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Andre+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
第２８卷第５期２００５年９月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Ｊｏ啪ａｌｏｆＰＬＡＵｒＩｉｖｅｒｓ毋０ｆ
ＦｏｒｅｉｇｒＩＬａＩｌｇｕａｇｅｓ
Ｖ０１．２８Ｎｏ．５
ＳｅｐＬ２００５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
——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翻译思想研究
何绍斌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的翻译研究范畴“赞助人…‘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已广为人知，但其立论的前提，即翻译作为文学改写形式之一和文学系统理论常常为人们所忽略，而这些恰好是他的文学及翻译理论的精要所在。从纵向上看，ｋｆｅｖｅｒｅ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传统译论期、思想转折期和发展成熟期；从横向上看，ｋ是ｖｅｒｅ的核心概念与其他翻译观的最明显的区别是他对翻译本质的界定，即翻译是对文学最重要的改写形式。ｋｆｅｖｅｒｅ理论为我国翻译研究提供了便利有效的分析框架，同时对文学史研究也有启迪。
关键词：翻译研究；折射文本；文学改写；文学系统观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２２ｘ（２００５）０５ＪＤ０６６Ｊ０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ｓ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Ｓｈａｏ．ｂ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呦ａ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ｕｄａｎＵＩｌｉｖｅｒ８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ｒｅＬｅｆ宅ｖｅｒｅ’ｓｎｏｔｉｏｎｓ０ｆｔ瑚Ｌ１１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ｎ锄ｅｌｙ“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ｐｏ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留”，ａｒｅｗｉｄｅｌｙｋｎｏｗｎ，ｙｅｔ出ｅ出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ｎｏ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ｉ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ｒｅｗ矗ｔｊｎｇ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ａｖｅ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ｎｅ出ｅｃｔｅｄ．Ｔｈｊｓｅｓｓａｙｔｍｃｅｓ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百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ｋｆｅｖｅｒ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ｏｎ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ｍｍ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０ｆ１ｉｔｅｒａｒｙｌｌ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Ｃｌｌ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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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引言
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出现重大范式变革，欧洲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一批学者从文学接受和文化传播的角度，以译文描写替代原文分析，将翻译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系统考察，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和翻译研究的模式。
在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中，比利时裔美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１９４５一１９９６）不仅是低地国家译论学派走向欧美和世界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他的深邃见解丰富和推进了该理论向纵深发展。他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和范畴不仅大大拓宽了译学研究的领域，而且对文学研究也颇有启发。国内对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的介绍大约始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多数论者只是泛泛提及他的三个翻译描写范畴，即“赞助人”“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其实ｋｆｅｖｅｒｅ的理论远比这三个范畴复杂，原因之一是他关于翻译的论述前后不一致，但有一个中心命题——改写；其次，他的理论与以往的翻译理论相比，具有跨界的综合性，但缺乏严格的体系构架。这些特点寓含了再度阐释（借鉴）的多种可能性以及理解上的混乱和片面。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纵横两方面梳理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理论的发展脉络，阐述它对翻译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意义。
１．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翻译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ｌ９６８年在比利时读完本科后，到英国埃萨克斯大学攻读文学硕士，１９７０年硕士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攻读文学博士学位。１９７２年博士毕业，曾到中国香港大学任教，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８４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大学任教。１９８４年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任荷兰语及比较文学教授，直到１９９６年因病去世。ｋ－ｆｅｖｅｒｅ的国际学术背景为他兼收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０—０８
作者简介：何绍斌（１９７２一），男，四川南江人，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比较文学。
第５期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６７?
