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名词解释
涂山之会：禹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又继续征伐三苗。他统领众多邦国君长，并以奉行天命自居，这表明他已掌握了最高的王权，取得了“夏后”的地位。经过激烈的战斗，三苗战败了。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武力征伐，通过这些征伐活动，不断加强了夏禹的王权。禹在确立王权后，就在有崇氏部落所在地——嵩山之阳建立了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作为都城。后又迁往阳翟(河南禹县)。为了巩固王权，禹又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安徽蚌埠西郊怀远县境)，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这就是“涂山之会”。原来的众多部落首领，到此时大都转化成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个邦国的君长。这次大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竹书纪年：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的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西晋武帝时在汲郡的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故又称《汲冢纪年》。原有十三篇，记述夏、商、周和春秋时代的晋、魏史事，至魏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百九十九年》为止。其中若干记载与传统史籍不合。此书约在两宋时亡佚。
战国策：国别体史料汇编，刘向整理。技术战国谋士游说或辩论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文思开阔，寓意深刻。文笔优美，资料丰富，为研究战国史的重要依据。
钧台之享：禹死后，子启继立。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没有完全消除，东方偃姓之族的伯益就曾借此与启争夺王位。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同时，西边的同姓诸侯有扈氏(陕西户县)更起兵反对。启亲领大军讨伐，大战于甘(河南洛阳市西)，剿灭了有扈氏。夏启排除了这些干扰，巩固了王权，正式确定了世袭制度，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为了使世袭王权为众多的诸侯所确认，夏启就在都城阳翟召集众多的诸侯，举行盛大的“钧台之享”。表明夏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完全确定了。
禹刑：《禹刑》仅见于《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一般认为，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先祖禹而命名的，是后人追述的。所谓乱政实际上是指奴隶暴动和反抗斗争，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而制定的。这种乱政在禹时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一般认为，《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订。但文献中又有零星的记载。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考证，汉代以后的典籍说夏朝的刑条很多，东汉郑玄说：“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已经有了“五刑”。
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二里岗期之间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1952年发现于河南登封玉村，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较为典型，故名。以前曾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因有一定差异，又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河北南部及陕西东部等地也陆续有所发展。偃师二里头遗址分四期。它们的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要早。一、二期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炊器有实足的鼎和平底的罐，陶器多褐色，器形多平底，纹饰多蓝纹、细绳纹及方格纹，与二里岗类似的因素逐
渐增加。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宫殿建筑基址，有青铜器爵、斝、戈、戚、刀、镞、铃和嵌绿松石牌饰等，在灰坑、灰层中发现散置人骨架，这些大都属于三、四期。第三、四期中的炊器，出现了袋足的鬲等，器类以圜底器为主。这些因素与二里岗期商文化相一致。宫殿基址经复原，有堂、庑、门、庭，规模较大。结合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大型宫殿遗址，铸铜、制骨、烧陶作坊址，说明第三期时这里是个都邑。二里头文化的碳—14法测定年代接近夏代纪年，又分布在传说中的夏人活动范围内，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丰富数据。目前，学者们对二里头文化的看法尚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第三、四期中出现了与二里岗商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因素，所以它应是商代都邑，很可能是汤都西亳。狭义的二里头文化应专指二里头第一、二期遗存。部分学者则认为郑州商城是亳都，二里头遗址应是夏都斟，所以它的四期遗存均为夏代遗物。围绕二里头文化的性质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干支纪日法：使用干支记录日序的方法。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它与干支纪年法一样，用干支相匹配的六十甲子来记录日序，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六十天为一周，循环记录。干支纪日从商朝便已开始，但其顺序到现在有无间断或错乱过，尚待考证。目前已确切知道的从春秋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起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1912年民国元年采用公元纪年后，民间仍沿用）2600多年中从未间断和错乱过。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的最大成就，这是现今已知世界最长的纪日法，对于我国历史学，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考证和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记时标志，是我国一份珍贵的科学文化遗产。
太康失国：启在巩固了统治之后，放纵于“淫湎康乐”的生活。启死，其子太康继位，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看到夏王朝内部矛盾重重，藉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之时，乘机掌握了夏的政权。致使太康和仲康不得不流亡在洛水一带，后来二人相继死去。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位，仲康微弱，当了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羿把相赶走，自己当了国王，这就是史书上称作「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故事。
少康中兴：少康为夏王朝第六世国王。夏后相之妻后缗所生。后缗母家为有仍氏，当寒浞攻杀夏后相的时候，相妻怀孕，从墙洞中逃归母家，生少康，所以少康一直生活在有仍氏。长大后当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浇派人去追杀少康时，少康逃到了有虞氏，当了有虞氏庖正(厨官)。舜的后人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又给了少康土田和众人，少康才站住了脚，并开展恢复夏朝统治的各种活动。在寒浞代后羿、政局混乱之时，夏的贵族靡逃到与夏同姓的有鬲氏。靡收抚了斟灌氏、斟氏的逃散人众，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在靡的密切配合下，少康终于攻灭了寒浞，杀浇于过，杀于戈，重建了夏朝。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
