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饮酒_组诗_玄风与艺术人生_兼论陶渊明的人格探索及诗风特征_李展

·文学研究·

《饮酒》组诗、玄风与艺术人生

———兼论陶渊明的人格探索及诗风特征

李　展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　《饮酒》是陶渊明的重要作品,文章通过解读文本阐释了陶渊明的人格探索过程,该过程与魏晋玄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并达到了魏晋人性的极致;同时,当他以诗歌反映这种人性探索的时候,终于达到了人生艺术化的极高境界,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陶渊明;《饮酒》;魏晋玄学;诗化人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6)05-0072-03

作者简介:李展,男,山东寿光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泰山学院中文系讲师。

一

《饮酒》是陶渊明著名的一组诗,共20首,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切知道这组诗写作的年代。其说大约有如下几种说法:一,元兴二年癸卯,403年说;二,元兴三年甲辰,404年说;三,义熙十年甲寅,414年说;四,义熙二年丙午,406年说;五,义熙十二三年说,即416-417年说。[1](P212)这些说法各有自己的依据,一时难以核其基准,如果就403年的说法,那么陶渊明的实际年龄在39岁,龚斌先生的《陶渊明年谱简编》采取诸家之说,而判定为48岁,即最后一种。这样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说法的差距竟达十年。①平时对于陶诗《饮酒》的学习往往集中在第五首,诉说陶诗的平淡冲和的气象云云;研究深入一点的往往结合魏晋玄学,说一点概况,讲一点生存的痛苦;但有的研究学者指出,《饮酒》具有个体存在的本体论性质,[2]这自然已经非常深刻,但又仿佛过分,因为《饮酒》不过一种道具,实现生命存在的手段而已。这些都不能令人满意。

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三引汪洪度曰:“二十首总冒,却从达观说起,可见非胸次豁达,不得轻言《饮酒》也。”[3](P214)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言不必撄情无常无定之衰荣,惟知其古今皆若此,故但饮酒可也。以衰为主,以荣培说,其理乃显”。[3](P214)但是,汪氏的论述并不符合陶渊明的情况。实际上,在明代袁宗道探讨陶渊明的性格特征时,就指出陶渊明的性格狷狭,与时忤逆,假若不退耕栖隐,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言下之意,陶渊明决非胸次豁达之人。[4](P23)而方东树的观点在于通人达士不必在意古今衰荣无常之变,唯有如此方知《饮酒》之趣,而乐天知命。但是,陶渊明恰恰对于衰荣非常在意,努力想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综观《饮酒》这组诗,我们发现,《饮酒》的陶渊明只是外表平淡冲和,但也并非“猛志故常”,而是处于深刻的心理解构、人格转型的探索时期,处于矛盾而渐趋稳定的过程形态。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识,陶渊明的思想认识这时一直处于变动状态,“疑”的观点成为他的认识核心,而“变”的方法成为他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整组《饮酒》诗就是诗人借酒论道的自我解脱产物,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演变轨迹,体现的正是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问题。

其实,《饮酒》的序言明确指出,“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自娱;纸黑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回避其中强颜欢笑的悲哀,秋夜已长,偶有名酒,借以销哀,如此而已,哪有半点豁达之意!但是同样我们无法回避的是,陶渊明的理性精神的强大,他分明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已经落入无可奈何之境,惟有借醉可以泯忧。这种人生探索,属于精神性质的,只有自己明了其荒诞性质,任何别人都无法代替而实现自己。于是,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哲学家的影子,但是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饮酒》与他的感性知觉密切相关,诗人的品位很好地协调了形而上的哲学品格。《饮酒》就是这么一组具有哲理性,同时生活实感特别强的好诗。

诗人对于以往意义的怀疑与解构是以对生活的感受作为出发点的。“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尽管老庄哲学早已参透了生死问题,但是对于个体必须加以领悟,可以说这是作者的一大领悟,也就是对于生活的重新发现。人世间衰荣无常,寒暑代谢,作者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表面非常达观,自作达人,但“逝将不复疑”却揭示了作者的反复、犹疑、彷徨的生存处境。酒不过是一种媒介,日夕欢持,不过强颜欢笑苦中作乐而已。这种怀疑的精神在《饮酒》(十二)又被鲜明地提出:“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我们不能忽视陶渊明面临进退取舍的艰难抉择,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3](P251)归隐有明显的惧祸成分,但正如有的学者说,《饮酒》并非单纯出于政治目的,[2]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5](P335)确实,陶渊明的饮酒有种对于某种生存方式的心态寄托,而这点无疑是以他对于现实的失望与怀疑作基础的。“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路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饮酒十一)这种怀疑,即对于以往人生价值的犹疑与解构,就是整个《饮酒》诗的基础。

