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局动荡的原因分析及影响

1、局势说明

中东地区历史上就是全球的一个火药桶，战火不断，各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近期的政治动荡可能加剧地区局势恶化，让和平可望而不可及。阿以冲突和伊朗问题是中东地区的两大历史性难题，直接关系到中东北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以冲突涉及到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是中东稳定最大的挑战。

目前北非中东动荡已经持续数月，美国拒绝牵头利比亚军事干预，而且明确拒绝派出地面部队，一方面是不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外再加一个烂摊子，另一方面奥巴马还面临着巨大的预算压力。北约内部至今存在着强烈的主和争吵，很多国家明显不想卷入利比亚内乱，大多时候是法国在唱独角戏。而没有美国的全力支持，法国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2、中东北非问题的根本原因

经济困境不会因政治动荡而消失，反而会因此而加剧。相反，经济结构转型或经济质量提升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东北非国家因为长期受外国干预，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而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静水深流，使得潜在的冲突易燃突发，且难以控制地播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国际动乱并非由国家间冲突引发，却可能从国家内部冲突催化外溢为地区冲突。这是当前北非中东动乱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3、中东北非局势震荡对中国的政治影响

政治动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激化，政府职能弱化，不能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基本保障。突尼斯、埃及政变后，新政府迟迟未能建立，街头政治还在延续，政治势力正在重新分化组合，短期内很难形成一个稳定、可靠的政府。以埃及为例，“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带有深厚伊斯兰色彩的政党，代表要求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宗教势力，目前临时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方是国家权力中的实力派，还有目前正分化组合的数十个世俗政党。这三派力量均在埃及政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派都不可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三股力量的实力基础、权力来源、执政理念和行为模式大不一样。当下，埃及正在军方的主导下制定新宪法，但是任何一部新宪法都必须满足这三股力量的需求。历史上，这三股力量从来没有密切合作过，未来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框架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利比亚、也门的政局更是令人担忧，因为部族势力的存在，长期陷入内政的可能性不可排除，人民将因此而被抛入绝望的深渊。美国的中东问题观察家因此而断言，中东政治动荡仅仅开了个头。

西北亚局势给我们的启示：

一是国不能弱，落后就要挨打。

二是独裁不得人心，必须搞好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让更多的人参政、议政。三是国家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宁。必须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国民应当为了自己的国家富强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四是西方列强国家都是无耻国家。尤其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像对待中东北非的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也门等都是这样。必欲置之而后快。

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仍将持续，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是否将成为美国考虑的下一目标，还有待密切关注。但不久前我国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互联网煽动国内居民非法聚集，妄图引发“街头政治”，不能不说是个别人企图把乱局引向中国的一种尝试，对此我们应十分清醒、高度警惕。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证明，西方列强总想把地大物博的中国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中，一个自主、强大的中国永远是历朝历代各族人民的企盼。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与发展，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奋进，对此我们应十分珍惜，自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谐与稳定

政治地震和地理地震让利比亚和日本都一时成为不宜进入和不可居住的危乱之邦，各国发出警告，建议本国国民不要前往旅游，正好印证了孔子的观点。和过去相比，不要说和孔子时代比，就是和这轮全球化之前的世界比，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在全球化世界生存的国家、公司、团体和个人来说，如果要从利比亚和日本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话，那么就要认真地研究到底怎样降低全球化的风险，以及一旦危机发生，到底如何规避，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生命财富的损失？

面对利比亚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决定，大举、成功撤出在利比亚工作的3万多同胞，世界为之侧目。但是，当利比亚内战和西方盟军军事干涉利比亚之际，中国也开始计算在利比亚的损失。如果损失仅限于商业利益，不管数额多高，总是不要紧。问题在于，利比亚事件的中国撤退，具有严重的警醒之指标意义。不顾或者欠考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重大潜在政治、安全危险和危机，而有点鲁莽地大举商业进入，包括长期巨额投资，看来是要欠战略考虑的。

西方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评论也不是全部是尖酸刻薄，其中有一些经验之谈和劝诫之语。比如，一些西方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多次指出，中国并不会因为来自发展中世界，奉行不同于西方的外交政策，就在非洲有安全免疫力。西方公司和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挫折和打击，中国也将遇到。外来势力要在非洲大陆站住脚，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真正与非洲接触的大规模历史，尤其是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依存，是最近50年，更确切说是过去十多年的故事。而欧洲人和西方人则不同，从罪恶的奴隶贸易开始，经过对非洲各方面的殖民，再到“非殖民化”和新的援助关系确立，却经历了500年的历史。

一个是500年，一个则是50年，不管中国外交政策和对非政策如何站立在道义的高点（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支持他们走自己选择的而非外来势力强加的道路），只有50年的接触，中国对非洲的体验、知识，还是欠缺的、稚嫩的。在有些方面，有必要向欧美人学习关于非洲的知识，以及如何与非洲更好地打交道。

中国需要牢记我们的古老哲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更需要从当下的国际挫折中总结教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