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客家户 牛冬 开放时代

专题二：中国与非洲

“过客家户”：广州非洲人的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

牛冬

【内容提要】在广州缺乏完整家庭的非洲人在亲属关系的作用下返回非洲，从而使其聚集区出现有规律的人口变化趋势。非洲人多数情况下以亲戚朋友共租、家庭旅店的居住方式生活在广州，形成一种以相对简单的家具、有限空间中堆积的货物、缺乏亲属关系连接且女性缺位的家户成员为要素的“过客家户”。与邻居互动不足、与房东协议模糊、与官方关系紧张的家户特征，正显示了非洲人缺乏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和不能融入中国社会的事实。“过客家户”概念将有助于推动对那些频繁往返于两国或多国的人的理解和对“移民”概念的反思。“广州非洲人”正在推动一个新的移民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中国场景中生成，它将被用于分析上述人口跨国流动现象。

【关键词】过客家户广州非洲人移民家庭亲属关系居住方式

一、引言

过去十几年间，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由人、物、信息等搭建的网络迅速铺满整个世界①。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一些外国人也来到中国。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亦或是内地省会城市可以见到肤色各异、操不同语言的外国人。广州作为南中国门户，2014年1月到9月外国人出入境人次达353万，其中非洲籍人次为43万②。广州市小北和三元里因非洲人的聚集而被学者和媒体描述成“巧克力城”、“非洲城”或者“小非洲”；但是那里每年4月到11月才欣欣向荣，中国农历新年时却萧条冷清，非洲人数量迅速降低。在国际学界，学者习惯将流动到国家边界以外的人视作移民或外来移民，而这些概念本身具有永久脱离源社会和移入、定居和融入目标社会之意味；在此基础之上，移民形成的街区及内部成员之间的邻里关系也应该是稳定的。但显然，“移民”概念无法解释广州非洲人呈现的高流动性特征及其聚集区的人口变化趋势。本文在非移民国家的背景中，试图通过考察广州非洲人的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来检视亲属关系如何形塑处于国家边界以外的人的个体化和流动性，继而个体化和流动性又如何促使人们在他国形成“过客家户”（transient household）。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亲属研究一直被人类学家视作为学科基础。尤其在非洲相对封闭的简单社会中，人类学家以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趋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使得亲属研究呈现为一种“社会传统”③。但是人们流动的日益增长，尤其是跨地域、跨国界的流动不断冲击了社会“边界”，并使其成为其他相对开放的复杂社会的外来移民，人类学家也随之将目光转向移民目标国社会。既然亲属研究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那么它也应该是人类学家认识移民现象的核心。

社会网络对移民潮、移民定居的重要性已经被确认，而移民个体的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社区关系是社会网络中的重要内容④。尤其在外来移民经济行为如获得就业过程中，移民的个体纽带作用于公司、学校等机构纽带，生成了一种亲属、朋友亦是机构同事的复合网络⑤。格拉斯马克（Grasmuck）等强调了家户在移民过程中的重要性：“调动资源和支持，接收和配置汇款，并对成员生产、消费和分配做出决定的不是个体，而是家户。”

⑥移民前，移民获得了来自源社会的物质和信息帮助；移民过程本身可能是以家庭为单位；到达定居地点后，移民又加入了由亲属关系构成的人群⑦。中美洲人在定居美国休斯敦的过程中，家户就是中心组织单位：第一阶段移民找到自己的亲属和老乡的家户实现住宿，第二阶段移民转移到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好就业资源的家户，第三阶段移民形成自己的家户从而实现独立⑧；苏联犹太人和越南难民在定居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的过程中，移民家庭内家庭成员之间的资源、技术和专业水平不一致束缚了整个家庭适应新环境的能力⑨；越南和老挝难民在美国堪萨斯定居时，家户之间分享空间和彼此帮助的意愿、家户以外社会网络的扩大可以让难民家庭快速适应变动中的劳动力市场⑩。可见，家庭、家户资源是移民在目标社会定居和适应过程中的重要社会资本，为移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

女性的存在一直被视作移民在目标社会定居和适应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例如葡萄牙移民在定居美国和加拿大的过程中，女性利用葡萄牙文化中的社交技术促进了新的社交网络的形成11；非裔特立尼达人在定居美国洛杉矶时，女性在跨越国界创造和维持他们“国际家庭”方面的功能是显著的12；墨西哥男性因到美国务工而导致其家庭被政治边界分割，女性不仅等待丈夫回来或者跟随丈夫外出，她们还通过各种跨国方式缓解了因移民行为导致的社交、情感和经济紧张13；台湾人在定居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过程中，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烈的成员互动需求，这种需求随即转化为有助于定居的优势，这让她们不愿意返回台湾14。其实早在1988年，查韦斯（Chavez）就以美国的墨西哥人为例印证了上述观点：那些没有妻子和孩子的单身移民更倾向于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临时工人，他们和来源地保留了强烈的社会经济关系，之后很可能返回墨西哥；那些和他们家人一起生活在美国的无证件移民则打算一直生活在美国，在美国形成家庭往往意味着最终定居15。

就广州非洲人而言，卡梅拉（Camara）考察了在广州的马里人家庭及其中的性别角色。她发现男性在其家庭中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女性扮演着打扫卫生、做饭、照顾小孩和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不像在马里，虽然马里人依然在广州实行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但是广州相对较小的居住空间给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容忍带来挑战；因签证原因，家庭成员需要频繁回到马里，因此整个家庭在广州生活并不是连续稳定的。16周阳和李志刚发现不少和非洲人组成家庭的中国人未能帮助其非洲伴侣很好地适应广州的社会文化，而是常常为了和谐的伴侣关系，努力遵从非洲男性的要求17。

