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探寻中国教育问题解决之道

俞敏洪：探寻中国教育问题解决之道

2012年4月22日，第二届新东方基础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全国各地一线的优秀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与数百位家长及数十家主流媒体代表，分析2012年高考命题趋势并研讨备考策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应邀出席论坛并讲话，以下为讲话全文：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不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尽管新东方有一所5000人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基础教育学校——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是我10年前希望对素质教育进行实验的一所学校。现在看来，这个实验并不是很成功。对于我来说，并不是真的想要去做一所纯粹的像现在公立学校一样的基础教育学校，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能否把现在的一切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局面和学生的素质教育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中国教育现存的一个重大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答案，也就意味着这所学校把高考与素质教育结合得还不是那么好。中国教育体系需解决三大问题怎么解决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学生的学科教育，毫无疑问做得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把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全世界排名的话，从德育素质到美育素质到体育素质，应该不会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的排位更高。中国现在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到了第二位，中国教育总量，大学生的总人数和中小学生总人数在全世界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大学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大学生的人数。但是，我们的人均素质，如果有这样一个统计的话，应该

是排在全世界倒数的。我们非常痛苦地看到，中国的素质教育，自从解放以后到现在的60多年时间，进步并不大。按说中国的数学教得那么难，本来数学领域的主要奖项很有可能是在中国的，但非常可惜，我们几乎一个都没有看到。中国的学生物理和化学水平也相当高，但是我们也没有发现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的文学功底、语言功底，从古代的古文到现代语言的发展以及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能力来看，原则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应该在中国，可惜的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体育方面，中国的体育比赛，包括大学生的体育比赛，都是那些从小就进行训练的运动员参加，而我们发现，很多到中国来参加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他们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的学生，他们参加奥运比赛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所以，中国的教育现状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一：学生素质问题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学生素质问题，我觉得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社会体制问题。中国的社会体制应该为中国孩子教育的失败承担非常大的责任。由社会体制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诚信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等，都要为教育问题承担责任。当然，制度改革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事情。比如，高考制度的改革真的不太容易完成，因为它跟所有的其他制度弊病都连在一起。高考制度之所以不能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诚信体制没有建立，中国诚信体制之所以没有建立是因为中国监督体系没有建立，中国监督体系之所以没有建立是因为政府的很多行为还

没有受到监督，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的一体化问题。我认为中国未来的任何改革都要以体制改革为基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否认现有政策中的那些合理因素。但是，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未来的教育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未来的教育关系到今后30年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以及科学强国的问题。不要以为一个近14亿人口的国家就能强大，要知道人口并不构成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什么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所拥有的素质。第二是由体制问题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学校问题，也就是学校的管理结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体制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是校长行政化考核，老师是按照学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来考核。对校长的考核不是学校的学生素质有多高，也不是由家长和老师来对校长进行考核。我们屡屡发现老师都很反感的校长，却从校长的位置上走上了教育局长的位置；我们发现很多受老师拥护的校长，最后反而当不成校长了。校长的岗位由这么强大的行政化体系来决定，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行政化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而教育最重要的必须是上级永远要倾听下级的声音，并且按照下级的要求来办事，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大学教授治校，教授选校长的重要原因。在中学，原则上也应该是老师来选自己的校长，但中国在这方面是很难改变的，不改变所带来的后果是中国被教育的孩子们，真的会一代不如一代。校长是教育的灵魂人物，如果校长都不关心孩子的成长，只关心自己的

官位，请问这个学校情何以堪？当校长都没有权力去反对上级教育机构所做的任何荒谬决定的时候，请问教育还怎么走？几年前在江苏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一辆大巴车带着学生去春游的时候翻车了，伤了不少学生。教育厅第二天就向江苏省教育系统发了一个通告，严禁任何学校组织学生春游。这是一个如此荒谬的决定。学生的安全不是靠这种行政命令来解决的，就算坐在教室里，还会有地震呢。当时，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刚好组织第二天去千岛湖春游，校长接到这个通知后就问我："俞老师，怎么办？”我说："照常出发。”第二天，几十辆大巴浩浩荡荡出发。半天不到，我就接到了教育局的电话，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对着干？我在读岳南的《南渡北归》的时候，有很多感动。这是一本教育工作者都要读的书。《南渡北归》讲了2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一代大师级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政治局面下的命运和归宿，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这一批大师们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教育即使在抗日战争西南联大的时候，也比今天更加像教育。我在里面读到大师刘文典的故事，真的让我很感动。刘文典在1927年至1928年担任安徽大学的校长，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非常趾高气扬地跑到安徽大学去考察，对刘文典指手划脚，而刘文典就是不听，蒋介石说一句他就顶一句。蒋介石觉得自己特没面子，一生气抬手就是一巴掌，打了刘文典。但刘文典更加不买账，一脚踹到了蒋介石的裤裆，蒋介石被送到医院，两个星期才出院。结果，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声援刘文典，