陶渊明之所以面临进退取舍的抉择矛盾,原因主要在内不在外,概括说就是对于自己原先的生存价值作出了全面的怀疑与否定,与此同时进行了艰难的人生探索,它分几个方面进行:

　2006年　第5期兰　州　学　刊No.5　2006　总第152期L 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52

一,对儒教的功业观及其附着的善恶观、名节观的否定。如“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其二)“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其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其二十)二,对于道教的成仙说作了否定,肯定了道家物化迁移的变化观点。“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但是陶渊明吸取了道家的物化学说,即“纵身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种变的观点成了解构儒家学说的有力武器。三,由此,得出他对于仕途的坚决拒绝。“迂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其九)四,对于归隐的模糊取向,这里包含陶渊明独立人格的发现、确认,及其孤独的悲哀。陶渊明的名节观念很重,即使对儒家作了否定,但对于隐逸人格还是有所肯定的,“青松在东园,群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其八)然而以后怎样呢?“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其十六)“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其四)这些情况都说明隐逸并不能解决真正的实际问题,但是儒家的价值观念既已遭到解构,不能隐逸又能何去何从呢?时代没有也不可能给予陶渊明以明确的答案。五,诗化人生的发现。这是陶渊明最后的落脚点,也是魏晋人格发展的极致。《饮酒》其五就是这样的好诗。

二

为了明了《饮酒》的艺术力量,我们必须结合陶渊明对于人性的探索以及最后的价值定位,进行解说。

我们知道,从陶渊明的时代上推大约100多年的正始年间开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玄学家,他们用“辨名析理”的方法大谈“性与天道”,提出“贵无”与“崇有”、天道与人道、孔老圣人、自然与名教、言意象等命题。其中原因,主要由于政治的空前阴暗,导致大批名士的清谈风气出现。3世纪40年代以后,夏侯玄、何宴、皇甫谧、嵇康、阮籍、向秀、王弼、钟会、王戎等人相继出现在思想史中,标志着玄学时代的到来,由此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魏晋玄谈风气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思辩能力,但由于特殊的社会原因,玄谈家及其影响所及的魏晋名士们,基本上以一种扭曲的人格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他们觉醒了,但是无路可走,于是人生的苦闷、忧虑、恐惧、彷徨、放达、任诞等诸种人格变异形态,纷纷呈现,后人把这觉醒的、具有特殊表现的人生形态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②陶渊明已经处于晋朝易代之际,但是魏晋名士的人格定位与人性探索并没有完成,我们说陶渊明的理性精神就是接继魏晋风流的余风而来,表现出鲜明的辨析精神。

陶渊明的理性精神最明显又具有哲学意味的是《形影神》一组诗,作于414年,分为序、形赠影、影答形、神释四个部分。大致内容就是对于人生的困惑的解答,因为人无论贵贱贤愚,莫不营营而惜生,但是形影之苦,无以为释,最后以神顺自然而截止。这组诗是有感于庐山高僧慧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虽然如此,这组诗却提出了陶渊明的哲学思考,明显不同于慧远的佛学见解,陶渊明也没有参加慧远、刘遗山等组织的白莲社,历来研究陶渊明思想者,都非常重视这一点。一般地说,形代表肉体,影代表名声,神就是精神,也就是说陶渊明讨论的正是道教的成仙、儒家的名教与佛教的神不灭的魏晋玄学的后继问题。但是,关于这首诗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陈仁子、黄文焕、沃仪仲等人认为此诗的主旨是强调立善,何焯、吴瞻泰等认为是道家委运自然说,近人陈寅恪别创新解,提出新自然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与运化之中,则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3](P69)应该说,陈寅恪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陶渊明的精神实质,但是陈的结论实际忽视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陶渊明自身,就是单纯以精神融入自然。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造成精神与肉体的割裂,恰恰无法使人真正地完成这种融入自然的可能,所以才造成形与神的矛盾,而这正是陶渊明想要解决却无法解决的。这种形神割裂使得陶渊明在《饮酒》诗中矛盾、游移、举棋不定,虽然基本渐趋明朗,但终究无法解决自身问题,这是陶渊明深刻的内省过程,即人性的探索过程。虽然原先的生存意义已经被否定,特别对于儒家的仕途之路(吾驾不可回),但是由于无法根本解决人生问题,他没有能力继续从事复杂的人事活动,只好归隐。