禹贡：《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禹贡》的写作年代，当
为战国中期。作者不详。《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全文亦仅1193字，固无卷数。
九州：不同时代有不同州名版本，一般为《禹贡》中冀州、兖(yan)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幽州、雍州。
中原：一般指狭义的中原，即专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中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
盘庚迁都：殷商朝中期以来，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前后经历了五代九王，史称“九世之乱”。在此期间商朝多次迁都。盘庚继位以后，政局混乱，阶级矛盾尖锐，他为了挽救政治危机，决定再次迁都于殷。但贵族平民都反对迁都，盘庚一面劝说贵族，一面恫吓人民，强行把都城迁到殷地。迁殷后，“行汤之政”，政局才稳定下来，社会经济和文化也随之迅速发展，从此，直到商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间再未迁都。
卜辞：殷人占卜，常将占卜人姓名，占卜所问之事及占卜日朞、结果等刻在所用龟甲或兽骨上，间或亦刻有少量与占卜有关的记事，这类纪录文字通称为卜辞。
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核心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庶子分别被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士，到全国各重要的战略要地。由嫡长子继承的王位可以确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内又为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把西周社会的统治者既区别又联系地组合起来，形成严密的宗法制度，目的在于解决权位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汤刑：《汤刑》很可能就是商代初期所制定地刑事法律。盘庚时期，盘庚发现贵族不愿意迁移的原因是由于在位的大臣本身言行不正，于是决定用先王传下的典制来整顿当时的法制。祖甲在位时期，也对《汤刑》进行了修订。《竹书纪年》记载“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此次修订使汤刑更趋完备。从文献记载来看，《汤刑》是商代的一个基本法律，整个商代一直适用。由于《汤刑》已经失传，其内容无法考订。
班爵制度：商代比较普遍实行的爵位制度，有侯、伯、子、男等爵位。其中，侯国最多，其次为伯，子、男之属，为畿内的多子族。班爵制度，规定了贵族的等级，明确了方国的地位，是国家组织形式日趋完善的表现。
三星堆文化：四川地区的古文化，1929年发现于四川广汉南兴乡。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学者称为“三星堆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周之际，分布于成都、新繁、广汉、阆中、汉源一带。陶器以夹沙褐陶为主，多手制，少数轮制，除盉外，不见三足器；纹饰以绳纹为最多，至晚期出现云雷纹。生产工具主要是小型磨制石器。青铜器和玉石器造型夸张，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典型特征。
甲骨文：商周时契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目前发现商代甲骨文以河南安阳殷墟最多，属于商代后期遗物，其中绝大多数书占卜记录，称甲骨卜辞。因出于殷墟，又称殷墟文字、殷墟书契、殷墟甲骨文等。郑州商城也有发现，年代比殷墟甲骨文还要早，但数量很少，都是在肋骨、肱骨上刻字，尚未见到在卜甲或卜骨上刻辞。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发现，次年得到学者鉴定，迄今出土约有十万片。二十九年，刘鹗编辑出版第一部著录《铁云藏龟》，其后研究日益发展，形成一门学科即甲骨学。甲骨文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动植物、农事、方国、地名、征伐、祭祀、人物活动、商王世系和占凶梦幻等。目前已发现单字有五千余个，考释过的约两千个，文字结构已由独体趋向合体，晚期形声字增多。是中国早已有系统的古文字。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在山西洪赵坊堆、陕西长安丰镐、岐山凤雏、扶风齐家和强家、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和镇江营九个地点都有发现，上述九个地点共发现312片，1033个字。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计292片，915个字。
归余于终：商代的历法。商代在夏历的基础上，把我国最早实行的阴阳合历逐步加以调整，使它逐渐趋于完备。殷历大月30天，小月29天，而把太阳历和太阴历相参差的天数合并到一月时，就在这一年的年终增加一个13月，叫做归余于终，这是我国设置闰月的开端。这种置闰方法，虽然还很不精确，但已基本掌握了日月运行的规律，为我国传统历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三代：也叫三朝。它们依次为夏朝、商朝、周朝。
尚书：中国古代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是上古，“书”是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为“上古的史书”。记载商、周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先秦散文——与韵文相对的文体，包括论说文和说明文。甲骨卜辞和铭文都是雏形。《尚书》是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
人殉：人殉是为奉侍已死的社会或家族中某些特权者而死的人，其中有陪臣、妻妾、侍卫和亲信，也有用作仆役的奴隶。它是古代社会中一度盛行的习俗。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等地都发现了商代人殉的遗迹。商王、贵族及奴隶主的墓葬中一般都有殉葬人。侯家庄1001号墓是个有四条墓道的商王墓，墓内殉人超过164个，分置于墓底、椁室附近及墓道内。该墓墓室外的陪葬坑有31个，其中22个埋有人。每坑埋1－7人不等，共埋有68人。最大的陪葬坑中棺椁具备，还有青铜礼器，在二层台上有2个殉葬人，即殉葬人的坑中还有殉人。人牲：人牲是祭祀时把人像牛羊狗猪等牲畜那样供奉给天地、祖先、山川、神灵的牺牲的简称。这是古代社会中一度盛行的社会习俗，早在史前时期即已出现。在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已发现了人牲的遗迹，尤以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殷墟最为常见。商王和贵族奴隶主在祭祀祖先、祈祷神灵、建筑宫室和求年问雨时，都要使用人牲。甲骨卜辞中也常见有杀人祭祀的记载，最多的一次杀了三百人用于祭祀。据卜辞统计，商王用于祭祀的人牲，总数超过1.4万人。尤以武丁一代用人牲最多，有9千多人。在殷墟王陵区发现的祭祀场，仅1976年一次发掘出191个祭祀坑，共用人牲一千余。估计在这一地点
先后用祭的人牲有数千人之多。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牧野之战：周灭商之战役。周文王死后，武王做灭商准备，曾率师东观兵于孟津，诸侯不约而至孟津相会助周王八百。武王以实际尚未成熟，率师还周。过二年，纣王残暴更甚，正当商纣王派大军远征东夷之时，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国，经孟津渡过黄河直抵商郊牧野。商纣王对来自西方的进攻并无准备。他仓促调遣军队，甲子日晨，在牧野应战，商军倒戈。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商纣王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商朝全军覆没，致使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
周公东征：武王在克商后二年/四年(?)病逝。当时「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了应付危难，一方面立武王的幼子诵为周成王；另一方面，自己又亲自摄政，结果引起了内部的争权斗争。管叔、蔡叔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启金滕之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是时武庚利用战机，联络庸、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篇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篇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继武王灭殷之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孟津之誓：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为古代重要渡口）。前来参加大会的诸侯和部落首领，据说有八百之多。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会盟，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分封诸侯：周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后，面对殷朝留下的土地、财产、人口、官吏、军队及其故属国，周采取了封建诸侯的政策，以达到屏藩周室的政治目的。周初的分封对象有同姓宗室子弟，又有异姓功臣宿将，还褒封神农、尧、舜、禹及商
