》 《后汉书·郑泰传》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 二、汉末落 名教破产 《后汉书·陈蕃传》 良心不能培养,良心通过教育出来了,教育讲的太多使人变得虚伪。心硬的可以划得着火柴 1971年林彪—分水岭 中国走的慢一点等等你的灵魂 2道家复兴 老庄的贵生哲学 《逍遥》 《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 闻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 良少诞节 《后汉书·戴良传》 山阳—山东 薛勤葬妻 夫复 《风俗通义》 枪挑法制 故圣人能与时推移 崔寔《政论》 三、建安~魏初社会与思想的变化 1、建安名士及其思想 慷慨悲凉的建安时代 (公元196-220) 黄老道家 信仰胜利,虚无 铠甲生虮四 百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南朝 北朝—鲜卑氏 第一代 领袖:曹操

魏晋南北朝史整理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政治 1)三国 三国包括了魏、蜀、吴,分别是曹丕、刘备及孙权所建立。 ①曹魏的年代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都洛阳,史称魏或曹魏。亡于公元265年。②蜀汉为刘备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成都,国号曰汉,史称蜀或蜀汉。公元263年为曹魏所灭。③孙吴为孙权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称帝,国号吴,建都于建业,史称孙吴或东吴。公元280年为晋朝所灭。 2)晋十六国时期 ①西晋与东晋 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公元266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国号曰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分裂,至此再度统一。但晋武帝死后不久,宗室之间爆发「八王之乱」,曹魏以来入徙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占有今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建都于建康,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曰宋,东晋亡,共历十一帝、104年。 ②南朝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①宋乃刘裕于公元420年夺取东晋政权后所建立,国号曰宋,建都建康,因皇室姓刘,故史称刘宋。②齐,公元479年萧道成所建,国号曰齐,建都建康,为了与北朝的北齐加以区别,史称「南齐」,也因皇室姓萧而称「萧齐」。

③梁,公元502年萧衍所建,国号曰梁,建都建康。④陈,公元557年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建都建康。589年为隋所灭。 ③北朝 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隋朝。 北魏乃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公元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 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 北魏国力颇强盛,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进行一连串的汉化运动,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引起「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从拓跋珪建魏,到公元557年西魏亡。东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受权臣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受禅称帝,国号大隋,公元583年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公元589年灭南方的陈朝,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全国再度统一。 经济 1)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2)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3)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史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 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 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 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 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 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 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 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 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 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 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 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 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 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 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 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 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 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

试论魏晋南北朝的人名文化意蕴分析

试论魏晋南北朝的人名文化意蕴 摘要:人名从表层形态来看,它是一种语言现象。但从深层实质上看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人名是文化的一种镜像和载体,它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特有的审美情趣、风俗时尚、伦理道德、宗法制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门阀制度兴起、南北民族融合,儒、佛、道等多元文化激荡、交相辉映的特殊历史时期。本文希望通过对魏晋南北朝人名特点的分析来考察负载在其上面的特定宗教文化内涵。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名字宗教文化士族 人名无可否认是一种语言现象。因为任何人名都是由语言文字这个物质材料表现出来的。但如果通过其语言文字表象挖掘的话,人名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的现象。人名与文化共生。当人名在民族历史、经济生活、心理状态等稳定的共同体中出现时,人名就成为了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它能形象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思想、信仰、习俗、道德观、价值观、文化心理及美学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士族文化兴盛、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战乱频繁造成的剧烈的人口流动不仅产生了新的文化因素,而且完成了传统文化的重新分野。儒、佛、道等多元文化激荡、冲突、融合,互相吸纳而逐步走向统一。乱世喧嚣的历史表象背后,这种呈现在文化上的融合、改造、再生,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神速。与此同时,东晋之后大批北方的士族为躲避战乱而南渡定居,南方因此人文荟萃。士族文化如火如荼。世袭士族更是为了表其世代豪俊的非凡身份相互攀比、相互标榜。所有这一些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聚焦在魏晋南北朝人

