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份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2015年8月份政治理论学习计划
1、以“两面镜子”对照不严不实（人民日报）
2、一脉清流在，浩荡长波远（求是）
3、敌后战场是抗战胜利的坚固支撑（求是）
4、票房成功不代表万事大吉（中国文化报）
5、从中美比较看中国道路的意义（求是）
6、廉政教育——落马官员的独白：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新华网）
（以下为具体材料）
以“两面镜子”对照不严不实
（人民日报）
“教诲是条漫长的道路，榜样是条捷径。”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实践中，榜样作为先进典型，既是看得见的哲理，又是最好的说服，往往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反面典型也同样富有生动的教育价值，能够取得深刻的教育效果。正在深入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能不能推动广大领导干部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严起来、实起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不善于用好先进典型和反面典型这“两面镜子”。
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可以知崇高，重在找差距。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杨善洲等先进典型以身载道、以行示范，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与价值信念，生动彰显了“严”的精神与“实”的作风。以他们为镜，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能够照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照出努力的方向和路径。以他们为标杆，不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提升完善自己，“三严三实”的要求方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可以明底线，重在找问题。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令人震惊，让人警醒。他们从理想信念、纪律规矩、党性原则、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方面，抛弃了为官从政的基本底线，放松了“严”与“实”的内心规约，由此逐渐滑入腐败的深渊。把他们作为反面教材，通过专题研讨剖析根源，认清危害，才能知敬畏、明底线、受警醒，进而强化问题导向，对照检查有没有突破底线、不守规矩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防微杜渐，不断净化革新。
用好“两面镜子”，关键在“换位意识”。古人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里的“思”与“内自省”，用今天百姓的话来讲，就是把自己摆进去，富有“换位意识”。面对“两面镜子”，如果秉持“他是他、我是我”的态度，缺乏自我审视，不作换位思考，再深刻的典型也会失去应有的力量。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和工作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思想和灵魂就会受到深刻触动，就有改变的行动自觉。
用好“两面镜子”，根本在立行立改。“为者常成，行者常至”。面对先进典型仅是“思其贤”，面对反面典型光是“内自省”，而不能见诸行动，结果仍
然等于零。意识到反面典型的违纪违法始于失规失范，就要严守纪律和规矩，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防止“白袍点墨”、一念之差。对照一些腐败分子胆大妄为、为所欲为的恶果，就要从心灵深处敬畏组织、敬畏群众、敬畏权力、敬畏责任。这种立行立改、用行动说话的作风，正是“三严三实”精神的要义所在，也是对“三严三实”要求最有力的响应。
一脉清流在，浩荡长波远
（求是）
编者按：《世说新语》有言：“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中国古代官场修身文化的长河源远流长，碧波荡漾。无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还是“夜畏四知，严拒私谒”的东汉名臣杨震。修身律己，务实清廉，古代清官廉吏的高德义行不胜枚举，他们是官场文化泥沙俱下中的一脉清流，是传统文化中绵绵不绝的浩荡长波。
【修身文化】
屈原其志洁，其行廉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主义诗人。他是楚国贵族。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为左徒。主张制定法纪，选用贤能，联齐抗秦。后受贵族排挤不被重用，被流放汗北、江南，最后自沉汨罗江。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杨震暮夜却金
杨震直到五十岁时才在州郡任职。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是位贤人，于是举其为茂才，四次升迁后为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前往郡里路过昌邑时，从前他推举的荆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县长，去看望杨震，晚上又送给杨震金十斤。杨震说：“老朋友知道你，你为什么不知道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转任涿郡太守。任内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蔬食徒步，生活俭朴，他的一些老朋友或长辈，想要他为子孙布置产业，杨震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不是很好吗？
陆绩与“廉石”
陆绩卸任离开郁林时，除有简单的行装和几箱书籍外，再无别的东西可带。负责运送的船家说:“舟轻不胜风浪，难以入海航行。”为行船安全，陆绩买了一担笋干、两大瓮咸菜压船舱。但船仍太轻，而陆绩身上的银子所剩无几，难再购物压舱。于是，他让船工搬了一块大石头用来压舱，方得以平安返归故里。这块石头运回陆绩家乡后，陆绩的廉洁美名随之传开，有人还吟诗赞颂:“郁林太守史称贤，金珠不载载石还。航海归吴恐颠覆，载得巨石知其廉。”这块巨石也因陆绩被人们称为“廉石”。
于成龙整顿吏治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关乎党的兴衰存亡
政治生态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关系全体党员的健康成长，关乎政党的兴衰存亡。良好政治生态是政党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生成的基础。古今中外政治集团中，因政治生态恶化而导致丢权亡国丧邦的教训屡见不鲜。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政治生态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一部中共党史就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历史，一部建党学说就是探索良好政治生态的理论。［详细］做政治的明白人
什么是政治的明白人？简而言之，就是对党绝对忠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坚定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如何做政治的明白人？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明辨大是大非不糊涂，始终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做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详细]
做发展的开路人
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做发展的开路人”。什么是发展的开路人？就是要带领干部群众谋事创业，一起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作为一县之“首”、一地之“帅”，县委书记只有勇于担当、奋发有为，才能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握和顺应深化改革新进程，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详细]做群众的贴心人
人民群众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每一名干部都应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在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复杂问题的情况下，广大干部更应用心倾听民意，尊重群众意见，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各项工作，把方便群众的实事做好，把解决群众的难事做细，把有利于群众的好事做实。[详细]做班子的带头人
做班子的带头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是持久的而不能“一阵风”。坚持以品德立身、用能力服人、让业绩说话、靠廉洁树威，面对工作敢说“跟我来”，面对纪律敢讲“跟我学”，面对危机敢喊“跟我上”，有身先士卒的勇气，有向我看齐的锐气，有走在前列的正气，才有以上率下的底气，树立起有形的价值观、释放出鲜活的正能量。凡事带一次头容易，难的是事事带头、时时带头、处处带头。克服怠惰思想、坚持久久为功，才能将“带头”的要求贯穿始终，带动更多党员干部走在前列、干在实处。
敌后战场是抗战胜利的坚固支撑
（求是）
核心要点：
