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_母爱形象_之探_丹娅

冰心“母爱形象”之探

丹娅　晓燕

提　要　爱贯穿于冰心一生,本文从以“母爱形象”为文本特征的冰心爱入手,分析构成冰心“母爱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与五四反叛精神相生互应的政治资源和与现代启蒙意识同进共长的宗教资源,指出二者资源正是使冰心的“母爱形象”拥有鲜明原则性与恒久稳定性之奥秘。

关键词　冰心文学　母爱形象　政治资源　宗教资源　人格力量

冰心是文学的奇迹

1999年2月18日,冰心,这位被喻为文坛慈母,世纪烛光的近百岁老人,溘然离世。然而她用智慧凝结而成的以“爱”为主旨的生命与文学文本已经润泽了好几代中国读者的心灵。对于冰心来说,爱就是她生命的信念,就是她文学事业的灵魂。爱意味着对邪恶的驱除,对苦难的修复;爱指引着理想和光明,带给人们生活勇气和信心,人类将因此而获得和谐与安宁。“有了爱便有了一切!”①冰心充满爱心的文学人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本身即是个奇迹。她不仅是创作年龄最长的女作家,而且是在现代新文学文体写作上,因问题小说、哲理小诗、现代美文而占有一席开山之功的唯一女作家。而更为重要与殊为不易的是,冰心以她八十余年为文与做人一体的成就,在多灾多难,大悲大喜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矛盾中,在纷纷攘攘、转瞬即逝的文学现象中,成为一个既不流俗更不为流俗淹没的声音。她成为中国作家在本世纪的中国现状中可以这样高尚与高贵地生活的一种象征。这个象征一方面通过作家冰心的做人昭示着文学本身的理想,一方面通过冰心的作家生涯昭示着生活本身的意义。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冰心这样做人为文的境界,无论是男性女性、年轻的和年老的、保守的和先锋的,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力量与思想的资源而欣然接受她。这是冰心这个文本的魅力。这是文本的奇迹。这个文本虽然不曾惊天动地,但却肯定是深厚持久地影响着人心,同时亦为人心所期待。因此,探究冰心做人为文这样一个在人心目中趋向至善至美的综合性文本的成因,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以母爱为特征的冰心之爱

冰心的一生拥有的爱最为丰富完整,一生付出的爱也同样广博深厚。她出生在一个进步幸福的家庭,自小就获得父母、长辈的慈爱,兄弟们的亲爱;在学校里享受着深挚的师爱、友爱;成家以后更得有绵长的夫爱,以及儿女、子孙的尊爱;解放后,党和国家给了她周致的关爱;数以万计的读者仰慕、爱戴着她。在这样一个爱的环境里,她爱花爱草、爱星光和大海;爱小动物以及世上一切的生灵;爱祖国和人民;爱世界与和平。她的文学是赞美爱宣扬爱的文学;她的一生,是倾其所爱与她四海之内皆儿女兄弟的理想的一生。她不仅用语言,而且用行动把真、善、美的大爱精神奉献给文学的世界与人的世界。

“造物主,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的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五》)在这首小诗里,童真、母爱、自然之爱与神爱交织在一起,精炼地点出了冰心“爱心文学”的主旨。“背上光明的十字架,不写`血与泪’而歌咏`爱与美’”;“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挡天空下的遮蔽?”(《往事之五》)冰心说: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归根溯源,可以说母爱是冰心爱心哲学的根基和出发点。一切对社会人生的鄙弃、失望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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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秋之卷

C H I NESE C ULTURE RESEARC H

AUTUMN EDITION2000

闷,都将因母爱而消失,为母爱而消除。“有了母爱,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万物的母亲互相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爱着”,这样“宇宙间的爱力”“便流转运行了”(《悟》)。在冰心的语言文学文本中,爱的哲学理念固然无不落实到具有“母爱”本质特征的文学形象上,但她又绝不仅仅是生物之爱。在冰心的“母爱”的意象里,涵义丰富。“母爱”,你可以把她想象为祖国、民族和人民;想象为宇宙、自然、天地之精魂;想象为上帝之慈爱、人神之恩光。她意味着修复与整合,修养与生息、和谐与安宁。惟其母爱,人世间的亲情、爱情、友情、人情,才皆有了最切实的根基;惟是母爱,世间诸情才具有不息之源。母爱构成了她人生观、世界观的基本底色,使她的爱从具体的、个别的延伸及对宇宙自然、万事万物的博大的爱。反之,冰心那无所不至的爱意,因有了“母爱”这个爱的最本质特征与最直感形式,才使她的爱从施者与受者两方面、从自然规律与社会意识两方面都获得了产生的必要与共识的基础。正是这种爱,使冰心生命与她的文学生命共获得了她特具的价值和意义——对其“母爱”哲学的回应构成了她的文学形象、她在文学中的形象——同时也构成了她的文学奇迹。

