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教育

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简史

张继红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隋唐两宋辽夏金

隋朝建立后，迅速统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空前繁荣。由于隋炀帝荒淫无道，隋朝只存在30余年就很快灭亡。唐朝建立后，疆域广阔，国势强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达到了空前鼎盛时期。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从五代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

这一时期，儒学普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唐时期建立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持续了1300余年，对古代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影响巨大，尤其对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代承接唐代遗风，虽战乱不休，但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依然比较繁荣。两宋时期的文化教育更加兴旺，文人受到的优待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更加普及。唐代和宋代的诗人群体非常庞大，诗歌创作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诗宋词，双峰并立，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个时期，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刘禹锡、李贺、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杨万里等大诗人，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因此，这一时期不仅是诗歌极度繁荣的黄金时代，也完全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

受隋唐两宋影响，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也十分推崇儒学，汉化程度很高。其诗歌教育也十分普遍，出现了较多的诗人。特别是辽国和金国，还分别涌现了较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其中出现了几位成就不凡的女诗人，其诗歌教育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节隋代的诗歌教育

581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长达360余年的分裂状态，再次统一全国。隋文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二十余年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炀帝为满足荒淫享乐的欲望和开拓边疆的雄心，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滥用民力，暴虐无道，激起各地农民大起义，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618年，隋朝灭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世家豪门子弟中选拔，许多才华优秀但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很难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级官员，形成了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种状况严重扼制了优秀人才的成长和任用。为了改变这种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实行新的用人制度，设立秀才、明经两科，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房玄龄、孔颖达就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优秀人才。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开始。科举制度的实行，为有才学的读书人进入各级政府机构任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因此，极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隋王朝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隋文帝设立了国子寺，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内设祭酒一人，总管中央官学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学实行分科教学，《毛诗》是五个专业之一。隋炀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隋朝由于立国短暂，在文学方面建树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

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杨广的某些诗篇还有可观之处，如他的一首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意象安排巧妙，画面富有情味。但杨广又非常自负，疾贤妒能，当时文坛领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倡导有助于诗歌的兴盛，但他在文学上的自负自大和妒忌杀人，又给诗歌的发展带来重大的伤害。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当时社会普遍爱好诗歌，一些诗人的名作曾传诵一时。如薛道衡诗名极著，《隋书》本传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归》的故事：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因擅长作诗而免罪的故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就记述了这样一则与杨素有关的故事：“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诗歌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传统的《诗经》教育不仅在官学正在得到极大的恢复，在私学里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吟诵仍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这时出现了用楚声读《楚辞》的现象。《隋书·经籍志》谈到《楚辞》时说：“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并载释道骞《楚辞音》一卷。这就是说，当时诵读《楚辞》这种韵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调，而且递相传授。以擅长这种读法著名的释道骞，还写成专著《楚辞音》。

隋末学者王通，学问渊博，号“文中子”，终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讲学，闻名天下。他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他的主张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节唐代的诗歌教育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朝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疆域广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是科技、文化、商业、建筑，唐朝均处于世界前列。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阳、扬州、成都都是闻名的商业都市。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唐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文化艺术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和黄巢大起义导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亡。

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国力的极度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的多元化，思想控制的相对宽松，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唐代政治气氛宽松大度，在李家统治的二百九十年内，文人中没有发生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判罪的现象，即便是讽刺了皇帝也没有被杀头的。李白被流放夜郎也只是受到永王李璘的牵连，不久就遇赦放还。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唐代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而是儒、释、道并兴。而道教和佛教在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中也受到极大的重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教或佛教有时候甚至被排列于儒学之上。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对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这三种思想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诗人的思想意识上和他的诗歌创作上。唐玄宗既有歌颂孔子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也有赞扬老子的《过老子庙》，又有咏佛家的《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等诗篇。王维早年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扫除边患、为国建功的儒家思想，如“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而晚年却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佛家思想。晚唐著名诗僧贯休的诗篇中也强烈地表现出忧民忧国和希望“致君活国济生人”(《杜侯行》)的儒家思想，是外僧内儒的典型。唐代诗人在思想上的兼容并收，使诗歌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唐代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历代皇帝都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唐朝历代皇帝大都喜好诗歌并重视以诗取士，对唐诗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祖李渊有较高文化修养，《全唐诗外编》卷一录其《为秦王制诗》一首。唐太宗经常与群臣饮宴赋诗，如《宴中山》、《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等，还给群臣赐诗饯诗，如《赐魏征》、《赋秋月悬清光赐房玄龄》、《赐房玄龄》、《饯中书侍郎来济》。据《文苑英华》、《全唐诗》所载，唐太宗与群臣的唱和诗至少在百篇以上。唐高宗好作诗，提倡群臣赋诗。他的一首诗《谒大慈恩寺》，奉和应制的诗共36首。仪凤三年(678)七月丁巳，高宗宴近臣诸亲于九成宫之咸亨殿上，赋七言《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诗，“皇太子、霍王、相王、侍臣并和”。(《全唐诗》卷二)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作诗文很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现在仅存诗46篇，收录在《全唐诗》中。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诗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其石刻至今犹存。她的原唱中有“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可谓一时佳句。她曾自制商调曲《如意娘》，最能表现其浪漫性格。唐玄宗李隆基非常爱好诗歌，每与群臣饮宴必赋诗，而群臣则奉和应制。史青因五步诗《应诏赋得除夜》而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并授为“左监门卫将军”。唐玄宗还常常让喜延后进的贤相张说查访颖悟超群、富有诗才的儿童，如奇童李泌、神童刘晏等，经张说的推荐，都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唐德宗李适擅长诗歌，提倡君臣唱和；非常重视以诗取士，对科举极为关切。据《唐诗纪事》载：“帝善为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贞元中，昭义节度李抱真荐贝州宋庭芬之女若昭，召入禁中试文，帝咨美。帝每与侍臣赓和，若昭姊若华等五人皆预，呼学士。”“帝晚年工诗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诗，诗调清俊。他曾想置“诗博士”，因大臣阻谏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镇，常赋诗饯行。他的《瀑布联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显示出豪迈的气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诗对白居易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表明他对诗人的重视。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除了得益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重视外，唐诗的繁荣与教育的普及繁荣密切相关。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定为科举取士的“九经”之一。唐文宗下令将《诗经》等十二部经书刻成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年）竣工，总计650252个字，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供学生抄录

