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优化____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
作者简介:陈朔(1974-),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冯素杰(1974-),女,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基金项目:本文由国家社科项目“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互动关系研究(07C J L 004)”(项目负责人:冯素杰)和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与坚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06Z D 028)”(项目负责人:柳欣)基金资助。
《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3期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几个问题的
国际经验和启示
＊———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
陈 朔1,冯素杰2
(1.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082;2.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摘 要:本文选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三个样本,从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历程、进出口因素、劳动力转移和收入分配等四个方面对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最后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并认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充分考虑自身国情。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出口;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国际经验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实现我国未来
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从新的视角研究并借鉴
国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好更
快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本文拟从四个
方面讨论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似历程,最后
得出一些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一、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迁由图1～6不难看出,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变是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即产值结构都不断由附加值较低的第一产业向附加值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二三产业则不断上升
。
图1 1950～1993年日本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 图2 1950～1993年日本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 图1和图2资料来源:转引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有关数据计算根据日本经济企画厅编《国民收入统计年报》1978年版、《国民经济计算年报》1995
年版和日本银行国际局编《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1995年版、日本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100年》,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等资料编制
。图3 1960～1994年韩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 图4 1963～1993年韩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 图3和图4资料来源:转引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日]奥林茂次等编《世界经济统计》,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9月初版,第123页;国家统计局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51～252页;[日]日本银行国际局编《外国经济统计年报》(1994),1995年12月出版,第
255页、268页的有关数据,按现价计算编制。注:
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矿业、建筑业和电气、煤气、
自来水。
图51952～1994年台湾地区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 图61952～1994年台湾地区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
图5和图6资料来源:转引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E c o n o m i c P l a n n i n g C o u n c i l,T a i w a nS t a t i s t i c a l D a t a B o o k,1975,p p.66.;C o u n c i l f o r E c o n o m i c P l a n-n i n g a n dD e v e l o p m e n t(C E P D),T a i w a nS t a t i s t i c a l D a-t a,1991.p p.15-16,41,213.;C E P D I n d u s t r yo f F r e e C h i n a,V o l.L X X VN o.1D e c e m b e r1990,p p.40-41,48-49,a n dV o l.L X X VN o.1J a n u a r y1991.p p.6 -7;转引自[日]平良朝男《台湾的经济发展和以后的课题》,日本《冲绳大学经济论丛》第17卷第1号,1992年9月出版,第67页;[日]日本银行国际局《外国经济统计年报》(1994),1995年12月出版,第277页。注:图中第一产业指农林水产牧畜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矿业、建筑和电力、煤气、自来水业;第三产业包括商业、金融、交通运输和其它服务业。
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来看,日本在1950年的偏离度为44.6,至1980年偏离度降为15, 1990年进一步降为11.4①;韩国在1970年的偏离度为48.5,到1990年降到16.6②;台湾地区则从1970年的42.4降到17.3,韩国下降速度要快于台湾地区③。1990年日本和韩国第三产业偏离度已非常小,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几乎同步变动,而台湾地区第二产业的偏离度较小,第三产业偏离度仍较高。
二、进出口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三个国家或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的某一阶段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贸易立国”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且这一战略均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原材料和燃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工业制成品则大量外销的国家,其对外需的严重依赖性在国内产业结构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二战后日本出口贸易结构也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国内资本不足而劳动力过剩,大力发展以纤维为主的轻工业产品出口;到了5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其出口结构也相应地趋向重化工业化。机械工业、钢铁、化学制品出口大增,重化工业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55年的36.1%提高到1965年的62.0%,1973年进一步提高到72.9%,而同期纤维为主的轻工业出口产品则从1955年的63.9%降到1965年的38.0%,到1973年进一步降至27.1%;到了70年代,重化工业产品出口产品的结构继续变化,其出口重点由原来的钢铁、化学、船舶等耗能高的产品转向机械工业耗能低的产品,至70年代末,出口结构扩展到高技术产品上来;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产品出口绝对值和增长率均持续下降,重化工业中的钢铁等出口也不断下降,机械工业产品出口进一步大幅上升,尤其是机械工业中的高技术产品等增长势头十分猛烈,在出口贸易结构中逐渐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体,附加价值高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格局。
20世纪60年代后韩国一直推行出口主导型增长政策,其国内生产对出口的依存度从1964年的4.6%猛增至1994年的48.7%。60年代带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制品,70年代支撑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出口产品则是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制品居主导地位。从出口结构来看,韩国经历了由一次产品出口到工业制成品出口,由轻工业制成品出口到重化工业品出口的转变。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决定优先发展那些投资少、技术设备简单、生产周期短、效益回收快的劳动密集型民生必需品工业,如食品、纺织、鞋类、皮革等,一方面以生产替代进口满足内需,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继而提高其生活水平。出口则以农产品和家产加工品为主。由于消费品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发展转向第二次“进口替代”时期,即生产资料进口替代时期。80年代初台湾工业发展面临的条件发生了新变化,劳动与能源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了发展上的比较优势,台湾当局决定除继续发展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外,又着重发展了电子通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此进入新的工业升级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快了台
