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书院本杂考 著录为中心

第２５卷　第６期２　０　１　１年１　１月

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２５，Ｎｏ．６

Ｎｏｖ．２　０　１　１

宋元书院本杂考

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

吴国武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

《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

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

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宋元；书院本；书院刻书；《书林清话》

［中图分类号］Ｃ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１７６３（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２５—０５

Ａ　Ｂｒｉｅ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ｕｙｕａｎ　ｉｎ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ＷＵ　Ｇｕｏ－ｗｕ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ＵＹＵＡＮ　ｉｎ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ＳＨＵＹＵＡＮ　ｉｎ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ＨＵ－ＬＩＮ　ＱＩＮＧ－ＨＵＡ．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ａｂｏｖｅ，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ＵＹＵＡＮ　ｉｎ　Ｓｏｎｇ　ａｎｄ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ＵＹＵＡ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ｉｏｌｏｇｙ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ｂｏｏ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ｕｙｕａｎ；ｃｕｔ　ｂｌｏｃｋ　ｆｏｒ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ＳＨＵ　ＬＩＮ　ＱＩＮＧ　ＨＵＡ

书院刻书，是古代书院史和古籍版本学研究中关注较多

却又深入不够的小题目。清初大儒顾炎武尝言：“闻之宋元刻书，尽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１］此说一开，晚近学者遂以此为立论基础，民初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一书中即通谓之“书院本”。

今年春、夏间，笔者受出版社之托重新整理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书中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卷四“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两条集中总结宋元书院刻书，向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叶氏的总结往往是从目录到目录，既未目验原书也缺乏深入考究，以致于讹误缺漏甚多。小文即以中华书局影印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为据，摘出叶氏原文，以案语的形式加以订正，同时仿其行文补充失收的书院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宋元书院本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一　宋元书院本订正

由于叶氏仅据目录，既未目验原书，也考之不细，故可订正之处颇多。以下随举四则：

（一）绍定庚寅，三年。婺州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见陆《志》。影宋钞本。（第７４页）

吴案：叶氏仅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误将“绍定三年越州读书堂本”著录成“丽泽书院本”。检《陆》志、瞿《目》各载一种影宋钞（写）本，其中陆《志》所载今存日本静嘉堂文库；瞿《目》所载之本为《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原书或存南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１６

［作者简介］吴国武（１９７１—），男，湖南沅江市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文献学、经学和古代思想文化．

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

图书馆。而是书原本，历藏明陈惟寅、沈弘正、清季振宜、徐乾学，后归内府，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陆《志》、瞿《目》均载此本末尾的司马光四世从孙某识语，然陆、瞿二氏所见为影宋钞本，意识不到阙文问题。惟傅增湘尝亲见原本，所录识语如下：

右先文正公《切韵指掌图》，近□

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深有补□

学者。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

子孙。绍定庚寅三月朔，四世从孙□

敬书于卷末。［２］

细检原本，傅氏标有“□”之处确有阙文。依陆、瞿二氏所录识语，“近印本”当是一词，“印”字被理解为动词“刻印”。然而“近印本”一语，宋人未见用者。朱熹谈刻书之事时常说：“近得温陵印本”、“近见藏中印本”、“近方得见印本”等，此处或亦当作“近得印本”、“近见印本”。可见识语是说，绍定三年于越州读书堂重刊婺州丽泽书院所藏印本。叶氏未审文意，将重刊之年误系为丽泽书院刻印之年，后世书目多延其误，惟杨守敬《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此本时称“绍定三年越之读书堂刊本”为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时从之。