诵读，被称为“开成石经”。《旧唐书》卷十七载：唐文宗开成二年“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开成石经”对于儒家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唐朝的中央官学继续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代在州、县等行政区域设立学校。《新唐书·选举志下》：“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可见唐代教育之盛。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儒学的地位较之魏晋南北朝有所提高，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

唐代继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科举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九经”是必考内容。在最受社会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中，诗赋也是主要内容。唐朝的中央官学有国子监领导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等“六学一馆”。此外，还有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于尚书省的崇玄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国子学有生员三百人，太学有五百人，四门学有一千三百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下设司业为副，及丞、主簿、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当时进士如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教育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时三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唐太宗进一步扩大科举考试范围，常设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等十多种，考试的体制更加健全。贞观年间，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子达上千人，录取很严，录取率仅百分之一二，进士的第一名称为状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武则天也大力提倡科举，曾将应试举子集中在洛阳宫殿里亲自出题，主持面试，开创了殿试之先河；她还设立了武举科目。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科举应试者多达上万人。唐玄宗时，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他曾经在长安和洛阳八次亲自主持科举面试。开元年间，科举出身的宰相占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进士及第享有很高的荣誉，时称“登龙门”。新科进士不仅要在长安的曲江参加国宴，还要在大雁塔下题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谣》就反映了当时的盛况：“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后》则写尽了举子一朝及第后的喜悦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激发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进士科重视诗赋考试，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初唐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对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

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并不显赫，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显达，但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其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总体上看，诗歌创作在唐代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诗人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许多诗人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往往更为曲折丰富，因而，唐诗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来说，咏史怀古、饮酒赋诗、壮丽河山、农家田园、边塞战争、塞外风光、友谊爱情、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参禅礼佛等，都在唐诗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唐诗中各种传统诗体兼备，无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进一步成熟并定型，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唐玄宗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异彩纷呈，百花争妍，万紫千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按照新兴的燕乐演唱的小曲，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制的文学形式。由于当时词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晚唐出现了温庭筠、韦庄这样大量作词的文人。唐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文学史习惯称之为“王杨卢骆”。骆宾王生年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称为神童而荐于朝廷，拜为朝散郎。四杰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冲破了唐初宫廷诗风的束缚，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四杰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杨炯的名作《从军行》以“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表达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卢照邻以《长安古意》著称，“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是流传至今的名句。骆宾王以《讨武氏檄》名闻天下，《帝京篇》和《在狱咏蝉》是他的名作。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迈，二十四岁举进士。他顺应时代需要，高唱汉魏风骨，清晰透辟地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或感慨身世、抒发理想，都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积极进取精神。《登幽州台歌》以无限的时空为背景，树立了一个孤傲的自我。陈子昂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唐诗注入蓬勃的生命力，开启了盛唐诗人，赢得千秋万代的仰慕。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如李白有《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过故人庄》和五绝《春晓》等，都是流传后世的著名诗篇。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涨时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精通音乐，书法上擅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

的文学创作就建立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维九岁就能写诗。十七岁时写出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的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七绝《送元二使安西》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名曲《阳关三叠》的歌词就是这首诗。王维写相思别情的小诗如《相思》（红豆生南国）、《杂诗》其二（君自故乡来）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之涣（688—742）字季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今存诗仅六首，均是绝句精品，如《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他家境贫寒，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他是盛唐时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和当时著名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赠他的诗篇。他的诗以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三类题材为主，如《出塞》，《从军行七首》其一、其四、其五，《长信秋词》、《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等均是流芳千古的名篇。王昌龄最擅长七绝，与李白同为七绝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名气很大，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首诗被明代诗人王世贞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人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王昌龄的七绝不仅在唐诗发展中有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后人的范本。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整个唐代，大诗人中政治才干最出色、官职也做得最大的就数高适。《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七言歌行气势浑雄，意象鲜明，淋漓酣畅，一泻千里，《燕歌行》是其名作。《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也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岑参（715—769）是江陵（今属湖北）人，三十岁应举及第，曾两度出塞。他以写边塞诗著称，是盛唐边塞诗的殿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善于以绮丽豪放的笔调描写异域奇特风光，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在盛唐边塞诗中独具一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年轻时仗剑任侠，曾遍游大江南北，北登泰山，南至杭州等地，与诸多名人相交，诗名远播，震动朝野。天宝元年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以隆重的礼遇，命李白供奉翰林。因遭宫廷权贵忌恨谗毁，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他离开长安后，结识杜甫、高适等诗人，四处浪游，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因受李璘牵连被流放夜郎，不久就遇赦放还。762年，李白病死于当涂。李白的诗歌题材丰富，各体兼备，尤工七绝和七言歌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一生不以功名显，却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发展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他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偏爱七言歌行，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都是他的名篇。他的《静夜思》大概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诗。他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赠汪伦》、《登金陵凤凰台》等都是流芳万代的诗篇。李白的诗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以飘逸豪放的风格、蓬勃浪漫的气质成为盛唐气象的杰出代

