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发展

?财政学发展: 历史成就和未来取向

时间：2013-06-27来源：经济与管理评论作者：郝书辰编辑：XL

?［摘要］作为经济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财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纵观财政学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着财政学的发展。基于对财政学发展史的认识，财政学未来取向主要体现在: 研究对象应从宏观主体政府扩展到微观主体个人，研究目的应从提供公共产品转变到满足公共需要，研究内容也应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应进一步融会贯通。

［关键词］传统财政学; 现代财政学; 历史成就; 未来取向

一、引言

作为经济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财政学历来受到社会实践部门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自斯密于18 世纪中期为财政学搭建了基本框架后，在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的交互推动下，财政学一步步走向辉煌。然而，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伴随着其他一些经济学科研究领域向财政学的渗透以及财政学科内在学科名称如“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之间的争论，国内外财政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对财政学的发展与未来产生了担忧以至于

一些学者提出了“财政学的出路在哪里”和“中国的财政学向何处去”等问题。而如何回答财政学的去处或出路也就成为当前财政学者特别是财政学理论工

作者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相信大多数财政学者心里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毕竟对一个事物的发展进行预测是一件困难的事，何况是对一门研究学问了。然而，还是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做了一些工作，如张文春于2005 年专门对全球部分大学从事财政学教学和研究的经济学家进行

了网络调查，并梳理了这些学者对财政学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这些经济学家包括马斯格雷夫、罗森、波特巴和费尔德斯坦等。在此，笔者也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做一些尝试，不奢望能完整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求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实际上，无论是财政学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还是未来的发展取向，都是要靠财政理论工作者和政府实践部门点点滴滴的工作所推动的。

我们要对财政学未来发展方向进行科学前瞻，离不开对其过去演化轨迹的充分认识，离不开对财政学史发展脉络的完全把握。因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作为一门科学更是如此。要展望财政学发展的未来，必须全面了解和把握它的发展历程。从历史上来看，财政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故历史比较久远; 而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还是近现代的事情，尽管零星的财政思想与财政活动的产生一样源远流长。因此，我们在此对财政学的总结也是基于近现代财政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之后。

二、财政学由传统走向现代

对于西方财政学发展史而言，学者们经常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传统财政学起源于18 世纪中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斯密从经济学的角度所强调的自由状态下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增进社会公

共利益的论断，使得当时经济学者们普遍相信“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神奇作用，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从而逐渐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并持续到20 世纪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该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对于税收的研究而忽视对政府支出的研究，税收原理在财政学理论体系中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而政府支出主要用于维持政府部门本身的运转。其主要代表人除了斯密之外，还有马歇尔和庇古等。马歇尔的重要贡献在于在局部均衡分析中通过税收转嫁来说明了价格理论，并通过比较静态分析验证了不同税收对个人和企业所导致的效应; 而庇古则通过边际的方法分析了税收和补贴在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上的作用，其对依据个人能力来有差别地落实税收负担的认识直接为后来遗产税和累进税收制

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虽然盛行于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但该传统忽略了财政学研究的两块主要内容: 一是缺少对政府公共支出方面的分析，二是缺少对财政决策过程的分析。而起源于19世纪末的瑞典学派和奥意学派对弥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这两方面的缺陷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两派经济学者不仅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将公共部门和公共支出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而正是他们对政府公共支出及其经济影响研究的强调揭示了西方财政学“大陆”传统的开启和现代财政学的到来。该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维克塞尔、林达尔和布坎南等。维克塞尔的贡献在于对公共产品提供及其成本分摊的决策机制上提出了“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 其学生林达尔在将政府看作是一个公共无私中介人的基础上对“全体一致同意原则”进行了具体化和精确化，并将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和成本分摊中的作用界定为一个拍卖者和公正者; 而布坎南更是将

经济人假设也纳入到对政府公共部门的分析中，开创了公共选择理论，有效地分析了财政的决策过程。

虽然传统财政学下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现代财政学下的“大陆”传统都是侧重于对政府功能的研究，一是侧重于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分析，一是侧重于政府支出及财政决策程序的分析，二者只是着眼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思想交流上的阻隔及社会经济问题对理论需求的缺乏，这两个学派理论内容的融合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经过凯恩斯、萨缪尔森以及阿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直到20 世纪50 年代末，才由马斯格雷夫实现了对这两大传统的整合，并将财政学的研究重点从对融资以及货币、流动性和资本市场的重视转到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充分就业及物价稳定和增长问题的重视。为有别于两大传统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下的财政学，马斯格雷夫还首次提出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而正是这一概念的提出引致了财政学理论界特别