名上就使它流溢出了别样璀璨的光彩! 一.魏晋南北朝人名与儒家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裂的年代。战乱频仍,社会极度不安定,中国思想文化格局趋于复杂化,儒学逐渐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即使如此,人们崇尚儒学之心不灭,儒学已经深入人心。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所以《南史》《北史》中俱列有《儒林传》,封建儒家思想仍大行其道。 儒家文化逐渐形成以“仁”为特点的文化结构形态。即把客观伦理化后作为识知对象,以探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和谐为目的。人的价值通过“内省”表现,讲究社会性、重内省。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含蓄朴实,中庸节制,谦恭有礼,讲求温柔敦厚,含而不露,以谦和、深沉为美。封建伦理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教“父义、田慈、兄友、弟恭、子孝”还普遍被人们所遵从。所以这一时期见于正史上的人名用儒家字样者仍为时尚,名字中流溢出浓烈的封建儒家礼教色彩。常用的字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敬、温、良、恭、俭、让等等。《魏书·和其奴传》:“太安元年,诏群臣议立皇太子名。其奴与司徒丽等以为宜以德命名,帝从之。”(993页)从这里就反映出了君臣命名的意向,体现了儒教中君主应以德治天下的主张。君主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南朝就有任忠、孙谦、殷景仁、赵知礼等。北朝就有庾信、张景仁、吕思礼、王仁荣、马敬德等。名如此,字亦然。晋周觊字伯仁、潘岳字安仁、庾统字长

2020届高考历史二轮复习专题:专题2 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

专题二整合训练 1、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往往都自认为与汉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如鲜卑拓跋部称其先祖为黄帝后裔,建立夏政权的匈奴首领自称“大禹之后”,“(将)复大禹之业”。 这表明( ) A.北方出现民族大融合 B.游牧民族转向农耕生活 C.中原文明的影响扩大 D.北方地区统一进程加快 2、唐宋以来,宰相出任藩镇节度使或藩帅带宰相官衔者,称为使相。据下表可知。唐代中后期使相变化( ) A.藩镇割据导致使相出现 B.地方的独立性逐渐加强 C.使相分割了宰相的权力 D.使相致使唐代战争不断 3、唐在隋的基础上完善三省六部制度,在礼部的下面又特设了“采风使”一职,主要的任务是到民间去采集民歌民谣,以观地方吏治与民风。这反映了唐朝( ) A.礼部执掌官员监察 B.政府关注民情民意 C.文化建设得到加强 D.儒学地位更加突出 4、唐前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公元780年,唐朝改行两税法。这一变化表明唐代中期( ) A.赋税改革能够有效缓解土地兼并 B.土地制度变化影响赋税制度变化 C.抑制兼并是政府增收的主要途径 D.赋税制度变化影响土地制度变化 5、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众多风雅名士常聚集在一起, 醉心于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圣人有情或无情等形而上的问题的讨论,一时蔚成风气。这反映了( )

A.儒学的主流地位受到冲击 B.经济重心南移推动文化繁荣 C.“三教合一”的局面开始出现 D.理学形成拥有深厚民间基础 6、《宋会要辑稿》记载:“沿江诸郡税场,今后商贾所载物货,如系茶盐米面铜钱,敢有违法收税者,许商贾越诉。” 材料主要反映了宋代( ) A.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监管 B.区域性长途贩运受到限制 C.商税不再是政府重要财源 D.商人合法利益受政府保护 7、宋代理学对孔子的形象进行了再认识,将孔子形象从继承周公、损益三代、为后世制定礼乐制度的圣人改变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社会伦理、教化理念的制定者,从而为儒学格局转化奠定了基础。这说明理学( ) A.强化了周孔之道 B.颠覆了传统价值观 C.削弱了孔子地位 D.丰富了儒学的内涵 8、元朝时,“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这种变化反映了( ) A.人口增加推动边疆开发 B.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 C.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管理 D.地方管理制度模式一致 9、唐代诗人刘得仁系皇亲国戚,其兄弟为达官显贵,而他“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唐宗室子弟李洞屡考不中,竟想去皇陵哭诉。两人的经历反映了唐代( ) A.科举考试不重考生诗才 B.选官制度阻断贵族入仕 C.中央政府剥夺宗室特权 D.科举取士体现公平公正 10、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若止印三二张,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当时,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 ) A.造纸技术的重大改进B.雕版印刷术得以推广 C.胶泥活字印刷的诞生D.金属活字印刷的出现 11、宋代词人柳永经常出入秦楼楚馆,与乐伎、乐工往还,无心于仕进,自称“白衣卿相”,虽然他后来考取了进士并做了屯田员外郎,还是轻视功名,沉溺市井,可以说是把全部身心投入适应市井需要的词的创作。柳永这种类型的文人的出现,说明( )