表。作为唐诗的高峰之一，他的诗歌成为后人学习的崇高榜样。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官僚世家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就因诗文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家庭给予了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修养，追求仕途是他的人生轨道。他年轻时曾漫游吴越、齐赵等地，二十四岁时赴洛阳考试未及第。三十三岁时与李白相识。三十五岁后，为了做官奔走于权贵门下。安史之乱爆发后，入蜀避乱谋食，被严武表荐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杜工部”）。因蜀中大乱出川东行，五十九岁客死旅舟。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杜甫一生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因而，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始终是其诗歌的主题。他的诗篇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各体兼备，形式多种多样，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诗歌语言千锤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名篇众多，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秋兴八首》、《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望岳》、《春望》、《登高》、《春夜喜雨》、《登岳阳楼》、《旅夜抒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被尊为“诗圣”，成为后代众多诗人学习的楷模，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善于创新，以沉郁顿挫为特征的诗歌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开启了后世众多诗家诗派，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半个世纪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赞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北宋王洙编《杜工部集》，后王琪又重新编定。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特点。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著作非常丰富，如叶少蕴《石林诗话》、司马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等。后人注释杜集的著作约在百种以上，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曾人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国子监博士、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他是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作家，是中唐也是整个唐代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是中唐时的文坛诗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以他本人为主将形成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他的诗歌气势逼人，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山石》、《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他的名篇。韩愈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文为诗，尚险好奇，瑰丽奇崛的风格对宋代诗人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有很大影响。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系皇家远宗，因避父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仕途不顺，二十七岁怏怏而死。他是一个早熟的天才，很早便扬名诗坛，十八

岁时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他的诗篇想象奇异荒诞、语言新颖幽僻、意象色彩斑斓，《南园》、《李凭箜篌引》、《天上谣》、《梦天》等均是其传世名作。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十五岁以明经擢第，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十六岁时写出《代曲江老人百韵》，早年因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旧唐书》本传）元稹以诗受知于唐穆宗，被破格迁升至宰相。他是新乐府运动最先的倡导者，与白居易并称“元白”。《行宫》和《上阳白发人》是他的名作。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如《遣悲怀》和《离思》，情深思远、哀婉动人。他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长篇歌行和长篇排律被称为“元和体”（宋元以后称之为“长庆体”），在当时盛行一时。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这种诗歌形式对明清时期的诗人有较大影响，清初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朱彝尊的《风怀》诗就是竭力学习长庆体的。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个神童，据说生下来才七八个月就能识“之”和“无”字，五六岁即识声韵，十六岁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赢得诗坛美名。德宗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曾因越职上书言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历地方刺史、河南尹、太子少傅。其诗歌今存近3000首，为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与元稹一起把新乐府的创作推向高潮，《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他“讽喻诗”的代表，《卖炭翁》《杜陵叟》《买花》《轻肥》《新丰折臂翁》是其中的名篇。这些诗歌文字朴素浅显，对比鲜明，描述尖锐的贫富对立现象和下层百姓的悲惨状况，批评的锋芒横扫整个社会。他的“闲适诗”如《大林寺桃花》、《钱塘湖春行》、《问刘十九》等，语言平易流畅，自然明丽，悠远平和，都是世人传诵的名作。“感伤诗”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首诗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白居易也写了不少小词，如《忆江南》、《花非花》等，也是流传至今的名作。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早年曾向著名诗僧皎然和灵澈学诗，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心胸开阔，性格倔强，《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二诗就是证明。他的咏史诗语言精练，意象鲜明，内涵丰富，十分为人称道，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历来被人广泛传诵。长庆、大和年间，他和白居易同为诗坛领袖。白居易极口称赞刘禹锡的诗，称之为诗豪。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秋词二首》、《望洞庭》都是诗歌史上的名篇。他学习民间歌谣进行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都朴素自然、清新可爱，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很快便传遍到长安、洛阳，成为流行的新歌词。同时代的诗人白居易、顾况、李涉均有数量不等的仿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作家，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歌简洁温丽，含蓄幽远，语言