今人刘明认为，《切韵指掌图》一书先有绍兴初刊本，后有嘉泰丽泽书院刊本，绍定三年刊本为第二次翻刻。［３］笔者同意绍兴初刊之说，因为书中版心下方所列刻工如林宏、林盛、万全、万千、万可、陈琳、叶室、周文、昌、永、宁诸人等，均为南宋绍兴间有名刻工。然而，嘉泰丽泽书院第一次翻刻之说却有误。检嘉泰癸亥（１２０３）董南一后序，董氏确曾翻刻此书，但并未言刊于丽泽书院。考《康熙江西通志》卷一八，董南一约于嘉泰间任赣县令，赴婺州刻书似无可能。故所谓“近□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当指丽泽书院所藏董南一翻刻本。此外，此本风格与绍兴初杭州刻书完全一样，杭、越二州刻书相似，而与婺州本差别较大。宿白先生尝说：“由于婺州雕印业的繁荣，使它在雕版风格上，跳出一般江浙版刻的方整传统，别树一帜，字体廋劲。这大约是受到了福建雕版的影响。”［４］若丽泽书院翻刻，必有婺州雕印之痕迹。

（二）淳祐丙午，六年。泳泽书院刻《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十九卷。见《浙录》、陈《跋》。（第７４页）

吴案：叶氏仅据书目，未见原书，故误作淳祐丙午（六年，１２４６）刻本。检此本《大学序》后小字云：

《四书》家藏人诵而板行者类多细字，不无讹舛。今得燕山嘉氏所刻宣城旧本于京师。经注字等实便观读，于是补其残缺，置诸泳泽书院，嘉与学者共之。淳祐丙午秋月识。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陈鳣《经籍跋文》径谓之淳祐丙午刻本。检故宫博物院选编《故宫善本书影初编》，其云：“元上虞泳泽书院修补燕山嘉氏覆宋本，《大学》序后有题记一则，其中‘学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割裂填写伪作宋椠，殿本覆刊遂承其误。盖未考泳泽书院至元代始建也。”［５］近人王欣夫推而言之：“乾隆时内府所刻《四书章句集注》，称为覆刻宋淳祐本……后来孙家鼐重刻，当然毫不怀疑。至陶湘得见据刻的原本，始知‘学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写痕迹。其实泳泽书院始建于元代，宋朝何来此书院。淳祐二字为至正二字所挖改，今故宫善本书影中明显可据，当时不加考订，疏于鉴别，遂被书贾所欺。”［６］故此本当作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１３６６）泳泽书院刻本。

（三）咸淳元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见陆《志》。（第７４页）

吴案：叶氏未详读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所载书中序跋。此本今不得其全，石家庄赵俊杰家、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残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元刻明递修本。检陆《志》所载王遂序、徐几识语及黄镛序，《正集》刻于淳祐五年（乙巳，１２４５），《续集》刻于淳祐庚戌（十年，１２５０），只有《别集》刻于咸淳元年（１２６５）。黄镛序云：“《正集》、《续集》，潜斋、实斋二公已镂板书院，盖家有而人诵之矣。建通守余君师鲁……搜访先生遗文，又得十卷以为《别集》……始刊两卷，余以见嘱。于是节缩浮费以供茲役，盖又二年而始克有成。”所谓“家有而人诵之”，即指其刻印流传之情况。瞿氏识语亦云：“《续集》、《别集》刻非一手，亦不同时，是当时《续集》、《别集》继续成书，与《正集》各有单行之本。”［７］可见，正、续二集刻于淳祐间，惟别集刻成于咸淳元年。今仅存正集残卷，他日若见此本别集或可比对雕板风格。