汤的后代。史传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有土地，而且还有人口，即所谓「授民授疆土」。封君要对周王室尽纳贡、守边等义务。
西周分封制：西周的地方行政制度。西周的分封制又称为“封建”、“分土封侯”制，即封邦建国。周灭商后，为了有效的统治被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的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各地去建设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以拱卫王室。相传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初分封的诸侯有三类：一是王室子弟。这类诸侯国不仅数量多，所在位置也多为要冲之地，与王室关系密切，是西周诸侯国的主体部分。二是异姓诸侯。这些人虽不是王室子弟，但世代与周人有同盟关系，于是分封他们去建立诸侯国，以诸侯的身份继续为周王室效力，齐国和宋国就属于这种类型。三是古代帝王的后代。这类封国一般比较小，有的只是象征性的，在西周政治中作用不大。西周的封国，有的是原来就建立的，周重新明确了跟它们的关系，有的是经过一番开辟草莱的活动，建筑了城郭宗庙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诸侯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赋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在封国内亦实行分封。国内土地的一部分归诸侯直辖，一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的情况分土地给士，士直接统治、剥削庶民。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世袭制。从西向东，重要的封国在黄河北岸的是晋、卫、燕，在黄河南岸的许、蔡、陈、宋、曹、鲁、齐。东南最远的吴和建立较晚的秦和郑，后来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国。王室分封宗亲功臣的既定制度，辅以明确天子权力和诸侯义务的周礼约束，决定了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中央王国对地方诸侯的纵向联系加强。同时，西周的诸侯国之间多有同宗共祖的宗亲关系或互通婚姻的姻亲关系，横向关系也较以前密切。从强化中央控制能力和促进地方之间联系两方面看，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宗法制：宗法制是古代贵族凭借血缘对族人进行统辖管理的制度，也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在商朝后期已经存在，到周朝变得更为典型和系统。狭义而言只施行与大夫、士阶层，其家族始祖一般为国君嫡长子之弟即别子，别子分出自立家族，成为该家族嫡长子继承系统的始祖，其嫡长子后裔则称为“大宗”，世袭下去，故百世不迁。始祖（别子）之庶子的子孙只继承其父，称为“小宗”，超过五世就不再有丧服的，故五世则迁。广义而言，天子对诸侯为大宗。以此定权位，分亲疏。宗法关系的基本内容，实质上就是大宗和小宗依据自己的特殊身份，对不同范围内，包括直系和旁系亲属族人的管辖统治。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亲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有效地起到了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这就是周朝有别于后世的一个重要特征。春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化，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难以维持，至战国最终瓦解。尽管宗法制已经崩溃，但宗法观念仍影响后世。
井田制：井田制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区划形同井，故名。井田制是从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的，始见《孟子?滕王公上》「方里而井，
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此外《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汉书》、《谷梁传》、《公羊传》等均有记载。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元，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所谓“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在规整的一块方田之外附有墉垣，并有畎quǎn、沟、洫、浍等更周密的灌溉系统。诸侯和百官从周王那儿直接得到的土地及依附于土地的生产者，只能世袭，无权买卖，故井田制有两层用意，既是诸侯和百官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也是课验勤惰直接耕种者的计算单位。一家百亩，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是由氏族社会公有土地演化而来的，保留公有的名义，实质上是贵族剥削农业劳动者的一种方式，公田上的收获全部交归国家。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地，这种份地不是固定不变的，公社成员必须按照制度定期交换份地，并跟着份地的变化而迁居，这说明劳动者对私田只有使用权、占有权，它和公田一样都归属于国家。而村社农业劳动者占有、使用私田是以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为条件的。《周礼?地官?小司徒》述井田之制，只称“九夫为田”，不言公、私之分，说的是后期的井田制，与孟子所概括的早期情况不同，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提高，西周时三年换土易居的耕种法也逐渐取消，国家采取一次性授田，即所谓“爰田法”。共耕公田和定期重新授田之制的废止，意味着公社农业劳动者对土地私有倾向大大增强了，从而为战国时井田制最终消失埋下伏笔。西周后期出现了土地转让或买卖，井田制瓦解。官宰食加：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王室或宫室担任比较重要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这就是官宰食加。
周礼：周礼相传由周公制定，其实是周公对夏商以来的礼乐进行增删、修改。周礼是等级社会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制度的总称。包括种种规则、典礼仪式和表示身分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的规定等等。所谓周礼，是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
工商食官：西周官营手工业制度。指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室和诸侯都有官府管理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属司空管辖。这些手工业作坊的各类生产者称为百工，他们既是具有一定技艺水平的工匠，又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工商食官”按三国时韦昭解释是：“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曰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工，”可比之于今天的国企；“商”可比之于今天的国营公司。所有员工由国家发工资养活；所有员工创造的价值由国家支配。内容就这么简单。商王朝设有“工官”管理手工业者及其生产，有一定的编制。生产以族为单位且具有专业化的特点。商末周初关于“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的记载对此有详细论述。