以亲属关系和移民行为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可尽数，可以发现亲属关系在移民过程中的重要功能，即以家庭、家户为单位进行移民有利于外来移民在目标社会定居和融入。在移

民过程中，“家庭（family）”和“家户（household）”两个概念往往难以区分。事实上，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特质，家户则以共同居住关系为主要特质18。本文将首先探索广州非洲人个体的亲属关系并阐释其亲属关系与流动性之间的关系，然后总结广州非洲人的居住方式，最后提出本文的核心概念“过客家户”。笔者相信，该概念将有助于推动对那些频繁往返于两国或多国的人的理解和对“移民”概念的反思。

本文的讨论建立在从2013年7月到2015年5月的广州田野工作基础之上。其中，前12个月为对广州非洲人的连续调查，“亲属关系”、“家户”为其中的重要主题。调查方法为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田野工作地点主要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田野工作期间共访谈132位非洲人，涉及22个非洲国家（多为撒哈拉以南国家）。作为外国人领域专业社工（现已为持证社工）进行研究是笔者与其他研究者的最大区别，这使笔者有机会进入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上百个非洲人出租屋。下文中凡未注明出处之论点、论据皆以一手调查材料为依据。

三、广州非洲人的亲属关系

人类学的非洲亲属研究具有深远的传统，但本文无意于求证远在非洲大陆且涉及众多国家和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婚姻、家庭、亲属制度，而意在检视非洲人的亲属关系在其定居并融入中国社会时扮演的角色。个体的亲属关系通常由第一语言中的亲属称谓构成，广州非洲人涉及的人类语言多样性已经被学者诠释19，但由于殖民历史，大体可以分为讲英语的非洲人（Anglophone Africans）和讲法语的非洲人（Francophone Africans）。笔者的非洲报道人20用英语或法语描述其亲属关系时都强调了“家庭成员”的重要性。按照非洲人在广州的家庭完整程度对非洲人进行分类，将是考察广州非洲人流动性的关键。

（一）独身型非洲人

中国制造业产品对非洲的输出和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吸引了非洲人来到中国。进入广州的非洲人往往以经商和留学为目的，其中又以前者居多。虽然经商和留学行为的产生都有家庭决策的背景，但是在经商和留学的实际过程中，个体往往是其中最基本的单位，而非家庭。例如一位刚果（金）男性商人，其家人包括1妻、2女、4子，其中长子20岁，刚进入大学学习商科；幼女3岁，由其妻子照顾。他于2011年开始到广州进口服装，妻子在本国金沙萨市打理两个服装店铺，销售他购进的服装。在广州，他几乎每天都要和家人通电话，每次5—20分钟。他表示自己每天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供养家人（亲属关系图见图1-1）。又如一名刚果（金）男性学生，其有18个家人，包括3位母亲。其生母育有5子，长子早些时候去世，幼子于2012年在内战中被叛军杀害。2013年7月，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目的是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学好中文，回国时赢得国人尊重（见图1-2）。因为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存在5—8小时的时差，在夜晚的广州小北街头，往往能看到形单影只的非洲人在国际电话亭中和本国生意伙伴、家人通话的情形。此外，此类非洲

人一般无法依靠自己的收入来为其所有家庭成员的在华生存提供经济来源，或者其商业模式本身就依赖于在本国的家庭成员，因此他们必须返回非洲本国实现家庭团聚，完成贸易。例如一位索马里女性商人，其家人包括父亲、母亲、2个哥哥、3个姐姐和1个妹妹。其中父亲已经去世，2个姐姐和妹妹住在瑞士，1个哥哥住在迪拜，一个姐姐住在马来西亚，另外一个哥哥则在索马里摩加迪沙照顾母亲。2012她年第一次来到广州，开始从佛山进口陶瓷及其他建材。她在广州与摩加迪沙之间不断往返照顾生意和探望母亲。在摩加迪沙的哥哥是她生意上的重要助手，担任着交接集装箱的重任（见图1-3）。

上述非洲人在广州缺乏亲属关系，其家庭成员往往身居中国以外，自己只身处于广州，笔者称此类非洲人为独身型非洲人。相比持贸易签证或旅游签证经商的非洲人，持学习签证的非洲人在华的居留更加稳定。但无论如何，在华经商和留学都属于脱离非洲所在