（四）无年号鹭州书院刻《汉书》一百二十卷，见莫《录》。（第７４页）

吴案：叶氏仅检莫友芝《宋元旧本经眼录》，未考原书，故云“无年号”。此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检此本原书，目录后有“甲申岁刊于／白鹭洲书院”二行木记。关于“甲申岁”刊刻，诸家大多著录为“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甲申，１２２４）”，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从之。然白鹭洲书院由宋末名相江万里始建于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嘉定甲申之说似无可能。而莫《录》定为“始刊于南宋末，毕工于元至正间”，［８］缪荃孙《云在盫随笔》从之。自宋嘉定甲申迄元至正甲申为一百二十年，然是书仅一百二十卷，刊刻时间不应如此之长，张元济早有此怀疑。［９］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云：“因推知甲申当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此书为元初吉州白鹭洲书院刻本。……此书款式与蔡纯父本全合，即据蔡本翻版，蔡本宋讳缺笔至廓字，此书亦同。元刻本有时可避宋讳，不足为异。刻工钟华、吴升等数十人，与《欧阳文忠公集》、《周益公集》、《文苑英华》等书南宋中期吉州地区刻工，无一相合，亦此书刻于元初之证。”［１０］此外，明确写明“某某书院刊行（新刊）”之双行木记当始于元代；又，此本字体与元代大德间江西诸路儒学所刻《隋史》、《北史》等书颇类，刊刻时间当近；再加之，参与刻书的刻工如刘宗，亦曾参与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刻《南史》。史载，至元十六年至十九年，白鹭洲书院遭洪水，吉安路太守李珏主持修复，可能事后即刻书补板。此本可定为元至元二十一年甲申（１２８４）吉安路白鹭洲书院本。

二　宋元书院本补遗

叶氏限于所据书目和个人见闻，一些重要的“宋元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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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吴国武：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本”在《书林清话》一书中完全没有提及，影响其对书院刻书的判断。此处稍作补遗，随举七则：

（一）宋孝宗以后，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刻《资治通鉴》。

吴案：此本为广都费氏进修堂刊大字本《资治通鉴》（所谓“龙爪本”）的覆刻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每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计有字数和刻工姓名。宋讳缺笔至‘慎’字，当刻于南宋孝宗（赵昚）以后。此本卷二四首有“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刊梓于鹄山书院”二行木记，卷六八末尾又载元代朱文官印：“关借官，常加爱护，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书明白附簿，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顿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书林清话》卷八“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条下曾引此官印文，然卷三宋书院刻书条下却未见提及。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误作北宋本，今人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辨之可参。

（二）宋宁宗时，项寅孙建安书院刻项安世撰《周易玩辞》十六卷。

吴案：此本乃是书初刻，原藏北平图书馆，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双栏，白口，双鱼尾，中缝上记字数，中记卷次，下记叶次及刻工姓名。前有“皇宋庆元四年岁次戊午秋九月己未叙”、“嘉泰二年壬戌之秋九月丙午后叙”，书末有嘉定辛未后序，当为宋宁宗嘉定刊本。书中宋讳有“弘”、“玄”、“恒”、“贞”、“慎”、“桓”、“构”、“惇”等，所避至宋光宗赵惇止。刻工中如“刘生”，尝刻南康道院刊《仪礼经传通解》、宝庆建宁刊《东汉会要》等书；又如“余士”，亦见临安府陈宅书籍辅刊《碧云集》等书。史载，项寅孙于淳祐中知福州，在此之前并没有赴福州任官之记载，刻书于建安书院之事当再考。

（三）宋淳祐十二年魏克愚徽州刻、至元二十五年吴梦炎紫阳书院重修魏了翁撰《大易集义》六十四卷。

吴案：此本乃是书初刻，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卷六至十、二十四至二十六配清抄本。元方回《周易集义跋》云：“（魏了翁）仲子太府卿静斋先生克愚明己，壬子岁以军器监丞出知徽州，刊《要》、《集义》，置于紫阳书院。至丙子岁，书院以兵兴废，书板尽毁，寻草创新书院于城南门内，独《集义》仅有存者。今戊子岁，山长吴君梦炎首先补刊……”［１１］稍后，董真卿则说：“仲子克愚知徽州，刊于紫阳书院，至元戊子补刊。”［１１］克愚知徽州，颇重紫阳书院，当以州费刊刻其父之书，置版于紫阳书院，惟吴梦炎补刊在紫阳书院。史载，紫阳书院为前任郡守韩补所建，不可这么快就有刻书的基础。

（四）南宋末建阳龙山书院刻《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

吴案：此本原为卢文弨藏书，后归袁克文，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二十五字，细黑口，左右双边。首为杜预《春秋序》，次为《春秋纪年》，次为“龙山书院／图书之宝”二行木记。宋讳不严，疑其刊于宋末。袁克文跋云：“序后有龙山书院木记，审为南宋建本，精完可宝。”李致忠先生误以为龙山书院在安徽六安，定作徽州刻本，似不确。［１２］检其雕印风格和字体行格，当系闽刻无疑。此龙山书院，或为书坊家塾之名，不必牵合讲学之书院也。