五行：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多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方面。五行指：金、木、水、火、土。认为大自然由五种要素所构成，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运动）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学方法之前所依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理性，但就不能因为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
八卦：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泽。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在中医中，八卦指围绕掌心周围八个穴位的总称。
六艺：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六艺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
二十八宿：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叫做二十八宿。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金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律吕学：宫、商、角、徵、羽为我国五声音阶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即五个音阶。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了我国传统的律吕学。国人暴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在高压政策下，「道路以目」。召公虎规谏厉王，但监谤更甚，国人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 年，举行暴动，攻入王宫，厉王仓皇逃奔彘，公元前828 年，厉王死于彘。宗周无主，朝政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宣王中兴：宣王即位、国家的情况残破不堪，周边的民族一再侵袭，社会仍动荡不安。宣王在周公和召公的辅助下，首先整顿内政，安定社会秩序。进而对周边的民族展开斗争。关于此事，史称“宣王中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在政治和军事上确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在对严允、西戎、徐戎、荆楚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不少胜利；但也有失败之时。宣王一再征兵徭，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农奴也大量的逃跑，有些农村成为鹿场，有些田园鞠为茂草。所谓“宣王中兴”，已掩盖不住西周的败落景象。
春秋：
79.葵丘之盟：春秋时齐桓公主持的一次诸侯盟会。桓公在阻止戎狄、荆楚对中原侵犯和安定王室之后，于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邀集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君于宋之葵丘（今河南民权/兰考？）会盟。相约「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盟约规定：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壅塞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等。周襄王命卿士宰孔莅会，赐齐桓公王室祭祀祖先时的祭肉。这标志着齐桓公已成为周王承认的合法霸主，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城濮之战：春秋时晋国、楚国之间的战役。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楚成王率兵攻宋，宋向晋求救。次年，晋文公伐楚盟国曹、卫，晋、楚两军对峙。由于晋取得了齐、秦的支持，楚成王命楚将子玉撤兵，子玉不听执意与晋决战，遂北御晋兵。晋文公退避三舍（九十里）。四月，晋军及宋、秦、齐军与楚、陈、蔡军战于城濮（今山东）。晋下军先击溃陈、蔡，楚右军随之而溃。晋栾枝率部佯退，诱楚中军追击。晋中军与上军击楚左军，左军亦溃，楚全军大败，晋文公遂成霸主。不久，文公会诸侯于践土，周襄王正式册封文公为侯伯。
殽之战：春秋时秦国、晋国之间的战役。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冬，晋文公死后，戍守郑国的秦将杞子密告秦君，谓受郑命掌管郑都北门，若潜师而来，可得其国。秦穆公命孟明视率军袭郑。次年春，秦军因密谋泄露，灭滑后还师。晋布兵于殽（今河南三门峡）以待秦军。四月，秦军至，遭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视等三人被俘。旋为晋襄公所释。
邲之战：春秋时晋、楚之间战役。晋、楚长期争霸，晋景公三年（前597）春，郑国附晋。楚庄王攻郑bì，围城三月，攻入郑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向楚告罪，楚乃退兵，与郑和好。当时晋荀林父、先觳等率兵救郑，渡黄河后，闻郑已附楚，遂驻兵于敖山与鄗山之间（今河南荥阳西北）。荀林父主退兵还晋，先觳主对楚作战。楚见晋将意见不一，在邲突然向晋进攻，晋军因为战备而败退，中军、下军争船渡河，自相残杀，损失惨重。惟上军因帅士会有备，得全师而退。
弭兵之盟：春秋晋国、楚国平分霸权之盟。春秋后期，晋、楚两国国内矛盾尖锐，皆有停止争霸、弭兵（休兵）之愿。公元前595-前594年，楚庄王率师围宋国都九月，使宋国「易子而食，拆骸以爨」。十多年后，宋国右师华元、向戌利用其与晋国中军师栾书和楚令尹子重皆为好友的有利条件，在晋、楚间进行撮合，晋、楚皆同意。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华元约合晋军师士燮、楚公子罢遂在
宋国都西门外相会订盟，约定：晋楚互不交兵，互通聘使，互救灾害，互相援助抗击侵略者。但晋、楚均无止息战争的诚意，盟约缔结四年后，两国发生鄢陵之战，弭兵盟约失效。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向戌因与晋赵武、楚屈建皆友善，再次倡议弭兵之盟，得到晋、楚、齐等国响应。是年夏，晋、楚、齐、秦、鲁、卫、陈、郑、蔡、许、曹、邾、滕和宋等14国，又在宋之蒙门（东北门）外相会订盟。盟约规定晋、楚公为霸主，余国分别向晋、楚进纳贡赋。秦、齐和晋、楚为对等大国，不向晋、楚纳贡，也不受贡赋。第二次弭兵之会后，中原诸侯间的战争得以减少。弭兵之会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平分霸权。它为争霸各国提供了喘息和备战的时机，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除战祸。但是，弭兵之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中原地区战争减少进入了和平时期，使处社会经济和文化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
作爰田：春秋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关于爰田的内容和性质，古今皆异说纷纭。一般认为爰田即易田。《国语?晋语》贾逵注渭爰田即辕田，“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者，易疆界也。”古代注疏家多认为，爰田制就是3年一易田，以使民众所受之田能好坏轮换。还有人认为爰田和易居也有关系，由于田地种植3年之后，地力损耗竭尽，需要抛弃荒置若干年，所以农民便易地迁徙到别处，另去开垦生荒地或经过休闲的田地。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爰田制逐渐消亡。
初税亩：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之前，鲁国实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不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初税亩的实行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初税亩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一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是在先进生产力要求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合理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劳动者的利益要求，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初税亩制度实施给了奴隶制致命的一击，为奴隶制的彻底崩溃敲响了丧钟。