①②③1950年日本第一二三产业的偏离度分别为22.3、-9.9、-12.4;1980年偏离度分别为7.5、-3.6、-3.9;1990年则分别为4.7、-5.7、1。1970韩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偏离度分别为23.8、-10.3、-14.4;1990年偏离度分别为9.6、-6.2、-0.8。
1970台湾地区第一二三产业的偏离度分别为21.2、-8.8、-12.4;1990年偏离度分别为8.6、-1.5、-7.2。
湾经济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工业的过程。
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
经济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从传统的、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不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进程,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一国劳动力在一、二、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将呈现出由正三角向倒三角的转变。从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转移进程来看,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为迅速。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日本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韩国和台湾,他们在劳动力快速转移阶段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属于发达国家的日本,在工业化加速的1955～1970年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6.98%下降到13.83%,26年下降了33个百分点,可以说这26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辉煌时期;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也从3.947万亿日元增加到148万亿日元,增长了37.5倍,名义G D P平均增长速度15.8%,最高年份达到了23.9%;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5～1980年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58.46%下降到34.01%,16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也从0.789万亿元增至38万亿元,增长了48倍,名义G D P平均增长率高达28.4%,最高年份达到了39.8%;我国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6～198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3.44%下降到19.50%,15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名义G D P平均高达17.83 %。从日、韩、台的经验也可看出,当劳动力迅速转移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都在17%以上(表1)。
表1 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力迅速转移时期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较高的人均收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收入人均水平低且增长缓慢,大大影响了农民最终消费,使得农业再一次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并以农民购买力不足制约整个经济正常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通过扩大投资和内需,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和以人均国民收入为重要标志的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将会极大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从而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经济增长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助推器,与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
众所周知,提高国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如果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平等,那么不仅广大公众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可能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的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大,但随后日本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市场机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使收入分配均等化。1955年日本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2%,1975年达到76%,经过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之后,于80年代达到最高水平81.8%。收入的高速增长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对于缩小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极其有利。
韩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相对不变的高水平的收入均等。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仅有略微提高,但在韩国却有明显的提高。在1965至1970年间,由于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韩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呈日趋均等的趋势;1970年至1980年间,由于工资收入者与财产收入者之间以及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差距日渐扩大,收入差距略有增大;1980年以来,收入分配差距又缩小了,这主要是工资收入者与财产收入者收入差距缩小和广泛促进小工业部门发展所致。(表2)
表2 韩国收入分配变化情况
每20%人口收入比例19651970197519801985最低20%5.77.45.75.16.1第二组20%13.612.311.111.011.6第三组20%15.516.315.516.016.2第四组20%23.322.422.422.622.4最高20%41.941.645.345.343.7最高/最低7.355.627.958.887.16 资料来源:数据转引[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184页.
钱纳里教授等人对6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后发现台湾地区是唯一能够在经历飞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在缩小差距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随后的20年飞速增长时期,台湾的收入分配情况有了显著改善(见表3)。飞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改进的收入分配,贫困者的收入比富人的收入增长得快得多。从1964年到1979年间,20%最穷家庭的收入份额由7.7%增加到8.9%,而20%最富家庭的收入份额却由41.1%下降到37.5%,最富与最穷的比例也由5.3下降到4.2。为什么别的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收入分配恶化,而台湾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却改善了呢?郭婉容教授首先将家庭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两部分,工资收入比重的增加将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分配,因为工资收入比财产收入分配得更为平均,所以当工资收入比重上升时,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其次他认为随着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比非农业慢,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但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力不断转移到城市,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内的收入不均却在不断下降,尤其是非农部门内部收入不均在下降,因此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在改善;另外他还认为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吸纳了更多劳力,增加了工资收入的比重,进而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
表3 台湾地区收入分配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1964～1978年数据转引郭婉容,格斯塔夫·雷尼斯,约翰·C·H·费.台湾的经济之路[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34页;1980～1985年数据转引[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185页.
