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辩护意见

蒋汉卿妨害公务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接受蒋汉卿母亲赵丽洁的委托，指派魏强、李明律师担任蒋汉卿妨害公务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律师通过阅卷，约见被告人，进行必要的调查等活动，对案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本律师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蒋汉卿犯有妨害公务罪，事实严重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了维护被告人蒋汉卿的合法权益，使无罪的人免受法律的追究，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蒋汉卿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

理论方面：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对方是正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故意对其实施暴力或者威胁，便其不能执行职务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其执行的不是职务活动，或者其活动不是依法正在进行的职务范围的活动，均不构成本罪。这就是说，成为本罪侵害对象的，第一，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已经着

手执行职务、尚未结束之前。第二，必须是依法进行的、而不是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或者滥用职权侵犯国家和群众利益的活动，受到他人阻止的，不构成妨害公务罪。

本案中

1．江警官的行为是否为公务行为？

依法行政、合法行政是国家工作人员为公务行为的原则，也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为的公务行为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本案中，江洋警官在二楼值班，听到楼下有争吵声，下楼进行解劝，请问这种由于双方的不理解，发生争论后，警官进行劝解行为被认为是公务行为的法律依据何在？此种行为如果能被认定为妨害公务罪中所指的公务行为的话，那凡是涉及到和民警争执的案件，都可以放入此框，入罪的范围未免过于宽泛了。而且，江警官推人的行为应该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

2.蒋汉卿用脚踢江警官的行为，是否有阻碍其执行公务的故意。

在本案中，江洋警官伸手阻止蒋汉卿上前，由于动作较大，致使欲上前劝解朋友的蒋汉卿摔倒在地，且头部受到严重撞击，其起身后出于激愤伸腿进行了还击。他出腿的目的是对江警官推他的行为进行还击，而绝非寻求阻止江警官办案或工作。在派出所内，面对众多训练有素的警官，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会在没有原因的情况下做出如此不理智的行为，这种行为无异于以卵击石。事实也就是这样，蒋汉卿踢到江警官后，立刻被众警官上了手铐。

3.蒋汉卿的行为不应由刑法来调整。

刑法规制的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较普通违法行为更具社会危害性与严重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不认为是犯罪的违法行为应由《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规制。也就是说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超过治安处罚范围后才应启动刑罚进行规制。否则就会产生刑罚滥用及公权力侵犯人权的不良社会后果。

就本案而言，即使排除掉警官在接警等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可能，作为报案人的郭晓光、蒋汉卿在派出所内与警官发生纠纷的行为充其量是一种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依据辽宁省公安厅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则细化标准（试行）中对该条款的解释及细化标准所述：“扰乱单位秩序是指：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进行干扰和破坏，从而影响其工作正常进行。扰乱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社会后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情节较重，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1.因扰乱单位秩序行为受过处罚或者多次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行为，不听劝阻的；2.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损毁办公用具、物品、门窗等物，毁坏文件材料等，造成

较大损失的；3.无理推拉、纠缠、辱骂、围攻或者殴打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职工、教师、科研人员、医务人员，造成伤害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作为报案人蒋汉卿与郭晓光的行为较上述所列行为明显轻微，不应构成犯罪。

二、本案中被告人蒋汉卿并无犯罪动机，民警出警不及时及接警后粗暴的工作态度是本案发生的起因。

2011年7月8日晚，郭晓光为女友王伊娜过生日，邀请了程琳、杨帅、于菲及被告人蒋汉卿参加聚会，郭晓光在“荷东俱乐部”附近因停车问题与他人发生殴斗，郭晓光受伤。于菲报案请求警方帮助，园路派出所接警后由侯警官出警，后一行人随同侯警官至园路派出所内报案。

在派出所所内由于郭晓光对侯警官的出警情况及言行不满，双方发生了口角。二层民警听到一楼的声响，下楼查看。由于郭晓光与侯警官争吵较为激烈，被告人蒋汉卿欲上前劝解。江洋警官伸手阻止蒋汉卿上前，由于动作较大，致使欲上前劝解朋友的蒋汉卿摔倒在地，蒋汉卿仰面倒地，且头部受到撞击，其起身后出于激愤伸腿进行了还击，立刻被众警官按倒在地，上了手铐。江警官右腿兜部应被踢到，留有脚印痕迹，后蒋汉卿被刑事拘留并被逮捕。本案中蒋汉卿作为报案人的陪同者，事实上案件本与他没有关系，他想请公安机关赶快立案办案还来不及，更不可能干涉公安机关办案。如果办案民警能够依照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办案，并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且没有粗暴的举止的话，相信作为报案人一方的蒋

