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向社会政策时代

·主题研讨·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中国迈向社会政策时代

王耀东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200233）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均前所未有。快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使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元化，潜在的社会冲突不断地被激发出来，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社会发展滞后，这些都是中国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因此，用社会政策解决我国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就显得极为紧迫和重要。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成为中国迈向社会政策时代的导向。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提倡“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包容性增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正在发生重要转变。

关键词：发展转型；社会政策；中国；公平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512（2011）02-0029-08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富民强国发展、体现公平正义”。因此，转型、富民、公平正义已成为“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规划是主要的手段、载体和标志，从制定到实现规划，需要全国力量的汇聚与实施，同时，更需要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持，用社会政策建构中国的未来发展已成为顶层设计的价值取向，也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最大期盼，这标志着中国正迈向社会政策时代。

一、为什么社会政策如此重要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均前所未有。在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快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使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元化，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新的冲突形式不断出现，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增加、群体性事件频发以及表达方式多元化等；第二，利益冲突占据主导地位，利益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根本关系，它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也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第三，文化心理冲突不断上升。因此，用社会政策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

作者简介：王耀东，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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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显得极为重要。

（一）发展呼唤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

社会政策是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中引进的概念。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关注民生、发展社会事业、注重社会建设等概念的支撑下，社会政策已成为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这次“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重要内容。社会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其核心是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公民的社会风险。

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爆发，工业化的加速，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的提出，社会政策的内涵及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一是英、美学术界的定义，其认为社会政策是政府为了直接满足公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英国社会政策学者蒂特马斯将社会政策从社会行政中释放出来，认为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市场机制之外通过人类组织来满足人类需求，社会政策是包括社会福利、财政福利、职业福利在内的广泛领域。１二是德国学术界的定义，主要指政府关于就业、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政策。

所谓社会政策时代，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改善弱势群体和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为目的的社会政策普遍形成，作为一种制度被有效实施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阶段。时代是一个社会时间概念，它指的是整个国际社会或世界各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表现出来的重大特征，比如知识经济时代、和平发展时代等社会的重要特征。用社会政策时代的概念可以准确地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的走向。２

我国的社会政策一直是从属于经济政策。其表现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可有可无，有钱就办，无钱就不办，即本身的存在取决于他方；二是即使有必要存在，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取决于他方，例如，为市场经济配套；三是即使承认其本身的价值，也是口惠而实不至，例如，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是一贯得到承认的，但如果让公立的学校和医院去“创收”，那它们就只能依附于市场；四是即使受到重视，例如经费增加了，其本身的机制和运作仍然受制于他方，不是独立自主的，今天看来，尽管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很辉煌，综合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二位，但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正义等基本要素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为此，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要求呼唤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政策时代的基本特征

首先，社会公正的理念被普遍认可。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都以一定的社会公正的理念、福利思想为背景，这种思想常表现为人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判断。这样，社会公正的理念、对困难群体的不利地位的关注便在决策层和政府那里达成共识，于是，政府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其次，出台覆盖面较宽的诸多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时代特征，社会政策时代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有较多社会福利政策出台。政府可能在关键的领域制定相关政策，对脆弱群体进行救助和支援，缓解社会中的张力，其他社会福利政策会逐渐地或较快地被制定，涵盖那些被认为是有利于表现社会公正的领域，并表现出社会政策的群体效应，逐步实现社会政策的较充分发展，以此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

最后，社会政策被制度化地有效实施。为了保障社会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有相应的执行政策的组织体系。通常情况下，这种组织体系并不局限于政府部门，常常有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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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实际上是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系统，此外，其运行及功能效果具有可监测性。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增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同时也在转型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当属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基层民众的社会认同问题。在此过程中，社会公平的增进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