蒋介石出院以后一句话都没有。刘文典一直待到解放，蒋介石也一直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再也不敢碰的知识分子来对待。当然，当时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说的是，尽管蒋介石并不尊重刘文典，但至少蒋介石后来没敢再动他。意味着知识分子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一个国家知识分子有地位了，才能使一个国家有良知。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是代表良心和良知的，当一个国家已经没有了良知和良心或者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得不知道良知和良心是什么，说明这个国家是有严重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从校长到老师，有一些人的良心和良知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在一些老师在做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一边从家长手里拿红包，一边在教室里教导学生要大公无私；第二件事情就是有一些老师在教室里不"喂饱”学生，而把学生拉到家里，进一步收钱"喂饱”学生。当然，这些事情的背后不全是老师的原因，比如说老师的工资待遇不够，社会变迁太快，使老师的地位缺失。人一辈子只追求两种东西：一方面是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老师我们并不追求绝对富有的经济条件；另外一方面是充分受人尊敬，而这一点是中国老师严重缺失的。我们有时会进入一种纠结状态，不知道是家长对还是老师对，就像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有些人建议医生穿防弹衣去上班，这到底是医生的错还是病人的错？第三是家庭问题，家庭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学生的素质问题。中国的家长教育孩子时有一个毛病是把孩子当宠物养，因为就一个孩子，把孩子当宠物养带来的后果就是孩子像宠物一样长大。因此，在一个人成长中的几个要素就

会严重缺失，包括规矩，我们现在的孩子有规矩的很少；包括健全的家庭要素，父母双方对孩子共同培养的要素严重缺失。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尤其是在男孩子中间，娘娘腔的男孩子越来越多。前两天，武汉有一个报道，叫做"伪娘团”表演，就是一帮男孩子把自己打扮成女孩子在舞台上表演。现在的男孩子怎么这么喜欢成为女孩子呢？这是由于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家里养孩子带来的问题，母亲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太久，以至于男生的女性化特征明显。当然，我说这话没有任何偏见，我只是觉得如果男孩子们从整体上缺乏阳刚之气的话，说明教育是有问题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儿子和我老婆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有一次，我带着儿子玩，在路上看见地上有一只蜘蛛，他就像女孩子一样呱呱大叫，把我给气得一脚就踹在地上了。其实，阳刚之气还不是说你的身体健壮，而是精神上和灵魂上的，像我这样的身材显得有点儿瘦弱，但是我觉得我是有阳刚之气的一个人，因为我一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就会很激动，我觉得男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才对。中国的家庭教育，很多父母在培养孩子过程中都有缺失。现在连养宠物都要培训，培养孩子难道不更应该培训吗？现在中国的父母因为一家就一个孩子，我们的家庭教育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新东方创办了一个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就是希望在家庭教育这方面共同探讨，给予家长一些指导。就刚才我讲到的体制问题、学校问题和家庭问题，带来了中国学生面向未来世界竞争的素质严重不足，以及教育者本身素

质不足的问题，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气质和气概。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80后、90后中也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而且我也相信这些孩子一旦给他们独立的天空，他们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但是，我们不要等到他们30岁，有了独立天空再去成长，我们应该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素质。谈到孩子的教育，就不能回避高考问题。我跟教育系统的人反复探讨过高考改革问题，大家最后的结论就是没有办法，之所以没有办法是因为中国的诚信体系问题没有解决，特权问题没有解决，学校的独立权问题没有解决，高考问题就解决不了。而且，高考现在是中国惟一的可以说是公正的一个考试，至少完全没有背景的农村孩子只要考出高分，就有可能进到北大这样的学校学习。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中纯粹农村人口占到了35%。而现在对外公布的北大的学生中的农村人口占到15%。真正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像陕西边远山区的孩子在北京已经几乎找不见了。在参加今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我就说，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把高考外语的考试分数从整体重要性上往下降，比如说总分降到80分，且难度下降，让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外语都能考到80分。为什么？因为我到农村去调研的时候发现，语文和数学，农村孩子自学还能够跟城市孩子比拼一下，因为农村老师教语文、教数学的能力问题不大，有的农村老师教语文的能力不比城里老师差，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时候读一些古书，城里的老师反而不读书了。但外语不行，农村老师讲的外语我基本听不懂，这就意味着有问题了，关键是让农村孩子自学外语，从设备到