家庭的行为，追求家庭团聚的驱动力削弱了他们定居广州的需求。此类非洲人占广州非洲人的比例相对较高，是非洲人在广州呈现个体化的主要原因。

（二）非独身不完整家庭型非洲人

非洲人在论及在广州的亲属关系时，往往会提到爸爸、妈妈、（表）兄弟、（表）姐妹、叔叔、阿姨等亲属称谓，然而这些亲属称谓多数情况下是拟制的，往往只是对长辈的尊称和对好朋友的代称。只有在描述在广州的“家庭成员”时，非洲人才会将拟制亲属排除，而强调真实的兄弟、母子、夫妻关系。可以发现，一些非洲人在广州并不是只身一人。例如一位几内亚男性商人，其父亲有2位妻子，每位妻子有8个孩子。他是父亲第二个妻子的孩子。2013年7月，他在自己同胞哥哥的介绍下来到广州，二人开始合作，在中国购买自行车、摩托车，然后输往几内亚进行销售。19位家庭成员中只有他们二人到过广州（见图1-4）。又如一名刚果（布）男性学生，其父亲在刚果（布）驻某国大使馆工作，母亲因在法国居住近三十年而转为拥有法国国籍的公民。其父母育有4子3女（女儿都已转为法国籍），他排行第四。母亲和朋友在广州开一家货运代理公司，他现在武汉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趁暑期前来母亲公司帮忙做翻译。他打算毕业之后成为刚果（布）的外交官，为他的国家和人民工作（见图1-5）。例如一名坦桑尼亚女性商人，和丈夫育有1子1女，儿子10岁，女儿5岁。其家中还有母亲、1个弟弟、1个妹妹，并由其母亲和妹妹帮助照顾孩子。2012年11月，她只身来到广州，进购翻版国际名牌的女包和女鞋。她时常感到孤独，思念丈夫和孩子，还好丈夫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到广州探望她，顺便将货物带回本国店铺销售。对她来说，丈夫频繁来到广州让她有了家的感觉（见图1-6）。另如一位加纳男性商人，有两位妻子，其中一位妻子和她生育的两个女儿生活在加纳；另外一位妻子和自己生活在广州，刚在广州产下一子。他来广州四年多，从广州周边市场进购小轿车雨刷等产品，因思念家人和更新签证，差不多每7个月就回一次国（见图1-7）。再如一位赞比亚女性商人，其家人包括父亲、母亲、1个哥哥、4个姐姐和1个弟弟。父母已经过世，其他亲人都在赞比亚，只有她自己跟随丈夫来到广州。丈夫目前供职于一家大型国际船运公司，她则从广州专业市场进购服装。2013年12月，她在丈夫的陪同下回国生育。2014年3月，丈夫返回广州继续工作，她打算在身体恢复之后携儿子再来广州（见图1-8）。

上述非洲人个体所描述的亲属关系中，除了报道人自己身居中国以外，还有他们认定的其他部分家庭成员，本文将此类非洲人称作非独身不完整家庭型非洲人。这类非洲人的在华稳定程度已经超过独身型非洲人，但即使这样，基于全家人来华的经济成本和签证申请的困难程度，他们还是需要不断往返于中国与非洲之间，完成贸易，申请新的来华签证，并与家人团聚。

（三）完整家庭型非洲人

也有一些非洲人认为自己在中国的家庭是完整的，即他们所认定的家庭成员全部居住在中国，本文将此类非洲人称为完整家庭型非洲人。例如一位马里男性商人，他于2009年第一次来到广州，从珠三角专业市场进口建材。生意成功后，他将本国妻子和两个女儿接到广州，2012年6月妻子又在广州产下一女。目前他虽然有合法证件，但是母女四人均无有效签证。近年来，在广州警察严控的状态下，一家人多次迁徙，生活在痛苦之中（见图1-9）。又如一位索马里女性寻求避难者（asylum seeker），其父亲早年去世，2012年其母亲携包括她在内的3个女儿和4个儿子来到中国东莞，开始进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难民甄别程序。2013年年初，她来到广州，帮助一位中国老板将电器产品卖到索马里和其他非洲国家。2014年年初，全家人获得美国移民安置，以难民身份集体定居于美国西雅图（见图1-10）。再如一名尼日利亚男性商人，他于2005年来到广州，后与一位中国女性结婚，育有两个儿子。孩子随母亲落户中国北方某省，但在广州某小学读书。他签证稳定，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他生意成功，为某国际贸易公司老板；他为人热心，已经担任广州某街道外国人管理服务站志愿者四年多，并以社团领袖身份参与尼日利亚人社会组织——尼日利亚社团21的日常运作（见图1-11）。

相较本文已经论述的前两类人来说，完整家庭型非洲人在中国的居留更加稳定。就无证件滞留者而言，在没有遭遇警察且能保证生计的前提下，其居留是永久性的，可被视作为定居。就寻求庇护者而言，在联合国难民署甄别期间，持《寻求庇护者证明》可以稳定居留在中国，并可从难民署获得每人每月一千两百元的经济资助。虽然寻求避难者即使被甄别为难民也无法入籍中国，但是在自愿遣返和获得移民接收国安置之前，他们在中国的居留是稳定的，并无签证压力。就和中国配偶组成合法家庭的非洲人而言，他们一般可以持家庭团聚签证定居中国，并在婚后在华连续居住满五年，每年不少于九个月时获得永久居留资格。

综上所述，由于独身型非洲人和非独身不完整家庭型非洲人在广州非洲人中占绝对多数，其所在家庭延伸出的拉力使他们倾向于返回本国，因此在广州的非洲人整体上呈现出个体化和高流动性的特征。这种现象在中国农历新年时更为明显。中国农历新年到来时，珠三角地区附近从事对非贸易的工厂实际上处于停产状态，非洲商人会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前完成订单返回非洲与家人团聚；他们于中国农历新年结束珠三角地区工厂复工之后返回广州，并在一年两届的广交会时达到高峰，因此其聚集区人口出现了有规律的人口变化趋势（见图2）。家庭团聚的拉力和中国非移民国家的签证推力使得非洲人的跨国流动主要取决于两个维度：在华家庭完整程度和签证稳定程度。在华家庭完整程度和签证稳定程度越高，流动性越低。完整家庭型非洲人相较来说具有极低的流动性，可以被称作为真正的在中国的非洲移民。

注：（a）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为非洲人在广州的主要聚集中心，登峰派出所约每隔7 天生成一次辖区内境外人员统计表。本图为笔者根据登峰派出所2013年—2014年75 个统计表绘制而成。需要说明的是，该人口变化趋势和警察执法强度密切相关。换言之，执法强度越高，非洲人住宿登记率越高，反映在图上的非洲人人数就越多。