读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曲折与前进 ——读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一、绪论 近日读了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被陈寅恪先生的历史学素养和别具一格的历史观所折服,陈先生不愧是一位历史大家。在运用大量的史料的基础上讲述历史,不拘泥于前人的思想学术,正如他的“三不讲”一样,他的对待历史的角度确实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家,他注重在阶级利益上分析魏晋那北朝历史的演进与变化,重视宗教在历史演进中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观点是我在其他历史书中没有看到的,让我们站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角度看待历史,不拘泥于历史的细节以宏观的思维看待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他为我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打开了一扇不同以往的的窗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融合的时期,也是一个国家分裂、政权林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各民族之间不断地战争、征伐和交流,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民族的融合,然而在着民族融合的背后确实血淋淋的屠杀。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在胡人的马蹄下东晋不堪一击?为什么南朝的政权军事实力不断下降而文化水平制度却依旧领先?为什么北方会出现这么多的政权?各民族之间为什么长时间混战而始终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局面?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而陈寅恪先生给了我一个看到他们的方法,在阶级、民族、宗教上打开了一扇通向历史的窗户,使我们能够看见广阔的历史平原。

二、关于阶级与阶级的分析 在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第一个知识便是对于统治阶级中阶级的分析,统治阶级即我们所说的封建地主阶级,他在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持续对中国的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的兴亡成败都和他们有着让紧密的关系。这个统治阶级也不是只有一种思想,就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有着巨大的分歧,通过对于这些各个朝代统治阶级地位与他们所代表的人的利益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自从西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过改造的适应汉代政治需要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随着这些思想的传播,研究儒家经典和儒家道德的人物和世家逐渐崛起,因而形成了所谓的世家大族,正如袁绍家的汝南袁氏,司马懿家的河内司马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他们通过治经顺应国家需要逐渐扩大势力形成集团逐渐控制了国家的权利和士人的导向,他们在政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个阶级也就是世家大族在控制了治经和道义导向之后就必须要控制政治,因而世家大族们无不是时代的官僚,他们通过广泛地结交和招收门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成为东汉以后至于隋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出身寒族的人物在顺应他们的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建立自己的王朝,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王朝是与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因而不能够长久地持续。曹操和刘备就是这样的寒族,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是夏侯氏,做了中常侍曹腾的儿子而崛起,因而他的出身是寒族,与以儒家经典起家并一起为标榜自己的世家大族在根本利益上格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曾经被陈寅恪先生归于“不古不今之学”。学界对于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等语意与语境的理解虽见仁见智,但“不古不今”之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特点。在20世纪前期的学术环境下,较之文献稀缺、史料难征的先秦两汉和文集众多、档案浩繁的明清时代,中古时期的史料系统完整,数量适中,学者可以凭借博闻强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基础史料的积累,进行有的放矢的系统研究。数十年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但史料稀缺,选题难觅,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料的特征,学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往往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魏晋南北朝史料学混为一谈。二者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存在强烈的反差。史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被周一良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传世正史完整而系统,前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加上“二史八书”,占去二十四史之半;私家史著为数众多,史注之风盛行,史学体裁多样,国史、家传、别传、杂传、地志、记注、谱牒等异彩纷呈,史学也就此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乙部之学。而史料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书写史上很“不幸”地处在纸张广泛使用,而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历史阶段。依靠手工传抄的大量图书文献,既无法如秦汉简牍那样历经岁月而长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过版刻印刷化身千万。牛弘总结隋以前古代典籍的五次毁灭性“书厄”,有三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史籍未能逃脱焚毁和失传的厄运,完整存世文献屈指可数,且文本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阅读基本史料,提倡引用常见之书,以小见大,从寻常史料推导出不同凡响的结论,这体现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所特有的学术自信。但缺乏史料发现这一原动力,这一断代史研究也面临着“增长的极限”。以20世纪初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为契机,经过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百年学术积累,加之近年来诸多先秦简牍的出土、契丹小字的破译、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徽州等明清地方契约文书的大量涌现,几乎各个断代史研究的史料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魏晋南北朝的新史料发现则相对滞后,学界虽尝试通过各种新方法和新视角的引入发现和提出若干新概念和新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真正能够落实定谳者不多,诸多问题还停留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推论阶段。 基础史料的短缺成为制约研究深入的瓶颈,魏晋南北朝史料相对贫瘠的状况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欲改变现状,也必须从史料入手,努力拓展学术视野,开拓研究空间。新学术环境下的魏晋南北朝史料的挖掘与拓展,应当以史料的再发现与史实的再认识为主要研究方向,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深度发掘与研究,并在古籍数字化环境下对中古史料整理和研究进行新的尝试。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方向之一,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简帛文书和墓志碑刻等新出史料的利用。20世纪以前,除少量西陲晋简和西魏、高昌文书,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献十分有限。近年来,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和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使学界对于三国时期户籍、赋役、租佃制度的认识大大深化,对北朝官制、兵制和相关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得到加强。相关史料的整理和研