■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战争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战略决策。根据这一战略决策，抗日战场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即敌人向正面战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却向敌后挺进。
■敌后战场的开辟，实现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特殊形态，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迫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局面，成为日军在侵占武汉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的一个重要原因。
■敌后抗日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较量的同时，还妥善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克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投降、分裂的危险，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可以说，没有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次，收复国土约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日本学家所说：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综合性要素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以非凡的胆略和坚定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入敌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将敌人后方变成抗日前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日益发展壮大及其英勇作战，给日本侵略者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敌后战场也由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为支撑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一、敌后战场的开辟，奠定了中国抗战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为迅速扭转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并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起着主战场的作用，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凭借强大的武力一举灭亡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当时掌握着国家机器和全国绝大部分资源，国民党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对日作战比较积极，担负了抵抗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要兵力，正面战场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但由于国民党推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没能给日军以更有力的打击，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相继
沦陷，战局日益恶化。在此情况下，如何迟滞和阻止敌人的战略进攻，稳定战局，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纯依靠正面防御，是很难阻止日军进攻步伐的。而到敌后作战，开辟敌后战场，一方面可以收复一部分失地，缩小敌占区，威胁日军后方安全，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能够发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有开展游击战争丰富经验的优势和特长，有利于在钳制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逐渐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是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争取战争主动权的最佳方法。基于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做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决定，并提出创造根据地、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身及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的基本任务。可以说，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战争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战略决策。根据这一战略决策，抗日战场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即敌人向正面战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却向敌后挺进。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华北采取先山区后平原的战略步骤，逐步向敌后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新四军展开于大江南北，初创了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进行战役战斗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也由改编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这样，中国共产党就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并将敌人占领区变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打击敌人的新的战场——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分散和削弱了侵华日军的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而且迅速填补了因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留下的空白，压缩了敌占区的范围，使日军既无法实现“面”的占领，也不能在其占领区内“安享其成”，实现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特殊形态，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迫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局面，成为日军在侵占武汉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这场战争就脱离了日军追求的速决战方向，进入了中国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并最终决定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二、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为维护团结抗战、持久抗战发挥了主战场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被迫放弃速战速决战略，改以长期战为主，实施“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逐渐减少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间，日军只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战役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则分别为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日本关东军除外）的比例，分别达到62%、58%、75%、63%、58%。随着日军作战重点的转移和国民党在抗战方面的日趋消极，抗日战争的重担就主要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