（三）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新时期

首先，确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由以往平均主义的基本取向转变为公平、公正的基本取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由几项基本规则构成的有机体系：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底线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必要的一次分配后的再调剂，即社会调剂的规则。由于社会政策是公正理念和规则的直接体现，公正的这四个基本规则便成为社会政策的四个维度。虽然现阶段中国社会政策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作为一种基本取向已经确定不移。

其次，建构社会政策的基本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体系从过去依

—国家模式转化为政附于经济政策到逐渐形成独立的社会政策体系；从改革前的企业——

府主导下的社会化模式，形成了由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负责的多层次的“混合福利”的模式；社会福利模式正在从普遍性福利转化到选择性为主的福利模式，专门针对贫困者的社会救助及福利服务明显增强。此外，中国的社会政策开始同国际上许多重要的社会政策接轨，许多内容开始参照、借鉴国外社会政策经验，认同“国际惯例”，而且开始加入许多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

再次，明确社会政策的目标取向。在１９７８年以前的三十年间，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是平均主义和身份等级制，社会政策受益对象是带有极大抽象意义的社会整体，而不是无数个具体的社会成员。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单位制现象逐步消失，身份等级制现象逐渐瓦解，个体人逐渐从社会整体中剥离出来，具体的社会成员成为社会政策的真正服务对象，个体人成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重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例如，通过社会再分配制度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标，通过为居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而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标，等等。

最后，建立社会政策管理与运行机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福利性社会事业按照“纯福利”的方式运行，主要体现在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提供带有福利性的收入保障和服务保障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改革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将社会福利项目由暗补贴变为明补贴；二是社会福利从政府主办走向政府与民间合办，逐步建立了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了一套国家倡导资助、社会力量共同兴办的社会福利事业，以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福利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其具体内容包括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服务对象的公众化、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和服务队伍的专业化等。

—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政策

二、增长——

破坏了环境、拉开了差距并激化了矛盾的增长不等于发展。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作为价值取向，丰富了怎样增长才是发展的科学命题，这为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如何将国际经验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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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体系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

（一）中国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５年，这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１９９５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增长向发展转变，这充分显现了社会政策应用的专化、细化和深化。

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的意义十分重大。原来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扩大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三个方面。在需求结构转变方面，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供给结构的调整方面，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增长，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要素结构的调整方面，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强化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增长。

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为迫切。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改革开放３０年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梯次转移，中国经济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内外需发展不平衡、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过深，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成为经济发展支撑力量，资源环境压力突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可以推动整个改革事业的发展。根据全会的精神部署，“十二五”将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意味着，未来５年中国必须通过其他领域一系列改革的实现来推动整个改革事业向前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对改革加强了综合配套，改革将不再是某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是各领域齐头并进的全面性的改革。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个很大的制约。“强国”与“富民”合为一体是解决好“藏富于民”问题的关键所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都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重要内容，它是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文化作为产业给经济提供了新的巨大发展空间。我们应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以前中国更多强调经济建设，现在公众除了衣食住行外，还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而且，文化产业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巨大发展空间，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可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构建和谐社会，为社会政策提供支持。

（二）“转型”是中国发展政策的核心

变，是古今之通理。当代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环境，世界各国都在变革，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竞争中最大化，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须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及转型的内容很多，转型的核心问题是从原来的出口导向型与投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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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型，转为以内需拉动及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那么，社会发展的转型是什么？就是随之相适应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凸显社会公平政策。

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必须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谈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时，邓小平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其二，稳步协调地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其三，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速度、效益、比例的关系。邓小平强调发展的高速度，但强调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其四，改革是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其五，关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上，还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其实，中国已进入第二次改革的伟大时代。我国进入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为适应公共需求变化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为适应公共需求变化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人的发展，既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无论从“十一五”改革进展来看，还是从实现２０２０年发展目标来看，“十二五”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为关键的五年，应当以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为核心目标，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要突破口，明确将“初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由此构建相应的社会政策体系。３

