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富翁李春平

神秘亿万富豪李春平

敲开北京华侨村一套单元楼房

的大门，穿过玄关，就进到了李春平

古朴的办公室。

11年前，我因为采写北京第一批

进入家庭的私人轿车，无意中闯进了

放有他的劳斯莱斯和奔驰600的地下

车库。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我第一

次见到了他，听他给我讲他的车和他

的人生。那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真实传

奇：20多年前，一位好莱坞女影星到

东方来寻找她的梦中情人，在北京遇

到了年轻的李春平。几经周折，他跟

随她去了美国，在相依相伴10年后，

和她结了婚。妻子逝世后，他带着一

笔巨大的财富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

慈善事业。于是有了后来被转载到全

国各地报刊杂志的《劳斯莱斯和它们的主人》及《中国劳斯莱斯王传奇》。

11年后再次为采访走进这间房间，是在他登上“2005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第四名，同时当选为“年度十大慈善家”之一的时候。

多一点宽容，多一点与人为善，不是更好吗

11年前我坐过的咖啡色真皮沙发，还放在原地。但他的书桌、书柜和其他陈设，都换成了清代的器物。北京市慈善协会在2004年授予他的“慈善家”的匾额，摆在他办公室南墙的一侧。这个不大的匾额是他做人的一个证明：回国14年，已累计为国人捐出了多达3000万元人民币的巨款。

11年前的报道里，曾经记下了他回国初期的善行：为北京密云县遭泥石流灾害的北部山区农民捐款，为北京福利院的孤儿捐款，为北京市慈善协会捐款。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是李春平的捐款维持了市慈善协会慈善工作的运转。

11年来，他一直继续着对社会的爱心行动：他为全国的抗洪救灾捐款，为北京的抗非典捐款，为公安干警捐款，为孤寡老人和孤儿捐款，为患白血病的女学生捐款，为艾滋病患者和贫困学生捐款，为盼望喝健康水的山区农民打井捐款……他捐的都是现金，而且从来没有食过言。他又是那样容易被感动。往往有这种事情发生：本来他只准备捐50万或100万，可到了捐赠现场，为现场的气氛所感染，就捐出了80万或200万。2005年伊始，他又为印度洋海啸的灾民捐出了150万元。送给北京的5000名孤寡老人，一人一张内有500元的信用卡。《天下无贼》剧组举行爱心活动请他参加，这一去又捐出了30万。

他一直以自己能用这种方式报效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这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一个最好的途径。慈善事业让他对中国国情和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有了

更深的认识，也让他获得了许许多多

相识和不相识的人的尊重和爱戴。十

几年来，他收到过数千封对他赞扬和

感谢的各阶层人士的来信，他保存着

它们中的大多数，却从不将它们示人

———他不想用这些为自己博取什

么资本，只想静静地享受生活。

这也是他那早已逝去的妻子的

意愿。他的妻子，希望他远离名利场

和世事的纷争。从名利场搏杀出来的

好莱坞女影星，深深知道名利场中的

残酷。多少年来，他隐于闹市，只是

在做与慈善有关的事情时才出现在

公众的视线里。他不经商，也不求做

官，唯一的社会头衔是慈善协会海外

名誉会长。他根本想不到，竟然有一

天，有人说自己的慈善行为是“作秀”，

给传播到四面八方。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传

承，有许多美德，一些人为什么不能对做善事的人多一点与人为善，多一点宽容？”痛苦中，李春平反复向人这样追问。

幸运和缺憾，得到和付出，总是这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奇遇、巨富、名车、豪宅……多少人羡慕着李春平。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他给人的印象，依然是俊美的、豪爽的、快乐的。

可透过他有时会突然暗淡下去的眼睛，或是不经意间流露在脸上的沉郁，我读出了他内心的孤独，和时时会笼罩他的心的郁郁寡欢。

他没有妻

子，也没有孩

子。

他有许多

朋友，方方面

面形形色色新

新老老的朋

友，至今，仍

然不断有人千

方百计找关系

试图和他结

识。可是能和

他进行感情交

流的朋友，心心相印的朋友，究竟有几个？财富给他带来上流社会的物质生活，

带来羡慕、逢迎，带来地位、尊崇，带来做善事的能力，带来过许多快乐，却也给他带来过不少的烦恼甚至是痛苦。有时候他会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脾气。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工作人员，并不因此而恨他，他们理解：他们的老板，也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也需要情绪的发泄啊。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心才那么敏感，敏感到无法忍受对自己的些许误解。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样看重自己的名誉，名誉是他精神的一根支柱。