四、非洲人在广州的居住方式

在人类学中，居住方式与婚姻、继嗣规则有直接联系，因此也称为婚后居住模式（Post-marital residence patterns）。然而如上文所言，绝大多数非洲人在广州不拥有完整家庭，除极个别在广州拥有房产之外，绝大多数非洲人生活在出租屋、酒店之中。因此，本文所述的“居住方式”是指非洲人在广州特定居住空间中的规律性的居住关系。为了阐明非洲人在广州的居住方式，首先必须对非洲人进入广州的过程有着清晰的认识。除了那些首次到达中国的新人，频繁往返于中国与非洲之间的非洲人对此过程有着清晰的认识。正如一位尼日利亚商人所言：“进入广州接触到的第一个部门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他们会检查你的护照和签证，决定是否让你离开机场；第二站就是酒店，不是租房子，你必须住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给你租房子；第三站，去找住所。你可以找你的亲属或者朋友帮忙让他们给你安排住所，但是一般你会去找房屋中介……如果你的签证时间很短，你也可以一直住在酒店中，这可以节约你的时间。第四站是去外国人管理服务站（house management）办理临时住宿登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在广州生活了。”也就是说，找到住所是非洲人个体在广州生活开始的标志；而非洲人常见的住所——酒店和出租屋中，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居住方式。

（一）酒店居住

酒店在非洲人到达广州前和到达广州开始生活过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根据所申请签证类型（如旅游签证）的不同，一些非洲人在其当地中国使领馆申请签证过程中需要提供广州酒店的预订单据，酒店根据预定人的签证申请难度收取费用。小北附近一家酒店前台人员描述了酒店在申请签证时的功能：“这个手续（提供预定单据）是要收费的，根据不同的非洲国家而定，刚果的单据一般100元一张，安哥拉这样的国家就比较难弄，因为安哥拉比较乱，想来中国就比较困难点。比较乱的国家常见的签证时间是7天、10天或者15天，安全一点的国家则是30天或者60天。外国人到达酒店之后，再根据当时的房价收取住宿费用；到了这里不入住也可以，但是拿不到临时住宿登记，不能骗警察。”这种情况下，酒店中居住的非洲人多是持短期签证的商人。笔者的报道人们将是否居住在酒店，是否获得长期签证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与其所在国家的当前外交关系。一名尼日尔商人这样总结道：“签证对于一些人（指非洲人）来说很难获得，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很容易。比如，尼日尔人比尼日利亚人更容易获得签证。因为签证是关于外交的事情，这取决于你的国家和中国目前的关系怎么样，但是总体上对于绝大多数非洲人来说，中国的签证都难以获得。我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和布基纳法索，它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也许是因为台湾在布基纳法索（有影响），所以，那些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非洲人就不容易拿到中国的签证。再看看我的国家，我可以看到它和中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可以说对于我和其他的尼日尔人来说得到签证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是否得到签证取决于国籍，因为非洲不是一个点，是很多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入住酒店无疑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节省了时间。也正因为如此，每年两次的广交会期间，广州越秀区小北附近酒店的住宿价格即使涨幅很大，也并不妨碍持短期签证的非洲商人入住，这些酒店总是处于客满状态。

其次，初次到达广州的非洲人，若没有亲属、朋友的帮助，很难找到住所，酒店也就成为其临时住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旅馆住宿的，旅馆应当按照旅馆业治安管理的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住宿登记，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旅馆未按照规定办理外国人住宿登记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未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入住酒店可省去非洲人自己租房，去当地派出所或外国人管理服务站办理临时住宿登记的程序；但由于酒店收费一般比出租屋高，且对客房来访人员和客人货物仓储有着管理和限制，因此多数非洲人并不愿意一直居住在酒店之中，而是倾向于和亲属（如果有的话）、朋友共同生活在管理、限制相对较少的出租屋。一名乌干达商人这样说：“一些人比较富有，而且一些酒店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像??宾馆，一天88元，单人房一个月只要2000元，如果住得久还可以讲价。我才到这里，这个价格可以接受。但是生活不方便，他们不允许我将货物放入房间……房间里也只有我自己，没有家的感觉。”

总之，酒店中居住的多是持短期签证者和初次到达广州的非洲人。酒店可以为非洲人在入境环节中提供便利，节省非洲人租房和办理住宿登记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却不利于非洲人实现货物存储、结交朋友、拓展社会网络。

（二）出租屋居住

绝大多数非洲人居住在出租屋中，这其中不仅包括在广州经商的非洲商人，也有一些在广州高校留学的非洲学生。出租屋居住可根据不同出资主体分为亲戚朋友共租、家庭旅店、单租、借住等不同类型。

1. 亲戚朋友共租

虽然多数情况下非洲人是以个体身份进入广州的，但是在语言、文化、制度与本国差异很大的环境中，特别需要亲属、朋友以帮助适应新环境。这就使得非洲人个体并不希望远离非洲人整体，尤其是远离本国人群单独生活。同时，从商业机密角度来说，非洲商人避免和自己的竞争对手——进购同类产品的本国商人居住在一起，这促使同一国家从事不同领域生意的非洲人、来自不同国家却志趣相投的非洲人各自出资租赁出租屋。例如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路金麓山庄的一个出租屋有五室一厅，总面积为一百平方米左右，客厅中有一套木质桌椅（一个餐桌，四把椅子）、两套双人沙发、一套单人沙发、一套电视柜、一台电子秤。较少的家具使得客厅有足够空间容纳成捆的T恤衫和牛仔裤，卧室和阳台上也堆放了一些已经装箱的小家电。该出租屋的租客为五个男人，三人来自安哥拉，两人来自刚果（金），他们分别住在三个卧室中（其中两个卧室各住两人）。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因生意缘故在安哥拉彼此认识，来到广州之后又彼此联系，一起租住房子，现在平均每人每月要支付月租、水电费、煤气费、管理费一千两百多元。一般情况下五个人轮流做饭，或者谁有空谁做；如果大家都没有空，就会去吃快餐。这五个人的签证长度并不一致，不断有人返回非洲重新申请签证。其中一个男人的妻子和孩子来过住所，想要留下来，但是由于整个家庭的生活费、住宿费和孩子在广州的学费高昂，最终选择了回国。