是中国学者对“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等学科关系的争论。

对于我国财政学发展史而言，真正将财政学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前的财政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学。新中国成立前财政学的发展，主要是讲授和传播西方财政学。这一阶段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几个历史时期，对西方财政学的传播也从仅限于常识层面到理论层面进而在民国时期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财政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下社会主义财政学向市场经济下西方财政学的回归。特别是，上世纪末，伴随着“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讨论在财政领域的继续和深化，“中国财政学向何处去”也开始发酵，许多学者都加入到如何对待计划经济下财政理论的讨论中，有学者强调要“发展”，有学者强调要“重构”，但多数学者认为中西财政学从分立走向融合应是一种必然。

考察国内外财政学的发展，包括其研究范围和领域的拓宽，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离不开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在历史上的耦合。从财政实践上看，政府职能和作用领域的转变为财政支出范围的拓宽提供了现实需要; 而从财政理论

上看，其内容的变化又为政府的政策调整指明了方向。二者相辅相成中促进财政学的发展，财政理论的发展充实了财政学的研究内容，而财政实践的发展则丰富了财政学的研究素材。财政理论与财政实践历史上的经典耦合莫过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的大碰撞，一个是政策实践，一个是理论创新，二者远隔大洋不谋而合，极大地推动了财政学的发展。直到现在，我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是根源于凯恩斯所开创的理论。

三、财政学发展成就

如前所述，财政学的发展是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共同推动的作用，随着社会财政问题的不断变化，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也不断变迁而趋于多元化，这也为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其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实际上，由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的转变本身就是财政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具体而言，现代财政学相对于传统财政学来说其特征或进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

研究内容的丰富，二是研究方法的改进。从研究内容来看，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的转变意味着研究内容从侧重于政府收入转向侧重于政府支出。伴随着这一过程，财政学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拓宽，研究内容逐渐丰富。从早期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古典分析无法解释非生产性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到19 世纪

70 年代边际革命中采用基于边际主义的新古典分析来阐述和解决财政问

题; 从基于功利主义视角而对收入分配和外部性问题进行福利分析，到基于决策程序民主化而对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局部均衡分析; 从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公

共产品供给分析，到公共选择模型下的政府失灵分析，每一次新理论的提出都是对财政学内容的极大丰富。这一点，我们从财政学教科书的变迁也能够看出，相比于几十甚至上百年前的财政学教科书内容，现在的财政学教科书内容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者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如前文所述，1959 年，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将之前各种各样的观点进行了整合并放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提出了财政三职能包括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稳定经济职能理论。这种三分法为制度环境下财政职能和工具的描述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方法，迅速为广大财政理论工作者所普遍接受，也使得财政学课程设置和结构安排上由分散逐渐趋向统一，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的发展。近期，从财政学名称的多样化趋势( 包括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转型财政学、发展财政学、民主财政学、民生财政学、行为财政学等) ，我们也可看出其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从侧重于政府公共部门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到侧重于政

府公共部门民生福祉供给的研究，从侧重于以转型国家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发展为研究目到以侧重于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以公共决策为研究目的。每一次财政学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拓展和延伸都丰富了财政学的内容，推动了财政学的发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传统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理论归纳法，通过对现实中的复杂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分析，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并将其应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现代财政学多采用演绎法，即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实际上，马斯格雷夫《财政学原理》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财政学研究内容上的整合，还体现在财政学研究方法的转变上。马斯格雷夫更多地采用了数字和图标来分析政府支出和税收对产出和价格所带来的影响。他所强调的是财政支出归宿和效率以及其所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而不同于以往财政学教科书仅限于对税收征收规制和税收管理问题的描述。研究方法的改进使得现代财政学研究比传统财政学研究更加生动、灵活和丰富多彩。近期，随着计算机和计量经济学软件的普及与推广，运用数理和计量工具进行经验分析逐渐成为现代财政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考察国内外知名经济学期刊，无论是财政学还是其他经济学科，实证分析法而不是规范分析法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总体趋势，而在实证分析法中，经验分析更是重中之重。

四、财政学的未来取向

财政学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应该说其研究框架已经相当完善。从研究主题到研究方法，从集中于政府收支行为本身的研究到政府收支政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从完全的文字性描述到图表与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财政学的理论体系越来越完善、内容越来越丰富、方法也越来越新颖。正是基于此，财政学上的任何创新和突破都显得异常艰难，这也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以，我们认为财政学的未来发展更多的是植根于财政学的过去而在边际上有所提升。尽管我们在此还不能明确回答财政学未来去向会是什么，但至少能从几方面回答财政学未来取向应该是什么。