蓄各种学术观点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学术思想呈现阶段性特点。按时序纵向看，他的翻译思想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１．１传统译论时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可视为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翻译理论的萌发阶段，主要是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具体的翻译策略，着眼点是文本意义的得失问题。比如通过对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Ｇａｉｕｓ
ＶａｌｅｎｉｕｓＣａｔｕＵｕｓ，８４７—５４７）第６４首诗同１８７０—
１９７０年ｌｏｏ年间的各种英译本的比较，ｋｆｅｖｅｒｅ（１９７５）归纳出七种诗歌翻译的策略：音位翻译、直译、韵律翻译、散文翻译、押韵翻译、无韵诗翻译和阐释法。不过他也指出，上述七种翻译方法都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们都只注重原文的某个方面；译者仅仅译出原文的语言意义是不够的，还应尽可能译出原文的交际意义。
１９７６年，一批从事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学者在比利时的鲁汶大学（ｋｕｖ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ｒ）召开了一次规模虽小但影响深远的翻译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附录中有一篇Ｌｅｆｅｒｖｅｒｅ的发言，题为《翻译学的学科目标》（ｚｋ珊胁幻ｎ＆以泌：死ｅＧＤ口ｚ旷ｔ危ｅＤ函一ｃ咖Ｚｉ船）。他在文中宣称“本学科的目标就是要产生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综合理论”（ＨｅⅡｎａｎｓ，１９９９：１２５）。在提交给大会的正式论文里，他又说，“翻译作为一种元文学学科比另一种元文学活动即评论更适合推广文学产品，也具有更大的科学性。”（Ｈｅ衄ａｎｓ，１９９９：１２５）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对翻译问题都倾向于用非规定性的方法将翻译现象历史化和语境化，而Ｌｅｆｅｖｅｒｅ依据的还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路，企图像语言学的翻译理论一样演绎普遍而科学的理论。他还在次年出版的一本论文学翻译的著作《文学知
识》（￡ｉ６∞口∥肠ｍ埘Ｚｅ巧ｇｅ：ＡＰｏ拓ｍｉｃｏＺ口以Ｐｒｏｇｍｍ一，ｍ庇胍町。凡协№ｍｒｅ，Ｇｒｏ埘琥，ＲｅＺ删ｏｎｃｅ口以ｚｈ瑚ｍ洳ｉｏｎ）里重申了上述思想，虽然这本书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同一时期他还研究了德国翻译史并创作了《文学翻译的德国传统》（ｍ瑚ｋｔｉ昭眈一ｅｍ￡啪：死ｅＧｅ订凇ｎ乃以拓幻ｎ，１９７７），搜集了从文艺复兴到２０世纪德国重要作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重要论述，澄清了英语世界对德国译论的某些误解，是英语世界研究德国传统译论最为详细的第一手资料。
这一时期，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的翻译思想除了上述规定性倾向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文学研究倾向。他认为，翻译在文学研究的三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即文学的发展和解释、诗学和文学教学。（郭建忠，２０００：２１８）这样他间接地涉及到翻译在接受语境中的功能问题，也为翻译文学成为文学系统的独立成员做了铺垫。其二，他还谈到语言问题仅仅是翻译要面对的一个方面，其他问题可以简要概括为“时间、地点和传统”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原文的社会文化地位在译语文化中势必发生错位。最后，尽管ＪａｍｅｓＨｏｌＩＩｌｅｓ早在１９７２年就提出用ＴｒａＩｌ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作为本学科的名称（Ｈ０１ｍｅｓ，２０００：１７２—８５），而正式建议则是由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１９７６年会议上提出的。不仅如此，他和朗贝尔（ＪｏｓｅＬａｍｂｅｒｔ）还向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提议设立翻译研究小组（Ｈｅｍａｎｓ，１９９９：１２５），为翻译学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基础。
１．２翻译思想的转折期
进入８０年代，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的翻译思想出现了重大转变，彻底转向系统和描写研究范式，提出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范畴和概念。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思想突变的具体原因，但与当时文学研究领域新理论层出不穷和他本人与国际学术界的密切接触不无关系。
１．２．１折射理论和文学系统观