（五）南宋末建阳刘氏天香书院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二卷。

吴案：此本《书林清话》卷六尝提及，然误作二十卷，且未明言书院所刻，实为刘氏天香书院刻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影钞本。据《日本访书志》，杨守敬以宋讳断为宋末刊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四五字。白口，四周双边，有“刘氏天香／书院之记”二行木记。有杨守敬、袁克文跋，下卷有阙叶。考“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群经，存世者尚有《毛诗》、《礼记》、《尚书》等，行格均相同，为十行十八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定为建本，《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云“此五经必为同时同地开雕。”天香书院无考，学界多以为建阳刘氏刻书，或即家塾书坊，冒书院之名，当是。惟林申清先生归入官刻，似无据。［１３］（六）元大德间，西湖书院刻元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

吴案：此本原为沈氏研易楼旧藏，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蝴蝶装，每半叶十二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中缝上记大小字数，下署刻工姓名。日本学者阿部隆一指出，是版刻工在大德年间从事官板活动，并参与了西湖书院所藏南宋公使库板片的修板工作，且《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又著录此书，故推测是板开雕并藏板于西湖书院，当为西湖书院刊本。［１４］笔者检其文字风格，与西湖书院所刊《文献通考》大致相似，亦可作旁证。

（七）元大德丙午（十年，１３０６），稼轩书院参与刊刻《北史》。

吴案：《书林清话》仅在卷四提到大德三年广信书院（稼轩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其实稼轩书院在信州路儒学的安排下还参与刊刻《北史》的活动。卷四提到信州路儒学刻《北史》，仅提及象山、道一、蓝山诸书院，未及稼轩书院。检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云：此本“间有嘉靖元年二修版，盖版入南监以后所印也。”［１５］据此，傅增湘说：“惟皕宋楼本据《仪顾堂题跋》，刊书之地尚有稼轩书院，余别藏残本亦有之，兹本独不见，盖卷六十至七十二乃以补刻版配入也。”［２］他日得见傅氏所藏残本，必可一一验证。

此外，还有几种书院本值得一提：《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残存《甲集》十卷），宋金华曹氏中隐书院刊本，今藏中国书店等处；《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十三卷、《后集》十三卷、《续集》存八卷、《别集》存八卷），元建安椿庄书院刊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附《玉篇广韵指南》一卷），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１３６６）南山书院刊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元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４）鄞江书院刻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三　书院本和宋元书院刻书的几个问题

刻书是宋元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由此形成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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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

本学上所谓“书院本”的观念。通过《书林清话》所载宋元书院本的订正补遗工作，笔者对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及其相关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关于书院本的定义

“书院本”当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区分关键在于书院本身的性质。

广义的“书院本”当指以“书院”为名刊刻之书籍。既包括真正的讲学书院，比如建宁府（路）的建安书院为宋儒王埜创建，成为朱子学传播之地，其所刻书有朱子本人的文集、朱熹好友项安世《周易玩辞》等；也包括私宅家塾性质的书院，比如茶陵古迂书院（东山书院），陈仁子本人亦自谓“陈氏家塾”，所刻书有《增补六臣注文选》等；还包括书坊性质的书院，比如建阳的圆沙书院、南山书院、梅溪书院，多刊刻适合科举需要的韵书、类书等。这种广义的“书院本”，除了“书院”之名相同外，缺乏共同的版刻特征。在现存的广义“书院本”中，私宅书坊所刻占去一半以上，刻印精良、行格疏朗的官刻数量比较有限。