资源跟城市孩子根本没法比。所以，农村孩子在参加高考外语的时候，如果真是在农村中学上学，外语分数平均低于40分应该不是夸张的数字，这一分数足以把原来可以上一本学校的学生一下拉到三本，甚至大专。所以，我就说能不能把高考外语考试水平降低。尽管中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还需要提高，但是在这种门坎性的地方，决定孩子命运的地方真是不一样。讲到中国古代的学习，科举考试比现在更体现城乡公平。为什么？因为古代的科举考试有一个特点，就那几本书，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乡村的私塾老师都能教，所以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古代一些优秀的学者都是来自农村。胡适来自安徽农村，苏东坡来自四川农村，毛泽东也是来自湖南韶山，一个美丽的农村，当时是一个连路都不通的农村。清朝最后改成了现代学制以后，所有的学科都必须到城里去学，导致农村那些已经努力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一下子没有了出路。学了十几年，取消了科举考试，突然变成了考数学、物理、化学，可是在农村没有地方学。所以说，清朝被推翻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考试制度的改革。问题二：中国教育严重不均衡农村教学和城市教学的城乡差距，导致了中国教育的不均衡问题。一是城市本身不均衡，本地不均衡；二是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在同一座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会偏重分配到优质学校，基本上一所好的中学，如果一年投入一个亿的话，普通中学能投入1000万就了不得了，到农村中学可能就是100万了。钱的投入就意味着教育资源的增加，所以，越优秀的学校就越优秀，越差的学校

就越差。学校的好与坏与老师的教学质量尽管有一定关系，但是真正的问题来自于投入的多少。有些名牌学校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府领导的孩子在里面学习，政府就会额外照顾这样的名牌学校，以至于不断调动资源来支持它。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是有钱人的孩子，不管孩子是否聪明，都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普通老百姓，包括很多老师在内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教育所在。这样就会让所谓的精英阶层不断集中，在社会上逐渐会形成一个几乎没法破解的利益集团。最后带来的结果是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和和平发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讲的一段话，如果中国的商人和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通过政府调动资源来做生意，它所带来的最大恶果是做生意不是站在一个公开的、平等的、机会均等的舞台上竞争，就不能形成中国真正的商业环境。我对企业家发了一个倡议，就是"要做离商业文明尽可能近，离特权、离暗箱操作尽可能远一点儿的事情”。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希望之一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商业社会。中国农业社会已经改变了，种族社会已经被消灭了，政治力量在政权替换的时候起到重大的作用，在和平发展时期，民间力量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提供了中国就业人口70%以上的工作，占到了国家GDP的60%左右，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65%左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还远远不够。商业发展其实能够推动社会一系列规则的建立，比如说诚信体系的建立。我们说商人无商不奸，商人见钱不要命，但是如果

一个国家把权力和商人分开，商业就不得不诚信。比如说现在的毒胶囊事件、苏丹红事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行为，是因为政府处罚不力，和地方政府保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我们来说，商业文明或者说商业社会包含了一系列的现代社会必须拥有的原则：平等交易原则、契约公平原则、公开透明原则、资源共享原则、市场竞争原则等。对商业社会这些原则最大的破坏力量就是钱权勾结，纯粹靠商人来规范中国社会是不行的。那么，靠谁来规范中国社会呢？当然，一是政府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教育不均衡，城市之间的教育都不均衡，更何况是城乡之间的资源不均衡。看看这一次校车事件，闹了半天，不信过几年再看，恐怕农村该用拖拉机送孩子上学的还会用拖拉机送孩子。我回到家乡，因为撤点并校这个政策已经好多年了，从小把我培养起来的那个小学在一个古庙中，彻底被拆光了，原来还有一棵古树，古树被锯了，学校前面的小河也被填了。学校撤到镇里以后，这些农村孩子们就要过好几条河，还要沿着田埂走半个小时。这些孩子的安全问题怎么解决？我回到家乡以后发现孩子坐手扶拖拉机去上学时，就坐在拖拉机的车帮上。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一点儿危险的概念都没有。小孩子坐在车帮上，两只手扶住拖拉机下面的抓手，只要手不小心一松开，拖拉机再一颠，翻下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想的是，未来校车会有吗？就算国家给了校车，司机的工资谁付？校车如果被挪做他用，谁来监督？问题三：政府对于教育投入不足第三是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