也许正因为此，他才会在2004年1月11日的“爱心与我同在”的大型义演活动现场流下眼泪。那次，他接过了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颁发的慈善家证书，并且再次向北京慈善协会捐款500万元。鲜花、掌声、感激的泪花、恳切的祝福……那是一个让所有与会者都感动了的场面，这感动使李春平想起了他曾经得到过的那些来自普通老百姓的爱和恩惠。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李春平这一生唯一一次婚姻中的妻子，那位逝去已经14年的好莱坞女影星。我不知道她是谁。按照她的遗嘱，李春平不能透露她的姓名。但我觉得自己懂得她。

在她遇到李春平之前，她一定也是孤独的。她曾经有过婚姻，但没有留下爱情，也没有留下子女。她一个人生活在一座有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花园、欧洲罗可可风格的森林别墅里（这便是李春平后来把自己长安街上的豪宅装修成罗可可风格的原因了）。众多的仆人侍奉着她，但主人和仆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有友人，友情却不能代替亲情。她仍然有无数的崇拜者，这些崇拜者崇拜的却只是她在银幕上留下的青春丽影。她有几辈子都使用不尽的财富，财富却只能满足她物质的需要。在等级森严的名人俱乐部，在充斥着繁文缛节的社交场，在名山、大川、海水、阳光和沙滩间，或是，在她的可以和众多王宫相媲美的别墅里，她都无法摆脱这种孤独。她可以随心所欲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她到处可以享受到殷勤的微笑，周到的服务，小心的服从，而她在精神上始终是孤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孤独也在增长。

所以她才会到中国来找她的梦中情缘。

她下榻在北京饭店，在饭店大堂的咖啡厅，遇到了李春平。她一下认定了李春平就是她的梦中情人。相识的第三天，她就走进了李春平甘家口8号院的家，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

而当时的李春平，是一个因为打架、被判处3年劳动教养、因病保外就医的人。

渴望一份真爱的好莱坞女影星，丝毫不顾及李春平是什么身份，只管把自己火一般的感情，尽情抛洒给这个异国青年。有一天，她正在甘家口8号院的小屋教李春平读一篇英文，屋门被敲响了。李春平打开门，竟是来抽查保外就医人员表现的劳教农场的中队长。看到屋里有个外国女人，中队长一愣，接着啪地一个立正，对这位好莱坞影星行了一个军礼。

三天后，好莱坞女影星再到这间小屋找李春平时，只见到屋门上的一把锁。

第二天，她带了一位翻译，到8号院的街道服务站打听李春平的下落。街道主任开会去了，她在那间既狭小又杂乱的平房里等了很久。工人们正在做棉被套，满屋飘飞的棉絮落在好莱坞女影星的头上和衣服上，她似乎没有感觉。忽然她看见墙上的小黑板上写着李春平的名字。翻译告诉她，黑板上记的是李春平欠的电话费，一共两块多钱。

甘家口8号院的老居委会主任边英，至今还记得26年前，第一次见到这位好莱坞影星的情景：“我本来以为美国人都是人高马大的，没想到这个好莱坞女

影星这样瘦小。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很大，一头弯曲的黑发，皮肤很白，很漂亮。但那天，她很忧伤。”边英回忆到。

边英告诉她李春平回劳教农场了。翻译用了很多话才让她明白了“回劳教农场”是怎么一回事。她显然很着急。她对边英说：“我们美国可以拿钱保释被羁押的人。我可不可以出一笔钱给中国的有关方面，把李保出来呢？”边英告诉她：“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她又要替李春平还电话费，边英没有收。

3个星期后，她和李春平重聚在8号院李春平的小屋里。

当年甘家口8号院的管片民警吴江明，也不止一次见过这位好莱坞女影星。“她和李春平一块儿走，李春平那样高，她那样矮。她仰着头和李春平说话，满脸都是笑。她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李春平，眼睛里全是爱……”

李春平在1980年秋天去了美国，他们一起生活了10年。在这位好莱坞女影星生命的最后两年，因癌症晚期卧床不起的时候，李春平辞去了工作，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她。李春平为她喂水、喂药、盥洗，服侍她治疗，用轮椅推着她，到医院的花园去呼吸新鲜空气。为她接待客人，打理公司事务，还在她精神好的时候，为她读一段小说和诗歌，或是拉一段手风琴。

在她逝世前一个多月，她提出要和李春平结婚。

在她逝世前两个多星期，他们在医院举行了婚礼。

而李春平，直到她逝世后，从律师手里接过她的遗嘱和财产清单，才知道她留给自己的财富是多么巨大。

这是这位好莱坞女影星，对自己所得到的爱的回报。因为，她的财富，只是在她找到了情感和生活的另一半后，才给她带来了完全的快乐和幸福。

今天的李春平，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寂寞，和这位好莱坞女影星的当年，是多么相像啊！

