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协调与平衡

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协调与平衡

【摘要】随着新闻报道自身水平的提高和报道方式的改进，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矛盾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从而导致相关争论的迭起。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是新闻活动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针对现实生活中二者的矛盾，我们应适宜地采取措施。使二者的矛盾降至最低。

【关键词】公众知情权公民隐私权新闻伦理新闻职业道德

权利的有无以及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制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今这个传媒经济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人们的权利意识已被深深唤醒，“为权利而斗争”这句话不知鼓舞了多少人为争取权利而奋斗不息。权利从其本质上说是权利主体对利益的追求。由于利益的类型多种多样，因此权利也有很多分类。权利与权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再加上权利本身具有的相对性，致使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的过程种不可避免的发生权利冲突。隐私权与知情权作为一对互相对立的权利，两者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发生冲突。随着社会生活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一、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概念的界定

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及权利的隐私肇始于1890年的美国，首先是由美国法学家路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他们的著名论文《隐私权》1中提出来的。对于隐私和隐私权的界定．国内法学界尚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说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2有的学者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居住不受他人侵扰以及保有内心世界、财产状况、社会关系、夫妻生活、过去和现在其他纯属个人的不愿为外界知悉的事务和秘密的权利。3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对隐私或隐私权做出直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将披露、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视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

隐私是一个受时间和文化制约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隐私是指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私事；隐私权则是人格权分化过程中新生的一种人格权，是一个发展过程中有待类型化的概念。1[美]T·巴顿-卡特等：《大众传播法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2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页。

3张新宝：《隐私权研究》，《法学研究》1990年，第5期。

具体理解隐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为“私”，即包括个人的有关健康状况、宗教信仰、生理缺陷或残疾、婚恋经历、私人日记、生活习惯等。4二是本人不愿意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扰，即所谓“隐”，是一种在法律保护下不受干涉的状况。

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民事权利具有法定性，它的内容取决于隐私的范围，而隐私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个人生活安宁权，私人信息保密权和个人私事决定权。从隐私权的内容来看，它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法人作为组织体不能享有隐私权。

第二，隐私权的内容具有真实性和隐秘性。

第三，隐私权的保护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

因此，我认为隐私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对其个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活动、私人信息和私人事务进行决定，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的权利。只有负有特殊职务的国家机关如公安、审判、监察机关等，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介入、调查公民的隐私，如依法监视、侦察、搜查、获取证词等。但掌握他人隐私则负有保密的义务。

知情权，又称为知悉权、了解权或者得知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的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记者肯特·库柏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其基本含义是指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一般来说，知情权大致包括知政权、个人信息知情权、司法知情权、法人知情权、社会知情权五类。本文中的“公众知情权”是上面第五种，即公众公众作为社会活动的参加者，有权知悉他所感兴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知情权”一词在我国出现的比较晚，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情权日益成为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权利，它也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即便如此，知情权作为一种派生性权利，一般依附并隐含于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义务中。

二、公民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及分析

现实生活中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同时存在，使二者时常陷入矛盾状态。隐私权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有权支配、维护和隐瞒自己的个人信息和私人生活，防止其受到非法侵犯。而知情权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知的权利，公民有权知道和获取他应当知道的、感兴趣的信4顾理平：《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息，满足其知的需要。公民一方面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人知道。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新闻报道的主要任务即向公众及时报道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真实的社会各方面的事实。要不断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就必须从深度和广度上展开新闻，而新闻价值又来源于新闻事实的新鲜、重要、显著、接近、趣味的特性。要不断挖掘事实，隐性报道、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随即成为热门的报道方式。而这些公众感兴趣的采访和报道中，记者对个人特别是公众人物的私生活进行揭露，可能远远超越了“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行为”5的意义，往往涉及私人事务和私人生活领域。这样就有可能侵犯公众人物隐私权。

下面以“李刚案”为例，分析不同媒体形式上公众知情权和公民隐私权二者的博弈。

2010年10月16日，李启铭开车在河北省河北大学撞了两名女生，一死一伤，喊出“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18日，李刚多次鞠躬道歉，下午16：50，百度百科出现“李启铭”词条。21日，“我爸是李刚”走红网络。24日，各大网站指出李刚家在保定拥有5套房产。25日，百度词条已经过49次修改，出现许多李启铭隐私信息。