2. 家庭旅店居住

一些出租屋中，并非所有的租客都直接向房东缴纳月租。就租房程序而言，在广州的非洲人聚集区，几乎所有的房东都要求租客以“两按一租”的形式支付租金，即首次租房需要一次性支付两个月的月租押金和一个月的租金，如果租房过程中有中介商参与，中介费一般为月租金的50%，还未入住就要完成月租金350%的支出，然后才能根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缔结租赁协议。以越秀区金麓山庄及其附近的房子为例，一室一厅的出租屋月租水平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这意味着非洲人一次性支出金额在5250元到10500元之间。对于那些刚来广州且频繁往返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非洲人来说，除去旅行费用和签证费用后，这是一笔影响资金周转的大额支出；此外，由于绝大多数非洲人往往需要在有限的签证时间内完成市场考察、订单缔结、物流投递（包括集装箱装载），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并不生活在房间中，对他们来说因居住一个月而支出的金额与租房、退租过程中花费的精力会极大地影响生意，因此在签证不稳定和生意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会避免以个人名义单独

租房。正如一名尼日尔商人所说的：“对于我们绝大多数非洲人来说，我们睡觉非常晚，起床也很晚。白天要去市场购买一些东西，下午或者晚上返回公寓时已经很累，谁还要继续学习中文或者中国的文化呢？非洲人不是来这里生活的，是来进货的。每个非洲人都会有时间不够用的问题。我知道在中国，如果你有100万，你想下100个货柜的订单，你可以在两个小时内花光这些钱。所以你有时间，你就应该想着如何去赚钱。”这样的需求造就了广州非洲人中普遍的转租行为。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出租屋卧室中放置了两张床，一个出租屋里甚至住着十几个人。这些非洲人的签证时间极为有限，虽然租客自己也感到生活条件恶劣，但是希望最终能够在中非贸易中获利，至少不赔钱，因此选择了忍耐。在这种情况下，在广州生意成功、生活相对较稳定的非洲人才有资格成为“二级房东”，他们向房东租房并缔结协议，然后根据需求改造内部空间结构，并向那些频繁往返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非洲人招租，这样的出租屋实质上也就形成了家庭旅店（family hotel）。我的一个非洲报道人在广州共租了四套房子，每套房子都是三室一厅或者四室一厅，出租给那些频繁往返于中非的非洲人；其中一套还专门改造成托儿所，由其妻子照看那些因外出经商而无人看护的非洲儿童。“二级房东”每月收取的租金可为其家庭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

3. 单租和借住

生意顺利的非洲人并不喜欢拥挤的居住环境，尤其是家人在身边的情况下，更加需要私密空间；一些在广州高校留学的非洲学生也私下从事商业活动22，因此来到非洲人聚集较多的地区居住，但因学业原因，他们的作息习惯和商人很不同，也需要自己的私密空间。这两类人更倾向于单独租住。在广州，非洲人朋友或者亲属（如果有的话）彼此拜访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非洲人普遍具有的分享观念使他们乐意让自己的朋友借住；非洲商人为了培育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愿意让自己的非洲客户借住房中。借住的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长则几个月，短则一个晚上。和亲戚朋友共租、家庭旅店居住方式类似，单租和借住的非洲人也都未将自己的栖身之所视作长久的家园。当然，单租和借住的居住方式发生较少，就数量而言，无法和亲戚朋友共租、家庭旅店相比。

需要补充的是，女性在非洲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在论及酒店和出租屋的差异时，一位坦桑尼亚社团的主席这样评述了女性角色：“在坦桑尼亚，女人从不坐下休息。在我们的国家有这样一句话——女人不能感到疲惫（a woman can never be tired）。女人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房子的母亲，必须照顾小孩、客人、丈夫、房子……你看，很多坦桑尼亚人住在这里，住在公寓和酒店中，但是我的那些兄弟（即好朋友），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房子看作自己的家，因为他们的妻子不住在那里。”一名尼日尔社团的领袖这样说：“我知道一些非洲女人，他们来到这里提供性服务。对我来说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在非洲，女人出国是不正常的事情。女人应该待在房子中照顾她的家人。因此如果你在广州没有家人，没有钱且不能工作，为什么不回你的国家呢？就是因为她们，中国人就判断了所有非洲人。”上述的两个访谈个案都印证了女性在非洲人家庭中生活的重要

角色和地位。广州官方通过提高散居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的“三率”（申报率、及时率、准确率）来掌握非洲人聚集区的实时人口信息。2014年4月1日，在广州市越秀区童心金麓社区和下塘社区的近1600名非洲人中，只有28.5%是女性23。非洲人聚集区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多数非洲人在广州缺乏完整的家庭，进入非洲人出租屋，往往可以发现其中只有男性居住，两个甚至三个男性共同使用一张床是常见的现象。非洲人在广州的居住方式中，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的缺位成为鲜明的特征。