田氏代齐：春秋初陈国内乱，公子完惧祸奔齐，齐桓公十四年（前672），齐使为工正，陈完改姓氏为田氏，此为陈（田）氏立于齐之始。齐景公时，田桓子为大夫，以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笼络民心，民归之如流水。天桓子又联合鲍氏，攻灭公族栾氏、高氏，并救济国之贫弱孤寡者，甚得民心，田氏之势日盛。田乞承桓子之业，于齐晏儒子元年（前489），尽逐齐世卿国氏、高氏、弦氏、晏氏为相专齐政。田常执政后，复修田乞之政，民竞相归附。齐简公四年（前481），田常杀齐简公与右相监止，对残留的旧贵族尽行诸戮。齐平公五年（前476）田常割齐地自安平至琅邪为封邑，比平公自领之地为大，齐政皆归田氏。齐康公十
四年（前391），田成子的曾孙田和废掉齐康公。前386年迁齐康公于海滨，使食一城，以奉其祀，自立为国君。十九年（前386年），周天子（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列于周室。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不过仍然保留「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三家分晋：韩、赵、魏灭智氏后，又三分晋公室领地，并于公元前420年暗杀了形同虚设的晋幽公。由此韩、赵、魏分别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这时晋侯已沦为附庸，公元前376年韩、赵、魏最终废了晋静公，复又三分其残余领地。晋灭。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似是作者、注释者、传抄者的集合体）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1972年至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出土。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珍贵文献。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
论语：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英文名为《The Art of War》，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另外两部是：《战争论》(克劳塞维茨) ，《五轮书》(宫本武藏)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作为华夏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中的瑰宝，《孙子兵法》不仅仅是一部兵法，不仅止于中华文化中的重要遗产，他更是华夏智慧与朴素思想的象征。
十九年七闰法：左传记载了两次冬至，间隔133年，其间记录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这就是19年7闰法。这不但比商代的历法精确，而且比欧洲应用这个历法早一百六七十年。
上计：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府定期向中央呈报施政情况，作为官吏考课依据的制度。战国时，各地主管官吏将所辖地区赋税、户口、垦田等情况写在木券，呈送中央考核，中央据此进行奖罚，亦为考课官吏的重要制度。汉朝上计制分两级，县（道）令、长将该县户口、垦田、赋税征收、钱谷出入等编为计簿，呈报郡国；再由郡守、国相汇总将副本呈报中央丞相，或由皇帝亲自受计，皇帝据此考察地方官政绩。上计地点一般在京师，如皇帝出巡，则临时指定地点。上计时间通常在岁终之月，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以前，每年九月上计，此后每年十二月上计。东汉时，中央受计名义上由司徒总核，实际上由尚书台主持。每年年终由郡国向京师的上计称为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称为大课。郡国上计使者，两汉也有不同。西汉县（道）上计于郡国，令、长、丞、尉自行；郡国上计于中央，由郡丞、国长史代行。东汉则改派地位较高的掾史，称为“上计吏”。令、长等不自行。
大沟：我国古代的运河，战国时魏（梁）国开挖，在河东地区的东部。这是黄河中下游开凿最早的运河工程，表明原来的自然河道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一水利工程的开凿成功，将河洛地区与黄淮平原其他经济中心连接起来，为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鸿沟：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战国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始兴建。修成后,经过秦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一直是黄淮间主要水运交通线路之一。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时期又称狼汤渠。它在今河南省荥阳北引黄河水，东经过中牟北，开封北而后折向南部，经过尉氏东、太康西、淮阳，分成两条支流：一条向南进入颍河，一条向东进入沙河，二条又分别汇入淮河，形成黄淮间的水运交通网。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是中国古代建设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四川著名的旅游胜地。通常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于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国渠：战国时期关中平原上最早兴建的大型人工灌溉渠道。秦王政元年（前246）采纳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开凿，故名。主要工程从中山西瓠口（即谷口，又称焦获薮）利用西北向东南逐步倾斜的地形，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县北，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全长三百余里。整个工程又渠首、引水渠、灌溉渠三部分组成，除在中途利用部分天然河流做灌溉渠外，还截取了纵流小河做水源的补充，设计合理。建成后，“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相当于今280万亩），皆亩收一钟（即六石五斗）。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唐代郑、白二渠趋于混合，主要发展白渠，郑国渠逐渐湮废。
逢泽之会：战国时期魏惠王所召集的一次诸侯盟会。魏惠王时期，齐国在前354年的桂陵之战中虽给魏以重创，但是后来魏国逐步扭转战局，依然攻破了赵都邯郸，并且于前352年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商鞅认为秦国势力暂时不是魏国对手，所以建议用尊魏为王的办法来麻痹魏惠王。前344年，商鞅奉秦命游说魏惠王，劝他先称王，然后图谋齐、楚。魏惠王摆出周天子的场面，试图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在诸侯间发号施令。同年，魏惠王邀请宋、卫、邹、鲁等国君主及秦公子少官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会盟，会盟后又率众前往朝见周天子。魏惠王试图以逢泽之会确立魏国在列国间的统治，但韩国等大国却抵制了这次会议。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了逢泽之会，参加会盟的共十二个诸侯国，除淮泗一带的小国外，还有赵肃侯和秦公子少官参加，会后还一同去朝见周天子。魏国霸业的衰落魏国的强大，引起了同盟韩国的恐惧，于是韩国和齐国在共同反对逢泽之会的条件下亲近起来。公元前341年，孙膑利用庞涓轻视齐军的弱点，以逐日减灶的办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河北大名东南）的险要地方时，被齐军包围，十万魏军被歼灭，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接着齐、秦、赵从三面夹攻魏国。齐国和宋国军队围攻魏国的平阳。公元前340年，秦商鞅大破魏军。在这样接连的沉重打击下，魏国丧失了霸主地位。马陵之战：战国时齐国大败魏国的战役。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次年，齐威王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其兵伐魏救韩，直走大梁（今河南开封）。魏惠王派魏太子申、庞涓率兵十万迎战。孙膑以“减灶诱敌”之计，制造齐军大量逃亡假象，迷惑魏军。魏太子申、庞涓以为齐军怯，率少数精锐轻装兼程追赶。齐军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险要处设伏。待魏军进入包围圈，万弩齐发，大败魏师，虏魏太子申，庞涓自杀。此战齐歼魏军十万，从此魏国霸业衰败。