在“李刚案”的报道中，传统媒体是相对保守的。直到10月21日《东方卫报》才发出第一篇相关文章——《请用“我爸是李刚”造句》。之后多加媒体开机跟进，以《北京晨报》21日报道为例：未涉及到肇事者李启铭过多隐私信息，所公布的“河北省保定市某单位实习生”、“冀FWE420的黑色迈腾轿车”等均为刑事案件警方可以给予公布的信息，附加材料为事故现场图片，无受害人和嫌疑人的图片及其他个人信息。

相比之下，网络媒体则大举公布李启铭的个人隐私，将事件舆论推向高潮。百度百科出现了李启铭较为完整的信息，包括姓名、曾用名、院校、出生年份、工作单位、图片；其父李刚工作单位；女友的信息。21CN新闻频道上则出现了“组图：河北撞人官二代李启铭11 张生活照大曝光”，配有情感倾向的文字解释———“自恋照”“疑似飚车前去接女友”等。此外，受害人的信息也被公布，包括死者陈晓凤所在年级、日记、获得的奖项、个人生活照等。

这些涉案人乃至其家庭隐私的信息被网友曝光，接着媒体跟进，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知情权，但涉案人及其家庭的隐私权却受到了严重损害。同时信息的获得方式的合法性同样值得思考，而“当事人同意”的原则更是无从谈起。但不得不说，涉案人信息的揭露和大批网民的关注无疑增加的舆论压力，信息为事件调查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也使得官场的不正

5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现象浮出水面，引起了官方和大众的注意，发挥了媒介审判的干预作用。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网络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使得信息多级交互传播，为网民行为提供了前提。其二，“造句行动”和网络媒体大肆报道看似幽默搞笑的背后，乃人们自发形成的对权力阶层的声讨。除了公众窥阴癖，处于底层的草根对于公权力的不满，一旦发现有关公权力之违规，便变本加厉地以草根方式，挖掘更多“违规”与“真相”。最后是媒介审判对司法的干预。广州日报10月23日《担心李刚的眼泪迷住“法眼”》一文提到，建议该案不由当地警方、司法部门侦查，以规避嫌疑。而24日该案便被公布“将异地审判”———由保定市北市区改为望都县。不排除部分人试图通过描述受害人幸福生活或嫌疑人受公权力庇护，尽管涉及隐私，以有意无意强化受害人“弱者形象”，强化嫌疑人“负罪形象”，为媒介审判奠定基调。

这是草根对于权力阶层声讨，知情权与隐私权博弈中，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模式———网民等草根阶层进行搜索整理，了解部分信息后初步满足知情权；舆论影响媒体，媒体运用“公器”权力进一步获取、收集、传播信息；草根个人与媒体形成合力。草根与媒体的互动保护了公众知情权，侵犯了公民隐私权。

大环境中第三方行政力量的干预下，网络媒体受影响较小，而传统媒则反应“及时”，相关报道立即灭迹。草根、媒体与行政力量的博弈下，保护了公民隐私权，而侵犯了公众知情权。若如某些网民所言——基于某些公权力施压，导致“轻判”并屏蔽传统媒体的声音。那么，虽在传统媒体领域保护了涉案人隐私，但此方式是对公众知情权极大程度的剥夺——毕竟除了隐私，仍有许多公众需要了解的真相。

三、公民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协调

隐私权和知情权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所享有的两项基本权利，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是新闻活动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既要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采集、传播大量社会信息，又必须尊重公众个体的隐私权，不能随意侵扰、介入他人私生活。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在满足公众知情权时，要以法律精神、法制原则及自己的良知把握好“揭秘”的尺度，不要侵害别人隐私权：要求媒体无论是追求经济利益、提升自身知名度，还是为曝光社会阴暗面，都应合理使用采访权。权利止于义务。知情权、隐私权的范围不可能无限扩张需要一定程度的限制。冲突的解决正是基于对这两种权利的限制。