８０年代初，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发表了一篇论布莱希特（ＢｅｎｏｌｔＢｒｅｃｈｔ）作品英译的论文（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２０００：２３３—４９），可视为他翻译观转向的标志。Ｌｅｆｅｖｅｒｅ认为，文学作品主要是以折射文本（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的形式，即“各种误解或误释”，为适应不同读者对作品进行的改编，才得以广泛流传和发挥影响，因为作品的理解总要基于特定的文学文化背景。折射文本以各种形式存在，如翻译、评论、历史编纂、教材、文集和戏剧改编等，当然最明显的形式是翻译。事实上大多数读者接触外国作品都是通过各种折射文本进行的。比如美国读者就主要是通过艾里克?本特理（ＥｒｉｃＢｅｎｄｙ）的翻译和戏剧评论来了解布莱希特的，而且布莱希特在英美获得认可也是几代翻译家和其他评介者不懈努力的结果。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认为文学是一个具有约束机制的系统。系统的约束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系统外的赞助人。文学赞助者既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或机构。具体而言，赞助制度的约束力通过三个要素发挥作用。一是意识形态，即在特定社会，文学必须与其他系统合拍；二是经济要素，即赞助者需确保作家的生活无忧；三是地位要素，即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能获取一定社会地位。如果三种要素集中于同一赞助者，就形成非区分性赞助人，反之，则成为区分性赞助人。其次，文学系统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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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自该系统的诗学规范。诗学规范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其一是（文学技巧）序列（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包括文体、某些象征手段、人物和原型性情景等；其二是功能观念，即特定社会关于文学具有或可能具有的功能的概念。最后一个制约因素是文学系统的自然语言。语言不仅从形式上确保文学作品合乎语法，还要从语用方面规定作品能反映该语言所属的文化。由于语言总是要反映特定的文化，因此翻译也总是要将不同的文化“自然化”，即使其符合接受文化的习惯。
文学的折射形式是两种文学系统折中的产物，因而也是两个不同系统的制约因素的表征。折中的程度取决于原作者的声望。比如布莱希特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还不属于经典作家，因此，黑斯（Ｒ．Ｈ．Ｈａｙｓ）翻译他的作品时，随意性就比较大。到了五六十年代，布氏虽仍未列西方经典之列，但已经常被讨论，因此本特理翻译他的作品时就尽量遵从原作。７０年代，布氏已成为经典作家，所以蔓海姆和魏乐特（Ｍａｎｈｅｉｍａｎｄｗｉｌｌｅｔ）翻译他的作品集时，更多考虑的是原语系统而非译语系统的规范。
１．２．２改写理论
８０年代中期，ｋｆｅｖｅｒｅ用另一个概念“改写”取代了他以前使用的“折射”（№ｖｅｒｅ，１９８５：２１５—４３）。他从文学阐释和批评的合法性争论人手，认为不存在所谓更合法的阐释和批评，因为两者都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都受制于该文学系统的制约因素。批评的目的不过是要文学朝着主导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的方向发展。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各种写作和改写活动如何受制于某些限制因素，原创和各种改写如何互动。文学改写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特定文学朝某一方向发展，比如庞德（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在《神州集》里改写中国唐诗的目的就是使现代英语诗歌向某个方向演进。如果我们能找出文学发展的经常性和反复出现的模式，我们就能提炼出一种文学理论。这种理论不是把文学看成“文学实践的心理过程”，而认为文学是“由某种社会机制支配和组织”的观念和现实。
ｋｆｅｖｅｒｅ重申了他关于文学系统理论的假说，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只不过是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是文学系统的环境，两者相互影响。此外，他还重申了他以前提出的三个重要范畴，即“赞助人”“诗学规范”和“自然语言”，但增加了“论域”（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概念，不过作者并未展开论述。所谓论域指的是当代作家可以自由引证的知识、学问、事物和特定时代的风俗。另外，
他认为诗学规范都有一个制度化（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实践先行，然后才有理论，制度化的过程同时又是某些作品和作家的经典化过程。这些关于诗学规范的论述几乎一字未变地搬到常被人引用的《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乃也ｎｓ如￡幻ｎ，Ｒｅ叫而￡ｉ几ｇ＆刀ｉｅ＾亿ｎ加“如￡面凡Ｑ厂￡五ｅ￡妇ｒ口∥心撇，１９９２ａ）一书里。
１．３发展和成熟期
