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反思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反思

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为立国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

苏联解体的原因：

1\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

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1、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

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苏联亡党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3 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

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4 腐败导致党衰国亡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

解体后的苏联

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

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同流合污；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私利；民族问题；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十一说

●“葬送说”这一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乱党乱国的罪魁祸首，是他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和平演变说”该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

●“民族矛盾说”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对内搞霸权主义的结果。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

●“上层自决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

●“经济没搞好说”该观点认为，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最近的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

●“斯大林模式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是由于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错误路线说”该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意识形态说”这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抛弃说”该说法认为苏共违背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历史合力说”这一观点认为苏联演变是多种原因交错的结果。

●“人心不足说”这一观点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个瓶颈之时，虽然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膨胀的野心催生了膨胀的欲望，如果当时坚持那么几年，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结果

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时间如下：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独立。

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独立。

1991年8月20日，爱沙尼亚独立。

1991年8月22日，拉脱维亚独立。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

1991年8月25日，白俄罗斯独立。

1

解体前的苏联

991年8月27日，摩尔多瓦独立。

1991年8月30日，阿塞拜疆独立。

1991年8月31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时独立。

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独立。

1991年9月23日，亚美尼亚独立。

1991年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独立。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独立。

1991年12月25日，俄罗斯宣布国名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联邦”。

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徐徐落下，代之的是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从此苏联正式成为历史

综述：

苏联解体是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任何因素都不能单纯地考虑而完全地将其他因素撇开。苏联的民族问题始终是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分离运动、苏联中央权威的丧失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灭亡有其自身的规律，要经历漫长的历史阶段，只要有不同的民族存在，就会不断地出现新的民族矛盾和问题。所以，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真正将平等落实到实践中，而不能只流于形式。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最终走向“失败”有其历史上和政策上的必然性。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思想和理论，违背民族发展的规律，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以图最快地实现俄罗斯化，导致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出现许多失误，在民族关系中潜伏下深刻危机。到最后，苏联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几乎丧失殆尽，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诱发下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裂运动，一个曾经的大国就这样走向了失败。

关于苏联解体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苏联的解体是在上述复杂原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但苏联的灭亡并不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相反，许多有识之士在对苏联破灭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后，对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完善。同时，这对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次生动的教训，它使得各个共产主义国家不得不对自己现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西方的和平演变进行重新审视。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在苏联的破灭还没有先兆的时候，就带领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对仿斯大林模式下的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并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及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能够顶住各方压力，抵制住西方的和平演变，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不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和有先见之明的。

苏联解体的警示

1991年12月25日随着苏联总统宣布辞职并交出象征最高权力的核按钮，一个横跨欧亚的社会主义大国转瞬之间分崩离析。曾经的加盟国因为获得了孜孜以求的自治权而欢呼雀跃，过去的老对手为苏联在新年到来之前的彻底消失而欣喜若狂。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当凛冽的北风迎面吹过那些一夜之间“由官转民”的人们的脸颊时，他们可曾想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结局？

一、作风腐败，脱离群众

早在四个月前，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的时候，这个由苏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权就已经被判处了死刑。面对党组织活动被禁止党产遭查没的境遇，全国2000万党员竟然无动于衷，人们似乎忘却了入党时的誓言。或许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实现个人目的的外衣，有用时牢牢地披在身上，一旦这身衣服失去往日光彩丧失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将其遗弃。苏联人民在祖国生死存亡时刻的冷眼旁观让人心寒，不过这一现象也表明广大无产阶级早已从内心深处遗弃了这个反复宣称代表他们权益的政党。

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常常用鱼水之情比喻党群关系，因为水里蕴含着鱼类生存所需的养分，当鱼儿探头探脑地浮出水面时，危险其实正在向它逼近，当鱼儿挣脱了水的阻力跳上岸时，它所嗅到的绝不是新鲜的空气而是死亡的气息。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并且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发展壮大。二战后，苏联拥有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这本是开展经济建设的大好时机，可是一些党政干部却在安逸的氛围中丢弃了长期保持的优良传统。艰苦的环境对人的意志是一种锤炼，但舒适的环境同样是对人意志品质的考验，一批没能抵挡住糖衣炮弹的公职人员逐渐演变成社会特权阶层。在权力的荫蔽下，他们的子女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待遇优厚的职能部门。同样是社会公民，贵族阶级凭借手中本应用来服务于人民的权力让自家子弟享受着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待遇。高干子弟尚且如此，那么高干本人自然是有过之无不及。一家在建政初期为病弱的公职人员设立的疗养食堂，日后逐渐沦为遍布全国的特供商店，在这里只要出示象征权贵身份的证件就能畅通无阻，在这里美味佳肴成了家常便饭世界名牌应有尽有，灯红酒绿下的贵族们早就不和苏联人民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了，他们所代表的绝不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意识形态阵地沦陷