2005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05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作者】前岛佳孝/胡宝华 概况。2005年讲谈社出版了《中国的历史》系列著作,其中魏晋时期的有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东汉三国时代》和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两本专著。这套系列丛书比原来的《世界历史》丛书的篇幅增大了许多,所以这两本书不仅有概说和通论,而且作者因个人兴趣所发的议论也随处可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另外,关于北朝的历史,皮阿斯(Scott Pearce)发表了《代之地》(早稻田大学北朝史研究会翻译,刊于《史滴》27)。文章论述了五胡至北魏末年中国和北方的相邻地域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历史意义。 政治。津田资久的《曹魏至亲诸王考》(北海道大学《史朋》38)指出,传统认为曹丕与曹植之间有摩擦的结论,是基于陈寿《三国志》中某些含有偏见的记载而形成的,它反映了陈寿对西晋武帝与齐王司马攸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姿态。文章还认为曹魏西晋的诸王政策与对《周礼》解释的变化密切相关。渡边义浩的《杜预的左传癖与西晋正统性》(《六朝学术学会报》6)指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里对弑无道之君给予认同的解释,提出了杀高贵乡公的司马昭与西晋正统化等问题。他的《杜预的谅制与皇位继承问题》(《汉学会志》44)一文,论述了杜预对服丧期缩短所给予经学证据的过程中,有维护司马攸政治发言权的目的。通过渡边的文章,可以看出运用经学知识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渐形成。此外,渡边还发表了《杜预的春秋长历》(《东洋研究》155)。满田刚的《诸葛亮死后的集团指导体制和蒋琬政权》(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7)指出,在诸葛亮死后出现了持续八个月之久的以蒋琬、杨仪、费袆、姜维为首的集体领导体制,但是最初的意图并非如此,而是要建立以蒋琬单独领导的体制。我们希望满田刚在以后的研究中,对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出现权力向个人集中的原因能有所论证。三崎良章《关于十六国夏的年号》(《史观》152),强调在赫连勃勃的第四个年号“真兴”的改元过程中,曾强制要求对国家体制业已完成并开始行使国家主权的北凉政权,使用与夏同样的年号。吉田爱的《北魏雁臣考》(《史滴》27)认为洛阳迁都后,北魏存在着中原农耕汉族与北方、西北方游牧民族两个统治系统。属于后者并维持游牧生活和军事进攻力量的部族,不仅承担着来往于大本营和兼有贸易市场的洛阳之间的雁臣行动,而且在经济实力和部族社会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北魏末年的混乱时期具有左右政治的实力。文章中“北魏汉化政策具有一定局限”的观点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板垣明的《高昌的内徙请愿与北魏的西域政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洲史中的社会与国家》,中央大学出版社),考察了在高昌请愿内徙北魏领内的过程中,北魏政权表现出一种从许可到不许可的态度转变,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地处西域的柔然、高车、嚈哒等国之间争夺主导权斗争的形势使然。 仪礼。小林聪的《从泰始礼制到天监礼制》(《唐代史研究》8),概述了从西晋到梁期间,以仪注、律令的编纂和整顿官爵体制为中心的礼制内容。作者在另外一篇《梁武帝礼制改革的性质》(《集刊东洋学》93)中,阐述了天监年间礼制改革的主要意图在于强化天子在礼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金子修一的《从即位仪礼到皇帝权力》(《唐代史研究》8),总结了汉唐期间即位仪礼的变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阅庙和册书的操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阶层。村田哲也《关于“名士”论的考察》(《东洋史苑》65)是一篇对前年汲古书院出版的渡边义浩《三国政权的结构与名士》的批评文章。反观这些以总结归纳的方式发表的反驳论文,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渡边“名士”论的影响。渡边的另一篇文章《“封建”的复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0-4)论述了西晋的“封王之制”,认为把地方行政和军事等