９０年代初，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延续８０年代提出的主要命题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一方面，全面总结了以往的理论，仅１９９２年就出版了三本著作。另一方面，与以往单兵作战不同的是，他与巴斯奈特（ＳｕｓａｎＢａＳｓｎｅｔｔ）合作，通过丛书编辑，既传播已有的成果，又相互影响，’把翻译理论推向深入。
１．３．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１９９０年Ｌｅｆｅｖｅｒｅ与巴斯奈特合编的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ｚｋｗ‰幻ｎ，＾ｂ幻ｗ＆Ｃｕｚ￡Ｍｒｅ）在翻译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虽然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并不新鲜，但以前切人的角度和论述的深度均不及这本文集。更重要的是，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与翻译中实际的文化传达问题并非一回事，这意味者翻译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而不是局部调整。不过，首先提出“文化转向”这一命题的是奥地利翻译理论家霍恩贝（ｓｎｅｕ．ｈｏｍｂｙ，１９９０：７９—８６）。《翻译、历史与文化》的序言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作的改写”。这可以看做是ｋｆｅｖｅｒｅ翻译思想的延续，同时也说明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已被广泛接受。序言还精练地概括了翻译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功能：改写就是操控，是为权力服务的；从积极方面看，改写有益于文学和社会的进化。改写能引进新的文学观念、体裁和新表现手法；另一方面，改写也可能压制革新，歪曲和吞噬新元素。（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Ｂａｓｓｎｅｔ，１９９０：ｉ）除了与巴斯奈特合写的导论外，ｋｆｅｖｅｒｅ还写了一篇讨论西方翻译史的论文。他从《七十子圣经》（却￡嶝眺）翻译的传说提炼出翻译史的几个重要范畴。一、权威，指赞助人、作者、原文和译语文化加诸翻译的限制，与８０年代提出的赞助人概念类似。二、专业水平，指译者的素质。三、信任，指不懂原语的读者对译者的信任，有时质量差的翻译会利用读者的信任而大行其道。四、形象，指翻译在译语文化中塑造的原作、作者、原语文学和文化形象（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１９９０：１４）。塑造形象是文学改写，尤其是翻译参与文化构建的重要途径，也是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９０年代多次谈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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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此并未得到系统的阐明，我们只能从文集中的大量个案中窥知一二。直到９０年代末巴斯奈特才做了系统的归纳（Ｂａｓｓｎｅｔｔ，２００１：１２３—３８）。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两个领域相互渗透，彼此向对方提供依据。因此，可以说改写理论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１．３．２理论总结与新命题
１９９２年ｋｆｅｖｅｒｅ连续出版了三本翻译理论著作，总结了他２０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其中《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是他的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他在本书中对文学系统论和系统论关照下的改写理论做了全面总结，举了很多有说服力的例子佐证他提出的赞助制度、诗学规范、意识形态、论域及语言问题与翻译的关系。此外，还用实例证明文学的其他改写形式与文学系统的关系，如文学史、作品集、评论和编辑等。值得注意的是，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此首次明确提出文学系统内的另一种制约力量——专业人士，包括评论家、书评者、文学教师和翻译家。这些人实际都是改写者，他们受制于文学系统外的赞助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因素以及系统内的诗学规范。正是这些专业人士的存在，才使文学系统内部的运动，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互动成为可能，改写的操控作用才能落到实处。不过，既然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改写，论文集的编者、文学（学术）期刊的编辑及文学史编纂者也应该列为专业人士。
同年出版的另一作品名为《比较文学语境中的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ｚ托瑚Ｚ口￡ｉ昭￡ｉ把ｍ妣陀：Ｐｒ口ｃ一￡ｉｃｅ口ｎｄ刀如。可流Ａ（１０疗妒８ｍ砌ｅＬｉ￡ｅｍ舭ｒｅｃｏｎ￡麟‘，１９９２ｂ），是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将其理论用于翻译教学的尝试。在简要回顾翻译理论史的基础上，讨论了翻译中的语言问题、语境、翻译分析要素及翻译发挥文化功能涉及的其他因素。