汉卿不会无缘无故的出腿攻击警察。

三、公安机关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回避，在本案中所作所为显失公正。

首先，公安部第88号令第十四条规定了办案应当回避的情形：第三款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园路与遂川两个派出所距离不足500米，同属和平分局管辖，而且是办案兄弟单位，平时工作中彼此配合，彼此协助。本案中所谓的被害人为园路派出所的副所长，我认为此种妨害公务的案件，和平分局整体应予以回避，才有可能会做到公正办案。下属被打，领导与同事公正办案的可能性极小，况且被打者为副所长。

本案在公安阶段未受到公正处理的证据就是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破案报告表、案件登记表、抓捕经过、侦破报告、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对案件事实的一致描述：“2011年7月9日1时许在和平区伊宁路3号园路派出所大办公室内，园路派出所民警江洋在处理一起殴打他人案件时，遭到嫌疑人蒋汉卿阻碍，江洋被蒋汉卿踹伤。”这一描述与事实严重不符。江洋警官当时在楼上值班，根本未在大办公室处理案件，而且蒋汉卿也从未阻碍江警官处理案件。很明显，公安机关在开始办理此案件时，就存在很明显的不良动机。错误的逻辑起点，怎么可能会带来公正且正确的结果呢。

其次，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全面、客观、公正的收集证据。

本次事件的直接见证人除了众警官、郭晓光、蒋汉卿、王依娜外，还有于菲、程琳、杨帅。就证言效力而言，众警官与副所长江洋警

官具有紧密联系，蒋汉卿、郭晓光为当事人，王依娜作为郭晓光的女朋友在园路派出所还在处理郭晓光被打案件过程中，其证言存在很大有失中立的可能性。于菲作为蒋汉卿的女朋友也可不做考虑。程琳、杨帅才是关键的证人。为什么警方及检方没有对其二人进行调查？用不公正的调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被告人是不公平的，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最后，监控录像资料对本案来说，是最为客观、真实、公正、可信的证据。公安机关以装修摘除这样一个借口，不调取该证据，明显存在故意掩盖事实真相，隐匿证据的嫌疑。

四、警方在制作笔录过程中存在诱供行为，笔录中的部分论述并非事实。

据会见被告人、询问证人及阅读基本卷宗的结果，使我确信被告人蒋汉卿在此案中存在较大冤屈。他是公安机关违法行政，违法办案，办人情案的又一牺牲品。园路派出所内冲突事件发生后，和平分局指定距离园路派出所不足500米，常年合作出警的兄弟派出所遂川派出所办理所谓的妨害公务案，结合中国现今的实情，其办案的公正性本身即存在很大疑问。据被告人讲述作为定案依据的笔录的形成过程，使我无比愤慨，进而变为无奈。愤慨的是警方为了维护江洋副所长的利益，利用被告人年轻且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在对被告人询问过程中采用隐瞒事实真相，断章取义，诱骗被告人的方法，以“按要求做完笔录就放你回家”的谎言，让其抄写对其自身有罪供述，从而隐瞒民警暴力侵权的事实。被告人迫于无奈，违

心地听从了办案民警的安排，换来的却是丧失人身自由。很难想象在众多高大威猛的警官面前，作为报案人的陪同者，会在警方文明接案，依法高效地为公民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袭击警察（事实是其在江洋警官袭击后进行了本能还击）。

五、及早释放被告人蒋汉卿会便利其维系整个家庭生活，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蒋汉卿成长于单亲家庭，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生活困难。自蒋汉卿被羁押后，其母急火攻心突患眼疾，左眼视物模糊，生活陷入困境。所以，及早释放蒋汉卿，为其家庭维系生活提供便利，符合法律的规定，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被告人蒋汉卿本人也存在年轻气盛、涉世不深、遇事不冷静，对警察没有足够的敬畏感等问题，经过这个事情的教育，相信他已经有了很快的成长。

综上，被告人蒋汉卿与警官的肢体冲突事出有因且极其轻微，只是一个青年人一时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还击行为，如果认为这种行为违法，也只能构成治安案件处罚，而不能构成违反刑法规定。

被告人蒋汉卿不构成妨害公务罪，应予尽早释放。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业律师，我们衷心希望今天法庭的判决，能够排除干扰，依据事实和法律判处被告人蒋汉卿无罪，以体现我国司法体制的独立性和人民法院的中立与公正。

以上意见供法庭参考。

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

2011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