自然朴实，意境空旷孤寂。《江雪》、《渔翁》、《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其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兼著名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杜牧胸怀大志，常以韬略自负，曾注过《孙子》十三篇。他最擅长七绝，意象高朗明丽，语言俊逸流畅，境界特别宽广，寓有深沉的历史感。如《赤壁》、《题乌江亭》、《过华清宫》、《泊秦淮》、《清明》、《江南春绝句》、《山行》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篇。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他少年得志，却长期沉沦下僚。在诗歌史上他与杜牧齐名，并称小李杜；又与温庭筠并称“温李”。他善于学习前人并追求创新，最突出的贡献是进一步扩大了七律的表现力。他的诗善于用典，属对精工，缠绵婉转，含蓄曲折，意象华美，意境朦胧。七律《锦瑟》、《无题》，七绝《夜雨寄北》、《贾生》，五言诗《乐游原》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温庭筠（？—866），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是一个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诗人。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词的创作。他的诗善于捕捉意象，语言清新简洁，画面情景交融，《商山早行》是他的名作。温庭筠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现存六十余首词。他的词题材狭窄，偏重风月艳情，语言华丽，色泽明艳，描绘细腻，如《菩萨蛮》十五首等。《更漏子》、《梦江南》是他的名作。他的词对后世文人词的语言、题材、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乾宁元年（894）进士。后为西川节度使王建掌书记，前蜀建国后位至宰相。他是晚唐著名诗人，又是杰出的词人，诗风与其词风颇相近，自然流畅，浅近明丽，意境淡远，如《台城》、《忆昔》、《古别离》是他的名篇。长篇歌行《秦妇吟》是唐代篇幅最长的叙事诗，曾传诵一时。他的词如《思帝乡》、《菩萨蛮》等色彩清淡、结构疏朗、意脉流畅，在花间词人中别树一格，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境界。他的词在文学史上与温庭筠齐名，合称“温韦”，《花间集》第一卷即收温、韦两家词，对北宋初的欧阳修、晏殊父子都有影响。

唐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涌现了大量诗人，写诗诵诗已经成为流行的习俗风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诗人与各种题材、各类风格的诗歌层出不穷，多姿多彩。在女子中产生了上官婉儿、李季兰、薛涛、鱼玄机等才思超群、不让须眉的诗人，以诗留名的女诗人在一百二十人以上。仅《全唐诗》中就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这说明唐代是中国古代产生女诗人最多的朝代。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继承家学，文学修养很高，诗文都是第一流。宋家五姊妹宋若华、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均善诗文，受到唐德宗李适的赏识，悉留宫中，呼为女学士。唐代女诗人中作品现存最多的只有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李冶和鱼玄机都是女道士，薛涛是成都妓女。她们的社会交际非常广泛，常与当时著名文人唱酬。薛涛的诗相传有五百首，南宋时还流传着她的《锦江集》五卷，可惜现在仅存八十九首了。唐代的名妓往往有很高的诗歌修养，她们曾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晚唐大中年间，越中歌妓盛小丛在浙东观察使李讷为监察御史崔元范送行的酒宴上劝酒时，唱的就是她自创的曲子《突厥三台》：“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这是一首极豪放的边塞词，是女诗人中罕见的作品。晚唐江淮名妓徐月英的《送人》即使列入唐人绝句的佳作之林也毫不愧色。

就释道诗人而言，其数量之多殊为惊人。唐代僧侣与道士的诗歌共计4000余首。在唐代还产生了不少僧道诗集，如《五僧诗集》、《十哲僧诗》、《三十四僧诗》、《洞天集》、《神仙隐逸诗》等(见《唐音癸签》卷三十)。唐代诗人中的僧侣就有一百多人，僧人诗约3400余首。著名诗僧有寒山、皎然、灵澈、拾得、贯休、齐己等，其中寒山的诗303首，贯休诗712首，齐己的诗821首。唐代诗人中的道士也很多，如司马承祯、吴筠、范尧佐、杜光庭、吕岩等，他们创作的诗约450多首，其中吕岩的诗就有246首，吴筠的诗119首。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能文能武，曾屡举进士不第。《全唐诗》第七百三十三卷存其诗3首。如《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两首诗都充满着英雄之气，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历来传诵很广。

以诗取士的考试制度对促进唐诗的繁荣产生了很大作用。《全唐诗》、《文苑英华》、《唐诗纪事》所记录的御试、省试、州试、府试之类的诗，总计约490余首，而举子平时的习作及行卷之诗的数量则远远超过省试诗。如果再加上反映及第或落第的诗与新科进士的雁塔题诗，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诗歌数量将更加可观。应试诗大多内容一般，形式呆板。这些诗一般均为五言排律六韵，或写景状物，或咏史怀古，或歌功颂德，如敬括的《省试七月流火》、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钱起的《湘灵鼓瑟》等。有少数诗冲破了这种格式，如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薛能的五绝《省试夜》，黄滔的七律《御试二首》等。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一诗当时曾被评为为文场第一，其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是盛传一时警句。钱起的《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千古流传的名句。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是一首很好的五言绝句。《唐诗纪事》载：“有司试终南山望余雪诗，咏赋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这首诗是省试中独标一格的诗，历来受人称赞。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在唐代，明经的地位远不如进士，读经常常被读诗代替。《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从这里可以看出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当时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

《毛诗》是唐代“九经”之一，仍然是官学和私学进行诗歌教育的主要内容。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官方确定的教材。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我国隋末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唐太宗时入国子监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及国子祭酒等职。为结束诸家对儒家经典注疏不一的局面，唐太宗令孔颖达等经学家撰疏《五经》义训，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完成，奉诏定名《五经正义》。后又经校定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五书，共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孔颖达的注疏博采诸家学说，《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毛诗》用毛传郑笺，《礼记》用郑玄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实际上是对汉魏南北朝以来众说纷纭的解经进行鉴别裁定，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总结。《五经正义》以唐初流行语言解释先秦两汉的文字，对意义的解释较前

人更为周密，为儒生学习五经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

《昭明文选》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要学习诗赋文章，就必须阅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中选录诗歌434篇，是诗歌教育的优秀教材。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文选》原只有三十卷，唐显庆年间李善为之作注，并扩充为60卷。现在流行的就是李善注本。李善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注《文选》，谨严翔实、旁征博引，保存了大量资料，为学习历代名家名篇有极大帮助。

