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

唐诗，宋诗哪个更好？

从宏观上来看，唐诗无论是优秀诗人还是优秀作品，无论是佳作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宋诗。

盛唐的声音，是情歌，穿越千载依然能够得到回响。伤感如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商隐“蜡炬成灰泪始干”；豪迈如黄巢“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狂喜如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情感，无论经历多少岁月，都能让读者产生共鸣，这是唐诗的生命力所在。

唐诗以其丰腴之情，珠玉在前，而宋诗无法更进一步，只能另辟蹊径。和理学兴盛有着某种关系，宋诗饱含理趣，“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再加上宋人有词传情，词分流了诗的感情和优秀作者，导致宋诗不如唐诗饱满雄浑，偏似瘦骨老人，茕茕孑立。本来，“理”是诗歌的敌人，“情”才是诗歌的母亲，这是宋诗不如唐诗之处。

加上宋诗的先天不足：

唐是盛唐，是胡风遍地，情感奔放的时代。

宋是绣宋，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

唐是盛唐，是四海宾服、唯我独尊的时代。

宋是绣宋，是城下之盟、偏居江南的时代。

国家的气度，决定了诗人的气度，尽管有苏轼之流，宋诗整体仍让人感觉格局太小，唐诗则是九天之水，奔流到海。

但是不得不提，宋诗中拥有一些唐诗没有诗骨诗魂，比如面对大厦将倾而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文天祥的《过伶仃洋》，陆游的许多许多诗，而我最推崇的，是绝食而死的，谢枋得。每读其《小孤山》再联想其生平，总能热泪盈眶，这是读唐诗所难以感受的。《蚕妇吟》加上《小孤山》，只让我感觉，螳臂当车，明明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褒奖。

仅以这两首宋诗当作结尾。

《蚕妇吟》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小孤山》：

“人言此是海门关，海眼无涯骇众观。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澜。坚如猛士敌场立，危似孤臣末世难。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

诗案后苏轼的人生态度

只要粗略地统计即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轼绝大多数的名篇，都与其郁郁不得志，屡遭贬谪的悲剧性命运相关，大都作于从他丁忧期满，重回官场之后，而又以“乌台诗案”为节点，诗案前后的创作风格，又是有很大差别的。诗案前的作品大多有种悠然自适，待时而发的“虚无主义”，而诗案后，则转入自我安慰的“虚无主义”甚至“颓废主义”。我不同意传统对苏轼的认为，总是什么积极的人生态度，旷达的情怀，超然的境界，那都只是他晚年之前的作品给人表面的印象，是内心的苦难不可排遣时无奈的自慰。或者是人们由于对他的好感，赋予他“看上去很美”的“形容词”，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内心的苦楚，愤懑，不满是显而易见的，真要是一副超然，旷达的态度，何必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呢？哪有那所谓的“积极”，我向来不认为中国人眼中的“积极”是多么值得提倡，在我看来所谓的“积极”多等于无耻的钻营，没有底线的迎合掌权者。历史上优秀的头脑在不可逆转的命运面前无一不陷入

“虚无与颓废”。大多只有感觉迟钝的痴汉和钻营小人才在专制体制下整天歇斯底里的“积极向上”。

诗案前的苏轼有两篇散文体现他当时的心灵状态即《超然台记》，作于苏轼自乞外任知密州时的熙宁八年(1075)和知徐州时的元丰元年(1078)。

《超然台记》一文，首段统领全篇。“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开篇一句劈头而来,一语破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乐”字是一篇主旨所系。这里直刺王安石的“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的论调，对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表示抗拒和嘲讽。反感人为的假崇高，表达人生应及时行乐的论调，不管是真心也好，赌气也罢，明显与传统提倡的观点相违抗。第二段是议论，作者从反面论述“求祸而辞福”的道理，“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层层剖析了常人悲多乐少的悲悯人生，苏轼给出了人们陷入悲多乐少的缘由：“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作者的论述直接触及到了人性的弱点、生命的本源。敏感的苏轼还未经大难，便对人生的思考可谓见解高深,入木三分。他的智慧才情，不仅惊艳当世，还穿越千载，温暖着我们，和我们同悲喜，产生情感共鸣。

而诗案后的文章，写得似乎很超脱，旷达，然则对政治已心灰意冷，彻底“消极”了。最能表现出他表面消极，虚无，内心实则对政治还抱有热情的作品是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所作之《江城子·密州出猎》。

开篇气势如虹，张扬恣肆，“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抗传统的另类：一个穿着华丽，行为颓废，喜欢狗，马，猎鹰的纨绔公子。但又行文中又回归到建功立业的主流价值观上来，用“孙郎”自况。而后又狂性大发，不服老，酒劲儿上头，另类的面孔又凸显出来。既而在强势的姿态下又流露出对朝廷赏识的渴慕，好似一个失宠而要强的女人表面满不在乎，却又无时无刻不对丈夫抱有期待。但是这似乎又与苏轼的真性情不大相符，于是他再次故作豪迈的掩饰了内心的软弱，结尾“西北望，射天狼”表现的十分雄健奔放。这种心境中的矛盾是所受的遭遇和文化传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实的打击和所受“入世”的儒家教育，让苏轼在自己的性情和理智两边徘徊不定，欲拒还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