那么,什么是构成冰心母爱的“特殊性”呢?换而言之,如果我们不能探究冰心文本之爱的成份来源,那么我们实际不能避免对冰心文本本质认识的模糊性与空泛性。

母爱形象的“政治资源”

“我是生活美满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然而即你的经验,你所谓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证明人类是不爱的!”“谈别的你或不懂,而童年母爱的经验,你的却和我一样。”“自私自利的制度阶级,已在人类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种种,均由不爱而来。”(《悟》)冰心是“五四”时期,挟新文学书写风气之盛,以女性这样一个一直在历史上处于弱势书写地位的性别面诸于世的。如果把冰心这样一个个体置放在“五四”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写作中来看,冰心无疑具有新文化的立场与思想倾向,在文学中体现出来共有的特征之一,那就是“以母亲的名义书写无名的自己”②。本来写母亲的文本并非不寻常,不寻常的是,这时的母亲形象是被当作父权宗法统治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绿绮曾经这样说:“在中国万恶的大家庭里,谁不感着痛苦,但我母亲感着的痛苦更大。”母亲的世界是如此温情、慈爱、任劳任怨、充满生机,但却历来无名无价值。荣宗耀祖的不是她们,制造人类历史与财富的同样没有她们。“五四”时期,家庭中年轻成员对封建权力产生的一切旧事物的决绝姿态,首先表现在对“天地君臣父子”秩序——父权制秩序的反叛与颠覆上。反映在文学书写上,就是“母爱”文本大量涌现,形成了文学儿女们联手抬出“母亲”形象的文本景观。这无疑是年轻人对父权之封建礼法、专制权威统治造成“祖国——母亲”苦难的不满,也是对自身所处体制现状的不满。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也许也是年轻一代反父权专制的一个策略,他们由此获得了反叛父权传统最充足的理由与力量。这些因素综合地体现在文学表现中,“祖国——母亲”相对于父权的历史体制与现实腐败便成为儿女们深情褒赞、怀念、渴望、理想的对象,譬如以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各种或象征或写实的“我的母亲”之文本。“母亲”作为父权的对立面,冰心的文学母爱主题无疑因顺应了“五四主”潮获得了其坚实的政治资源。冰心的切身情感体验与政治内涵的契合,使冰心的爱心文学较之以往的母爱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然性,从而更具社会震撼性与精神感召力。

而另一方面,在冷酷的父子血统同一与斗争的“国\家”历史系统之中,“母爱”常常作为“父子之争”中二者永在的维系纽带,而具有了她特殊的中介角色、地位与作用。她是“父子”这对矛盾中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的一面,是矛盾中积极否定的一面。换而言之,处在“国\家”历史、政治、体制的纠缠争夺之外的母亲——大地之母,似乎也成为人类情感的最后栖息地。她保留着人类原初与天地万物、宇宙自然生生和谐的宽广深沉之“爱”。在反叛权威、颠覆秩序的一片混乱、狼籍之后,人类必定走向重整,渴望再生。“母爱”在这个层面意义上不仅是人类重获生命与情感,和谐与安宁的母体,而且对其具有弥合、疗救的功能。