日军民肩上，敌后战场逐步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所以战略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朱德选集》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日军从1939年起对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推行“囚笼”政策，企图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与日军的企图针锋相对，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耗与削弱敌人。从1939年到1940年的两年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万余次，粉碎日军1000人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仅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八路军即歼敌11万余人。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八路军还于1940年8月发起百团大战，不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这一时期，人民抗日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至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1941年和1942年，日军为将中国占领区变成其准备和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更加强调打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并实行所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两年中，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达132次之多，使用万人以上至7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27次。同时，日军还采取了“蚕食”、“治安强化”、“清乡”等措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和生存条件。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不仅面积大为缩小，人口也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则由50万人减至40余万人，经济条件十分艰难，有的部队指战员甚至是在有半年吃树叶、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掺一点粮食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即使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程度，敌后抗战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敌后抗日军民为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采取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及“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指导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反“清乡”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敌后斗争，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3年，日军仍强调，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据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战报统计，1943年该方面军与中国军队交战1.5万次，其中与中共军队交战的次数占75%。然而，日军非但无法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巩固占领区，自身力量反而不断受到削弱，且深陷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无法自拔，其在中国战场的处境日趋被动，将中国占领区变为兵站基地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这一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也陷入了被动局面。中国敌后抗日军民则在顶住日军的各种疯狂进攻后，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敌后抗日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较量的同时，还妥善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克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投降、分裂的危险，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可以说，没有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中国的抗日战
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朱德曾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朱德选集》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敌后战场率先发起反攻，成为中国人民对日反攻的战略基地，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根本性变化。作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敌后战场也出现了重要转折，敌后抗日军民在斗争中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使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己的重要变化。从1943年7月起，八路军首先在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并取得胜利，揭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进入1944年，处于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日军在战略上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敌后抗日军民抓住时机，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普遍展开攻势作战，以拔除根据地内和边沿区的日伪军据点，将敌人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压缩。这一年的攻势作战，从春季到冬季，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各以一部转入外线，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开辟新区，建立和扩大战略反攻基地。一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进行战斗2万余次，歼敌约30万人，收复县城16座、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200万。通过一年的攻势作战，敌后抗日军民不仅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拔除了敌人的众多据点，而且将近47万日军和超过78万伪军留在了敌后战场，使其无法抽身到其他战场，不仅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同时也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望。敌后抗日军民也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作战，歼敌16万余人，收复县城60余座，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并把日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战略反攻的不断胜利，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至1945年4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已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9个解放区，拥有人口9550万，正规军发展到91万人，另有民兵220万人以上。日本历史学家作过这样的记述：“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小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1945年8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令解放区部队向各自当面之敌发动全面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长期浴血奋战在敌后，处于敌占区最前线的有利位置，迅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发起进攻，并派兵一部进军东北，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全境。日本签字投降后，解放区军民继续攻歼拒降之敌。至1945年底，共歼敌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取得了战略反攻及歼灭拒降之敌的重大胜利。
这一时期，正面战场除在缅北、滇西进行反攻并取得胜利外，在其他地区不仅未能实行与敌后战场同样有效的反攻作战，反而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豫湘桂大溃败。1945年春，国民党政府虽然制定了反攻计划，但还未及实施日本就已
