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修改)

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修改）

杨宏雨

梁启超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①近代中国之每一次进步无不与巨大的历史灾难相联系。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在浅层次上触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的话，那么，甲午战败则深层次地刺激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甲午战败的影响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高举救亡的大旗，把中国近代化运动推进到了效法日本、变法维新的新时期。甲午战败是中国思想界一次重要转折。在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笼，迈出了值得珍视的一步。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由此拉开，民族觉醒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一、战前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知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对西方除荷兰以外的“夷人”采取类似清政府的闭关不纳的“锁国政策”。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炮舰下被迫开放。锁国政策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垮台。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是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的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把日本当作东洋“撮尔”小国，不加重视。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重视。事隔六年之后(1874年)，日本军队武装入侵中国的台湾，近代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关注日本。

1876年，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途经日本，在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和东京之后，留下一份简短的记录。这就是《环游地球新录》中的“东行日记”一卷。李圭是近代第一个以官方代表身份访问日本的中国人。

1877年，何如璋以首任公使身份赴日，留有《使东述略》，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他离开北京到东京上任的经过。

1879年4月，王韬以私人身份游历日本，历时四个月，留有他这次游历的记述《扶桑游记》。

1879年12月，王之春以道员身份赴日游历考察，历时一个月，回国后写成《谈瀛录》三卷。

1880年5月，李筱圃赴日游历，历时一个多月，留有记述《日本纪游》。

1884年，清第二届驻日公使姚文栋编成十卷八册的《日本地理兵要》。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卷,第113页。

1887年，清第三届驻日公使陈家麟编成《东槎闻见录》一部。同年，黄遵宪完成甲午战前研究日本的划时代的代表作《日本国志》。

1887年11月，清政府派傅云龙、顾厚琨等出国游历考察。次年，傅云龙编成二十卷的《游历日本图经》，顾厚琨编成《日本新政考》二卷。

1893年5月，黄庆澄前往日本游历，历时两个月，留有《东游日记》一部。

甲午战前的这些游记和著述，论述了日本的有关情形，扩大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状况的了解。如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首次纠正了过去长期存在于一些地理书籍中关于日本是由长崎、萨伺马、对马三岛组成的错误说法，正确地指出：“其疆域分四大岛，而画以畿内及八道。”“全国四周滨海，大岛外，群小岛错杂其间。”①王之春的《谈瀛录》则首次运用科学概念精确叙述日本的地理位置是“起北纬线三十度，止四十三度;起偏东经线十三度，止二十九度。”②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调查了日本的天文、地理、风俗等15类169项内容，详细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近二十年在近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从各个角度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尤其详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新实行的各项制度，可够称得上是一部明治维新史。

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中国士大夫阶级反应的沉寂相异，1874年以后，明治维新是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认知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上提及的一些游记和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表示了关注。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1)基本否定：1880年赴日游历的李筱圃在参观德川氏墓地之后，批评明治政府“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以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③。阙名《日本杂记》的作者批评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是“慕虚名而难收实效，富强二字恐不易言也”。他借明治维新后日本出现的有人剪短发、穿和服、著木屐的现象，讽刺明治新政是“东头西脚，西头东脚，不成东西。”④李筱圃和《日本杂记》作者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国内守旧一派传统知识分子对明治维新的认知。这批人在当时的中国数量相当多，远远超过主张洋务救国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维新派。他们随着清王朝中枢势力对洋务运动态度的变化时而活跃，时而沉寂，构成洋务运动发展的一大阻力。

(2)局部的有限的肯定：李圭评述明治维新时指出：“日本一国，当咸丰初年仍是大将军柄政，君位几同虚设，国势极不振。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

①何如璋：《使东述略》,《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王晓秋点，史鹏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7页。

②王之春：《谈瀛录》，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9页。

③李筱圃：《日本纪游》，《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王晓秋点，史鹏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④阙名：《日本杂记》，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2页。