高三历史第二轮复习 专题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时期讲义

专题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时期讲义 【考纲要求】: 1、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2、商业的发展 3、宋明理学 4、文学成就1、 政治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隋 唐时期,典章制度发达,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 制度。宋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民族政权长期并存; 出现了又一次民族融合;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形成新的民族。 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耕经济遭到破坏,南方经济得到开发;隋 唐时期,经济政策调整,生产工具改进,交通发达,农业、手工业繁荣,南北经济趋于平衡。宋元商品经济水平超过前代;南方经济获得较快发 展,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扩展;海路和陆路的 对外交往空前繁荣。 文化雕版印刷术、火药发明;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文人画开始出现, 绘画理论形成,唐诗繁荣;佛道冲击儒学的正统地位,又呈现三教合一 的趋势。文化封建文化高度繁荣;各族文化交融;科技成就突出,印刷 术、指南针和火药外传;理学有了较大发展;文学艺术逐渐平民化、通 俗化,突出代表有宋词、元曲和反映市民生活的风俗画。 【考情分析】:全国卷考题对本讲内容的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基础知识】:学生自学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 1、政治:制度:九品中正制,三省制逐渐形成 2、经济:农业: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江南经济发展 手工业:出现灌钢法的炼钢技术 商业:北方商业一度遭到严重破坏,草市形成 3、文化:思想:佛教盛行,道教广为传播,冲击儒家思想正统地位 科技:东晋葛洪《抱朴子·仙药》中提到“仙药” 艺术:东晋王羲之“书圣”(擅长草书和行书) 四、隋唐时期(581~907年) 1、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道州县;羁縻府州(管辖民族地区) 2、经济:农业:曲辕犁,隋至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书报告

史学大家眼中的谁主沉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书报告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二班张姝颖16210611234 基本信息 书名:《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作者:万绳楠整理 责任编辑:王培德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阅读时间:2017年4月 本书提要 显而易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在四百年多间,政客戎马倥偬,名士清谈玄理,流民四处迁徙......而这些现象,在史学大家陈寅恪眼中,又是缘何而起? 本书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万绳楠先生在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老师讲述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所作的笔记。分别从社会阶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五胡问题、人口流动、各个士族集团的兴衰、南北对立局势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史学大家眼中的谁主沉浮。

摘要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性质是不同的。不同处在于: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和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摘自本书第一篇第一节《魏晋统治者社会阶级的区别》 “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一样了,与曹操以前的东汉,则有相通之处。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唯才是举的时期过去了。又西晋豪族以奢靡相高,崇尚节俭的时期也过去了。司马晋与曹魏的统治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统治者社会阶级的不同。” ——摘自本书第一篇第三节:《西晋政治社会的特征》 关键词 西晋曹魏社会阶级 正文 这是陈寅恪先生从社会阶级层面对于魏晋政权更迭的深度剖析。 参考第一篇全文我们不难了解到曹操的出身——作为阉宦曹腾之孙,曹操自然是属于寒族的。这直接导致他在性格上“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行为上“务以俭率人”,任用人才上“唯才是举”。此举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强有力地冲击了儒家豪族所遵奉的金科玉律,但也获得了荀彧之流有才能的士大夫的支持,从而致使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以及三足鼎立时期曹魏政权的绝对优势。 然而,曹操在执政期间打压豪族,扶植弱民,无疑引起诸多不满:“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而属于豪强大族的河内司马氏服膺儒教,重孝重礼,很快就获得了许多豪族强民的支持。加之司马懿父子生性狠戾善断,又有少数寒族官吏的倒戈,直接襄助了司马氏的夺权大业。