宣布投降。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任务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完成的，敌后战场对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创建了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解放区，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日本史学家所说：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综合性要素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菊池一隆：《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第1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硝烟虽已散尽，历史仍将铭记。从70年前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到今天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勇挑历史使命，始终勇担历史责任，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民族的希望、胜利的旗帜。
票房成功不代表万事大吉
（中国文化报）
在电影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今天，国产电影或早已习惯票房纪录被不断刷新——截至7月26日，电影《捉妖记》累计票房收入已超越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登顶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然而，国产电影还未到可以“万事大吉”的时候，业内认为，游走于票房与理想夹缝间的中国电影虽逐渐步入良性轨道，但创作生产能力还未完全适应市场化需求，未来仍需要中国电影人努力创作出好故事、高水准的作品。
成功之道：
制作精良、上映时机助力
《捉妖记》上映后第二天，导演许诚毅一大早被电话吵醒，“梦工厂大老板卡森伯格打电话跟我说‘恭喜你’！”这部影片周末票房比美国所有电影周末票房都好，“好莱坞老板们都吓呆了，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许诚毅坦言：“《捉妖记》不是成年人的喜剧，也不是大家很熟的IP（知识版权），所以一开始很难预估票房。”他称《捉妖记》的高票房或许和档期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没省钱”，“比如补拍花了7000万元，特效没有因为补拍省掉。”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表示，影片的质量过硬，《捉妖记》的特技克服了以往那种粗制滥造、比较低幼的缺陷，电影的宣传营销做得不错，成功主要还是靠影片质量本身。
影评人“时间玫瑰”觉得除了制作精良等必然因素外，《捉妖记》的成功还有一些时机原因。今年7月的一些国产电影不太能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有的是质量上比较粗糙，有的是内容上不大契合现在观众的欣赏点，《捉妖记》的出现，是在这些同等对比的情况下较优胜的一部。
收获高票房的同时，《捉妖记》的口碑也颇佳。这部真人和动画角色结合的电影，里面的妖怪都非常可爱，最明显的就是小妖王胡巴，长得像个大白萝卜，
特别会卖萌，也格外得到观众的喜爱。影评人崔汀说，虽然胡巴是妖怪，但这个小妖王拷贝了人类婴儿的性格，饿了就哭，开心就笑，这个动画角色的复杂与精致程度在华语片里罕见，导演许诚毅把这个角色塑造成功了。
虽然《捉妖记》中有人妖矛盾的故事线索，但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暴力残酷，反而很有童话色彩。有观众说，片中姜武把妖怪打得满地找牙，而姚晨在厨房拿妖怪做菜，都没有直观的血淋淋镜头，而是经过搞笑处理，气氛紧张刺激之余令人忍俊不禁，老少咸宜。这个时候即使剧情不尽合理，观众也不计较了。
原创精神：
“从原创中发展自己的IP”
与《捉妖记》相似，同档期的另外两部影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煎饼侠》也在走原创IP的路。
截至7月26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收获了6.64亿元票房，打破了好莱坞动画电影《功夫熊猫2》保持4年的6.17亿元票房纪录，成功登顶中国动画电影票房总冠军。而《煎饼侠》也以两天破3亿元，5天破5亿元的成绩一直在刷新纪录，截至7月29日，该片已经超过9.4亿元票房。
被问及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同档PK，许诚毅认为这是好事，他表示《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团队也有他合作过的老朋友。谈及中国动画电影的现状，许诚毅认为那些被批评的动画影片只是没有花足够时间用心做，“我希望他们同样可以得到鼓励。”
近两年来，根据网络热门青春爱情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票房上大获成功，掀起电影界的IP抢购和改编的热潮。和改编IP相比，原创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捉妖记》用了7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用了4年，《煎饼侠》则有若干年网剧的探索。原创IP也要承担更大风险，《捉妖记》耗资高达3.5亿元，这对于该片出品人江志强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相比之下，无疑借助成熟IP更省时省力。
对此，江志强并不否认热门IP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拍一些原创的东西更重要，“《捉妖记》就是原创的，我们把这个片子做好，就可以从原创里自然而然发展出一个新的IP。”江志强表示，中国在把小说改编成系列电影方面还没有美国运作得成熟，“把《哈利·波特》这样一部小说改编成一系列的电影，中国目前还做不到。我希望《捉妖记》做的事情是往前走一小步，未来会有更多的电影公司、电影人迈出一大步。”
正视短板：
文化内核缺失仍是“通病”
当然，不断刷新纪录的国产电影还远未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一般人往往只看到最直观的票房数字，但这不是电影市场的全部。”黄群飞说。“中国电影如今在票房上获得的成功，不能认为是电影艺术的绝对成功，只能视为在适逢其时的市场环境下，电影营销提升的一个标志。”影评人兰波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虽逐渐步入良性轨道，但仍需要中国电影人创作出更多高品质的作品。
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看来，国产电影质量与票房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电影市场仍处在转型期，电影创作生产能力还未完全适应市场化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与票房同步保持高涨的是观众的吐槽热情。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回顾今年上半年票房收入前10名的国产电影，《何以笙箫默》、《左耳》、《奔跑吧！兄弟》等被称为“话题电影”“粉丝电影”的作品虽受到粉丝拥戴，却无法将时代的理想与情怀很好地渗透进艺术叙事，在影片的文化创意与内涵上存在低门槛、浅阅读、粗制作、泛娱乐的问题。
对于国产电影文化内核缺失的讨论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11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以来，“短板”也越来越明显，其存在的问题一直被业内所诟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表示，如今的国产片过多考量商业元素，而忽略文化内核以及感情纯度。“没有深刻的人性、震撼人心的情感来征服观众，如何能吸引观众？”
游走于票房与理想夹缝间，国产电影还不得不面对更大劲敌——好莱坞。在过去的1月至6月，好莱坞大片纷至沓来，国产电影票房占比不到五成，比进口片“少挣”了13亿元。有影评人认为，增加好莱坞大片配额，国产片与进口片的差距在一定时段中将被放大，但好莱坞大片也刺激着国产片的进步，从理念、管理、技术、市场等各方面促进国产电影的进步。
国产电影如何与好莱坞抗衡？“好故事”是中国电影人摸索出的答案。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导演徐峥表示，电影始终是一个文化产品，中国观众还是愿意进影院看自己的故事。“前提是，我们要把这个故事做好。”业内人士认为，好莱坞的“文化快餐”，难以提供骨骼和营养，中国电影人应视此为机遇。“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料、了解中国人心理的中国电影人，理应变压力为动力，创作出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让观众喜闻乐见、富有生命力的影片。”
从中美比较看中国道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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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美国今天经济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美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分（裂）”字概括；美国今天政治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钱”字概括。
■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主导了美国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年严重金融危机，美国综合国力和百姓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至今美国经济还处于艰难的复苏之中。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做法，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在社会领域，美国模式的最大困境是“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之间的排斥、冲突、对抗。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有了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限制，资本力量不可能左右政治决策。
