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为语言哲学之延续_二十九论语言的体认性_王寅
尼式革命，乔姆斯
m b o d i e d
“历史比
“言语、
“语
“关门打语言”的”转向，这便是结构为代表的TG学派发动了另一场语言学革命，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索氏的“共时、关门”的立场，且融入了“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等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结构主义（包括描写主义）仅关注语言内部结构和要素关系，忽视了“语言来自哪里”这一语言学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随着科学主义、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的进步和发展，他紧跟时代的步伐，从“结构”转向“心智”，从“描写”移至“解释”，大力倡导从人类心智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成因，且别出心裁地将句法独立出来进行形式化研究，为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20世纪末CL登场，发动了一场对乔姆斯基革命的革命。EP和CL在西方的经验论、逻实论、外在论等哲学理论的影响下，针对乔氏上述基本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体验观、差异观、依存观、整体观，非形式化”的全新理念，认为语言绝非天赋的能力，而是后天通过人与现实互动体验习得的；不存在什么普遍语法，而是各语言自有特征；语言和句法绝非自
存在（物质、世界、感性）”与“思维（人、理性、语言）”之间
EP）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CL）同样也沿袭了这一语“现实——认知——语言”便是见证。据此，我们一是西方语言哲学的延续，也是中国后语哲的主要内容之一。
“现－认－语”核心原则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382(2013)01-0018-08
治，而是紧密依附于其他认知能力；音位、语义、句法是互相交融的整体，不可被切分为不同模块；形式化不适用于语言研究。
随着哲学上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第四转向（王寅，2012），CL站在时代前沿，吸收了其中很多基本观点（如人本性、不确定性、原型范畴论等），提出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建设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语言学、语言哲学的认识，它既代表着当今国内外的主流语言学派①，也是哲学第四转向和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钱冠连先生倡导的“中国后语言哲学”输送了新鲜血液。
2 三场革命与语言哲学
索绪尔与早期语言哲学家同处一个年代，两者的基本思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提出的：（1）关门打语言的系统内部论；（2）语言具有先在性，语言使思想出场；（3）语言非工具论；（4）整体性同构关系等，都对那个时代的语言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或者是语言哲学家的观点影响到了索氏（笔者另文详述）。在Volosinov（1973）的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 anguage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Lecercle（2006）的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 anguage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都详细论述了索氏的语哲观，前者还将他冠为“语哲第二思潮的重要代表”。江怡所列述的语哲研究三大对象：（1）形式；（2）语言；（3）分析，在索氏理论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陈嘉映（2003）在他的《语言哲学》中专辟第五章论述了索氏的语言哲学观。笔者（2001：7）12年前就认为，索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为分析哲学（即语言哲学，简称“语哲”），或者说，现代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促动了语哲的形成和发展。
乔姆斯基不仅是个语言学家，他还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哲学家，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天赋论、“普遍语法”、“心智分析”等都曾是重要的哲学命题。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在逻实论和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若干语言哲学家建构了形式主义语义学，而乔氏另辟蹊径，沿着索氏的“关门”思路，开创了“关门打句法”的新策略，且大力倡导形式化句法分析的思路，企图用几个简单的公式（短语结构、转写公式）来解释全人类语言的来源问题，这是何等的智慧！陈嘉映（2003）在论著中辟第十三章专论乔氏语哲思想。他所提出的“表层结构vs 深层结构”明显打上了罗素的“表层句法结构vs
深层逻辑结构”的烙印。
雷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1999）在批判西方流行两千多年的客观主义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客观主义”的EP，主要包含三条基本原则：（1）心智的体验性；（2）认知的无意识性；（3）思维的隐喻性，它们充分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思想。基于其上形成的C L大力倡导从人类的十数种基本认识方式 [ 互动体验、意象图式、原型范畴、概念化、认知模型（CM、ICM、ECM、心智空间）、识解（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概念整合、关联、隐转喻等 ] 来统一分析隐藏于语言背后的形成机制，又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引领着21世纪语言研究的潮流。CL认为，人类的语言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笔者拟将其概括为“现实 —— 认知 —— 语言”这一核心原则。上述提到的20世纪语言学三场革命，正是这一原则的渐进式发展（图1）：
语言：索氏 认知—— 语言：乔氏现实——认知——语言：C L 图1