唐代非常重视蒙学教育。当时的蒙学教材有许多种，如沿用前代的《急就篇》、《开蒙要例》、《千字文》；唐代编写的《兔园册》、《蒙求》、《杂抄》、《太公家教》。其中《太公家教》与《蒙求》影响最大。这些读本大多采用韵语形式，是诗歌教育的初级教材。

《兔园册》又称《兔园册府》或《兔园策》,已亡佚。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此书系唐代蒋王李恽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编成；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却认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 皆偶俪之语, 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该书收集古今典故，以对偶骈体文句分类编纂，是唐代和五代时期盛行的蒙学读本。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新五代史·杂传·刘岳传》载：“《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此书开后世《幼学求源》等蒙学读本之先河。

《太公家教》是现存最早的训诫类知识读本之一，出于敦煌遗籍。它既吸取古书上的词句，也吸取流行谚语，其内容大多是讲述忠君孝亲、隐恶扬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为人处世之道，侧重于对学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主要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少数属于杂言。其文字通俗易懂，夹杂着不少俗语，使儿童易读易记。如：“一日为师，终日为父。一日为君,终日为主”、“罗网之鸟，恨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行善获福,行恶得殃。行来不远，所见不长；学问不广，智慧不长”等。这本书是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童蒙课本，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家喻户晓，后渐失传。此书还流传到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境内，供北方各民族的学童讽诵。

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课本之一。《蒙求》大概是属对用事读本，选材宽广，整齐押韵，把592个典故编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诗，训诫说教意味比较淡薄。正文凡596句，2384字，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我国古代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诸多方面。全书所讲大多是历史人物故事，由四字句组成，采用主谓结构，两句一组，互为对偶，隔句押韵，如开头八句：“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等蒙学读本的取材来源。在古代语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与《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辉映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后世注释《蒙求》者很多，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中唐时期，蒙馆老师也往往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蒙馆塾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

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唐末出现的蒙学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最初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也不大有人用作启蒙教材。唐代一些诗人咏史的组诗数量颇多，如胡曾的《咏史诗》150首，汪遵的《咏史诗》60首、徐寅的《咏史诗》6首，周昙80首，孙元晏《咏史诗》75首。其中，胡曾的《咏史诗》含150首七言咏史绝句, 概述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故事，语言通俗，明快上口，容易背诵，因而在五代和宋代广泛流传。如《五湖》:“东上高山望五湖，雪涛烟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后, 更有功臣继踵无?”《汉宫》:“明妃远嫁泣西风，玉筋双垂出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 却令红粉为和戎！”用短诗来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做法，对后世蒙书编写多有启迪。

蒙学阶段教儿童读诗学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儿童识字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时候，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爱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

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诗纪事》卷五四记述了诗人之间的属对：

李义山谓温（庭筠）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日：“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

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这种命题作诗带有评比性质，对诗歌写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联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为最多。联句是多人合作写诗，也有比试才情的意思，对于学习诗歌有很大激励作用。

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唐代学者编写了许多为写作提供材料和范例的参考书籍。这些书

籍的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为写作提供材料；二是为写作提供范例。如徐坚等人编纂的《初学记》是唐玄宗时的官修类书，全书共30卷，分23部，313个子目。每子目先“叙事”、次“事对”，最后是诗文。“事对”下有注释，介绍典故的原文和出处。

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篇，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至今仍是对幼儿进行诗歌启蒙的首选篇目之一。王勃六岁作诗英迈超人，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作《蔷薇诗》，令其父惊叹。薛涛八岁时作《吟梧桐诗》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白居易十六岁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名震长安。《全唐诗》卷799载，南海一七岁女子被“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送兄》一诗：“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一个家庭教育方面的奇迹。隰城丞薛元暧的妻子林氏博通五经，能诗善文，名噪一时。《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一首《送男左贬诗（一作送男彦辅左贬）》。她年轻守寡后，亲自教育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侄据、摠、播，其子侄七人先后考中进士。《旧唐书·薛播传》载：“初，播伯父元暧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摠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新唐书·薛播传》亦载：“播早孤，伯母林通经史，善属文，躬授经诸子及播兄弟，故开元、天宝间，播兄弟七人皆擢进士第，为衣冠光韪。”唐代进士科非常难考，录取率不足3%；而林氏所训导的子侄七人全被录取，的确了不起。在唐代科举史上，即使由男子所训导的家族诸子侄也极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林氏实在了不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这样的女教育家在唐代并非仅此一例。元稹之母郑夫人、李绅之母卢氏也都是这样。

《旧唐书·元稹传》载：“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新唐书·元稹传》载：“稹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

《旧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新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

元稹、李绅二人均早慧且成为唐代著名诗人，她们的母亲功不可没。在唐代，这样的奇女子还有许多，可惜的是她们的事迹史书多不传。

唐代民歌也极为繁荣，尤其江南地区民歌依然盛行。《全唐诗》汇集的民歌共二十卷（第10—29卷），唐代民间诗歌教育之盛可见一斑。民歌的繁荣也给唐诗带来很大影响，如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他们曾汲取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的特色来写诗。刘禹锡多次被贬官到南方，他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民谣进行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就是他完全仿照民歌创作的诗篇。

诗歌在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连当时寺院宣讲佛经的“讲经文”也多

采用韵文形式。讲经文在讲说时大量采用赋体的形式铺陈描写虚幻世界，在咏唱时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诗体，使讲经过程富有艺术感染力，而为僧俗民众喜闻乐见。还有一种篇幅较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讲经之前所唱诵的叙述经文大意的七言韵文，其性质与后来话本的“入话”、弹词的“开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叙事诗。“讲经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劝善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与传统道德是一致的。