狭义的“书院本”，则特指真正的讲学书院所刊刻的书籍，而以“书院”为名的私宅、书坊不在此列。叶德辉曾说：“元人刻书，如西湖、雪窗等书院皆精舍之通称，非讲学之书院也。”［１６］实际上，杭州路的西湖书院虽以藏板刻书出名，但仍有讲学之功能。这一类书院，还有福建的建安书院、沙阳豫章书院、江西的宗文书院、稼轩书院、道一书院、象山书院、蓝山书院、白鹭洲书院、临汝书院等。

（二）宋元书院本的类型和分布

从“宋元书院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广义的“书院本”可以划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类型。

１．属于官刻的“书院本”

宋元书院，多数与官学关系密切，在刻书事业上更是互相倚重。官方刻书，书院山长和师生多参与校正，甚至主持刻书工作，所刻之书或置板、或分藏书院。当然，讲学书院的刻书也有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些书院以前是官学，像元代著名的西湖书院，其前身为南宋临安太学，藏板丰厚且有刻书传统。因元代国子监已转至北京，西湖书院或兼有国子监刻书之功能，故影响极大。比如，现存西湖书院刻书中《文献通考》就有多本存世，远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亦有发现。黑水城出土本残存散叶五十四叶半，以习字纸为包背装，上有“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草书字样，离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初刻时间仅三十年。［１８］当然，《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的藏板，不能都算作书院本。比如，王国维在《两浙古本考》中提及：“赵彦肃《复斋易说》六卷，宋嘉定辛巳刊于严州，别见严州。后入西湖书院，复归《南雍志》，《复斋易说》六卷存三十九面。”［１７］此本只能认为是“严州本”，而非西湖书院本。

第二种情况，有些书院与地方官学完全是一回事，像元代江西的宗文书院便是如此。程端礼至元四年撰《铅山州修学记》云：“知州奉议李侯顾聸咨嗟，即捐俸为倡州学暨宗文书院。”［１９］卷五今所见其刻《五代史记》，相当于铅山州学本，此本卷七十一末有“宣德郎国子博士臣高宇校正”一行，学官校正书版乃官学本之特色。

第三种情况，官学带领书院刻书。比如抚州路临汝书院刻《通典》，其卷七十七末有“抚州路临汝书院刊，山长李仁伯校正刊”。而据王国维《庚申之间读书记》载，嘉靖本《增入宋儒议论杜氏通典》卷一百末有元李仁伯识语：“《通典》一书，礼乐刑政备焉，学士大夫所宜家置一通，以便考索，而板废已久，诸路欲刊弗克。总管锦山杨公牧临川，兼董学事，既兴美庠序，百废煟兴，乃命诸学院协力刊成。……大德丁未岁杪湘中后学李仁伯字恕甫谨识。”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另载中国图家图书馆藏一种明钞本，目录后题“大德丁未春抚州路学刊”。［２０］可见，此本亦属路学与诸书院协力刊成，非临汝书院一家所为。其他，如饶州、瑞州等路儒学携书院刊刻《隋书》、信州路儒学率书院刊刻《北史》，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２．名为书院本的“家刻本”

叶德辉曾说：“有名为书院而实则私刻者……此皆私宅坊估之堂名牌记，而托于书院之名。以元时讲之风大昌，各路各学官私书院林立。故习俗移人，争相模仿，观其刻本流传，固可分别得其主名矣。”［２１］晚唐五代开始，书院、家塾颇难区分；南宋以后，家塾与书院更不易区别，比如吕祖谦的明招山家塾与丽泽书院。至“书院”之名声日盛，宋元家塾托名“书院”刻书亦很普遍。

《书林清话》尝提及家塾性质的书院，比如方回虚谷书院、陈仁子古迂书院、郑玉师山书院。李致忠先生甚至将“陈仁子古迂书院（或东山书院）”所刻《梦溪笔谈》视为“元代书院刻书的代表作品”。［２２］其实，陈仁子并未建书院，以读书之所号为书院而已，刻书自应属家刻，与其在明代真正成为书院以后的刻书性质不同。比如，陈氏《牧莱脞语》卷七有《古迂精舍书目序》，名为精舍之家塾也；又是集卷一九载有多篇州郡学和书院的讲义，其中亦无“古迂书院（东山书院）”之讲义。检《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古迂陈氏家塾尹文子》书名，亦可知为家藏本、家刻本。