他也想过，找一位红颜知己，来陪伴自己的后半生。在自己的晚年，尤其是当疾病降临之后，能不离不弃、真心实意地照顾自己。

有许多女子走进过他的生活，一个个都那么年轻，那么美丽，那么风情万种。他也曾试图去爱她们中的一些人，但他却始终不敢相信她们，因为他不能判断，她们究竟是出于对他的感情，还是为了他的财富。

有时候，他会怀念起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爱情：在廉价的粗糙的信纸上用毛主席语录表达的爱情，在劳教农场隔着铁栏杆两双手紧握在一起的爱情，在拮据的生活中分食一碗饭一盘菜的爱情……那爱情中也有眼泪也有争吵也有苦涩，却是一段段多么纯洁的爱情啊！

最渴求的爱，只是人的理解

2004年圣诞节前的一天，李春平突然接到一个久不联系的熟人的电话：“你还记得……”熟人说出了一个名字：“她得了癌症，想和你见一面！”

一个有着一张鹅蛋脸和一副高挑身材女孩的面容，伴着27年前的往事，一下全涌到了李春平的脑海里。

就是这个女孩，改变了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李春平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后半生的命运。

那是1977年，28岁的李春平从昆明军区空军空指文工团复员，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保卫科。半年后，调入了北影演员剧团。

北影厂要拍一部影片，分配李春平演一个美国中校。他高高的个子，天生的曲卷头发，带棱角的脸盘，白皙的皮肤，凹陷的眼睛，都活脱一个美国人的形象，只是鼻子还不够高。于是他住进了北京一家大医院给鼻子整形。

这个女孩，是负责护理他的护士，那年19岁。

短短的几天相处，他们竟相爱了。

这个女孩，原来有一个男朋友。女孩和他已经断了恋爱关系，可他对女孩的感情依然难以割舍。有一天，他到病房来找这个女孩，刚好看见女孩坐在李春平的病床上为李春平削苹果。他一下急了，伸手给了女孩一个耳光……

今天，李春平已经记不清那天的冲突是如何结束的了。他只记得，几天后，这位男青年，又趁他不在病房的时候，从他的病床枕下，翻出了女孩给他的信。

他一发现这件事，为了避祸，当天就出院了。

几天后，李春平接到了这位男青年的电话，约他当晚10点到动物园见面。

李春平一听就明白了。他马上让人把情况告诉跟他最“铁”的一个发小，也是他的崇拜者，叫高纬林。高纬林召集了约10个小哥们儿，护送李春平到了动物园的正门前。对方开着一辆“吉姆”来的，也来了七八个人。李春平想不到，女孩也被那男青年带来了。

这是1978年的大年三十夜，家家户户都在欢宴和笑声中送旧迎新，除岁的爆竹响彻了整个北京城。而李春平，却带着一帮弟兄，为了一个女孩，准备投入一场格斗。

他其实不想打。事先他已和弟兄们说好了：对方不动手，他们绝不动手。可男青年走过来，一句话没说，就给了李春平的脸一拳。一场乱架就这么打开了。李春平这拨把那位男青年打伤了，也被对方打伤了两个人。

从这场架一开始，女孩就用自己的身子死死护着李春平，一边拼命地喊：“别打了！别打了！”她被吓坏了，直到打架的人都跑了，还紧紧拽着李春平不松手。高纬林急得一脚把她踢开，和另一个小哥们儿架起李春平就跑，可还是被闻讯赶来的民兵联防队员抓住了，送进了局子。他们被捆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从半昏迷中清醒过来，李春平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女孩的安危。他强张开流血的嘴，问高纬林：“她怎么样了？”

但他从女孩的心中消失了。

在他为她接受劳教，被开除了党籍和厂籍的日子里，她没有去看过他。从劳教农场回到北京，他给她打过电话，她已经不认识他了。

他曾经怨恨过她，像怨恨所有那些在他穷途末路，最需要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时候远离他、抛弃他的人一样，虽然他理解在那个“文革”结束未久，中国还被“极左”思想和种种清规戒律禁锢的年代，远离和抛弃他的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客观原因。后来他为改变自己命运所做的种种努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远离和抛弃。但是，当今天，当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往事，怨恨消散了，留下的仅仅是忆念。

他告诉熟人，他愿意见她。

她是在一位女友的陪同下，来到李春平的办公室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她还像当年那样苗条，那样白皙，却不再像当年那样热情和快乐。她坐在李春平的对面，似乎有一点拘谨，有一点不安。