唐代“变文”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与“讲经文”类似的韵文体曲艺作品，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体，有六言体，还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内容或演唱佛经故事，或演唱历史故事，或演唱民间传说，或演唱当时重大事件。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等。而历史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涉及历史人物，二者往往相互渗透。这些作品往往宣扬忠孝观念，赞美英雄人物，惩恶扬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目连救母的变文在唐代流传甚广，相传张祜曾戏称白居易《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二句是“目连变”(《本事诗》)。从“变文”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它也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讲经文”和“变文”具有的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制，对后来的说唱文学、戏曲文学和各类小说的影响极为深远。后世话本小说中常常夹杂许多诗词的现象、古典长篇小说往往夹杂许多诗词歌赋的特点，都与“讲经文”、“押座文”和“变文”的影响密切相关。追本溯源，可以发现，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唐代的诗歌教育还波及周边邻国。唐诗在日本广泛流传，白居易的诗尤其受到日本人喜爱。唐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李白曾因听到他渡海回国而遇难的传闻而深情写下《哭晁卿衡》一诗。新罗留学生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考中进士，曾写下大量诗文，其文集《桂苑笔耕》流传至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经留学生的学习和传播，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也相当大。如日本在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

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曾受到过唐诗的影响。如北宋初的“西昆派”专学李商隐；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则把杜甫奉为祖师。南宋后期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而北方的金元诗人都学中晚唐七言律诗。明代中叶兴起的复古运动甚至以“诗必盛唐”相号召，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可见唐诗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三节五代时期的诗歌教育

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分裂时期。除梁、唐、晋、汉、周外，当时还先后出现了北汉、南唐、吴越、南汉、前蜀、后蜀等十个小国，总称五代十国。这种分裂状态，实际是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延续。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逐步消灭割据政权，大体上结束了分裂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的继续。在文学上，最突出的文学形式仍然是诗歌，而文人词已很兴盛，倚声填词蔚为风气。而西蜀（前蜀、后蜀）与南唐

二地，军事力量虽弱小，却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成为词人荟萃的两大基地。

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数汇集在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所编的《花间集》中。这部词集收录了晚唐温庭筠、皇甫松以及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与蜀有关的词人的五百首词。西蜀词人的创作基本沿续了温庭筠的词风，题材大抵以男女艳情、离愁别恨为中心，语言则善于藻饰，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其描写男女情爱的大胆露骨程度则远超温庭筠，因此受到后世具有正统观念的学者的严厉批评。总体上说，《花间集》是一部带有浓郁宫体气息的词集，这些词人常被称统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明清时期绮靡颓废的艳情文学深受其影响。

南唐词人中以冯延巳、李璟和李煜最为出色，而李煜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冯延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时任宰相。他的词介乎五代花间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一些作品虽还带有秾艳色彩，但词风已转向了清新流畅、深婉含蓄。他的词以写恋情为主，也有离恨伤感，但语言清新流畅，通过自然意象与心理变化来抒情，如《更漏子》、《归自谣》、《谒金门》等。北宋重要词人晏殊、张先、欧阳修都受到他的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他“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开北宋一代风气”。《全唐诗》卷八九八录其词78首，卷七百三十八另存其诗1首。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国君，他治国无能，但文学修养很高，能诗善词，周围曾聚集了韩熙载、徐铉、冯延巳等著名文士。据说他十岁就写出咏竹的佳句“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他传世的诗词很少，《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卷八八九录其词3首。《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是他的名作。马令《南唐书·党与传》记载，冯延巳有一次与南唐中主李璟闲谈，李璟引了他《谒金门》词中一句说：“‘风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冯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这是词史上的一则著名佳话，可见他文学修养之高。其子李煜、李从善、李从谦均有诗传世。

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李璟的儿子。他多才多艺，洞晓音律，工书善画，诗文俱佳，尤擅于作词，是五代时期成就最高的词人。与其父相似，也无治国才干，文学修养很高，喜招引文人学士。三十九岁时，南唐为北宋所灭，李煜开始了俘虏生活，后被宋太宗毒死。他前期的词的多写宫廷生活、歌舞宴饮和男女恋情，如《清平乐》（别来春半）；后期的词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和人生感慨，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等。《全唐诗》卷八八九录其词34首。他的词多采用白描手法，精心选择意象，注重抒发情感，语言自然流畅，艺术感染力很强，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新境界。他善作五、七言律诗绝句，《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8首。其皇后周娥皇精通书史，善解音律，既会谱曲，又能填词，惜其词不传。

五代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北方朝代频繁更替，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其不利，但统治者承袭唐代遗风，普遍崇尚文化，重视文士。五代政权沿袭唐代的教育制度，重视国子学，儒家典籍依然是官学和私学的主要教材；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写诗作赋依然很重要，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仍有一些发展。《五代会要》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七载：“（后唐长