３．为书院本的“坊刻本”

近人杨守敬云：“宋元之际所刊书籍多有木记，称某书院校刊，今日藏弃家以为当时官本，其实皆坊肆所托。如此本《纲领》后木记云云，决知非官刊之书。”［２３］除《书林清话》中所举“詹氏建阳书院”、“潘屏山圭山书院”“刘氏梅溪书院”（此即建阳书坊之名）外，还有“圆沙书院”、“南山书院”、“雪窗书院”、“椿庄书院”、“梅隐书院”等亦为书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书院为名的书坊主要集中在建阳一带，两浙亦有此现象。

建阳很有名的圆沙书院，《书林清话》误归于元代讲学书院。但从所刻五种书籍来看，其字体雕印无疑属建本，所刻书籍显然是为科举服务，书中木记亦具有坊刻特征。比如，所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目录处有“延祐丁巳”钟式牌记和“圆沙书院”鼎式牌记。以书院为名的书坊，往往又号为书堂。比如，明州梅隐书院刻有《书集传》，而其刻《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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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吴国武：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排字九经直音》，则以梅隐书堂之名；龙山书院刻有《纂图互

注春秋经传集解》，而其刻《挥麈录》则以龙山书堂之名。

按现存书院本情况，宋元书院刻书的地理分布集中在南方六省，依次为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这与此时期书院发展大致吻合。［２４］如果剔去闽中以书院为名的书坊，其地理分布与书院发展完全相步。此外，四川书院颇多，然却鲜有书院刻书之记载，或宋末毁于一旦，或刻书确由官方所为，与书院无关，值得探讨。

（三）藏书、藏板、校书与宋元书院刻书活动

在讲古代书院史时，笔者以为应当将藏书、藏板、校书与刻书一起讨论，这样才能较准确地理解刻书活动。

藏书一直是书院的重要功能，宋元书院也不例外。由于没有实物，今人难以知晓宋元书院藏书钤印的情况，但可从现存书院本木记来窥其一端。比如《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的木记为“龙山书院图书之宝”，《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的木记为“刘氏天香书院之记”，说明宋末书院刻书，其木记仿书院藏书之印，不像元代书院径直标作“某某书院刊行”。

随之而来的是书院的藏板功能，宋代官方刻书往往将藏板置于书院，后人遂以置藏板与刻书籍不分。比如，《书林清话》卷三有一则云：“无年号刻吕祖谦《新唐书略》三十五卷，见范《目》。”检嘉庆阮氏文选楼刻本《天一阁书目》载：“郡守赵度支梓，男（吕）延年识后云：‘先君授学丽泽，患《新唐史》文多且阅者难，因抺岀体要，意存笔削，史法实在焉。太守度支赵公因命锓木，置之丽泽书院。’”据其文意，是书并非由丽泽书院自行刻印，而是婺州太守赵汝腾刻印后置版于丽泽书院。再比如，同卷中还有一则云：“绍定四年，象山书院刻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见《四库书目提要》。”据袁甫《絜斋家塾书钞后序》：“甫悼先君子之没，幸伯兄之有传。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编，名曰《絜斋家塾书钞》而纳诸象山书院，以与世世学者共之。绍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谨书。”［２５］《四库书目提要》也明确说：“刻置象山书院。”但是，稍后诸家著录均径以为象山书院所刻之书。

有了藏书以后，书院校书便兴起。至有藏板，书院校书也自然开始校正诸板，甚至自行刻书。比如，元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刻《北史》，其中卷八十一至八十三刊者为道一书院，有杨燧校正、聂则迁校正、陈志仁校正等字，这些人或即信州路道一书院的师生。

总之，书院刻书确实是宋元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但“书院本”在版刻史上却是一个模糊的观念。只是由于宋元时期是书院刻书的兴起时期，在古代书院史上别具意义。若从版本学角度来讲，书院本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仍可划入官刻、家刻、坊刻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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