故能强本弱干，雄视东海，而大将军遂不专其国政。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①陈家麟在《东槎见闻录》卷首评说明治维新说：“立学校、整矿务、开铁道、设银行，以及机器、电线、桥梁、水道、农务、商务各事，此利政也”，而“易服色、废汉学、改刑罚、造纸币、加赋税以及用人、宫室、饮食、跳舞之属，此弊政也”②李圭和陈家麟的观点，特别是陈家麟的议论代表了当时主张洋务救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对明治维新的认识。他们肯定明治维新在学习西方军事与工业技术、推进工商业发展方面的作用，而反对和否定其改变祖宗成法、效仿西洋政治制度的作法。这和当时清政府中的洋务官僚对日本的认知态度是一致的。甲午战争以前，他们上下一致，“朝野交哄，皆以通达洋务为能事，”③形成了强大的洋务思潮。

3)基本肯定：对明治维新持肯定态度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早期维新派，他们赞赏甚至希望中国能仿效日本的明治新政。如王韬称赞明治维新说：“日本海东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④，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中说：“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⑤在《日本国志叙》中又明白表示自己编写的目的是为了“质之当世士大夫之留心时务者。”⑥黄遵宪是近代中国主张向日本学习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在当时，他属于孤独的先行者。甲午战争以前，这种孤独有时简直可以用唯一来取代。

甲午战争以前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认知程度上的差异及其数量上的对比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觉醒的程度，它还预示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命运。

二、战败引起的社会影响

就在黄遵宪孤独地先行、一般传统知识分子仍喋喋不休地责难日本明治维新“采西法”、“变祖制”、“易冠服”、“趋欧俗”的同时，1894年8月，中日之间拉开了战幕。洋务派苦心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几十万湘、淮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日本提出了赔款两万万两、割台湾、辽东半岛等一系列苛酷的议和条件。甲午战败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895年4月底，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师，“举国哗然”。广东举人

①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和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页。

②陈家麟：《东槎闻见录》，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0—191页。

③《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1页。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Ⅰ)，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42页。

⑤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第7页，《日本国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黄遵宪：《日本国志叙》第2页，《日本国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陕甘、广西、直隶、、、、云南诸省继之。士子们为战争的惨败和日本的要挟所激怒，纷纷上奏章、递条陈，痛心疾首，慷慨陈词，反对议和。一时都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①

在所有这些传统知识分子上书“数日不报”的情况下，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多人齐集都察院门外上书请愿，史称“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上书中要求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成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②他强调前三者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③，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变法，“非变旧法，无以为治”④。他要求光绪改革封建制体，建立议会制度。“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⑤，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

《上清帝第二书》是划时代的社会改革文献，带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色彩。它代表了甲午战败后中国相当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向。《上清帝第二书》虽然没有送达光绪手中，但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⑥，引起朝野各界的巨大震动。1895年6月初，上海哀时老人“刻其文及姓氏以告天下”，盛赞其文“惊天地，泣鬼神。”⑦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不胫而走，刊出后行销数万部。士子们辗转传抄，一时间“天下墨争磨”⑧，其影响也迅速从京师扩展到全国。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⑨“公车上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甲午战败最激烈最直接的反应，却又不以此为限。“公车上书”行动中的集会、讨论、请愿等手段带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特点。“公车上书”突破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分散活动的局限性，从书生议论发展到有18省1300多人参加的集体上书言事的社会活动。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⑩参与“公车上书”的士子们散归乡里后，把维新思想传到各地。公车上书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渐知天下大局之事”11，走上了维新救国的道路。康有为、梁启超也因其在公车上书中的杰出作用成为维新变法的政治领袖。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54页。

②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

③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页。

④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页。

⑤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

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Ⅳ)，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0页。

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54页。

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Ⅳ)，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8页。

⑨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卷，第42页。

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Ⅰ)，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40页。

1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卷,第114页。

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军事较量，同时也是对两国近代化力量的大检阅，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的较量。甲午战败客观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由是谈洋务者，渐为世所诟病。”①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主张的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传统站在“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②这样的认识高度对洋务运动洋进行了批判。谭嗣同认为洋务派所言所办的只是轮船、火车、枪炮、织布机和炼铁厂等物器而已，“于其法度政治之美备，曾未梦见……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③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做法是“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他非常恰当地评论说“此皆变事而已，非变法也”④。严复批评洋务运动是“大抵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⑤，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士之实弊。”

⑥梁启超形象地批评洋务运动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他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⑦

