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风格比较

“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风格比较

摘要：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和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各具千秋的两个“流派”。本文通过对这两的流派的对比研究，分析“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的不同艺术风格，从而加深我们对这两个历来多有存在性争议的流派的认识。

关键词：“荷花淀”派“山药蛋”派艺术风格

（一）“荷花淀”派及其艺术风格分析

荷花淀派是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此派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语言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里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孙犁的作品在河北青年作者中有强烈的影响；他在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通过这块园地，团结和培养了京、津、保定三角地带的一批文学青年。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色是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熙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

“荷花淀派”的作品，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节奏感，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荷花淀派开创者：孙犁，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现代作家。我国杰出的语言大师。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茅盾在评介孙犁时说过：孙犁有他自己的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他的小说好象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进步》)

概括说来，荷花淀派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是以炽热的感情对河北农村生活的诗意描绘，地方色彩浓郁。荷花淀派作家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家乡的山水田园、风俗人情既熟悉又充满着热爱与眷恋。孙犁的创作跨越了战争与和平的不同

时代，但他的文学之根始终深深扎在河北农村的厚土中，不断开拓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新境界。年轻一代虽然与孙犁面对的生活有所不同，但作品同样紧贴时代，描绘出了一幅幅气韵生动，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农村生活画卷。刘绍棠以描绘运河两岸农村生活见长，他说“只想住在我的运河家乡的泥棚茅舍里”写小说。韩映山以描写白洋淀边生活为主，他说：“我热爱那里勤劳朴实的人民，热爱那里的河堤淀水，热爱那里的风光及一草一木。我把这种感情融进了自己的作品里。”而丛维熙早期小说散发着冀东农村的泥土味；房树民的作品多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乡土，格调清新，地方特色鲜明。

其次，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发掘美的意蕴。孙犁是“美的极致”的追求者，歌颂者，他的作品虽然跨越了不同的时代，但始终看重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发现美的极致。孙犁说：“要看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显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这是荷花淀派小说共同审美方式和艺术手法。他们少有全景式、大规模、长跨度的表现时代生活的作品，多是通过时代生活中的几朵浪花儿，时代潮流中的一片微澜，心灵世界一闪间的光亮来凸显主题。他们善于从家常事、儿女情中发现人情美、人性美、心灵美，并以此来折射时代生活的内蕴，从而构成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诗意画卷。

第三，是特别善于塑造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孙犁笔下的水生嫂、吴召儿、妞儿、双媚、春儿、小满儿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画廊中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受引路人孙犁的影响，荷花淀派的年轻作家们也擅长以清新淡雅的笔调刻画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刘绍棠《蒲柳人家》中的望日莲、《二度梅》中的青凤、《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花碧莲等；韩映山《晚香玉》、《玲君》、《串枝红》中的女主人公；丛维熙笔下的李翠翠、蔡桂凤、石草儿等。这些妇女虽没受过多高的文化教育，除个别女性外，一般也没有曲折的人生经历，但她们秉承大自然的灵气和民间传统道德浸润，性格或含蓄深沉，或欢快活泼，或野性泼辣，但都心地芳洁、质朴自然，以清新健康的美，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和亲和力。她们体现着人性、人情美的极致，更承载着荷花淀派的美学理想。

（二）“山药蛋”派及其艺术风格分析

“山药蛋”派是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之后，山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力。

“山药蛋”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的形象。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

对于“山药蛋”派的特色，首先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

其次，“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语言的运用。“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孙谦同志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山药蛋派”作家们运用山西群众语言的共同特点：土而不僻，通而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