合纵连横：战国时各国处理军事外交活动的一种方式。“合众弱以攻一强”称“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称“连横”。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合纵即指东方六国联合抗秦；连横即秦国拉拢某些弱国进攻他国。由于六国皆欲借外力以利己。故合纵实为松散联盟，抗秦活动不能持久，最终为秦各个击破。一说南北为纵，六国地处南北，故南北联合抗秦谓之合纵；东西为横，六国在东，故东方六国事秦谓之连横。但最初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也即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只是到秦赵长平之战后，才形成为：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苏秦主之；连横是六国分别屈服于秦国，张仪主之。公孙衍、苏秦、张仪、李兑等即当时著名的纵横家。
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吸取了北方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优点，进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发展骑兵，开拓北地。胡服骑射虽然引起贵族的不满，却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赵惠文王（前298-前266）
继位后整顿内政，于是「民富而府库实」。当时楚、齐相继衰弱，赵国因此成为唯一能与秦国争雄的强国。
远交近攻：公元前266年，秦昭王驱逐了擅权的魏冉，改用范睢为相，积极推行范睢的「远交而近攻」策略，先把斗争的重点放在近旁的三晋，对地处较远的齐楚暂置不顾，认为如此才能「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这样既破坏了东方诸侯国的「合纵」，又能巩固所攻取的土地。
门於与之战：公元前269年)，赵国名将赵奢率军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击败秦军的一次奔袭作战。
长平之战：战国后期秦国大败赵国的战役。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将白起伐韩，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决断上党通韩都之路。上党郡守冯亭以上党献赵，以联赵抗秦。赵孝成王受地，使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廉颇以秦军攻势正盛，乃筑垒固守，采用坚壁清野、以逸代劳、消耗秦军的战术，与秦军相持达三年之久。前260年，赵王中秦相范雎反间计，使赵括代廉颇为将。赵括空言兵法，无实战经验。既至军，一反廉颇监守战略，率大军盲目出击。秦将百起正面佯装败走，另出二支奇兵袭赵军后路，结果赵军被包围，粮道断绝，只得筑壁监守以待援军。秦王闻赵困，亲至河内，征发民年十五以上者悉至长平，阻绝赵救兵及粮运。赵军困守四十六日，饥饿难忍，竟至杀人为食了。赵括分兵四队，轮番急攻，终难突围，遂亲率精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人皆降。白起仅释幼、弱者二百四十人归赵，余皆坑杀。长平之战，赵前后所亡四十五万人，主力损失殆尽。秦军亦“死者过半”。
窃符救赵：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秦军围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邯郸危在旦夕。赵平原君数请魏安釐王及信陵君出兵救赵。五十年，魏王使将军晋鄙率十万大军往救，畏秦，命鄙留驻于邺（今河北临漳），持两端以观望。信陵君请魏王命晋鄙进军，不听。信陵君遂用侯嬴计，请魏王所宠如姬窃得兵符，携勇士朱亥赴军中用铁锤击杀晋鄙，夺得兵权。旋挑选精兵八万。进击秦军。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赵国遂安。
性善说：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性恶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学说之一，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战国末荀子倡导这种理论。性恶论以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德终始说：始于战国。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按照五行说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此之谓“五德终始说”。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
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证明是左丘明，这是目前最为可信的史料。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但均为质疑，并无任何史料佐证，只能归为臆测。《左传》对后世的影响也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它不仅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并引录保存了当时流行的一部分应用文，给后世应用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战国策：国别体史书。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编者刘向，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离骚：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天问：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天问》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诗篇。该作品乃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学形式，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显示出作者超高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甘石星经：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战国时期楚人甘德(今属湖北)、魏人石申(今属河南开封)各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甘石星经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四分历：亦称“后汉四分历”。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实施的历法。编欣、李梵等创制。规定一年（回归年）为365/4日，一月（朔望月）为29 499/940日，19个太阴年插入7个闰月，因岁余为四分之一日。因为当时所用的太初历（八十一分法）比四分历斗分更大，可见疏阔，经使用一百八十几年与天象已明显不符，又由编 、李梵等编订新历，恢复古法。取汉文帝后元三年庚申岁为历元，上距鲁哀公十四年孔子获麟320年。这就是“后汉四分历”。其数据均比太初历准确。
司南：我国汉代甚至战国时代发明的一种最早的指示南北方向的指南器，还不是指南针。司南的磁性指南特性是我国著名科技史学家王振铎根据根据春秋战
国时期的《韩非子》书中和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写的《论衡》书中“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记载，考证并复原勺形的指南器具。
盂之会：春秋时，宋襄公为图霸而举行的诸侯之会。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执意争霸，宋襄公十二年（前639）与齐、楚盟于宋地鹿上（今安徽阜阳），要求承认
他为霸王，得楚允诺。是年秋，宋襄公邀陈、蔡、许、曹、楚等国君于盂（或作霍，今河南），欲在会上成为霸主。会上楚废约执襄公，并以襄公为人质伐宋，因宋大夫坚守不降，加之诸侯请求，楚乃释襄公。
泓之战：春秋时宋国、楚国之间的战役。宋襄公十三年（前638），郑文公朝楚，宋襄公率卫、许、滕等国伐郑，楚救郑伐宋。十一月，宋、楚会战于泓（水名，今河南），宋军已列阵，楚军还在渡河，宋司马子鱼以楚兵多而宋兵少，建议乘
楚军半渡而击，襄公以君子不攻处于陷地之敌不从。楚军渡后尚未布阵，子鱼又
建议攻击，襄公又不从。楚军布阵后，襄公才下令进攻，宋军大败，襄公受重伤，于次年死去，宋国争霸从而结束。
贱土之盟：春秋时晋文公称霸之盟。晋文公五年（前632）四月，文公在城濮大
败楚师，五月，邀诸侯于郑的贱土（今河南原阳）相会，并召周襄王在贱土朝见，行献楚俘之礼，襄王命文公为诸侯之伯。其后，晋文公率齐、鲁、宋、蔡、郑、卫诸侯结盟。盟约规定结盟各国协力辅助王室，不得相互侵犯。这次会盟，确立
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弦高犒师：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前627年，秦偷袭郑国，企图东进中原，行军
途中，遇弦高。弦高假借郑国国君名义，以牛犒劳秦军，同时秘密派人回郑报信，秦军以为郑国有备，遂转而灭滑国而还。