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次雕印儒经工作，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时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官府主持进行大规模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开创了经书印刷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位作诗上万首的诗人王仁裕（880—956），其诗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其诗当时流传颇广，人们竞相传诵。蒙学经典《幼学琼林》中说：“王仁裕多诗，时人号为诗窖”。他能文善诗，通晓音律，涉猎领域，既广且丰，著述颇多，数量惊人。可惜这些著作特别是诗集几乎佚失殆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六仅存其诗不足16首（五律2首、七律13首、残句2句）。《旧五代史·周书·王仁裕传》载：“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少孤，不从师训，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学。一夕梦剖其肠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资性绝高。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盖以尝梦吞西江文石，遂以为名焉。”他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进，门生、弟子数以百计。他曾在《示诸门生》里写道：“二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长羽毛成。”后汉乾裕年间，他掌贡闱时中进士者多达33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溥、李恽、许仲宣、李昉等，后来都成了一代文杰。《舆地纪胜》云：“王仁裕知贡举时，所取进士三十三人，皆一时名公卿，李昉、王溥为冠。”他很重视诗歌教育，现存诗篇中写给门生的就有3首。他在《与诸门生春日会饮繁台赋》里写道：“烂醉也须诗一首，不能空放马头回”。他在作诗上为弟子做出了表率。

五代时与王仁裕同以诗文知名、以善于选拔人才著称的诗人是和凝（898—955）。《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载：“和凝，字成绩，汶阳须昌人也。……凝幼而聪敏，姿状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学，书一览者咸达其大义。年十七举明经，……十九登进士第。……唐天成中，……寻诏入翰林充学士，转主客郎中充职，兼权知贡举。贡院旧例，放榜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时议以为得人。……又好延纳后进，士无贤不肖，皆虚怀以待之，或致其仕进，故甚有当时之誉。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他少年时好为曲子词，流传和影响颇广，契丹称之为“曲子相公”。他善于选拔人才，门生弟子众多，声誉卓著。《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五录其诗109首，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24首。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末，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事四姓十君，六次任宰相，自号长乐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雕印刊行儒家经籍的倡议者和主持人，于后唐长兴三年奏请朝廷刊印九经，在他的组织下，历时二十一年才得以完成。他少时刻苦读书，长即以文学和仁孝知名。《旧五代史·冯道传》载：“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新五代史·冯道传》载：“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及为大臣，尤务持重以镇物，事四姓十君，益以旧德自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他吟诵聂夷中的《田家诗》讽谏后唐明宗，正是“诗教”的典型例子。冯道很重视诗歌教育，也很善于进行诗歌教育，他的《天道》、《偶作》、《赠窦十》等诗的内容就是写立身处世和教育子女之道，《赠窦十》一诗流传颇广。《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七录其诗五首。

由于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经济相当繁荣，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儒家经典仍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开蒙要训》、《千字文》《太公家教》和《蒙求》依然是蒙学阶段的主要读本。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南唐、前蜀、后蜀、吴越等国的诗歌教育仍然十分发达，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全唐诗》中收录了五代十国时期众多诗人的大量作品。

南唐三代君主李昪、李璟和李煜都是当时著名诗人，均喜招延文学之士，因此南唐文学兴盛一时。因唐代贞元中，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曾于庐山白鹿洞隐居读书，故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在其遗址建立了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南唐先主李昪年轻时“独好学，接礼儒者”。据说李昪九岁时就作《咏灯》诗：“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全唐诗》卷八录入这首诗。他立国后重视文化，爱好文学。其子李璟、其孙李煜在南唐宫廷浓厚的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成为我国词史上的著名词人。

在南唐宫廷周围聚集了众多诗人。徐铉，十岁能属文，早岁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六录其诗298首。韩熙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5首。宋齐丘，《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3首。李中《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七至七百五十录其诗310首。张泌，《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二录其诗19首，卷八百九十八录其词27首。伍乔，南唐时举进士第一，《全唐诗》卷七百四十四录其诗21首。成彦雄，《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九录其诗27首。

前蜀经济繁荣，崇尚文化。王建虽然出身草莽，但很尊重士人，也能作诗，《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著名文人韦庄、冯涓、许寂、周庠、张格都受到他的重用，著名诗僧贯休、道士杜光庭晚年都依附于他。王建妃子徐氏二女皆有国色，均能作诗，《全唐诗》卷九录其诗16首。后主王衍，颇知学问，能作艳词。《全唐诗》卷八录其诗5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2首。前蜀宫廷周围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牛峤曾有歌诗三卷，《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七录其诗6首，卷八九二录其词26首。牛峤之侄牛希济以词著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12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1首。顾夐善作艳词，意象清新生动，《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55首。薛昭蕴擅长作诗填词，才华出众，好唱《浣溪沙》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19首，其中《浣溪沙》8首。

值得注意的是，前蜀出现了两位波斯裔诗人——李珣、李舜弦。李珣是著名医药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有诗集《琼瑶集》，《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六收录其词54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其《南乡子》词17首,歌咏南国风物人情，明快清新。李珣之妹李舜弦颇有文才，被王衍纳为昭仪。李舜弦工于诗，其诗多受文人赞赏，《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七录其诗3首。

前蜀还出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才子黄崇嘏（883—925）。她是临邛(今四川邛崃)人，父亲曾在蜀中任州郡长官，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诗善文，棋琴书画，无一不精。12岁时父母相继亡故。成年后，她才艺出众，特立独行，常女扮男装，游历川东川西。她的诗引起著名文人周庠叹赏，因为当时她扮作男子，就举荐她代理司户参军。上任一年，卓有治绩。周庠见她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就主动提出把心爱的女儿嫁给她。黄崇嘏作《辞蜀相妻女诗》表明身份。后归家守贫，全璧而终。《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2首。金元杂剧《春桃记》、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均以黄崇嘏之事为蓝本。明代杨慎的笔记《杨升庵外传》亦记此事。黄梅戏《女驸马》也以她为原型。清人吴任臣所著的《十国春