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从甲午战败这一事实中认清只有工艺、技术等层面的局部的枝节改革，缺乏整体的根本变革；只有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阙如，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整个戊戌维新时期，变法、变法之声遍布于国中，“一般洋务时务之士靡然从风，举世若狂”⑧，世风为之一变。这与甲午战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甲午战败后，在政治上检讨洋务运动的同时，传统知识分子还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中体西用进行了突破。

一个民族停滞了思考就意味着死亡。“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虽然已经开始突破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但批判的理性却被紧紧束缚在技术、工艺等层面(洋务派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⑨，这样旧的束缚了新的，死的缠住了活的，批判的理性在现实中停滞了增长。不仅如此，“中体西用”中带有的“卫道精神”(“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⑩)极有可能再度狂热起来，淹没仅有的一点理性，回复到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中。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是对中体西用最残酷最无情的批判。与此同时，批判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Ⅰ)，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99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41页。

③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页。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5-216页。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19页。

⑥《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5页。

⑦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卷，第10页。

⑧《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2页。

⑨《李鸿章致总理衙门书》，郭大松、张礼恒主编：《中国通史教程教学参考》(近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Ⅰ)，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60页。

的理性也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再度成长起来。1895年7、8月间，谭嗣同率先从洋务派设置的“器由道出”、“变器不变道”的樊笼里走了出来，深刻地指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为仍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何以弃道哉?”①谭嗣同对道器、体用关系的崭新认识表明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敲击“中体西用”的暮鼓丧钟了。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三疏》中重弹“中体西用”的老调时，严复于次年严正地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者也。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他进一步申论道：“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义违桀，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②严复的这段话仅管稍晚于戊戌维新，却很可以代表甲午战败后一部分主张维新救国的知识分子在中西和体用问题上见识。整个戊戌维新时期仅管有许多维新志士的思想中仍留有不少尊崇儒家文化的影子，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的《定国是诏》中也仍有“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实者实力讲求”③的字样，但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选派宗室王宫大臣游历各国等行动，无一不体现出突破中体西用的端倪，这种旧的发展了新的、死的推动了活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与甲午战败有关。

甲午战争是推陈出新的助产婆，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对洋务思潮的检讨及其在中西、体用关系上的突破，表明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洋务思潮开始消退。

三、尊严损伤下的心态失衡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平天国、捻军和边疆各族人民起义相继平熄下去，清政府的对外关系也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下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这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迷惘和虚骄。如1875年陈韬在编纂《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时就夸大其词地称颂同治的政绩是“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觏。”④1879年，王之春更吹嘘说“我朝威灵震垒，一道同风，受万国之共球，萃涂山之玉帛，聘问之使联翩而赋皇华者，几无远而弗届焉。盖中天运会所开，初非秦皇汉武徒逞远略的可同年语也。”⑤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迷茫是对时势和自我认识不清的结果。它基于自欺，其恶果远甚于自欺，

①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7页。

②严复：《论教育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07页。

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7页。

④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叙》第1页，《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

⑤王之春：《谈瀛录》(刻本)序，第8页，转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影响了中国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延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1883——1885年中法战争中清军在陆地上的胜利则更加剧了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的昏聩和迷惘。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虽然接受马尾海战的教训，以大治水师为主，但1888年以后竟开始挪用海军军费作修建颐和园之用。从1888——1894年整整六年，清王朝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竟未再添置任何船只和设备。甲午战争以前尽管黄尊宪等先行者已提出了“师日”的主张，但一般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还是瞧不上的。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征日论”的调子在中国很有市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做着征服“一岛孤悬”的日本，同时“摄服泰西诸国”①的美梦。应该说，甲午战败除了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以及战略战术上的失误等诸多因素外，中国社会普遍缺少理性，昧于世界大势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②谭嗣同的慷慨悲歌很可以代表战败后一般传统知识分子的悲愤情绪。在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灾难后，理性重新回到了现实中。甲午战败后，梁启超直言中国的处境是“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

③康有为指陈当时的环境是“瓜分豆剖，渐露机芽”，他警告光绪说“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④传统知识分子在战败后对现实危机的清醒认识，正是中国近代化从洋务运动转向戊戌维新的思想基础。