同年出版的第三本书是《翻译、历史与文化：资料汇编》（ｍｗ砌幻ｎ，蕊胁可蒯例￡啪：ＡｓＤ啪ｅＢｏｏ忌，１９９２ｃ）。作者首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为何要翻译？谁在翻译？然后从意识形态、赞助制度、诗学规范、论域、翻译与语言发展和教育的关系、翻译技巧及中心文化和中心文本等方面对翻译的文化功能做了分析。他还指出，翻译研究如果局限于技巧分析是不会有成果的，因为翻译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
１９９６年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因患血癌猝然辞世后，仍然有重要论文面世。有一篇论文专门探讨翻译在文学经典形成中的作用。他考察了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８８年间美国戏剧作品集中对外国作品的收录情况，指出如果
选集中含有翻译作品，会给读者提供两种文学形象：一是作品集的整体宏观形象，其次是翻译创造的微观形象。学校教科书里的文学形象会长存下去，成为经典。（ｋｆｅｖｅｒｅ，１９９６：１３８—５３）
在另一篇论文里，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文化资本”概念引进翻译研究，把“改写”理论又推进了一步。翻译的目的可分为四类：传递信息、流通文化资本、娱乐大众及劝戒或宣传。他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人们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Ａｅｎｅｉｄｓ）英语翻译，发现文化资本概念对翻译研究非常有效。上述四种翻译目的也可以说是四类文本，与其把文本分成各种详细类型，不如用“文本网格”（谢ｄｏｆｔｅｘｔ）来指称。所谓“文本网格”指一种文化所使用的能被普遍接受的言说方式的集合。不同的文化可能使用相同的文本网格，如英语、法语和德语文化因其相同的希罗文化传统而具有相同的网格。但中日文化却使用不同的文本网格。网格是比语言更高层次的、人为的、历史的建构。（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Ｂａｓｓｎｅｎ，２００１：５）翻译时，译者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语言因素，而是两种
“网格”，即“观念网格”和“文本网格”。（№ｖｅｒｅ，１９９９：７５）总之，网格是一种介乎“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东西，比较模糊。
２．改写理论的意义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的翻译思想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同时我们注意到他考察翻译（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勾勒一般文学（史）发展的图景。他先后提出了许多理论范畴，但“改写”才是理解他所有关于文学和翻译的论述的关键。我们认为改写理论对我国学界至少具有下列启迪意义。
２．１革新传统翻译研究模式
我国有悠久的翻译史，但关于翻译的讨论长期以来都是围绕翻译的“标准”展开的，即所谓“按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评价标准，这些传统文论特征十足的术语，不仅语义晦涩，从翻译理论的角度看，都预设了以原文为中心的价值尺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争论直译和意译的问题。这样的讨论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对翻译教学和语言学习很有帮助。但正是这样的所谓“理论”把翻译问题简化为语言问题，即译者的语言能力问题，而翻译作为文学和文化产品所涉及的问题全都被语言转换的技术性表象遮蔽了。鉴于此，有论者指出这样的研究不能算是“翻译研究”，“原因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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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没有把翻译当做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王宏志，１９９９：６）。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是对原作的“操控”，打破了以原文作为标准评价翻译的惯性思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曾被郁达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陈福康，１９９２：２７５），他的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自此中国翻译界所有的论争都直接或间接与之相关，而且都一致把“信”理解为翻译的最高标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严复提倡“信”的翻译，他自己的翻译就不信。的确，严复的翻译从“忠于”原文的角度看，决不是“信”的翻译，但事实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的翻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不忠实’，显然是一种故意选择的结果”（王宏志，１９９９：８８）。