以及对于民间力量涉猎教育的投入鼓励不够带来的问题。均衡教育其实也包括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互相之间的均衡关系，一个优秀的教育体系，大概应该是公立教育占到60%左右（中小学教育占到80%左右，大学教育占到60%左右），而民办教育必须占到30%至40%。在美国，中小学私立教育占到了40%，大学教育几乎占到了50%；日本的比例大概要低一点。我国在解放以后，私立学校一下子被没收了。现在很多有名的大学，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优秀中学原来都是私立学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允许民办教育出现，但是民办教育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真正的民办教育应该是用社会捐款集资来运行，并且绝对不以赚学生的钱为目的。现在在中国，能够按照这个标准去办中、小学和大学的几乎没有。中国的民办大学，按照现在这个办法，就不可能跟公立教育进行比较。中国的公立教育收学生的学费只占到了整个学校运营的50%左右，而中国的民办大学是100%，还要盈余20%、30%作为第二年的发展经费。中、小学要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中小学要想办真正的民办教育，比办大学还难，原因是中、小学的最终目的是要考大学，而考大学已经在社会体制中形成一个固态，大学的优秀生源已经被当地排名第一、第二名的中学"瓜分”。以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为例，现在小学招生忙不过来，初中招生也忙不过来。中考一结束，排名前50名学生原则上应该是留在本校，但却几乎无一留下来，全部都到扬州的公立学校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毕竟每年有十几个到北大、清华去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是第一场麦苗割完以后，把底

下的麦苗再让长起来，这样太难了。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培养的最好的学生是复旦、南京大学的学生。不过，我还挺骄傲的，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当年投了3亿元，10年过去了，所有盈余都在继续装修校园，继续种树，继续增加体育设施。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民办教育、私立教育要做起来太难了。可以尝试一个办法，就是政府把其中一部分高校和中、小学拿出来转为私有化。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公立学校私有化以后，后面的钱就不用政府出了，政府不用每年在里面再补贴多少钱。哈佛大学收多少钱，美国哪届政府管得了？哈佛大学短短十年，学费从两万多涨到五万多，许多家长不还是拼了命想要把孩子送进去吗？因为它的教学质量在那儿。教育公平是公立学校干的事情，私立学校干的是精英教育。第二，中国教育的第三大问题是私立教育的不够发达，以及公立教育投入还是不足。比如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问题，我在四年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到了4%，今年政府承诺4%要完成。但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难，中央政府能完成，地方政府呢？地方政府现在的财政收入在减少，而地方政府首先要满足自己的需求，最后才会是教育。我读《南渡北归》这本书时，有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当时的四川军阀叫刘文辉，是我们小学课本中读到的地主恶霸刘文彩的弟弟，下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命令，只要看到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的房子修得好，县长当场枪毙。后来他下去视察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学生都在特别好的房子里。县政府在哪儿呢？在土坯房里，县长死活都不敢住在好房

子里，因为一住到好房子就被毙了。据说那十年四川的教育蒸蒸日上。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即使是最贫困的县，也是一栋政府大楼拔地而起；而孩子们的教学楼，地震稍微摇一摇就倒下来了。所以，中国的教育弊病远远不只是一个高考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是体制的改革问题，以及我们在这个体制当中怎么样推动的问题。我不是搞基础教育的，有时候内心希望坚持的东西也不是很坚定地坚持。新东方主要做短期培训，也是需要挣钱的。但是，我特别希望新东方不管干什么，都要留有良心和良知。所以，我会很认真地对待新东方家长、学生的投诉，凡是被投诉的新东方所属机构都会受惩罚。但是，新东方离素质教育还有很远的距离。今天这个讲话，也是提醒自己和新东方不要离教育的本质太远。让我们一起努力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