魏晋南北朝史试题复习材料

魏晋南北朝史试题复习材料 1.文言标点、翻译概括大意、说明的历史问题 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版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借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沈约论说:君子和小人是分别对一类人的通称,履行正道便是君子,违背它则是小人。所以,姜太公从最初的屠夫渔夫成为了周朝的太师,傅说放弃了筑墙的工作做了殷朝的丞相。从下层阶级中发现被埋没的人才,这完全取决于本人有否有才能。到两汉时期,这个道理依然没有改变:胡广家中世代为农夫,但他却做到了公相的位置;黄宪是兽医的儿子,名声却威震京城;并不像后世的人将人分成士族和庶族两类。魏武帝时开始建立九品中正制度,凭此来判断评价人才的优劣,而并不是用来判断评价世族的高低贵贱。但是见识浅陋的人却为了个人的利益,随波逐流,依仗着高贵的门第、显赫的出身,凌驾于他人之上;并因此一直延续,竟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法规。周代、汉代的方法,是有才智的人奴役愚笨的人;魏晋以后,是身份高贵的人奴役身份低贱的人;士族和庶族的分类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别。 这段话是沈约对九品中正制度的评价,反映了九品中正制评价标准的改变。 九品中正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由掌管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中正官根据家世、品德、才能这三个平行并重的评判标准品第人物选拔官吏。 九品中正制度建立之初,评判人物的标准是家世、品德、才能三者并重,但在晋初之时,由于统治集团的导向和利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多为门阀世族,于是在九品中正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家世这一项评判标准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品德和才能逐渐被忽视,到西晋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统治者利用九品中正制度赋予豪门贵族做官的特权,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门阀制度的确立,九品中正制度成为了政治上的装饰品,逐渐衰落最终废除。 2.论南北朝异同 南北朝都处于一个政权不断更迭的时期阶段,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王朝更替。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动乱,统治腐朽,农民起义等多次发生。南北朝时期小农经济占主导,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土地制度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民族呈现大迁徙、大融合的趋势。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玄学兴起,佛教道教发展。 南北朝的差异可从经济结构、门阀世族制度、兵制、学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在经济结构方面,又包括户口、土地制度、货币经济、地域四个小的方面。 首先,在户口方面南北朝差异有二。第一,南朝户籍上的户口数减少,北朝户籍上的户口数增多;第二,南朝的户口结构是小户制,北朝前期是大户制,后形成了与均田制、三长制相结合的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小户制。 其次,在土地制度方面,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发展与加强。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继承了魏晋封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简介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简介 一、历史文献: 1、正史:一志、二史、八书。 ?陈寿:《三国志》、李延寿:《南史》、《北史》 ?房玄龄(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 ?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 ?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 ?2、其它: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华阳国 志、水经注等 二、敦煌吐鲁番文书及敦煌吐鲁番学 三、近现代著作: 吕思勉、陈寅恪、唐长孺、王仲荦、马长寿、周一 良、汤用彤、何兹全、田余庆、胡守为等人的著作 一、东汉末年的军伐混战 ●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 董卓、袁绍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实力派。 ●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中军校尉袁绍率军诛杀宦官。董卓趁乱 领兵进入洛阳,废少帝,另立献帝,自称相国,独揽大权。190年,关东军阀推袁绍为盟主,进讨董卓。 ●董卓之乱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导火线。 3、曹操崛起的原因 ●曹操根据毛玠、苟彧谋划,于建安元年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 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作为傀儡,并迁都于许。从此,他“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主动,号召力增强。 ●他采纳枣祗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许多州郡,史称 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物质供应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今存为此书作注的第一人。著有兵书十万余言。 善于运用古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他多次下令求贤,要求“唯才是举”。与东汉重视德行、门第不同,只要 才干杰出,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出身微贱,不懂儒家经术,不仁不孝,名声卑污,他都考虑予以重用,甚至拔为大将、牧守。豪强大族率众投奔者,也极力笼络,崇以官职。因此,他又不完全否定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部下对他如不竭诚效忠,一经发觉,立即清除,毫不容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手下人才济济。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 赏不战之士。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残酷镇压农民反抗。同时对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也往往给予严厉打击。 官渡之战(200) 200年(建安五年),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官渡之战”。官渡在今河南中牟一带。

中国现当代著名史学家

中国现当代著名史学家 陈寅恪(1860——1969)江苏义宁(今修水县)人,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张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是中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者,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文心雕龙讲疏》《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等,带有党性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史学研究家,在《诗经》《尚书》以及史前史阶段颇有研究,曾发表论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钱穆力图把传统史家从事考据所揭示的个别事实的真实构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时间序列,力求从时间上把历史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人。中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的镜子》、《史实与人物》、《朱元璋传》、《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带有实用史学的观念。 黄仁宇(1918——2000)美籍华裔,祖籍湖南长沙,《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

方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编者说明】这是田余庆先生20年前的旧作,是作者于1984年秋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大会发言。文章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页1-6,四川省 科学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比较发达。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 。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 。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启发了中国史家的思想。一部分中国史家继承乾嘉务学风,突破了乾嘉的狭隘眼界,重新探讨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内涵,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深受国内外史家景仰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具有爱国的、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学养。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保持着传统史学的风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都具有全新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认识所不及的东西。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 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他师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开辟新途径,奠定新基础,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陈寅恪的研究影响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近几十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陈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们的研究,几乎都是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诚然,陈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他的唐史体系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史。正是从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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