综上，虽然绝大多数非洲人生活在出租屋和酒店之中，但是这其中形成的居住方式是多样的和复杂的。在酒店中，居住的多是持短期签证者和初次到达广州的非洲人。在出租屋中，根据不同出资主体分为亲戚朋友共租、家庭旅店、单租、借住等不同的居住方式。在亲戚朋友共租的出租屋和“二级房东”主导的家庭旅店中，往往会出现如下共同要素：相对简单的家具、有限空间中堆积的货物、缺乏亲属关系连接且女性缺位的家户成员。

五、“过客家户”的提出

本文已经根据在广州的家庭完整程度将非洲人分为独身型非洲人、非独身不完整家庭型非洲人和完整家庭型非洲人。非洲人较低的在华家庭完整程度和签证稳定程度使得他们整体上呈现个体化和高流动性特征。非洲人将找到住所视作在广州生活开始的标志，而酒店和出租屋成为非洲人常见的住所。较出租屋而言，酒店居住不利于非洲人实现货物存储、结交朋友、拓展社会网络，因此绝大多数非洲人居住在出租屋中。出租屋中形成了亲戚朋友共租、家庭旅店、单租、借住等不同的居住方式。尤其就亲戚朋友共租的出租屋和家庭旅店而言，非洲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以相对简单的家具、有限空间中堆积的货物、缺乏亲属关系连接且女性缺位的家户成员为要素的家户类型。笔者将这样的家户称为“过客家户”。“过客家户”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与邻居互动不足。绝大多数非洲人来到广州是以经商、留学为目的，其中又以前者为最多。处于高度流动中的非洲人显然并不重视邻里关系，加之绝大多数非洲人和他们的中国邻居之间存在语言障碍，近年来非洲人的形象在广州的舆论中逐渐负面化。在一些中国邻居的眼中，似乎每个非洲人都是潜在无证件滞留者（即官方话语中的“三非”人员），因此“过客家户”整体上和中国邻居互动不足。正如一位尼日尔商人所说的：“我们绝大多数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居住或者生活，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生意，是为了赚钱。是赚非洲人的钱，不是赚中国人的钱。但是中国人却不喜欢我们，我们的邻居也避免看到我们。我知道一些中国人，他们不了解黑人（Blacks），他们害怕黑人，他们认为黑人是动物。”另外一位尼日利亚人这样说：“我的邻居是个中国人，我们搬过去后，他说他是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们怎么照看房子，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在哪里丢垃圾，还有什么时候锁门。他告诉我租赁这个房子的规矩，这是我们之间仅有的交流。我们的房子在大楼顶层，只有我们是黑人，我们的三个邻居都是中国人。我们从来不去对方家拜访，他们的门

总是锁着，我的门也总是锁着，因为房东告诉我要一直这样。在我的国家也这样，但是在会客时间（date time）会一直开着门，从早晨到傍晚。在广州生活没有会客时间，像阿拉伯国家一样。”

其次，与房东协议模糊。非洲人聚集区不断抬高的租金收益使得出租屋的房东更倾向于将房屋出租给乐意居住于此的非洲人。但多数情况下，房东和非洲人因为语言障碍甚少交流，尤其是租房过程中有房屋中介商介入的情况下，中介商的工作不仅仅在于推进房东与租客签订合同，还要负责联系房东和租客，协调解决出租屋的维护和管理问题。对非洲人来说，多数坐在办公室工作的房屋中介商（区别于坐在马路边的房屋中介）会说一定程度的英语，因此在租住过程中发生问题之后他们更倾向于与房屋中介商沟通，而非房东。房东在每月银行账户正常收租的前提下并不过问“过客家户”中租客们的生活，这使得“过客家户”有了不稳定因素的发育空间。2014年6月，非洲人聚集区的一位房东就在广州警察行动中被查出其出租屋中有非洲人非法居留，而被行政拘留五日并被罚款五千元24。此外，非洲人更倾向于选择价格低廉而环境舒适的出租屋，而这样的出租屋很可能处于未备案或者未缴税状态；一些非洲人也缺乏向中国房东租房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诸多条款未尽的租房协议。“过客家户”和房东之间因房屋缴税状态、付租时间、租房后产生的其他费用往往会产生摩擦。我的一名喀麦隆报道人租赁了一套位于金麓山庄的出租屋，供自己和男朋友居住。男朋友暂时回国后，她也搬离了出租屋（未退租），但是她每月依然要缴纳约250元的水费、电费、煤气费。她说：“我每个月本来应该只交房租即可，但是我每次都要交水费、电费和煤气费。我当然知道，一定是房东在做些什么。”我的一位刚果（金）报道人所在的家户每月要支付房租4900元，但是因付租当日拖欠800元就被房东断电，后二者关系破裂。他说：“我们都是做生意的，收入不稳定，之前晚给一两天没有问题，现在不行了……没问题的，只要有钱，有很多地方可以住。”

第三，与官方关系紧张。从消防角度来说，“过客家户”中堆积的货物使得房屋具有了仓储的性质，这给整个社区带来了消防隐患；从外国人管理角度来说，“过客家户”可能为违法居留人员、涉嫌毒品犯罪人员提供了居住空间。正如一位乌干达商人所言：“并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能在这里赚钱，但是这是正常的，因为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也许一些人赚不到钱，所以他们无法支付回非洲的机票，比如现在回去，可能要支付1200美元。如果你的一个朋友生意出了问题，被中国房东赶了出来，你是否要帮他？是的，你不能让他露宿街头。”为了控制“过客家户”的发展，广州官方在非洲人聚集区推行了门禁制度，外国人凭有效期内的护照、临时住宿登记凭证和租赁合同领取电子门禁卡，从而限制转租行为；同时，通过对出租屋进行突击式检查和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来提高非洲人的临时住宿登记率，借住这种居住方式开始遭到禁止。广州市越秀区小北一些非洲人经常出入的餐厅出现一则《温馨提示》，其中提及如下案例：