冰心把具像的“母爱”上升到一个理念的高度,这个理念又反过来照耀着、充斥着冰心文学的每一个文本每一个具像的表现中。冰心无疑是这一特定时期“母爱”理念的最突出的代言人。一发表就获得强烈社会反响的《超人》就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何彬是现实——父权体制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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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的人物。这个人物冷漠、颓丧、毫无生机与生趣,是一个一望而知的病态青年;作为这种情状的对立面,则是由梦幻中母亲所构成的具有丰富情感、生机盎然的虚拟\理想中的世界,是她提供了她这个在现实中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儿子,在梦幻中回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里面去的精神之源。何彬在“现实\父权”世界里与他在“梦幻\母爱”世界里判若二人的表现,他在前者的现实世界中所表现出的清醒地、有意识地人性沦丧与他在后者的梦幻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朦胧的、天然的人性复苏,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显然冰心在这里把“母爱”有意识地置放在与现实抗衡并能改变现实的力量位置上。正因为主人公何彬心中还有“母爱”的一息尚存,精神领域中还有“母爱”对他的召唤与感染,僵尸般的他才有被拯救、被复活的希望与机会。冰心用《圣经》启示般的语言,借人物告诉人们“母亲与母亲是好朋友,母亲的儿子们也是朋友,互相牵连而非遗弃”(《超人》)。我们注意到的是,正因为冰心的“母爱”在“五四”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不仅是她个人的人生哲学,同时还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与理念,因之在冰心大肆宣“爱”的文学文本中,“母爱形象”不仅仅是直接以母亲的表象形像出现的。冰心将她母爱理念贯彻到她笔下的人物身上,常常象征着对现实的拯救与黑暗之中的光明,因之凡被她作为与父权制社会现实的对比或对抗力量出现的人物,一般都显明地具有了她这种“母爱”的特征。在冰心的笔下,体现这种“母爱形象”精神精髓的人物形象,可能是母亲,也有可能是妻子、朋友、兄弟姐妹、甚至父亲。在《两个家庭》和《第一次宴会》里,妻子就是冰心这种“母爱形象”的表现者。她们既是母亲化的妻子,又是现实中的或将来的母亲,她们同样具有母爱舒抚人心,为冰冷的现实带来“光与爱”的特征。在《两个家庭》中,作为父权统治象征的社会现实冷酷无情,人性的温暖只能来自家庭,而家庭的温馨和谐离不开妻子母亲的贤能与爱心。陈华良的颓废终致不幸正源自他在社会现实空间的碰壁不能在家庭生活空间里得到来自妻子的“母爱”抚慰与鼓励。三哥的幸福主要因为他拥有一个贤淑的妻亚茜,在这个家庭里,不仅没有夫纲妻目的封建性别差异,两性之间平等互爱,“红袖添香共译书”,而且母爱统率并滋润着这个家庭在艰难时世中生存与生活的勇气与力量。这正是冰心对传统理想家庭的现代理想之演绎。冰心把“五四”时代启蒙话语的一个层面与自己的救世之理念,在她的文学文本中十分理想化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她的理想与追求。《第一次宴会》里温甜的瑛,在对母亲之爱心的深切怀念中,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将一个乱糟糟的屋子整理的温馨可人,增添了丈夫的自豪和爱意,现代新东方女性的塑造和现代家庭模式的构筑,是冰心“爱心”之“光明理想”的落实。冰心以自己的一生境遇与体验证实了它的可行性,她一生的美满幸福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冰心生命文本与文学文本交融共生的一个方面,也是冰心这个综合性文本魅力永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别后》中的宜姑,我们看到了以朋友身份出现的宜姑其实是个具有这种母爱特征的形象。宜姑虽然是永明家中的二小姐,但集精明能干温柔敦厚于一身,家中上下安排得周致完满,令“他”这个生活在无爱的环境中的孩子流连忘返,甚至把自己麻木了的姐姐幻想为宜姑一样穿紫衣的姊姊,热泪盈眶。宜姑就是“爱”的化身。在《海上》一篇中,“母爱”的形象甚至贯注到父亲身上。“呀!父亲来了……”“他斥责中含有慈爱的言词,也和母亲催眠的歌一样的温馨。”