（三）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建构的原则和路径

第一，以社会公正为基础。公正是制度安排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才能在现实社会中体现出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公正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才能得到具体体现。在制定发展型社会政策时要坚持公正的原则，包括确保社会成员的生存底线和基本尊严的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以及社会调剂的规则。在目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强调获得正义和交易正义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第二，以提高社会福利为目标。福利作为一种再分配方式，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关系到整个社会抗风险能力的强弱。而全社会抗击风险的能力，是建基于以整个社会和整个社区的公共价值为标准所设计的社会政策之上的。社会政策要以提高社会福利为目标，要完善社会福利机制，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切实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第三，以民主为手段。民主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社会目标由民主参与来确定，社会问题通过民主参与来解决，只有这样，社会政策才能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福利需求。由于不平等的扩大和不公正的存在，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冲突已经十分激烈。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必须掌握足够的福利资源对潜在的利益受损者提供制度化的补偿，以化解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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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人力资本为核心。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其基本依据是，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直接的作用，并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在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居中心地位，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一方面可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能推动福利国家的改革，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改革的良性互动。因此，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别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社会的发展。４

第五，以资产建设为抓手。资产建设是指将目前以收入、支出和消费概念为核心的福利政策转变成为以积蓄、投资和资产积累概念为核心的福利政策。以收入为基础的反贫困政策是不充分的，对收入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转为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主张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标，提倡由传统的、单纯以再分配为主的消极救助方式转变成为积极的福利政策，如加强对教育、卫生、劳动力市场等的社会投资，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及加强个人参与到经济和社会中来的能力。

第六，以政府能力建设为保障。政府在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时，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必须加强自身社会政策能力的建设。毫无疑问，这里需要社会政策制定及实施系统方面的制度，包括在各级政府系统普遍加强社会政策意识，具有反思性地实施社会政策并对之进行科学评估，积极地发展社会福利机构，实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良好合作。５

三、“十二五规划”中的社会政策导向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提倡“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包容性增长，渐渐地，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正在发生重要转变。十二五规划对形成健全而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起着导向作用，同时，中国对现实社会政策的研究也亟待拓展。６规划建议从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到民生改善，从扩大内需到收入分配改革，转型是此次规划的终极关键词，展现给人们的更是未来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建构的导向。

（一）社会政策：“十二五规划”的重心

构建起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包容性增长，也叫共享性增长，最初由亚洲开发银行在２００７年提出。其含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就业更加充分、劳动关系更加和谐、社会分配更加合理，包容性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体现，是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继续延伸。虽然“包容性增长”相对是个经济概念，但它与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而包容性增长内涵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公平正义，本质上是关乎分配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让更多的人分享发展的成果。

中国需要的不是纸面的数字辉煌，而是实实在在的“民富国强”。“大河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此说法是错误的。此话应该反过来，“小河没水大河干，小河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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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满”，这就对了。如果民不富，国能强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民贫而国家能强大的。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这将是中国又一次伟大的转变。在协调发展方面，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要得到和谐发展，需要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使中西部发展得更快一点，使农村发展得更快一点。在收入分配方面应该有比较大的举措，让居民的收入有普遍增加，而且在增加的过程中，要尽量地缩小差距，使得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得更快一点，达到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规划建议推动着社会政策研究

发达国家对于社会政策的重视，促进了社会政策研究的兴盛，而社会政策研究的深入开展又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和不断的完善。发达国家有关社会政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政策的理论依据。公平、公正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依据，社会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国家责任说”，政府是一个国家主要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政府对于社会成员担负着责任与义务。其次，对于社会政策保护对象的基本定位。在社会政策研究的始初阶段，社会政策的受益对象应当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但是，随着社会政策的实践以及社会政策研究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社会政策的受益对象应当扩大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再次，社会政策的具体内容应当是广泛的，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妇女儿童保护、性别平等、房屋住宅政策、平等的劳资关系、人口政策、婚姻家庭保护以及义务教育等等。最后，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除政府外，还应包括其他的各种主体方可构成完整的行动主体，从而有效地实施社会政策。

