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分析

摘要：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

“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共同特征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

正文：

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形象，出现在当时诸多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中。虽然“多余人”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中，但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而这一类人物形象也在文学家的笔下越来越丰满。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到赫尔岑的《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尽管这些俄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个性气质和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空有抱负却没有用武之地，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使他们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不朽的“多余人”形象系列。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别林斯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奥涅金》可以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奥

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奥涅金的形象在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文学中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然而，奥涅金虽然集中了“多余人”的特征，但他“冷漠而懒散”的心灵在觉醒之后发生的新变化并未导致他性格的根本改变。他对上流社会憎恨也好，厌恶也好，但并没有脱离和抛弃。他从彼得堡来到乡下，也从没想过要过社会底层的生活。他归顺了空虚无聊的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也接纳了他。最后在小说结尾处奥涅金还是在彼得堡将军家的舞会现身了。因此，奥涅金还不足以是“多余人”，顶多是“多余人”的前身。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是一名富有、英俊、机敏、强健的贵族军官，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空虚伪善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生活消磨了他所有的奋斗热情。他把真诚和善良深藏在心底，而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因穿梭于高加索匪帮的枪林弹雨之中而倍感兴奋。在他的心里没有任何可珍惜的东西，包括生命。但他勇于自我剖析在梅丽公爵小姐面前坦露了自己，交待了自己精神幻灭的过程。毕巧林和奥涅金一样：都难以抵挡封建专制农奴制的巨大腐化作用，当他们上了年纪之后，便就成了平庸的地主老爷，归顺了上流社会。但毕巧林更胜奥涅金一筹，毕巧林有深刻的洞察力，能严厉地审视自己和批判环境。尽管毕巧林更有思想，有剖析能力，想与上流社会划清界限，却无力划清。虽然与“多余人”的形象更加接近，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

赫尔岑184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谁之罪》，主人公之一别里托夫是富家子弟，留学回国，本想干一番事业，却处处受阻，一事无成。而他在克鲁齐费斯基和柳芭卡的爱情中，却又无意成了多余人，使三人都陷入了痛苦，最后再度出国。别里托夫没想投靠社会下层，也不想与上层社会妥协，因此他选择了去国外逃避社会的现状。小说据此揭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的停滞、愚昧与专横，回答了造成他们悲剧的社会根源。所以别里托夫应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形象。

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也是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形象。罗亭是一名优秀的贵族青年，受过良好教育，善于辞令，他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罗亭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言语和行动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人们常称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这个评价需要推敲。他未必是“言语的巨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他不可能与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卢梭、康德、歌德等相提并论，他只不过是在俄国发表了一些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启蒙思想，充其量可以说是西欧思想在俄国的传播者。他也未必是“行动的矮子”。他勇于向周围的人阐述自己的反封建反专制的先进思想，他也勇于行动，只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他起初帮助一个地主在领地里实行改革，后来打算疏通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最后当了一名教员，想进行教育改革，但这一切

都完完全全的失败了。在专制农奴制的俄国社会，他的灿烂的思想和卓越的才华毫无施展之处，他无法与这个压迫人的社会妥协，也无法与思想和视野闭塞的普通民众沟通。他游荡在社会各阶层之外，找不到自己的灵魂、精力、才智的方向，迷惘、困顿。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只是一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如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尽管他“有黄金般的心灵”，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他从小有农奴服侍，吃穿不用自己动手。他懒惰成性，精神极度空虚，极端无能，不能思考任何实际问题和处理任何日常事物，哪怕贵族少女的爱情也不能使他振作起来，最终还是缩到平静的安乐窝里去。这个“多余人”形象表明，到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二阶段，以往的先进贵族已经丧失任何作用，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了，这反映了俄国贵族阶级革命性的终结。

结语：

“多余人”之所以会“多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知识分子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是令人惋惜的。这些典型形象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却有其相同的特征，通过这个典型形象我们也看到专制农奴制对人性的压制与迫害，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了专制农奴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应该指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系列，如果说他们因社会的黑暗和个人方面的种种弱点无法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而成为社会的“多余”，那么恰恰是他们在理想幻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奋争和反抗精神，以及所体验的苦闷、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等种种思想情绪，对社会后世是一份优秀的遗产。

参考文献：

（1）《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

（2）《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新思考》（《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3）《罗亭》（屠格涅夫著，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