而孩子,则常常会是冰心之“母爱”最喜寄托于上的人物形象了。这些孩子因其具有冰心“母爱”的理念特征,而使他(她)们同一地具有母亲式地情怀,具有小母亲式形象,在黑暗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中,崭露出一缕人性尚存的“光和爱”,这就是常常被人解读为冰心笔下的孩子具有“真、善、美”或者“纯洁、天真”的那一部分内容。与其说冰心在表现所谓孩子们的“童贞”,莫如说冰心其实是在她的孩子人物身上表现自己包涵着鲜明政治理想的“母爱”理念。她的“孩子人物”以“童贞”的形式,却如母亲般成熟地给予人们生存的“理想和信心”。譬如在《斯人独憔悴》中,父权统治的家与儿子们之间的矛盾,靠的是一个小母亲的角色“颖贞”来调和的。显然,作为女儿的颖贞是站在作为儿子的兄弟们一边的,作为“父权”之对立面同时又具有调和之功能。她体贴暴戾的父亲,爱护弱小的兄弟,周旋于父子之争中,给父亲照顾、给兄弟理解,用慈爱感化处于极端中的他们,起着生活中实际上只有母亲角色才能起到的作用。在《最后的安息》中,城里小女孩惠姑对素昧生平的乡下小姑娘翠儿同情与关爱,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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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一种“母爱”式的情怀上,似乎只有这种爱才能冲破阶级、社会、层次、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使前者心心念念牵挂后者的生存境遇。也是这种“母爱”,才能赋予在《世上有的是快乐与光明》中两个在海边玩乐的孩子,具有那样洞明人情世事的眼光,充满智慧与哲理地告诉人们“世上有的是光与爱”,使一个在社会现实中绝望寻死的青年,因这两个具有母亲特征的孩子的关爱,放弃了走“那条黑暗悲惨的路”。甚至在冰心八十年代创作的《小桔灯》中,还可看到这类“小母亲”形象对“我”所代表的现实人格起到的感染与感召作用。

冰心曾经说过,我曾写过描写儿童的作品,如《离家的一年》《寂寞》,但那是写儿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而冰心描写成人作品中的孩子,更是写给大人看的。所谓人的童年所具有的童真与自然的天性,其实都是作为黑暗反动的现实的对比与反抗力量而存在的。在它们的对立面,便是“成年”社会中虚伪、扭曲与异化。一般来说,人们的确喜欢怀念童年,渴望回归童年。但如果童年中缺少一份母爱的话,那么这个童年便会变得不堪回首,不值一念。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失去了母爱,实际上他也就失去了童年。母爱的存在是人们怀念童年的直接条件。反应在作家笔下,有了母爱,童年即使苦涩也是甜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壁垒森严的封建父权统治规范下,还会存在犹如红楼梦中“大观园”这样的世外桃源的缘故。在这里,“母爱”天然地成为童年的庇护,使他们更为接近自然。父权社会所构筑的成人游戏规则暂时还不完全涉足,对他们影响相对薄弱,他们获得了一个由母爱、童真、自然构筑成的生活空间。此时此境,是儿女们能够接受母亲自然庇护最为完全的时光,是儿女们两小无猜相亲相爱最无用心机的时光,是与自然声息相通最为和谐的时光。这种一般性的情景通常会被解释为是人类生物性的自然所致,但当它被视为失去的乐园并被当做理想追求时,它己显然摆脱了生物性而具有政治的理想。在冰心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现状的文学笔下,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充满“大观园”三合一理想情调的影子。也许可以这样说,在冰心的理想中,“大观园”不再仅仅只是人们想往的“世外挑源”,而应是社会的现实。所谓童真、自然在冰心的爱心文学体系中,其实都是冰心“母爱”意象的延伸,“母爱”政治理想的寄托,正是三者的相互包含,相互阐发,构成冰心文学文本中被人们所共识的那种特别热烈醒目的混合内涵。永恒的母爱,将残酷无情的、散发着血腥味的、“人吃人”的历史与现实隔绝、排斥,将遭其扭曲、残害、异化的心灵弥补、疗救。正是在“五四”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氛围里,冰心的“母爱”形象获得了坚定的政治资源,使之超越了自然自发性,于内在凝结成一种十分稳定的心理情感,为冰心“大爱”之美的创造完成,走出了第一步。

母爱形象的“宗教资源”