( 一) 财政学研究对象应从宏观主体政府扩展到微观主体个人

对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大家一般认为应是社会三部门即政府、企业和个人中的宏观经济主体政府，很多社会实践工作者和一部分财政理论学者甚至还将财政简单定义为政府的收、支、管、平。实际上，不仅从财政活动和财政行为的终极服务对象来看，还是从政府公共部门进行决策的过程来看，财政学的研究对象至少还应包括微观经济主体个人。因为无论是财政支出的服务对还是财政支出的决策程序都离不开个人，财政服务的对象是人，满足的是人的需要; 财政的决策程序也是由人的行为和活动所决定的。所以，财政学的未来从研究对象上看不但要研究政府更要研究个人，要做到以人为根本; 不但要研究单个人的私人需要，更要研究群体人的公共需要。唯有此，才能更符合“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对财政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 二) 财政学研究目的应从提供公共产品转变到满足公共需要

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扩展意味着其研究目的也要进一步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强调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目的是规范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并将财政本质和国家分配作为财政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市场经济体制下，伴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我们强调财政学的目的是回答政府提供什么、如何提供这一类问题，并将公共产品作为财政学中最核心的概念; 而对于未来，我们认为财政学更应回答公众需要什么、如何满足这些需要这类问题，并将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学中最核心的概念。财政学核心概念的不同体现了政府到底是为提供公共产品而存在还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 实际上，公共产品并不等于公共需要和公共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手段和目的关系。过去我们的财政学恰恰将手段当作目的了，而未来的财政学需要改变这种观念。

( 三) 财政学不同理论内容在整合的基础上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我们知道，经济理论上的整合从穆勒到马歇尔再到萨缪尔森已历经了三次，每次整合都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科的发展。而财政学的整合大家公认的只有一次，主要是由马斯格雷夫来完成的，如前文所述，体现在其开创性地将财政学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与对收入分配以及宏观稳定与增长的研究整合在一起。然而，仅有的一次财政理论整合，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也已很难满足现实需要。原来很多财政内容逐渐被分离到其他如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甚至金融学等学科中去了，财政学所包含的内容不但没有得到拓展反而有所萎缩。因此，财政学的未来需要在保证现有研究领域不再丢失的基础上再重新找一些失去的空间，这就需要进一步扩大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 四) 财政学不同研究方法之间应进一步协调如前文所述，传统财政学

向现代财政学的转变之一体现在研究方法由归纳向演绎的转变。而近几年通过计量方法而进行的经验分析和数理分析在国内外研究中更是大行其道。实际上，演绎法和数理计量分析法都有各自的特点。一般来说，演绎法的运用需要研究者对现实有超乎寻常的洞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往往是为数不多的大家，一般学者通过这种分析方法很难取得显著成果，特别是对于研究范围和领域相对较窄的财政学来说; 而数理和计量分析方法相对来说比

较容易出一些成果但又很难有较大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未来分析财政问题时，对归纳、演绎、数理和计量等研究方法进行综合协调，以发挥这些研究方法的最大功效。

( 五) 财政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应进一步贯通应该说，财政学科本身是一个交叉学科，其许多研究领域介于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之间，特别是与政治学关系紧密。实际上，财政问题往深处看往往也是政治问题。并且，最早论述财政问题的也是政治学家: 早在《国富论》出版之前的二百年即1576 年，法国政治思想家波丹所著《共和国》就论述过财政问题，并认为为维护国家尊严、利益以及公共需要应适当取得财政收入，但也不可滥收滥支，应加强财政管理。而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财政收支、税收和公债的描述也是将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中，只是，斯密后的大部分学者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来研究财政。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获奖的理由是对公共选择方面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 user associations) 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从历史上看，也正是民众公共意识、民主意识和开放意识的增强倒逼着财政制度的改革和财政实践的发展; 而从现阶段来看，无论是国外财政强调让纳税人或选民满意还是国内财政强调民生支出，也是执政者政治上的考虑，而这会诱发财政理论和政学的前进。目前，虽然我国也有学者对财政学进行交叉研究，但主要还是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和法学界的学者在各自学科基础上以财政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因此，财政学的未来依赖于如何鼓励财政学者主动打破专业和学科壁垒，运用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