利簋：利簋guǐ，又名武王征商簋，为周武王时的「有司」利所作。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现藏于临潼县博物馆。此簋是现在所知最早的一件西周铜器。其为深腹，圈足下附有方座，双兽头耳垂珥，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兽面纹、夔纹、蝉纹。腹内有铭文4行，共32字，大意为：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商朝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地的军队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用铜来铸造宝器。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
三监：周武王灭商之后，以商旧都封纣王子武庚，并以殷都以东为卫，由武王弟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庸，由武王弟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由武王弟霍叔监之，管叔、蔡叔、霍叔总称三监。一说武王以邶封武庚，以庸封管叔，以卫封蔡叔，以监殷民，称为三监。
成康之治：中国西周时成王、康王相继在位的40余年间所形成的安定强盛的政治局面。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后，为慑服商顽民而建的东都成周城落成后，辅政大臣周公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的时期。成王及其子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务从节俭，克制多欲，以缓和阶级矛盾。又令周公制礼作乐，即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大规模进行自武王时开始的分封制。西周分封，是以宗
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成康时代的诸侯，均由中央直接控制。康王之世，周还曾命诸侯征讨淮夷、东夷，加强对异邦的控制。成王、康王两世四十余年，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相传“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为西周最繁荣昌盛之时期，后世史家称“成康之治”。 63.成周八师：西六师、殷八师西周在宗周镐京有六师，主要戍守西土，兵员来自周人，故称「西六师」。后来周公在平叛过程中，认为有必要扩建国家直属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武装力量进行收编，又建立了一支八师的军事编制，兵员由周人、殷人组成，八师的戍守区在殷地，故称「殷八师」。后又因其长期驻守成周，故又称「成周八师」。
五礼：是指哀邦国之忧的丧葬礼节，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宾礼是诸侯对王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之礼节。军礼是战争、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的礼节，即大师之礼、大田之礼等。嘉礼是为了亲善万民的礼节，包括婚礼、冠礼、飨燕礼、庆贺礼、宾谢礼等。所有礼制，是法律的补充，强调贵贱等级的区分和贵族社会的正常运作。
五刑：根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五种，即墨（脸上刺字涂青，罚为奴隶的标记）；劓（割鼻子）；（断足，即刖刑）；宫（男子割势，即阉割生殖器和女子幽闭）；大辟（斩首）。这五种刑罚的律条，墨刑和劓刑各一千条，刖刑五百条，宫刑二百条，大辟二百条，共有三千条。其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西大宗小宗：西周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保持严格的等级关系，它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大宗小宗是为了处理嫡长子和他的庶弟之间的关系而立长子为嫡子，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因此，周天子既是天下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享有主祭的权利。被分封的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为小宗，但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其权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庶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士，士的长子为士，庶子为平民。
卿事寮：官署名，西周置。为王室处理国政的权力机关，在内任职者称卿事。《作册令尊铭》：“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
太史寮：西周王朝史官的官署名。与卿事寮同见于《番生簋》、《毛公鼎》。掌管册命、制禄、图籍、记录历史、祭祀、占卜、礼制、时令、天文、历法等，其长官为太史，亦称尹氏，位仅次与太师。
国野：周代王都城郭以内称“国中”，距城百里之内称“郊”，“郊”以外称“野”。一般说，“国”包括都城中及四郊之地，其居民称“国人”。“野”的居民称“野人”，或成“氓”、“野民”。各诸侯国与此类似。
共和行政：西周厉王专制暴虐，利令智昏，派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忍无可忍，起而暴动，被国人驱逐，流亡于彘（今山西霍州东北），宗周无主，朝政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称为共和行政。一说由共国国君共伯和执政。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前841）为中国
历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十四年（前828），厉王死，太子静被拥立，是为周宣王，共和行政结束。
平王东迁：西周末年，周幽王立宠妾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嗣，废申后行业太子宜臼。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宜臼逃至申国母舅家，申侯遂联合缯国和犬戎伐周，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下，西周覆灭。申侯、鲁侯、许文公拥立宜臼为王，是为平王。次年，因镐京及王畿遭战争破坏，平王得晋、郑、秦和其他诸侯之助，东迁与雒邑（今洛阳），重建周王朝，为东周之始。北杏之会春秋时齐国主持的一次诸侯之会。齐桓公四年（前682），宋国内乱，大夫南宫万杀宋闵公。次年，齐桓公邀宋、陈、蔡、邾等国于齐北杏（今山东东阿）相会，商讨平定宋乱。为诸侯主持天下会盟之始。会后，宋背齐，齐即联合陈、曹，又请王师参见，讨伐宋国，迫宋屈服。
召陵之盟：春秋初年，楚国发展起来，向中原挺进，与齐抗衡。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等八国军队攻溃楚的盟国蔡国，陈兵楚境，以楚不向王室朝贡相质询。楚为避齐锋，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齐也看到楚国强大，无隙可乘，即与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订立盟约，史称「召陵之盟」。这是齐桓公「尊王」的又一次胜利，其霸主地位更加巩固。
蜀之盟：春秋时楚国主持的诸侯盟会。晋国于鲁成公二年（前589）在鞍（今山东济南）大败齐兵。楚见齐败，便由令尹子重率楚、蔡、许之师，大举伐晋之盟国鲁、卫，鲁、卫不敌，向楚求和。是年十一月，令尹子重邀集齐、秦、鲁、宋、卫、郑、陈、蔡、许、曹、邾、薛等国于蜀（今山东泰安西）结盟。这是春秋以来参加国数最多的一次盟会。
鄢陵之战：春秋时晋国、楚国之间的战役。晋厉公六年（前575），郑叛晋附楚，并伐宋。晋出兵伐郑，楚共王率兵救之，两军战于鄢陵（今河南）。楚军在晋营前布阵，晋军无法出营，便在营内填井平灶，布阵交战，自晨至暮未分胜负。晋吕錡射中楚共王一目，共王命养由基射杀吕錡，双方休战。当夜，共王召楚帅子反商议战事，子反醉酒不能出见，共王遂乘夜带兵撤走。晋国遂恢复其霸主地位。商鞅变法：战国时秦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商鞅即卫国公孙鞅，姓公孙氏，名鞅，也称卫鞅。少好刑名之学，曾作过魏相公叔痤家臣。后来公叔痤去世，公元前359年，卫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续修穆公之业，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先以帝道说之，孝公时时瞌睡；次以王道说之，然而犹未中旨；最后以霸道说之，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强国主张，孝公大悦，任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秦孝公六年（前356），商鞅进行第一次变法，内容包括：（一）编造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颁发法律，制定连坐法，告奸者赏，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轻罪用重刑；（二）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定秦爵二十级，凡斩敌首一个，赐爵一级；禁止私斗，违者重罚；（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生产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到了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内容包括：（一）