甲午战败同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相比较，一个显著的差别是这次打败中国的不是西方列强，而是一个向来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瞧不起的东洋“蕞尔”小国。这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倾斜。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熳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

⑤这正是对当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理倾斜的写照。心理的倾斜又导致他们最深刻地反省自我。康有为说：“吾既自居于昧弱，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⑥谭嗣同更直接地说是“中国自己求亡。”⑦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分析中国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①。总之，责己不责人、反躬自省、发愤为雄代表了当时主张救亡图存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

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这一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提供了个成功地学习西方的样板，中华民族又从东方获得了

①李岳蘅：《策倭要略》,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9页。

②谭嗣同：《有感》，《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③梁启超：《南学会序》，《饮冰室文集》第2卷，第65—66页。

④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203页。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67页。

⑥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3页。

⑦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5页。

一个自我认识的参照系。甲午战败后，主张变革的传统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把目光转向了日本。中国出现了一批主张“师日维新”的鼓吹者。

甲午战败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认识到明治维新在日本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康有为等人甚至把明治维新看成是日本成功的唯一动因。康有为指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②梁启超也说：日本“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③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西方，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这给当时主张变革的传统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启示。为了救亡，中国的维新派准备向昨天的敌人日本学习，康有为建议光绪“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④

由于交通方便，风俗相似，文字易懂，加上中日两国原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似，甲午战败后，主张维新变法的传统知识分子把“师日”看作是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康有为说“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取而法之，尤易措手。”⑤“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有异道。”⑥谭嗣同也说：“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⑦梁启超主张充分利用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他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⑧他们相信，只要中国仿效日本实行新政，就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居上。康有为乐观地预言说:“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⑨

在甲午战败的此刺激下，在主张变革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定国是诏”，决然变法。该诏书“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①，拉开了为期103天的维新运动。戊戌维新促进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整个中国从此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变革过程。戊戌维新失败后，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涌向日本，形成了二十世纪初年声势浩大的留学日本的浪潮。当时的人们分析“留日潮”的原因说“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吾文学风习去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6页。

②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53页。

③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卷，第3页。

④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页。

⑤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页。

⑥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彙十·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宏业书局，第335页。

⑦⑦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4页。

⑧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卷，第54也。

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页。

欧美甚远，势难直接为之，不若间接以学习日本为便。庚子以后，各省留学于东京者骤增数倍，其不本此意以为宗旨者，恐百无一人也。”②这话与康梁等主张师日维新的理由如同一辙。二十世纪初“留日潮”的形成正是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师日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它与师日维新的主张一样，同甲午战败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四、叛逆传统的新觉醒

甲午战败猛烈地冲击了晚清社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道德结构和思想准则提出了怀疑和挑战。

三纲五常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支柱。传统的儒家思想竭力把它宣扬成先验存在的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朱熹说：“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甲午战败后，谭嗣同首先向“纲常”、“名教”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三纲五常完全是统治者为自己统治的需要而提倡的单方面的强制性道德规范。“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其制下，而不能不奉之。”

③“独夫民贼固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皆以此为率，取便己故也。”④他指责“名教”的罪恶是“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⑤从“仁——通——平等”的观念出发，他提倡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的新型道德准则，并说“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

⑥谭嗣同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之一大彗星”，他对三纲五常的批判预示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思想准则在知识分子中即将崩溃的命运。

伴随着传统道德规范的衰落，甲午战败后，君主的神圣权威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严复认为人们原本不需要君主来统治自己，只是因为人民中间有各种“相欺、相夺”的纠纷，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而自己又忙于“耕织”、“工贾”，所以才“通工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以维护民众的利益。他说：“故曰，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为道之原。”⑦谭嗣同也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⑧谭嗣同和严复关于国家起源的学术探讨，使两千多年来的君臣观念受到了有力的冲击。

在否定君权神授的同时，传统知识分子还对君主制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梁启超指斥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专集》第一卷，第22页。

②《中国如何而后能学日本乎》，《大陆》1903年第7号。

③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9页。

④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9页。

⑤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⑥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9页。

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9-80页。

⑧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二十四朝的当道者都是些民贼。严复认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于民而已。”①谭嗣同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②他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③“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④，甚至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⑤。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对君权的否定和批判，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基地。