五、结论和启示意义
通过对上述三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述几个结论:
(一)产业结构是动态变化的,它的升级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不同阶段采取了相应的倾斜发展的模式,充分运用“后发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分阶段地依次选定主导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主导产业均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更替过程
国际经验证实产业结构的变化伴随着主导产业的更替。主导产业的发展一般经历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再向技术密集调整,其产出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演变趋势。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由于不同的国民收入水平具有不同的需求结构,注重国内外需求结构的变化,尊重产业结构演进的普遍规律,选择适合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主导产业,是这些国家得以快速腾飞的主要原因。
在经济起步阶段均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生产轻工业产品,实现劳动力的迅速转移与合理利用,解决国内就业问题,通过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赚取了外汇,获得了资本,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继而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通过出口和进口提升自身生产水平和消费结构。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这一时期化工、钢铁、机械等重化工业的产值和比重均快速增长。
随着重化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业结构开始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发展上来。以电子、通讯、生物技术、信息产业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开始迅速发展,成为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产业。
(三)制定恰当的产业政策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包括最倡导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均会利用产业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产业政策体现在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保护和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一般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借贷、贸易保护、行政管制与指导等手段相联系。
日本政府曾以提供低息贷款、加快折旧、减免税收等政策对新兴产业、主导产业进行扶持;采取制定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和设备投资审查批准权和行政指导劝告方式以促进产业合理化,使过度竞争转化为有效竞争;采取官民协调体制,通过补充价格机制的调节机能和利用政府的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的诱导作用,有重点地将资金分配给主导产业部门,以加强竞争力。
韩国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框架下实现的,而这种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政府60年代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外向型经济起飞突破口的产业政策
的积极引导密不可分。从韩国产业政策的内容看,出口导向工业化始终是其一项重要的支柱政策,无论是60年代直接鼓励出口产业,还是70年代的重化工业高度化和80年代以后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都是以鼓励出口或者以增强出口竞争力为主要目的,这既是由韩国国情决定的,同时对加速韩国工业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高新技术产业是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先导的产业正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各国纷纷将信息产业作为今后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方向,各国都要尽力赶上世界技术升级的这辆列车,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五)外贸结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某一阶段,均采取了“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等战略,而且均收到较好的效果。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世界各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征途中,产业的更替、结构的变迁如同“世上的家庭”一般,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因各自特点不同而异于他国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必须考虑充分自身的国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各国在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过程中那共同的一面,即表现为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在总产值、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此消彼长的产业结构变迁历程。不仅如此,主导产业的更替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作用都有相似的轨迹。尽管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会因时代不同而呈动态变化,但是后起国家在很多方面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故事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然由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基础、发展水平、发展速度、产业政策、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产业结构的转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模式,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国内外需求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产业结构,确定不同时期的主导产业和发展重点,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一点就是国外经验对我国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最重要的启示。
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应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引进国外关键技术和设备,同时大力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充分考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这些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强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必须看到,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时代环境的变化,一些当初对于其它国家是“灵丹妙药”的经验,今天未必适合我国。举例来说,“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等战略是这三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共同的成功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且成绩斐然,但是今天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其它小国劳动力总量较少相比,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对世界市场的冲击是其它小国远远不能比拟的。以服装业、制鞋业为例,几十万人生产服装和皮鞋量与几百万人的产量相比要小的多,世界市场可以轻易消化一个小国的产量,却不易消化一个大国的产量。尽管小国的外贸依存度可能很高,但对于世界市场而言其产量比重相对较小不易受到外部市场的控制。作为大国由于产量极大既可以影响世界又会被世界影响,“出口导向型”的战略使其经济更脆弱,外部风险更大。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国内市场规模大小使我国与上述三个国家或地区截然不同,上述样本国家或地区人口相对要小得多,其国内市场也相对狭小,无法在内部消费其经济产出,而我国国内潜在市场巨大,完全有可能从外需向内需转变,从而大大缓解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小国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会由于人口较少相对容易解决。三百万人的脱贫和致富与三亿人的脱贫与致富其难度显然是大大不同的,在对待收入分配问题上,及早解决我国经济中出现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问题,避免它积重难返,是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的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因此当前要将产业结构调整与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考虑,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朔,冯素杰.经济增长速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J].南开经济研究,2005(5):45～47.
[2]郭婉容,格斯塔夫·雷尼斯,约翰·C·H ·费.台湾的经济之路[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34页.
[3][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184～185页.
[4]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M].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第63～74页.
(编辑校对:余朝锡 史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