当时中国急于向西方学习，翻译被视为最便捷的途径，但中西文学和文化是异质的，从文字到观念都需要变通，译者会主动“操控”原语文本以适合接受文化的赞助人、诗学规范、思想意识等。比如从改写理论的角度看，严复选择“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即“雅”，并请古文大家吴汝纶为其译文作序，实际上是利用后者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为其译文张目，事实上也证明他的策略是正确的。吴汝纶就是严复的赞助人，他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文学系统的诗学规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严复就是利用古雅的文辞取悦赞助人，同时悄悄塞进新思想，最终达到启蒙的目的。其实清末民初的大多数翻译，如果用“忠于”原文的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够格的，但问题是此时的翻译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手段，用纯美学的标准去要求是犯了“时代错误”。
２．２凸显译者的主体地位
从上文我们已知道，ｋｆｅｖｅｒｅ先是把翻译看成文学的折射形式，后来又改称为“改写形式”，都是源于捷克学者波波维奇（ＡｎｔｏｎＰｏｐｏｖｉｃ）的元文本（ｍｅｔａｔｅｘｔ）概念。表面上折射理论和改写理论的区别似乎并不大，实际上概念的命名变化暗示了作者思想的变化。首先，ｋｆｅｖｅｒｅ在谈论文学的折射时，用了一个隐喻“光谱”（Ｓｐｅｃ岫ｍ），意思是折射文本像光谱一样反映出文学系统内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对文学生产和流通的影响，折射的行为是静态的、被动的，只有客观环境的存在，看不见人的痕迹。“改写”不仅反映了客观环境的要求，同时也突出了改写者（如译者）的活动轨迹。就翻译而言，它不仅是原作的某种变相的存在，反映了译语文化能接受的形式，同时改写过程，即翻译过程也是改写者在两个文学系统和文化系统间调停的结果。其次，“改写”不仅是调停，也意味着“操控”
原文，最终指向不同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问题。这既是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９０年代的翻译研究中间接涉及的话题，更是解构翻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
译者形象是Ｌｅｆｅｖｅｒｅ非常关心的问题，他曾用了两个比喻来说明：协调者和折中高手（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１９９２ｂ：６），意思是译者既有主动权，又受制于其他因素。改写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改写者（主要是译者）的主观努力对文学、社会乃至文化系统的反作用。娩清至“五四”前后许多译者都是这样的“改写者”，为传播新思想，许多译者纷纷选译同一作品很耐人寻味。比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Ｂｙｒｏｎ的诗因为满足了时人“追求个人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双重启蒙目的”（张旭春，２００４：２３６），梁启超、马君武、苏蔓殊和胡适用不同的体裁译过Ｂｙｒｏｎ的《哀希腊》一诗。此后逐渐兴起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译介和创作高潮。中国是意识形态相当浓厚的国家，翻译和创作很难成为西方人所理解的纯审美活动。翻译的目的性和翻译中涉及到的一系列选择都不是我们的传统译论所能解释的。Ｌｅｆｅｖｅｒｅ提出的改写理论为我们分析中国翻译的实际情况提供了极为便利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在传统观念中，译者不是被嘲笑为背叛者，就是根本被人遗忘，处于隐身状态。前两年，国内译学界展开了翻译主体性的讨论。笔者以为，不管主体性的哲学内涵如何，具体到翻译，主体性的问题应该是译者的能动性问题。如果将翻译视为文学改写活动，主体性问题将不复存在，因为这已是改写理论题中应有之义。改写理论所赋予译者的“操控”权力彻底颠覆了译者相对于原作者的模仿者形象，翻译文化的功能也因此有了得以实现的理论依据。
２．３提供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对话平台
中外翻译界似乎都存在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断裂现象。翻译实践者从文本操作的实际困难出发，不仅默认传统译论对译者的贬损性比喻，甚至公然宣称“从实践上讲，西方的‘纯理论’对我完全无用”（许渊冲，２００１：４８）。另一方面，翻译理论研究者依然我行我素，颇有些独语的尴尬。我们很容易以“理论与实践脱节”为依据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但问题并未解决。或许，翻译改写理论可以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因为“改写”不仅包含传统翻译观里的语言转换，还因其对文本的“操控”而暗含权力因素，从而将单纯的语言活动上升到话语实践层面，翻译（活动）因而具有隐喻功能。事
第５期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７ｌ?