时代呼唤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理论的建设。首先，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把对社会政策这一学科的要求摆上议事日程，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支持。其次，一个学科有固定的规范，国际已经形成了规则，社会政策也有一定的既定理论，所以应按常规办事并与其平等对接。最后，我们需要社会政策，是需要用社会政策专业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这是社会政策的首要任务。７当前已进入社会政策时代，较大范围、不断发展的社会福利的实现，必须以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为前提。中国社会发展的选择必须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条件。８这些都需要社会政策学科理论的支持。

过去我们很重视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相对滞后。当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在人与人关系方面，健全公平正义的利益协调政策；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完善公平参与的共同治理政策；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实施体现人文精神的公共文化政策；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一步充实生态环境政策。９

社会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价值立场”，即“公平”与“权利”。它包含三个目标：其一，其宗旨皆为行善，政策指向“利为民所谋”；其二，兼有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如最低工资、最低收入保障标准等；其三，涉及某些进步的资源再分配手段，如以富济贫。因此，社会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一系列与国家和社会相关的个人福利问题。通过政府调控，采用综合的社会政策和手段，建立有效的分配和保障机制，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政策的目标。１０

（三）迈向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时代

在后国际金融时期，社会政策全球性复归。在过去的３０多年间，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国际社会大都问罪社会政策。但如今，全球都在反思社会政策，并开始着手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这种转变，是因为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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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其体制产生危机、贫困和两极分化加剧等，要根除这些弊病，社会政策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政策可以抵御危机的冲击，社会保障政策和战略可以恢复公众对社会保障方案的信心，有助于振兴经济，并对最脆弱的人群提供充分的保护，更好地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是成熟的。福利制度发展到对全体国民的、无所不包的、高水平的福利供给，然而，中国是转型与发展中的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对社会成员实施广覆盖的、但是水平较低的保障。同时，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把政策制定仅仅看成是政府自己的事务，不重视乃至不愿意与社会、公众沟通，所以政策效果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如今国际上常用市场理论中的用户的观念来看待我们所常讲的政策对象，其背后的理念即用户至上。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公众与政府直接对话还是有困难的，而决策者要听到老百姓的实话也不容易。

在走向社会政策时代的过程中，该怎样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应重视的重要内容。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从国际经验看，拉美主要国家实行的是完全积累制，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再分配功能很弱，几乎为零，但财政可持续性较强；而欧美大多数国家是现收现付制，具有很强的再分配功能，其缺点是国家的财政负担较大。我国目前采取的是混合模式即部分积累制，从理论上讲，其优点是兼顾了财政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二者的优势和平衡。

我国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目前处于前社会政策时代。很明显，我国在总体上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政府和社会有一定能力去解决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另外，政府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重视，对困难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社会舆论对社会公平的推进都为社会政策时代的到来准备着条件。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体，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惠及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也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展开。可以看出，尽管我国的社会政策还不甚完善、不够系统，甚至还存在许多空白，但是，社会政策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出台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说，我国在向社会政策时代迈进。

注：

１参见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１９９９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成立了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明确以社会政策为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的社会科学研究实体。近年来，一批高等院校也设立了社会政策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等，社会政策的研究在中国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在研究成果方面，有李秉勤、贡森主编的社会政策译丛（商务印书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出版的社会政策研究丛书等。３迟福林：《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与“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城市观察》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４、６吴忠民：《社会政策是亟待研究与拓展的领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５向德平：《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建构》，《河北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７潘屹：《进入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第４版。

８杨团：《中国社会政策演进、焦点与建构》，《学习与实践》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９邓伟志：《重视制定社会政策》，《人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９日，第１３版。

１０周南平：《解决新民生问题须重视社会政策》，《协商新报》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３日，第３版。

（责任编辑：郑平）３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