然而,这种割裂是由于理性精神的过分强烈造成的,当陶渊明一旦放弃了那么巨大的理性认识的执着追求以后,反而不经意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即将感性精神作了诗化的精神提升,同时向下落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较好地弥补了形神的割裂问题,并且达到了魏晋人格的极致。陈寅恪先生的结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成立。在魏晋玄学初期,人们追求的风尚不但在思辨,而且在形体的修炼,如何宴等就服食五石散等药物,讲究修饰容颜,他的面容特别白皙以致皇帝认为他是否涂抹了白粉。又如夏侯玄特别讲究,有人羡慕他的风神希望能够与他坐在一起,当时人认为简直如同蒹葭与玉树一般。这种外饰非常重要。到了后来,政治更加阴暗,魏晋名士精神方面变得异常痛苦,诸如阮籍之流常常饮酒一醉数月,以避祸患,至于途穷车返恸哭而还,而刘伶醉酒,则常使人荷锸尾随其后,死便埋之。这些种种人生变态达到了精神扭曲的极致,任性放达,非常人所及。但是我们在陶渊明的作品中看不出这种形态,他固然不去参加政治,甚至学人团体白莲社也不参加,有的只是在家的思考、务农、看孙子,闲暇时的饮酒、赏菊、写诗、访友。他表现的外在形态是平和的、和谐的,虽然喝酒,然醉不放诞;虽不知音律,但常操琴曲;虽拒绝仕进,然决不抵排。真是渐渐作到了“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的这种自我定位的准确完成,使得他最终摆脱了身心分裂的矛盾,完成了魏晋士人孜孜追求的人性形态,相比原先的“身在魏阙,心在林下”或者“身在林下,志在魏阙”的生存状态,还原了人性的本真,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三

由《归去来兮辞》知道,陶渊明直到晚年还有徘徊游移之心,这是他的名教情结作怪,所以在《饮酒》组诗表现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饮酒》这组诗并非一时所作,而现代诗集对于诗作的安排顺序并非与作者的创作时间完全一致,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发现《饮酒》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第五首在整组诗的创作中是具有艺术颠峰意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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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期《饮酒》组诗、玄风与艺术人生

与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相联系,文学界的发展必然受其玄学思辨的影响,体现在文学流派的分流上,便出现了讲究形式华美的形式主义文风,代表作家为陆机、张华、潘岳等人,而与之几乎完全对立的则是玄言诗的出现,代表人物为孙绰、许询,他们的诗中反映了浓厚的老庄思想。后人对于玄言诗的评价不高,如钟嵘《诗品序》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5](P308)但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对玄言诗的功绩应予公允评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它将诗歌的思维引向了更高的层次,不就事论事,透过现象看本质,使得诗歌意义高妙微奥,虽然没有完成诗境的开拓,但中国诗歌正是从中学会了如何吸收哲理入诗,从而达到高妙精微的境界的。另一方面,正是玄言诗孕育了山水诗,但几乎没有人说玄言诗与田园诗的关系,因为田园诗的开拓者是陶渊明,这是否会污蔑了他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常巨大,结果是陶渊明本真人格的完成,玄言诗更以诗歌的形式启发陶渊明田园诗的创作,这二者的结合便使许多明白似话的诗歌出现,初看无奇,细察则意味深长。如《饮酒》十五:“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所以无论宇宙、人生、穷达、素抱都是道家常用的概念,但是作者因为寄托着自己的人生领悟,又有真纯的人格魅力,所以细察还是别有滋味的。陶渊明的《饮酒》诗当中很多这样的句子,如“行止千万端,谁知是与非”,“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等等,包含哲理,蕴涵真切,毫不做作,绝假纯真。没有蕴涵哲理的诗歌不是陶渊明的诗歌,陶渊明的诗歌有或浓或淡的思考痕迹。