美国模式今天面临着多重困境和严峻挑战。美国今天经济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美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分（裂）”字概括；美国今天政治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钱”字概括。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向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思路、做法和制度安排，虽然这一切还在完善之中，但中国已基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且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通过中美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内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中国道路的成功及其伟大意义。
一
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主导了美国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年严重金融危机，美国综合国力和百姓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至今美国经济还处于艰难的复苏之中。“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弊端在不少国家早已显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非洲国家的政府职能，结果使非洲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90年代，美国专家又在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但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美国自己也拖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假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说，他感到“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崩溃”，“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又实行了好几轮货币宽松，向世界转嫁危机，而美国银行还继续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和虚拟经济，虽然美国股市和一些地区的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未被触动，许多专家倾向于认为这场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
今天美国经济的“虚”，主要体现在危机之后的复苏乏力，投资疲软，就业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技术创新短平快为主，不具备拉动整个经济的能力，页岩气开采也因国际油价低迷而受挫，重振制造业未见起色。作为美国政客金主的华尔街，钱生钱的游戏早已玩得上瘾，金融衍生产品泡沫仍没有终结的迹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要小15%。他认为，GDP 已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切实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家庭2014年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真是令人唏嘘。
与美国相比，在经济领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很好地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虽然它并非十全十美，还需不断完善，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这与美国20多年来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做法，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
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这种制度安排还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国家对战略资源和大型国企的掌控、政府的战略规划能力及执行能力，其强大生命力日益显现。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如何采用国家战略、宏观调控和调动企业积极性来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创新国家的建设。
当然，中国经济也面临不少挑战，如金融业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真正带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等。中国要汲取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教训，确保充沛的资金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为国家战略产业更上一层楼服务。
二
在社会领域，美国模式的最大困境是“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之间的排斥、冲突、对抗。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与政府对抗的传统，还导致政府日益失去对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能力。
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个人权利的绝对化意味着权利是不容妥协的，各种权利互相打架因而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等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美国社会里，小至家庭、中至族群，大至整个美国社会，主要特点就是“分裂”，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大幅衰退。
我们可以从美国家庭状况的变化来看“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问题：如今美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已基本瓦解，人们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之一，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安全感。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此外，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与政府对峙的政治文化，在“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条件下，使政府更加难以整合社会不同利益，难于形成社会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叹息：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和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伸，也是一种基于常识的观念。实际上，不但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权利之间也要有必要的互惠与合作。这样，一个社会才能真正良性地运行。
中国坚持社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模式，而不是社会与政府的对峙。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同时兼顾个人利益，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更为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这使得我们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1/6的国民没有任何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
超过所有西方国家；我们的整体社会治安水平也比美国好许多。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同时社会总体秩序井然。
三