《早祷》:我把这一刻的时光/奉献给你吧,上帝!/你教我歌唱/像滴雨的松枝/你教我歌唱/像奔流的泉水……《晚祷》:我要穿着它/温柔地、沉静地,应酬众生/烦恼和困难/在你的恩光中,一齐抛弃/只刚强自己、保守自己/永远在你的座前/做圣洁的女儿,光明的使者,赞美大地……③前文已经提到:爱,作为一种生理现象,其实是最为脆弱的一种情感。虽然冰心找到了“母爱”这个更具稳定性的爱作为爱之基点,然而世上也还有不爱孩子的母亲;还有即使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也会“斥打使女丫环”,不爱别人孩子的“母爱”。要超越自然的生物性的“母爱”局限,使之成为一种“博爱”,一定必有其对生物自然性的理念升华。前文我们分析了冰心的“母爱形象”话语与五四启蒙话语有机联系的一面,它使冰心的母爱拥有了政治资源,因而超越了母爱的一般自然性,超越了生物心理情感的偶发性与随时机而成为一种改造社会与现实的坚定理念。但是,作为一个贯穿于冰心一生的为人与为文中始终不变的坚定理念,我们不可否认或者忽略冰心在文学文本中一再表现出来的基督宗教对其深刻的影响。从这一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支撑冰心以“母爱形象”之“爱”的理念大厦,除其政治资源之外,还有着来自信仰的力量和宗教般的虔诚。这也许是解释为什么当“五四”风潮过后——当文学儿女们争先在自己的文本中书写母亲的风潮也过后——冰心却终其一生无改这种爱的书写主题与基调。无论是对文学文本的书写,还是对自己人生的书写。也许只有来自精神深处的宗教信仰与虔诚,才使她的“母爱”超越了政治与时代,化为她人格中的文化成分,获得稳定与恒久的质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冰心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受基督教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她在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完成了中学教育,之后升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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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协和也是教会性质的大学。一九二三年,冰心到美国留学,基督文化的生活氛围便更为浓厚了。冰心自己也在《全集自序》中提到:因受基督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爱的哲学”。在二三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只有冰心和林语堂没有放弃基督信仰④。

而“爱的哲学”在冰心人生观世界观中之潜隐形成,是有其诸多综合因素的。在“五四”之初,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将“五四”之政治启蒙(自由、民主、平等)与宗教启蒙(基督之爱与情感),作为拯救“国民性”的有机联系的二个层面⑤。基督耶稣之所以被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作做为一种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博爱精神(平等、博爱完全是一种启蒙意识形态)的象征物而被崇尚并吸收的,而非基督教之正统教条。冰心也是这样,耶稣是作为一种献身人格与爱的人格而对她一生造成深刻影响的。因为基督被理解与接受的此种人格、精神与启蒙意识形态有着一致性,所以,冰心“母爱”哲学形成的文本中政治资源与宗教资源是相互交融的而不是排斥的。

冰心眼中笔下的耶稣不是那父性的凌然不可侵犯的主宰者,而是亲临万物、慈爱众生、给生意绝灭的人心带来复苏甘泉、给灾难深重的人间带来拯救力量的母亲形象。应该说,冰心信仰的是由爱心、诗心同构而成的那种能够超度苦难,转危为安的爱之神明,是在时代的人文精神温床中生长起来的、用文学表达的理想基督的形象。