但是,陶渊明的很多好诗不但蕴涵哲理,而且回归到社会生活本身,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饮酒》其五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首,前人与近人已经有很多论述了。起始四句这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尹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偏”之义乃属魏晋玄学范畴,魏晋隐逸之风盛行,玄学改变了隐居逃于江海之上以避世的旧观念,指导人们不执着于外在形迹,而去追求心境之超然无累。倘内心超脱,则隐于市朝与隐于岩穴无异。陶渊明的写法是相当具有理趣的,本来不过说盖了一口房子,却说“结庐”,而且“结庐”还有不在“人境”的吗?但这是对于世俗沉沦的一种反拨,“境”字寓意高远,“喧”字暗指世间之俗,这样就与我们的日常拉开了距离,同时暗示已经不与官场的人物来往了。然而大家又都熟悉,这种陌生化艺术效果并非凭空得来,而是长期的玄学修养的结果。这种“心远地偏”之意是魏晋名士追求的胜义,这种理趣的高妙已经隐寓在世俗常物之中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历来为人称道,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这是“无我之境”的高妙境界,其中原因苏轼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他在《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见”字之所以高妙,就在于作者无意之间抬头见山,如果换成“望”字,则是有意注意,主体的呈现使得物我浑化的高妙境界全无,弄得“神气索然”,哪里还是“无我之境”?这里仍然体现了“玄意高远”的魏晋高致,后世那可企及!“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人认为“飞鸟”是作者对于自由的象征,笔者认为这并不符合全文的连贯意义。固然陶渊明在很多地方都提到飞鸟与羁笼的比拟关系,但是综观全篇,作者仍然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看到了飞鸟相与归还的景象。他们的自然的生存状态打动了作者,契合了他的心灵,正因自然,才具真意,刚刚要说,却已经忘记说什么了。这还是魏晋的“玄意幽远”。因为“言意之辨”在魏晋名士的圈子,成为核心命题之一,它从庄子发展而来,“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才能得道,“言语道断”,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这与后来的禅宗特别相似,陈寅恪说陶渊明与禅宗的近似关系是有相当的道理的。陶渊明在这里的贡献是,诗歌即象(非相)离象(非相)。原因还是心远,王士祯准确地指出了这点。他说,“通章意在`心远'二字,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滞,空洞无涯,故所见高远。”[3](P222)

但是,陶渊明的诗歌还有“即相即象”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就完全把人生艺术化了,这样的作品同样反映着陶渊明的纯真人格,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艺术意义。如“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这种白描式的描写并非只是艺术的传神,而与人格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说服食秋菊是时尚,即使这样秋菊的高洁与人格的高洁还是相关,菊与人同化了。“清晨闻扣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这是也是《饮酒》的诗句,这种诗句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襟怀的纯真,以及纯真照耀下的人生状态,生活及其意义是有机的统一的,决不像西方现代派艺术表现的荒诞。其他还有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等等。种豆得草,不以为耻辱的事情,反而乐在其中,这种反常的现象并非作者表达的内容,而其中的艺术韵味正体现了作者的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作者正是通过反常的描写达到超俗的目的。这样的作品完全把自己融合在大道之中,艺术是媒介,从而达到“即象即相”,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就是“纵身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总之,《饮酒》组诗反映了陶渊明的人生探索与艺术追求,揭示了自己艰难的人性探索,是魏晋名士人格的进一步发展;而在诗歌的创作中,反映了玄学与玄言诗对于陶渊明的深刻影响,同时,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即艺术人生化与人生艺术化互相为用,对于克服人的现阶段的异化状态,具有深远的意义。

[收稿日期]　2005-11-29

注　释

①陶渊明年谱多达二十几种,但是可以确定的只有陶渊明的卒年,颜延之为陶渊明作《陶征士诔》明确记载“元嘉思念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而生年众说不一,因此对于作《饮酒》诗的实际年龄分析,只有相当的意义。

②葛兆光先生在其力作《中国思想史》第四编,曾经以“玄意幽远”为标题,揭示三世纪时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的转折,儒家话题的终点成为玄学的起点,学术的演化深深影响了魏晋名士的生活取向,产生了游戏人生与文学诗性的双重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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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龚斌.饮酒.“集评”.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袁宗道.读渊明传[A].三袁随笔[C].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

[5]转引郭绍虞等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责任编辑: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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