一、限制知情权,优先保护隐私权。隐私权归属于人格权。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

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而知情权，基本属于一类宪法性的权利，是一种公权.它的存在和实现，依然以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为基础。只有在人格权不受侵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公众知情的权利。但是，目前不少新闻工作者的隐私权意识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报业竞争的加剧，为迎合受众口味，攀追报纸发行量，不少媒体不择手段挖掘兜售他人隐私，侵害隐私权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媒体传播范围广泛、传播迅速，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不仅影响到受害者本人，也影响到社会更多的群体，既造成对社会文明的冲击，也有辱媒体传承先进文化的使命。进入信息社会，高科技在传播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人们对外界信息前所未有的需求，报业竞争局面的加剧，对公民个人所享有的独处、独居的安宁和所有的私人信息、私人事物，带来极大的冲击。新闻媒体必须树立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意识，采访报道既要守法又要自律，在严格尊重个人隐私权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整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隐私权的优先保护是有限度的，特定情形之下，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应当受到适当的限制。

二、维护公共利益，适当限制隐私权。

恩格斯为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确立了一项公共利益的原则。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凡是纯属公民个人事务，和公共利益无关的隐私，都需要法律的保护。只要和公共利益相关，任何个人事务都不再是法律上的隐私，新闻媒体有权予以披露。显然、公众个人行为一旦对社会公众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就超越了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基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应当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比如诸多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以及诸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等社会现象。新闻媒体有权将其曝光，做否定的舆论评价，以实现对社会的监督。一般而言，公民的个人情况与公共利益的关联度越强、关联范围越广、涉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越深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就越小。这一规则，尤其体现在政府高级官员身上。政府高级官员是国家权力的直接执行者，其年龄、健康、品行、能力、学养、性格、情感、价值取向．往往会影响到对社会事物的管理方式和决策能力。人们有权推选有魄力、有人格魅力的人物管理国家，也有权监督他们的政治活动，对不良决策提出意见，对不称职的政府官员要求罢免。这些民主权利的行使，建立在公众对政府官员公开以及不公开的各种信息的综合评判上。由于所担负的社会职责，政府官员的个人情况已融入到国家事务之中，关联着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公众有权通过媒体等多种途径，了解和其相关的诸多信息，以建立对政府的信任，实现对国家事务监督管理的民主权利。

三、对公众人物合理关注。

公众人物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瞩目关注，并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6公众人物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同样享有隐私权。然而，正是由于公众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决定了他们的隐私权不同于普通的社会公众。他们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原先被视为隐私的个人信息己有一部分转化为公共信息。恩格斯曾就公众人物隐私权提出一个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一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7但是名人也是普通公民的一员，他们对隐私权的牺牲不是无限制的，应有一定的界限。戴安娜事件促进了英美等国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尤其让人注意的是，2003年3月27日，世界名模纳奥米·坎贝尔赢了她与英国《镜报》的官司。《镜报》在2001年2月一次头版配图新闻中报道坎贝尔刚刚结束某次匿名戒毒治疗，被坎贝尔送上了法庭。尽管坎贝尔当庭承认吸毒，最后莫兰法官仍裁定：被告《镜报》破坏信任关系和信息保护法罪名成立。这件事标志着“公众人物”起诉媒体侵权从此有法可依，它将向各国传媒敲响警钟，不能再捕风捉影，大肆炒作名人的隐私以牟取暴利了。英国媒体律师罗德里克·达达克告诉路透社说：“这项判决强调，每个人，包括行为不良的名人，在涉及到某种与健康、个人关系或者金钱方面的信息时都有隐私权和保密权。”因此，如果对公众人物隐私进行任意发掘和宣传，违背了社会公德、职业操守，也背弃了社会责任。因此，一家有责任感的媒体，要有合理的方式披露真相以维护公众知情权和公众利益。

尽管如此，当相关法律规定量化到具体的人和事时，新闻记者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到底多大范围、多大程度的报道才能既满足公众知情权又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们对公众人物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任何有关他们的生活琐事都非常感兴趣。一旦再遭遇发行量、销售额、利润、受众眼球这些词时，被舍弃的往往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近几年来．国内大众媒体因被公民认为侵犯其名誉权而提起诉讼，已成为寻常事。在诸多名誉权纠纷案件中，越来越多的是隐私权侵权。要改变这种状况，除要求新闻工作者提高素质、加强自律外，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新闻侵权作为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已经成为民法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法律之所以特别关注新闻侵权，一方面是对民事主体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对新闻机构新闻权的保护，使之能正常行使新闻监督权，不受恶6马贤兴：《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限制的法律探讨》，《中国律师》，2000年，第12期，第2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1页。

意诉讼行为的干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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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