实上，有人已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Ｂａｓｓｎｅｔｔ，２００１：１２３—３８），比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实际上分别是文化研究中性别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延伸。在这两种新锐的翻译观里，“改写”都是它们的关键词。由此，翻译实践和理论并未脱节，问题是我们的认识囿于一端。
２．４引入新的文学史撰写观念
改写理论对我们的文学史编写也有启示。既然翻译是文学存在和流传的重要形式，那么文学史对此应该有相应的反映。但不幸的是，我国公开出版的文学史，除了３０年代几部文学史，很少有专门论及翻译文学的。文学史一般按照作家、作品和时代背景的模式展开，往往集中论述文学系统的外部力量对文学的影响和系统自身的演变轨迹，很少论及文学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反作用，但文学系统论认为文学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是互动和双向作用的。另外，文学的经典化还有赖于其他改写形式，如重要的评论、文集和文学教材等，而这些情况很少在现有的文学史中反映出来，读者很难明白何以选择某些作家和作品而舍弃其他的。
３．结语
Ａｎｄｒｅｋｆｅｖｅｒｅ的改写理论首先是一种文学理论，但它对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主要是文学和文化理论却首先被当做翻译理论接受一样，改写理论目前也主要在翻译研究领域被人们接受。无论如何，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的翻译概念早已超越具体的文字层面，上升到文学和文化演变的宏观规律，以至有人将他的改写理论列为文化研究的框架（Ｍ衄ｄｙ，２００１：１２７）。另一方面，国内翻译研究界的认识误区之一就是把“如何译”的问题当做研究的全部（谢天振，２００４；６），死守语言分析的老路，似乎惟有如此才是翻译研究。国内学者应该从ｋｆｅｖｅｒｅ翻译思想的转变历程得到启发。翻译既然只是一种文学改写，将其拘泥于文本语言结构的无异于画地为牢，缘木求鱼。此外，Ｌｅｆｅｖｅｒｅ是西方少有的对中国文学和翻译史有相当了解的理论家，他不止一次提到中国和日本的诗学规范（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２００１：１２—２４），说明他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已考虑到这一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理论已尽善尽美，但其有效性也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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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不同时期的解读，可沧桑变迁，而且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以很好地诠释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特点。
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能够产生意义的布局”（ＪＩｏＴＭ拉，１９９９：９），因此，一个文本产生不同的意义是很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得到了几乎对立的不同解读，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这部小说不仅没有完全沉人时间的长河，反而在半个世纪之后在异国他乡激起了一场争论并生出了新义，这不正表明它具有“文化的积极性”（．７ＩｏＴＭａＨ，１９９９：２２）吗？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作品都有局限性，人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但如果从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本着积极对话的态度，不仅可以充分理解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七十多年间经历的注释：
①布洛，英国心理学家，最先提出“心理的距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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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勇）
（上接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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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立飞）
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Andre 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
作者：何绍斌， HE Shao-bin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刊名：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年，卷(期)：2005，28(5)
被引用次数：9次
参考文献(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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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龙泉"改写论"的缘由及弊端[期刊论文]-上海翻译 2009(1)
3.李龙泉"改写论"的缘由及弊端[期刊论文]-上海翻译 2009(1)
4.焦良欣简述互文性视角下的改写理论[期刊论文]-东京文学 2009(2)
5.刘为洁从"改写"的社会功用看翻译"异化"的必然性[期刊论文]-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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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谭晓丽"改写"和翻译本质[期刊论文]-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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