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买卖；（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在全国设四十一县；（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徵收军赋；（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商鞅先后两次变法，使秦国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李悝变法：战国初期魏国实行的一次改革。魏文侯时，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其主要内容为：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又制定《法经》，分《盗经》、《贼经》、《囚经》、《捕经》、《杂经》、《具经》六篇，以加强法制。李悝变法增加了魏国的国力，使之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围魏救赵：公元前354年，魏惠王率宋、卫伐赵，并于次年攻破了赵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孙膑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国内空虚，于是使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引兵攻打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然后在魏军回军救大梁的途中，趁其疲惫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进行截击，大败魏军。
徐州相王：战国时期，齐魏马陵之战，魏国大败，为对付秦国，魏惠王与齐威王于前334年在徐州相会，互称为王，史称“徐州相王”。
鄢之战:战国时秦国、楚国之间的战役。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昭襄王命白起伐楚，攻鄢（今湖北宜城）。楚调主力拒秦，展开决战。白起攻城不下，遂于鄢城西筑堨，引水灌城。鄢城顿成水泽，楚军民溺死者数十万。鄢、邓等城皆失。次年，秦克郢。楚国势益衰。
九鼎：九鼎是古代象徵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史记》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相传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灭商后，又把它迁到了洛邑；东周时，秦、楚觊觎周王权，曾先后兴师到周都询问九鼎大小。
畿服制「畿」：是指王都周围的地方。西周宗周的王畿以镐京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各四百里；东周王畿以洛邑为中心，西与宗周王畿相接，北不过淇县，东在商丘以东，南界在江汉地区。王畿以内有封国、采邑，有畿内采邑的多为王朝的公卿大夫，他们也称诸侯。畿内封国、采邑对维护周王的统治、保障王室的财政收入极为重要。而王畿以外的诸侯，少数为王的亲戚和功臣，多数为殷商旧国或先王先臣之后。畿外诸侯国是王朝管辖区域内的行政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拱卫王室，防止外敌入侵。畿内畿外诸侯都要服事于周王，史称「畿服」。
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二里岗期之间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1952年发现于河南登封玉村，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较为典型，故名。以前曾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因有一定差异，又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河北南部及陕西东部等地也陆续有所发展。偃师二里头遗址分四期。一、二期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
而来，陶器多褐色，器形多平底，纹饰多蓝纹、细绳纹及方格纹，与二里岗类似的因素逐渐增加。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宫殿建筑基址，有青铜器爵、斝、戈、戚、刀、镞、铃和嵌绿松石牌饰等，在灰坑、灰层中发现散置人骨架，这些大都属于三、四期。宫殿基址经复原，有堂、庑、门、庭，规模较大。二里头文化的碳—14法测定年代接近夏代纪年，又分布在传说中的夏人活动范围内，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丰富数据。有学者认为二里头一、二期属夏文化，三、四期为商文化早期；也有学者主张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夏人活动区域内夏王朝时期的居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叫夏文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古籍记载的夏人活动地区豫西、晋南一带发现二里头文化，在考古学发展序列上补足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二里岗期中间的缺环。其中有几种主要的看法: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四.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即夏都阳城。大家对第一、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的认识比较一致。这时期生产水平有较大发展，已是青铜时代，农业上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工具进步和专用酒器增多。生产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主要表现在墓葬中出现分正常埋葬的人骨，及宫殿基址中庭发现的人殉坑，反映这一时期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对夏文化分歧的解决有待于考古发掘提供更多物证，同时有待于多学科结合研究取得确切数据，对目前推算出的夏商纪年进行验证或修正，将夏朝的绝对年代确定下来，从而为夏文化探讨提供可靠前提。
夏小正：《大戴礼记》篇名。《隋书?经籍志》著录“《夏小正》一卷”，可见隋时已有别行本。《礼记?礼运》:“孔子曰……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即《夏小正》。内容述从正月到十二月一年时令气候，宜时之农事等生产活动，相传是夏代历书，故名。为中国现存最古老之月令书。
甲骨文：商周时契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目前发现商代甲骨文以河南安阳殷墟最多，属于商代后期遗物，其中绝大多数书占卜记录，称甲骨卜辞。因出于殷墟，又称殷墟文字、殷墟书契、殷墟甲骨文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发现，次年得到学者鉴定，迄今出土约有十万片。二十九年，刘鹗编辑出版第一部著录《铁云藏龟》，其后研究日益发展，形成一门学科即甲骨学。甲骨文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动植物、农事、方国、地名、征伐、祭祀、人物活动、商王世系和占凶梦幻等。目前已发现单字有五千余个，考释过的约两千个，文字结构已由独体趋向合体，晚期形声字增多。是中国早已有系统的古文字。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在山西洪赵坊堆、陕西长安丰镐、岐山凤雏、扶风齐家和强家、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和镇江营九个地点都有发现，上述九个地点共发现312片，1033个字。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计292片，915个字。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器有铭文始于商代中期，商代青铜器铭文一般文字较少，大多仅记器主族氏、名字及所祭先人等，寥寥数字，字数最多这亦仅四十余字。周代铭文字数显著增加，内容亦有发展，多说明做器原因和用途，包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