伴随执政党作风发生蜕变的还有苏联的意识形态。斯大林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对学术界展开了大规模整肃，动辄便对学界人士上纲上线把“托派分子”的帽子扣在普通学者头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学界在其高压政策下变得噤若寒蝉。另一方面，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他将民众对其个人的忠诚上升为对国家的忠诚，谁要是对他不忠就等同于背板祖国，苏联的政治生活由此走向了极端。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斯大林唱了十多年赞歌的赫鲁晓夫突然调转枪口，大肆谩骂这位“自己生身的父亲”。众所周知，领袖在群众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道合理地纠正领导者犯下的错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别有用心地诋毁领导人则会造成思想混乱，进而引发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同年十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便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负作用的直接体现。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更趋僵化，由于当局缺乏理论创新和必要的引导，致使广大青少年无法认同开设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性，攻读马列著作反倒沦落成令人耻笑的行为，而“入党只是升官发财的跳板”这一功利思想也正是在勃氏主政期间逐渐形成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在其“历史不应留有空白点”

的言论鼓动下，大量否定列宁、肆意歪曲斯大林的文章见诸报端，与此同时那些拥护社会主义、主张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学者却遭到口诛笔伐，他们被污为“改革的敌人”受到当权派蓄意打压。在此期间各种自由化思潮沉渣泛起，苏联历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十月革命被贴上了血腥的标签，卫国战争的胜利被描述成与苏共无关，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被公然放弃……戈氏的倒行逆施彻底卸去了苏联人民的精神武装，意识形态这座大厦轰然坍塌

三、背离马列主义的干部路线

从十月革命至建国初期，为了在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下形成统一领导，苏共主要施行干部任命制。然而随着战后经济建设的持续开展，该制度的弊端也渐渐暴露。由于人事任免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因此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取悦上司、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针对这一现象列宁提出以推荐与选举相结合的干部制度取代单向委任制，这项旨在改善用人制度的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却在施行不久后随着列宁的去世戛然而止。

斯大林时代，苏联在干部任用的理论层面继承和发扬了列宁时期的优良传统，但在落实政策的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干部选拔标准，片面地将干部对领袖的忠诚度作为首要选拔依据，忽视对被候选者德才方面的考量，从而使一批投机者凭借吹捧斯大林进入到核心权力层。

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在上台伊始便大举推行“干部更新制”，此项制度虽然打着杜绝干部队伍老化的旗号，但实质却是赫氏排斥异己安插亲信的一种手段。从苏共二十到七年后的苏共二十二大，全党共有80％的干部遭到替换。该制度不仅不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而且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助长了赫鲁晓夫的个人专断作风。

靠推翻赫鲁晓夫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掌握最高权力的18年间颁布了大量巩固官僚阶层自身利益的规章条例，究其目的就是要让党政高官对自己感恩戴德进而成为自身坚定的拥护者。此外，勃氏为巩固权利还不遗余力的实行职务终身制，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超过70岁的有八人60岁以下的仅一人，截止至1985年苏共四月全会，这14人中先后有六人在领导岗位上寿终正寝。

戈尔巴乔夫这位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似乎对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有着偏执地喜爱，他不仅在多个场合公开否定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而且为欧美式的选举制度大唱赞歌。由于苏共长期施行的错误干部路线以及戈氏言论的蛊惑，一大批国内反对派通过

竞选掌握了国家机器，曾被开除党籍的叶利钦依仗其“民权卫士”的伪装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但此后的事实证明，叶氏治下的俄罗斯无论是腐败程度还是经济状况，其问题的严重性都远甚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使众多反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政治身份，他们正是凭借着这把保护伞有恃无恐地从事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戈氏这种不合国情、不适时宜的变革最终葬送了苏联。

结语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分析其中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对于我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深刻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