从个人气质来说,冰心有着与以爱为本的宗教气质天然亲近的因缘。对宗教的信仰一般给个人带来的那种趋向深沉而博大、温婉而坚韧的思想境界、专注情感与文化素养,似乎既是冰心的天性,又是她的追求。我们可以从她的“母爱形象”宣言中,看到她对“爱”之教义广吸博纳的印记:儒学的“仁爱”思想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给了她中国传统的熏陶;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园丁集》和《吉檀迦利》的译介,使她为其东方圣哲式的沉思深深打动,泰戈尔“泛神论”、“梵我合一”、“和谐统一”的文化精神,诗的底韵,给予她深刻的触动与莫大的影响。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繁星》、《春水》,便就是“读泰戈尔而有所作”的。这一切,在冰心的心灵里,都融汇在一种以基督之神为名的博爱之中。这种博爱结合时势、人事反过来折射在她的书写表达中,便形成她对比现实、改变现实的文学“母爱形象”。纵观冰心前期的文学创作文本,她的宗教情感因其直露的宣言而一览无余。她以为圣经“充满了神圣、庄严、光明、奥妙的意象”,并用这样的感悟虔诚地向人们直接演绎《圣经》,颂扬上帝,如《圣经》、《春水八九》、《春水一四九》、《早祷》、《晚祷》、《圣婴》等篇章。在文本用语中更是频繁出现光与爱、天使与上帝、造物主与十字架等等基督用语;文前章末常应用《圣经》般的语义及语式教谕众生,如在《十字架的园里》的“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旅客,向着同一归宿”;在《夜半》中的“上帝是爱的上帝,宇宙是爱的宇宙。人类啊,相爱吧”等等。冰心又因基督人格精神对自己的影响,以致自己笔下所塑造的善良人物,大多带上了这种基督精神,往往显现出宽恕、仁爱、奉献与牺牲的品质。《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描写一个士兵天性厚道善良,常为别人排忧解难;不爱听戏却要在街头停下听救世军的布道,他死之后,他的牺牲精神令全营上下“如同羊群失去了牧者一样。”《我的学生》则刻画了一个饱含基督精神的人格的成长:“我”的学生从一个富家小姐成长为一个“能忍受巨大贫穷和辛劳的革命人士”。冰心所塑造的一批新型的贤妻良母形象,强调的也是人格中的忍受和奉献。在《疯人日记》中,冰心写道:太阳怎样爱树,母亲就怎样爱孩子。无条件的爱此时已经产生。而正是母性无条件的奉献与牺牲,正是奉献与牺牲中饱含的痛苦,正是以此苦为大乐,才成就了其爱的伟大,成全了其对人世与人心的救赎。因此他们往往自然、天真,自知、知足,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对人类没有怨恨。《世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那在“极其明媚可爱”的海边恣情玩耍的两个孩子,有着皎白如雪的外形,温柔圣善的笑脸,更奇的是有一颗完全“母爱形象”化的心:悲天悯人、关注众生,并一语点化迷途羔羊。正是此情此景,斯人斯言使烦闷悲苦、进退无路的青年凌渝放弃了寻死的念头。母爱、儿童与自然,便常在冰心爱的文本中构成了如此三位之体之“上帝”,实施着对现实与众生的拯救。也是因了这“爱的宗教”,冰心所表达出的“爱”之理念,才超越了狭隘的阶级、民族、国家情绪,获得了宽厚的品格,慈悲的情怀。《一个军官的笔记》痛恨战争却不恨任何的人,而是怜悯和爱他们。《鱼儿》篇中,她对残杀的人类表示悲悯:无论是我们,还是敌人,都受苦,死了,沉在海里了,残肢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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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喂了鱼儿。即使是正面描写阶级意识的《分》之中,她依然抑制不住地对无产阶级的儿子坚定的“宰猪——宰人”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和恐惧。《国旗》一篇,冰心认为“朋友之爱,人类之爱,比国家更……!”那面小小的国旗,“隔开了世界上的,天真伟大的爱!人类呢,都蒙蔽在这……过那无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在冰心身上看到的一种持之以恒的奇妙境界:博爱的基督精神与鲜明的政治立场的相互交融而不是相互排斥。就如1943年至1951年冰心在国外从事文化活动间,一再强调她的“爱”不是无原则的,母爱是有其严正性的,而这种原则与严正恰表现在她依然用着《圣经》般的语言,启示着友邦“母爱”之爱心与美德,对战争的痛恨与抵制。50年代冰心回国以后,一方面冰心为新中国耸立于世界之林中欢心鼓舞,一方面因为新生活带来新的话语形式,冰心在文中已不再直露应用宗教术语,倡扬上帝与与神爱。56年至67年,除了《再寄小读者》外,冰心写作大为减少,几乎没有文学文本;80年代以来,她也不再直接流露宗教情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她的由母爱、儿童、自然合力而成的爱之精神已潜移默化为她的思想精髓、人格力量,言行准则,贯穿在她整个的生命文本和文学文本之中。

上个世纪末,老托尔斯泰、妥斯妥耶夫斯基以其深情深挚的宗教情怀,触动人心,并使文学文本获得恒久的价值。在这个世纪末的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一些文学大家对宗教信仰的追求,以期获得一种内在的、稳定的精神力量,无论是在做人上还是做文上。冰心获得的宗教资源,无疑是她形成长达近80年的无论是为人还是做文上的“母爱形象”的内在元素,也是冰心这个“爱心”文本典范之所以散发出经久魅力的重要成因。