2014年6月13日，外籍男子MAHAMADOU ???，从2014年4月起容留一非法居留的男子NNAMEKWE ???在其租住的房子居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

七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出租屋承租人MAHAMADOU ???的行为已经构成容留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情节严重，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依法将MAHAMADOU ???进行行政居留十日并罚款伍仟元的行政处罚。

“过客家户”与邻居互动不足、与房东协议模糊、与官方关系紧张的特征投射出作为家户成员的非洲人个体并未将这样的家户视作可定居的住所。一旦有邻居更加友善、出租屋价位更加合适、管理更加宽松的出租屋出现，现有家户就会分化、迁移、重组为新的“过客家户”。在“过客家户”中，成员之间并未将彼此视作永久的亲密伙伴，他们一致认可的娱乐活动也极为有限25。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可能导致成员之间巨大的冲突，互称兄弟且身处同一家户的二人拳脚相向的事件在笔者的田野调查期间并不少见。可见，“过客家户”有别于移民过程中的移民家庭和家户，它只是非洲人权衡利益后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是一种居住行为的简单联合，不具有让到达中国的非洲人定居并融入中国社会的功能。

六、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家户有利于外来移民在目标国社会的定居和融入，但是独身型非洲人和非独身不完整家庭型非洲人在广州非洲人中占绝对多数，其所在家庭延伸出的拉力使他们倾向于返回本国。此外，中国这个非移民国家的签证推力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人个体与其亲属的分离，这种分离生成了非洲人高速流动的动力。此种现象在中国农历新年时更为明显，使得非洲人聚集区人口出现了有规律的变化趋势。非洲人多数情况下以亲戚朋友共租、家庭旅店的居住方式生活在广州，形成一种以相对简单的家具、有限空间中堆积的货物、缺乏亲属关系连接且女性缺位的家户成员为要素的“过客家户”。与邻居互动不足、与房东协议模糊、与官方关系紧张的家户特征显示了非洲人缺乏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和他们不能融入中国社会的事实。

当然，本文不得不承认一些非洲人确实有着移民中国的动机。这样的动机一般体现为非洲人对实现在华就业的期望。一位尼日尔人这样说：“我认为，非洲人非常愿意和中国人一起工作（work），在非洲，如果一些非洲人能和中国人一起工作，他们就能简单快速地致富，这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但是我知道，对于外国人来说在中国找到工作（job）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外国人不能找到工作的最大原因是语言问题，其次是来自工作单位的邀请。这两点阻碍了非洲人在中国的工作。但只要学会了中文，他就能在中国获得工作。”一个乌干达人这样说：“中国的一元钱可以兑换四百多乌干达先令。如果我在广州赚了一百元，那意味着我会得到超过四十万乌干达先令；但是在乌干达，要赚这么多钱太难了，非常非常难。因此如果一个人在这里找了一份月薪五千元的工作，那么这些钱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些人不想离开的原因。”上述经济动力会驱使非洲人即使超过有效签证时间而继续留在广州，成为无证件滞留者，但这种行为被官方认定为主观恶意居留而遭到严

厉打击。在广州官方营造的严格执法环境中，那些刚来到广州的非洲人很快会认识到在中国定居并融入中国社会的想法是难以轻易实现的。

其次，本文也不得不承认非洲人中已经存在移民中国的现象。莱昂斯（Lyons）等发现非洲商人会在“访客（visitor）”与“定居者（resident）”之间彼此转换，非洲人变成定居者是为了控制商品质量和降低成本26。本文也已经指出完整家庭型非洲人相对来说具有极低的流动性，可以被称作真正的在中国的非洲移民。在广州的非洲人聚集区中，无证件滞留者家庭中的非洲籍儿童和中非家庭中的中国籍儿童已经成长起来，一些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融入水平。这些儿童的身份认同障碍也随之开始显现。一位儿童用普通话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中国人，但我是一半的中国人。至于为什么，这个就得问上帝了。因为我看上去不是中国人，对吧？其实我是中国人，所以就说我是一半的中国人。很多少数民族确实不像中国人，但是我特别一点。”同时，这些儿童已经开始发挥连接中国社会和非洲人的功能。我的一位非洲报道人频繁往返于广州与非洲之间，遭遇困境时他从不求助于本国驻华使、领馆或者本国社团，而是首先寻求其家户中一个在广州长大的非洲籍儿童的帮助。

总体上，绝大多数非洲人仍然在广州与非洲之间不断往返，因此少数非洲人移民中国的动机和现象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广州非洲人整体的认识。早在2002年，金（King）在综述欧洲移民现象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些人根据固定或非固定的节奏、路线频繁地巡回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他们是‘真正的’移民吗？”27本文对广州非洲人“过客家户”的描述和讨论，实际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过客家户”概念要展现的正是现阶段促使非洲人整体上无法定居和融入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以及非洲人在中国这个非移民国家呈现出的独特属性。席勒（Schiller）、贝丝（Basch）和布兰克（Blanc）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跨国移民（transmigrant）”概念，以分析移民同时参与其移出和移入两个甚至更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象28，但因为缺乏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事实上也不能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去，广州非洲人显然并不是跨国移民。世界银行的研究专家估计，世界上有近一半国际移民是从发展中国家移居到另外的发展中国家29，但是非洲人在中国与非洲之间频繁流动的现象说明“南-南移民”并未如学者们预料那样，比“南-北移民”更加容易成功。豪根（Haugen）将她研究的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分为无证件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巡回商人（itinerant trader）和学生30。卡斯蒂略（Castillo）强调了“跨国流动性（transnational mobility）”概念的重要性，并建议将大多数广州非洲人看作跨国商人（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而不是外来移民31。总体来看，“广州非洲人”正在推动一个新的移民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中国场景中生成，它将被用于解释这样一种人口的跨国流动现象：那些频繁往返于两国或多国的人们，他们缺乏融入目标社会的需求，事实上也不能融入到目标国社会中去；他们的家依然在来源国，他们只是目标国社会的“过客”。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华人跨国流动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14AZD069）支持。广州市开心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王亮、广州市公安局警察训练部李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本科生赵高娃和周尚雨、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对本研究提供了帮助，这里一并感谢。