在政治领域，美国模式面临的困境更为严重，突出的问题是一个“钱”字。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力量一直有某种限制。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为“钱主”。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曾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在美国，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再看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有了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限制，资本力量不可能左右政治决策。虽然这些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证了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使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使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受益者。
中国是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基本摸索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这条道路是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拒绝西方模式，特别是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它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也汲取了他人之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它使中国成功进行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它使中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使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都充满了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时又使整个国家保持团结稳定。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任何一项成就，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中国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道路成功及伟大意义的有力证明。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这条成功之路前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战胜新的困难，直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廉政教育
落马官员的独白：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新华网）
面对落马官员，我们看到的多是他们收受高额贿赂、滥用权力进行各种非法“交易”、婚外藏有美艳情妇......简直一幅无法无天的模样。其实，面对最终的铁窗审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留下了悔恨的泪水。当年，他们意气风发步入仕途时，也都是立志干出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面对各种权、钱、色的诱惑，一开始，他们都是拒绝的。是什么，让他们慢慢放松要求，渐渐扭曲方向，最终走上不归路？
落马的他们：“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论语曰：人之初，性本善。对于落马官员而言，他们一开始也是规矩的。第一次面对各种诱惑时，也是拒绝的，也曾惊慌无措的。
场景一：
人物：河南省驻马店市原市委书记刘国庆
第一次面对大数额贿金，刘国庆一开始的态度是坚决推辞。来人则干脆把钱放下，旋即离开。刘国庆紧张地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个多小时。用他的话说是“心惊肉跳，生怕出事，一连几天坐立不安”。刘国庆心想“下次再也不敢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没有出事，于是胆子渐渐大了起来。
场景二：
人物：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厅长、党组书记刘洪涛
刘洪涛在任河南省建设厅副厅长后，有相当一段时间还坚决推辞别人送的土特产。然而，多次拒绝后，他渐渐感觉人家与自己疏远了，被人议论是“不入群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他开始放松要求。“一开始是一般的土特产、礼物，后来是名贵烟酒等……再后来就是接受人家送的名人字画、珠宝玉器。”，“开始接纳一些小额的一千两千，逐渐升级到一万两万，最甚者是当厅长后，出现了20万以上的巨额贿款。到案发止，涉案金额已经高达720多万元！”
场景三：
人物：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
季建业出身贫寒，他一直想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人，做一个清官。但贪欲让他突破了党性党纪这条底线，一箭穿心，才走上了贪腐的不归路。
制度漏洞+侥幸心态，他们渐渐迷失
落马官员们的腐败变质往往经历了积小成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头几次的违规行为没有被发现，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时，他们的胆子渐渐变大，思想上的麻痹大意也开始作祟。
在一些落马官员的忏悔录中，多见这样的表达：“这几年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总认为那是隔墙扔石头，砸中的概率有限”；“参加一些警示教育，自己讲得头头是道，但都认为是对别人讲的，离己遥远”；“自认为人缘不错，也比较注意，受惩处也轮不到自己”。
正是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心态，让他们在持续的幻觉中一步步滑向深渊。常存侥幸心理，常讲下不为例，是一些干部在犯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能自拔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大，同时又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和制约机制，也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厅长、党组书记刘洪涛对此说：“随着职务的提升、地位的变化，头脑膨胀，骄傲自满情绪越来越严重，架子大了，我行我素，把党的要求、组织纪律放在一边，当做耳旁风，遇事不讲原则，全凭个人好恶。”
他认为，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和原则性，是客观上导致官员迷失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方面原因，作为一把手对自己要求不严，最终导致底线失守，问题越来越严重。
中纪委网站首推《忏悔录》警示他人“活教材”
2月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首次推出大型专题栏目《忏悔录》，选取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件，通过剖析案情及违纪违法者的忏悔，给党员干部以深刻警醒。
每一个贪腐案件背后，都有权力失范的影子；每一份忏悔书中，都藏着自责自恨的懊悔。
2015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指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中纪委指出，违纪违法者用他的政治生命写成的警世教材，应当成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明断得失的镜子。
警示震慑之外，建立健全廉政机制体制才是本
忏悔录用真人真事给领导干部以深刻警世，但从长远和根本计，还是得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下功夫。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的，“忏悔录”对官员权力的行使有警示作用，能够唤起官员对权力的敬畏感，让官员们明白，权力不仅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不要利用权力做恶事、谋私利，要意识到权力的公共性。
但“在解析贪官的忏悔时，不能将信念夸大成贪腐的决定性因素，而忽略廉政建设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要意识到官员腐败的通病，就是权力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出了问题，虽然腐败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认为，“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和制约，没有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作，权力成为个人谋私的工具。特别是‘一把手’们，他们能使权力悄悄地在暗箱中运作，在黑暗中前行，这说明我们的法律和制度是有漏洞的。所以，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否则今天把这个人清除了，接下来的人，还会继续。”
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委的监察惩处力度威力不减，官员们的各种贪腐行为也在很大程度收敛。但反腐的高压态势并不能因此解除，如何从现在的“不敢腐”，慢慢变为“不能腐”，最后实现“不想腐”；如何将官员们最初的那份“一开始，我是拒绝的”保持下去，路还很长，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