从文学形象到人格力量

尽管冰心继续着八十年不变的“爱与美”的咏唱,在六十年代的《小桔灯》里,我们仍然看到小母亲的角色塑造:一个沉着,能干的小女孩,以“母亲”的情怀,安慰着成年的“我”与世人:“那时候,一切都好了!”文革结束后,冰心重又焕发了文学热情,在80年代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空巢》里,她依然高唱没有爱的“巢”是空的!但是,人们也许还是会感到,在冰心近八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后期文学文本中的“母爱”形象较之于前期的确有淡化趋势。但人们同样可以发现,“母爱”作为一种人格力量在晚年作家冰心的身上,却得到愈来愈浓厚的体现——“母爱”作为文学形象长存于作为作家的冰心形象上。在她的晚年,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上了。她的数次出访,在中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心上架起了一座座心的桥梁。她又特别关心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和教育问题,大力扶持儿童文学杂志和刊物,为儿童文学作评论,为少年儿童推荐好书。每年“五四”和“六一”,她都致信少年儿童,或者来到校园,与儿童见面,孩子们亲热地称她“冰心奶奶”。她把她的慈母般的爱心洒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她拿出自己并不丰厚的稿费,为家乡建设捐款,为灾区人民捐款,为失学儿童捐款⑥。她关心时势,针砭时弊,教诲晚辈,扶掖新苗,更是不遗余力。她关心祖国母亲的统一,写下《给台湾同胞的信》;关心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写下《不要玷污日本人民的心灵》。慈爱与正义构成了她人与文、文与人完整一体的母爱。政治立场的鲜明性与宗教信仰的坚韧性,构成了冰心“母爱形象”的持久魅力与效力。以此“母爱形象”,冰心在中国文坛与社会生活中获得众所崇敬的人格力量。同时构成了冰心这个生命与文学、生活与艺术的双重文本奇迹。也正是这个力量与奇迹才会如此深刻地、持久地感动着、感召着文坛内外所有她的读者。她以此达到了一名文学家常常最难于达到的、也应该是最要到达的境界: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人文统一。

冰心端的是修得正果。

附注:

①《有了爱便有了一切》,王一桃著,《文艺报》1994.

6.25版。②《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丹娅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③冰心前期作品中的基督思想与内容,可参阅《基督教与文学》,朱维之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④《十字架下的徘徊》,马佳著,学林出版社。⑤《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文化》,许正林著,《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⑥《温馨小说》序,卓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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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乐黛云　1931年生,贵州贵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原理》及英文著作《面向暴风雨》等。

·葛荣晋　1935年生,河南济源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领导小组成员。著有《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中国哲学范畴史》、《道是什么》等。

·潘世东　文艺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邱紫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论》、《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和《东方美学史》。

·汤恩佳　1934年生,广东三水人。博士,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勤涌置业按揭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政协委员。著有《孔学论集》等。

·刘宗贤　1946年生。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所研究员,孔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儒学》、《陆王心学研究》等。

·王兴国　湖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船山学社会长。有著述多种。

·崔少元　文学博士,副教授,西安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唐代剑　男,1955年生,四川绵阳市人,历史学博士。著有《十大中道评传》,《宋代道教管理制度》,发表论文48篇。现为广西大学社会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柴海燕　河南温县人。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王克陵　河南慈利人。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

·傅　刚　1956年生,江苏睢宁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郑州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著有《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昭明文选研究》。

·赵 1961年生,内蒙古赤峰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宣传部长、副研究员。

·杨　义　1946年生,广东电白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杨义文存》等。

·苗东升　1937年生,山西榆次人。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系统哲学与科学哲学研究。著有《模糊学导引》、《系统科学原理》、《混沌学纵横论》、《系统科学精要》、《系统科学辩证法》等。

·张　炯　1933年生,福建福安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前《文学评论》主编、文学所所长。著有《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张炯文学评论选》、《新时期文学评论》、《创作思想导向》、《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等。

·韩经太　1951年生,甘肃定西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宋代文学学会理事。著有《宋代诗歌史论》、《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诗学美论与诗词美境》等。

·丘良任　1912年生,安徽全椒人。著有《竹枝纪事诗》、《历代宫词纪事》、《杜甫研究论稿》。

·杨庆存　1954年生,山东平邑人。文学博士,教授,在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工作。著有《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等10余部。

·武柏索　1937年生,山东临猗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

·丹　娅　1959年生,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著有《当代女性文学史论》、《用脚趾思想》及小说集、散文集多部。

·王　丽　《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编辑。

·李存山　1951年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副总编辑。发表论文50余篇,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等。

·杨　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