【注释】

①Mimi Sheller and John Urry，“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 38， No. 2， 2006， pp. 207-226.

②《谢晓丹出席第27场市政府领导新闻发布会并答网友记者问》，广州市政府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ae7520557.html,/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zgov/s2342/201411/2766116.html，2014年11月1日访问。

③麻国庆：《从非洲到东亚：亲属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④Monica Boyd，“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3， No. 3 （1989），pp. 638-670.

⑤Maritsa V. Poros，“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inking Local Labour Markets： the Case of Asian Indian Migration to New York and London，” Global Networks， Vol. 1， Iss. 3 （2001）， pp. 243-260.

⑥Sherri Grasmuck and Patricia R. Pessar， Between Two Islands： Dominic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erkel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p. 15.

⑦Harvey M. Choldin，“Kinship Network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7， No. 2 （1973）， pp. 163-175.

⑧Nestor P. Rodriguez，“Undocumented Central Americans in Houston： Diverse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1， No. 1 （1987）， pp. 4-26.

⑨Steven J. Gold，“Differential Adjustment among New Immigrant Family Memb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Vol. 17， No. 4 （1989）， pp. 408-434.

⑩Janet E. Benson，“Households，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Context，”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9， No. 1/2 （1990）， pp. 9-29.

11M. Estellie Smith，“Networks and Migration Resettlement： Cherchez La Femme，”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49， No. 1 （1976）， pp. 20-27.

12Christine G. T. Ho，“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Kinship and the Feminization of Caribbean Migration： the Case of Afro-Trinidadian Immigrants in Los Angeles，” Human Organization， Vol. 52， No. 1 （1993）， pp. 32-40.

13Julie Goodson-Lawes，“Feminine Authority and Migration： the Case of One Family From Mexico，”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22， No. 3/4 （1993）， pp. 277-297.

14Christine Avenarius，“Work and Social Network Composition among Immigrants from Taiwa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Anthropology of Work Review， Vol. 23， No. 3 （2002）， pp. 3-15.

15Leo R. Chavez，“Settlers and Sojourners： the Case of Mex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Human Organization， Vol. 47， No. 2 （1988）， pp. 95-108.

16Camara Mamasa，“Imagined Communities： Changing Market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21st

Century Mali China Migration，” Independent Study Project （ISP） Collection， Paper 1791，2014，https://www.360docs.net/doc/ae7520557.html,/isp_collection/1791.

17周阳、李志刚：《区隔中融入：广州“中非伴侣”的社会文化适应》，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0—79页。

18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9页。

19Adams Bodomo，“The African Traveller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Official： Ethnic Minority Profiling at Border Check Point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Vol. 19， No. 1 （2014）；亚当斯?博多莫、肖玉华：《全球化时代的非中关系：在华非洲商贸团体的角色》，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

20“报道人”（informant）为人类学术语，指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中结识的能够提供重要信息的当事人。

21相关讨论见牛冬：《“过客社团”：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组织》，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2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规定（征求意见稿）》（2014），“国际学生

在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可以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但不得就业、经商或者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因此，非洲学生私下在小北从事商贸活动属于违规行为。

23根据广州市越秀区登峰派出所2014年4月1日的数据。

24《容留“非法居留”外国人广州越秀警方依法对一名出租屋主行政拘留》，广东省公安厅网站，

https://www.360docs.net/doc/ae7520557.html,/jwzx/gdjx/gzsj/201406/t20140620_710457.html，2014年6月26日访问。

25仅有的娱乐活动是一同观看电影。住在同一家户中的非洲人往往会到天秀大厦、宝汉直街或者其他非

洲人聚集较多的市场中购买一些盗版DVD光盘，带回家户一同观看。这些光盘有的是最新欧美大片，有的是成龙、李小龙主演的经典功夫电影。

26Michal Lyons， N. G. Schiller and M. C. B. Szanton，“In the Dragon’s Den： African Traders in Guangzhou，”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8， No. 5 （2012）， pp. 869-888.

27Russell King，“Towards a New Map of European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Vol. 8， No. 2 （2002）， pp. 89-106.

28Nina Glick Schiller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From Immigrant to Transmigrant：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68， No. 1 （1995）， pp. 48-63；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Cristina Blanc-Szanton，“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645， No. 1 （1992）， pp. 1-24；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and Maria Cristina Szanton，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4.

29Dilip Ratha and W. Shaw （eds.）， South-South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30Heidi ?stb? Haugen，“Nigerians in China： A Second State of Immobil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0， No. 2 （2012）， pp. 65-80.

31Roberto Castillo，“Feeling at Home in the ‘Chocolate City’： An Exploration of Place-making Practices and Structures of Belonging amongst Africans in Guangzhou，”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5， Iss. 2 （2014）， pp. 235-257.

牛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iu Do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责任编辑：皮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