甲午战败还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后果，就是加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政策的怀疑和批判。八股取士是从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制度，甲午战败以后，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从宣传西学、培养有用人才的角度出发，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梁启超批评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原，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失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⑥他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⑦严复批评八股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病。他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⑧并说：“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倘因循，行将无及。”⑨传统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这种攻击真正击中了封建文化制度的弊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广泛反响，许多士人从此与八股制度决裂。废除八股也是戊戌维新时文化变革的主要措施。当时废除八股的诏书一下，“一时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八股无用'。”⑩这很足以说明传统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制度的批判所引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及至变法失败，顽固派恢复了科举制度，但对于八股文，“不独聪明英锐之士，不屑腐心焦脑以问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之为愈也。”11

在批判传统的旧道德、旧文化的同时，传统知识分子还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广泛地开展社会启蒙活动：

1) 创办近代报刊：为了鼓吹社会变革，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1895年6月，主张维新的传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81页。

②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③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④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4页。

⑤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卷,第87页。

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Ⅰ)，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48页。

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7页。

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0页。

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45页。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56页。

统知识分子在北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机关报《万国公报》。同年12月《万国公报》因与欧美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同名而改名为《中外纪闻》。1896年8月，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该报文字通俗易懂、议论新颖别致，一时风行海内外。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同时也是在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各地报刊蔚然兴起，影响较大的还有《知新报》、《国闻报》、《湘报》等三十多种。这些报刊或议论时政、宣扬变法，或介绍和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维新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人评价说，如果“把中日战争比作使中国震动的一次电击，”那么这些报纸“就不啻是一个强烈的电流，因为通过这个电流，可以把新的思想传布到全国各地去。”①

2)组织学会：康有为认为：“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为了广联人才，开通风气，1895年11月，康有为、文廷式等北京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开风气的一件大事，它打破了清朝自开国以来禁止士人结社的规定，从此“学会之风遍天下。”②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的学会至少有33个。这些学会广泛联络社会各阶层支持变法的人士，宣扬维变法的主张，一时间“民智骤开，士气大昌”③，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3)介绍西方学术文化：西方的学术文化是传统知识分子批判封建文化、启迪民智的思想武器。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非常推崇西方的学术文化，强调西学是“致治之本，富强之由。”

④为了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1896年，梁启超写成《西学书目表》，次年又编成《西政丛书辑要》，并与康广仁一起创办了大同书局。整个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创办译书局2处，报馆9家，学堂17所，广泛地宣传和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维新派的报刊也经常介绍和翻译西方的论著，《时务报》曾专门聘请英、法、日、俄文的翻译，译述的内容也从自然科学逐步向社会科学过渡。

在当时所有介绍西学的译著中，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最为重大。甲午战败对严复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刺激，他因“国势日危”而“腐心切齿”，遂“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也。”⑤1896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年底完稿，1898年春译稿出版。严译的《天演论》及其按语大力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学说，指出中国如果能够顺应天演的规律，实行维新变法，就能自强保种，由弱变强，否则就会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在《天演论》译稿中，严复“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⑥严译的《天演论》敲响了民族救亡的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Ⅲ)，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7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Ⅳ)，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0页。

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卷，第143页。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Ⅰ)，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48页。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Ⅳ)，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183页。

⑥严复：《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赫胥黎著，严复译），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8页。

警钟，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激起了极大的反响。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伦称誉《天演论》译稿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①，对严复的“高文雄笔”表示“倾心悦服，毫无间然”②。他亲自抄录副本，并为译稿撰写序文。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几乎无一不对严译《天演论》加以称颂。梁启超最早读到《天演论》的译稿，经常在自己的论文中加以宣扬和阐发。康有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③《天演论》宣传的进化和发展的观点，成为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理论基础。《天演论》的变革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刮起了一股飓风，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30多年后，胡适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知识那‘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成，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④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翻译的其它西方学术著作的影响虽不及《天演论》那么大，但其社会启蒙作用也可从《天演论》的风行中略窥一斑。

传统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弘扬和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一起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

发表于《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6年第6期全文转载。

①《吴汝纶全集》（四），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623页。

②吴汝伦：《答严幼陵》，《吴汝伦尺牍》（徐寿凯、施培毅校点）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98—99页。

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525页。

④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