秋》中记载了黄崇嘏的生平事迹。

后蜀文化相当发达。《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毋昭裔是五代后蜀著名文人、藏书家，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出身贫寒，嗜好读书，曾借书来读，遂博学有才名。孟知祥镇守四川时，他为掌书记，后擢御史中丞。后主孟昶继位，任后蜀宰相16年，以太子太师致仕。他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早年向人借《文选》、《初学书》等书，人面有难色，他曾立志刻印书籍，惠及天下学子。后蜀广政年间（938—965），他奏请刻板印行九经。他命张德钊书写九经，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出私财营建学宫，立印舍刻印九经；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写《文选》、《初学书》、《白氏六帖》等书，刻板印行。后又命人印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他还著有《尔雅音略》。北宋平蜀后，其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印行于世。

嗣主孟昶有诗词传世，《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1首。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女诗人。花蕊夫人费氏（一说徐氏）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幼即能文，尤长于宫词，以才女著称一时。因受蜀主孟昶宠爱，被赐号花蕊夫人。其宫词用语以浓艳为主，偶有清新之作。其《述亡国诗》历来为人称道，令无数须眉汗颜：“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谢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世传《花蕊夫人宫词》150余首，其中可靠者90余首。《全唐诗》卷第七百九十八其名下有诗158首。

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学的爱好，后蜀宫廷周围也集聚了许多诗人。杨玢，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徐光溥，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2首。刘义度，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1首。毛文锡作词较多，《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32首。欧阳炯能诗善词，曾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6首，卷八百九十六录其词48首。韩昭，卷七百六十录其诗2首。鹿虔扆，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6首。魏承班，《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1首。尹鹗，《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17首。毛熙震，《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9首。阎选，《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七录其词10首。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编成《花间集》十卷，著名诗人欧阳炯为之作序命名。书中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是研究我国古代诗词发展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吴越国文化也兴盛一时。吴越王钱镠虽起于草莽，兴于行伍，但立国后颇好吟咏。《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全唐诗外编》录其诗16首。《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载，钱镠的儿子钱元瓘“亦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钱镠的孙子钱倧、钱俶皆能吟咏。钱俶自编其诗为《正本集》，《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

五代十国中的其它政权也出现了一些诗人。如后唐庄宗李存勖自幼喜欢音乐歌舞，洞晓音律，文才颇高，能作词，《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4首。荆南诗人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有集五十余卷，《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二录其诗八首，卷八九七录其词79首。

第四节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陈桥兵变，定都开封，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北宋。此后20年间，北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北宋王朝汲取了唐朝后期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北宋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在军事上无所作为，屡屡屈服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代是对外关系最软弱的时期，所谓“唐乌龟、宋鼻涕”一说，可见宋之软弱。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开封，北宋灭亡。

宋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均领先世界，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当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北宋城市规模之巨大，商业之繁荣均超过前代，纸币“交子”的使用就是明证。当时海外贸易尤其发达，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表现了开封当时的繁华景象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北宋时期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为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文化消费的增长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词的兴盛与城市经济、特别是娱乐业的繁荣有极大关系。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促使印刷业迅速发展起来，对科技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作用。北宋印刷业空前发展，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著的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北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赵匡胤和赵匡义以下历代皇帝都好读书，重用文士。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农业技术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位宰相相继兴学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在府、州、县、路等行政区域内设立学校。北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倡导“庆历兴学”，在东京兴办太学，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应科举者需先受300日的州县学校教育；考试先考策论，次考诗赋，不考贴经、墨义。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倡导“熙宁元丰兴学”，进一步扩建太学，学生名额增加到两千四百人，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整顿地方官学，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科考取士本于学校，取消诗赋、帖经考试。宋徽宗赵佶时，蔡京倡导“崇宁兴学”，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有学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停罢科举，在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由学校选拔人才，学校教育达到极盛时期。《宋史·选举志一》说：“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官学、私学与书院构建了宋代的办学格局。宋代书院尤盛，一般皆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蒐集图书，延聘学者，聚徒研习儒家经典，讲授孔孟学说。声名最著者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等“四大书院”。南唐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北宋改称白鹿洞书院，就是著名的藏书与讲学之地。四大书院的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学者普遍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为中国文化教育高度发展的时期。

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宋代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诗赋始终受到文人的重视。宋代科举实行弥封制度，进士及第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科举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广泛开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社会门阀势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又名《励学篇》）为读书人描绘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而当时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都出身于寒微家庭。宋王朝优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宋代对待文人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如吕蒙正天天吃鸡舌汤，宋祁夜夜拥妓豪饮，文人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宋王朝通过科举加强了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同时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从维护高度专制的政权出发，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对儒学加以适当改造，希望以伦理道德的内化来解决社会矛盾，儒家伦理观念被不断强化。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籍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自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熙宁年间，苏轼就因“乌台诗案”被捕受审而险些丧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文人大都只能在忠君报国的前提下确定自我角色，注重道德情操，重理智而轻感情，个性内敛，“修身齐家”成为文人的自觉追求。这种思想倾向对宋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文学被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儒家思想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的诗文中常常充满政治说教和道德理念。

北宋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关系密切。北宋词的境界进一步得到扩展，从题材到形制，从作家到作品，词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成为与唐诗并称的奇葩。

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具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爱好文学，多能诗词，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赵匡胤在未发迹时就曾吟咏过一些表现宏大志向的诗篇。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羡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很有名气。由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