李春平问起分手后她27年来的生活。让李春平没有想到的是，她至今还是独身。是为了青春时代那场短暂却是热烈的爱情所付出的代价吗？

李春平对当年的护士女孩讲了这样一番话：不要认为他容不得别人的伤害。今天他最渴求的，只是人的理解。对她，他早就不再有半点怨恨。在她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她随时可以来找他。为了那段短暂的恋情，他感谢她，像感谢当他在

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时候，所有那些爱过他、给了他生活的欢乐和希望的女孩一样。

他祝福她早日恢复健康。

他的残疾朋友还像当年一样，亲昵而随意地直呼着他的名字

当年的护士女孩的到来，把李春平的心，又一次带回到多蹇的青春时代。他滋生出了一个强烈的欲望：去看望一回当年的老朋友们。2005年3月的一天，他回到了甘家口8号院。

那些用红砖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砌起来的楼房，更加暗淡了。楼下那些20多年前没有的店铺，用它们五颜六色的标牌，给这个大院带来些许时代的色彩。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光裸着枝桠，在初春的寒风中微微抖颤着。就在这些树下，当年的李春平，常常用三块砖头支起一个锅，用捡来的干树枝当燃料，熬给自己治肝炎的中药。

那时候，他，一个“保外就医”的人，没有户口，没有经济来源。他用别人家扔掉的没烧透的蜂窝煤做饭，用菜市场没人要的菜帮佐餐。在粮、油、副食等绝大多数生活用品都凭票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大院里好心的街坊邻居，从自己的牙缝里省出来，这家给他一碗米，那家给他二两油，帮助他捱过贫病交困的日子。

他对自己当年居住的小屋送去一个注目礼。1991年，当他安葬完妻子，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间小屋。一个人，静静地在沙发上从下午坐到黄昏。这一个下午他想到了许多往事，酸楚，感奋，失落，慰藉，种种滋味堆聚在心头，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了悲伤。

他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也在这间小屋里开始他传奇的异国婚恋。他从这间小屋走出国门，开始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这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他太多的回忆———太多的人情冷暖，太多的爱和怨，太多的幻想，太多的痛苦和欢乐。

他穿过错落的房屋走向老居委会主任边英住的楼。“边姨！边姨！”还在屋外，他就大声地叫起来，一如当年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小青年的时候。

从老居委会主任家出来，他推开了院里誊印社的门。这个誊印社，原来叫描图社，是当年甘家口居委会为了解决街道残疾青年的就业问题，办起来的，一直坚持到今天。当年，李春平常常来到这里，和这些残疾青年，以及管理他们的居委会叔叔阿姨聊天。在寒冷的冬天，这所小小的简易房里，有可以让李春平取暖的炉火，还有温暖的人情———这里没有人歧视他。

“春平！”一个坐在桌后穿红衣服的架拐的中年妇女，一下认出了他，高兴地大叫。

几位当年的残疾朋友，听到李春平来的消息，陆续聚拢到了车间里。

一张木板搭的印刷台占据了这个小车间的大部分地方。两只已经开始摇晃的旧方凳，靠墙立着。屋里充满了呛鼻的氨水味。为了通风，窗户敞开着。3月的风吹进屋里，还带着深深的寒意。

李春平，穿着从秀水街买来的深蓝色的休闲裤，一件薄薄的深灰色外套，一双黑色的老头棉鞋，坐在一个木箱上，和坐在自己豪宅里宽大柔软的沙发里一样惬意。他不在意氨水的气味，也不在意冷风的吹袭，一坐，就坐了一个多小时。

还像当年一样，他的残疾朋友，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聊着天。当今天，沙龙里他的新朋友，都恭敬地称呼他“李先生”的时候，他的这些残疾朋友，还像当年一样，亲昵而随意地直呼着他的名字。他们谈起了许多往事：当中国人刚从中山装

和“一字领”的蓝灰色解放出来，李春平和他们一起讨论：牛仔裤的裤腿，究竟是直筒还是小喇叭更加时尚？当他们中的小李，第一个走进婚姻的殿堂，李春平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插一面红纸做的小旗，带着描图社的一干兄弟姐妹去参加婚礼，放光了好几十挂爆竹，喝光了好几箱啤酒……

李春平只是含笑听着。他的心里，荡漾着感动的涟漪。当年，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人在他身边。而现在他富有了，这些人没有一个给他打过电话，要求帮助。

告别了甘家口8号院，坐在新买的奔驰旅行车里，李春平觉得自己的心，轻快了。

甘家口8号院是他的一场生命，美国是他的又一场生命。美国给予了他帮助社会的财力，甘家口8号院让他懂得了善待他人和知恩图报。为了今天那些还像他当年一样生活在艰难中的善良的人民，他也要把慈善事业进行下去。

车载CD机，又一次放出了他最喜欢的一首老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