索氏聚焦于语言系统本身，只关注该原则最右
端的“语言”要素；乔氏倡导从心智角度解释语言成因，在索氏的基础上增添了“认知”要素，重点研究该原则中认知和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认为它们都具有天赋性；CL针对天赋性提出了体验性，在这两者的左方又增加了一个“现实”要素。可见，CL这一核心原则正代表着20世界三场语言学革命的基本发展脉络，体现出语言理论研究中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刻，它不仅回答了乔氏“语言来自何处”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涉及西方（语言）哲学中的重大课题。
3 CL核心原则之哲学解读
3.1 与哲学三转向的关系
只要稍加思考，不难发现该核心原则中的三个要素分别对应于西方哲学中的三个转向：毕因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其中，“现实”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家及以降学者追寻存在的实在性；“认知”涉及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关注存在的认识性；“语言”则对应于现代的语言论转向，聚焦于存在的表达性。这足以可见，EP和CL涉及西方哲学中的很多重内容，真可谓“融三转向于一身”。
我们还可从雷可夫和约翰逊1999年专著的书名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体验哲学——体验性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见其一斑，EP深刻反思和严厉批评了西方传统哲学，这也足以可见，要能深刻理解EP和CL，就必须对西方哲学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3.2 与哲学中两大阵营的关系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可大致划分为两大阵营：感性论（约等于唯物主义）和理性论（约等于唯心主义）。前者更加关注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主要从人类的感知角度认识和理解世界，如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的唯名论者等；近代的培根、霍布斯、洛克等认识论者；现代的逻实论者、行为主义者等语哲论者。后者更加关注人类的理性思维，主要从人类的认知和意识角度来认知和理解世界，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中世纪的唯实论者等；近代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认识论者；现代的柏格森、胡塞尔、乔姆斯基等新理性主义者。这两大阵营正体现于CL核心原则的前两个要素“现实”和“认知”。
笔者（2007：39）曾将西方哲学竖切一刀为二：感性论vs理性论，横切二刀为三：毕因论、认识论、语言论，这样便可大致了解西方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达到“心中有数，纲举目张”的目的，不至于学了一阵子西方哲学还稀里糊涂，不得要领（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这一从竖、横两个方向做出的分类，都分别与从两个不同维度理解CL核心原则有关，前者的二分正反映出“现实vs认知”两要素；后者的三分正对应于“现实、认知、语言”这三个要素。
3.3 三要素关系的哲学解读
现简述这三个要素的两两关系。
（1）上文亦已简述了“现实vs认知”正体现了西方哲学中的“感性vs理性”的关系。
（2）“现实vs语言”的关系正是语言哲学中逻实论者（形式语义学者）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传统的语义指称论就是建立在这两者之间关系上的，该理论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就在于其所指对象，或其与对象的关系上。正如摘要中所指出的：哲学聚焦于“存在vs思维（按照我国哲学教材，若认为是前者决定后者则为唯物主义；若认为是后者决定前者则为唯心主义）”。语哲即为“通过语言分析重铸这一哲学
老问题（Baghramian ，1998：xxx）”。由于
“存在”可包括：物、现实、世界、感性“思维”可包括：人、精神、语言、理性因此“人与世界、世界与语言”的关系自然就成为语哲的焦点，传统指称论正与这一思路相吻合。CL核心原则认为，“现实vs语言”不是直接相连的，两者必须经过人的认知加工，是人在使用语言符号来指称世界，这就是中间的“认知”要素，它阻断了现实与语言的直接联系。人类的语言和知识都是认知加工的结果，若无人的语用参与，何来的语言和知识，这与斯特劳森（Strawson，1950）、林斯基（Linsky，1963）、唐纳兰（Donnellan，1966）等日常语言学家的观点相同。
（3）“认知 vs语言”的关系正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TG学派所关注的主要内容。正如上文所述，乔氏一反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包括描写主义），不能仅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而应当从心智角度论述语言的成因。CL接受了乔氏这一研究取向，继续从认知角度揭示隐藏于语言表达背后的心智机制，阐述语言的象似性（即理据性）。
3.4 与弗莱格语义三角的关系
我们知道，弗莱格（1892）为消解传统指称论之缺陷，在词语与对象之间增加了“涵义（sense）”这一中介，认为它们不是直接相连的，语符是通过涵义指向对象的，这显然是密尔（Mill ，1843）“内涵决定外延”观点的翻版。奥格登和理查兹（Ogden & Richards，1923：11）将这一思想概括为“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但雷可夫和约翰逊（1999：468）认为，弗莱格依旧遵循着客观主义哲学，且为语言哲学带了一个坏头，他所认为的“涵义”，仍旧是外部对象的镜像反映，代表事物的本质特征。我们（2011）根据EP 将语义三角的顶点（sense）下拉，彻底阻断“现实”与“语言”之间的联系，将客观镜像的“sense ”修改为具有主客二性的“认知”，便可看出CL核心原则与语义三角之间的紧密关系（王寅，2011）（图2）：
图2
现实认知
语言
显而易见，该原则是在反思弗莱格语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也足以证明，它本身就是语言哲学的一个新发展。
3.5 三要素的决定与影响作用
（1）从左向右为“决定作用”：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语言和知识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这是唯物观的基本原理。
（2）从右向左为“影响作用”：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影响现实。前半句与“弱式语言世界观”相吻合；后半句与辩证法相一致，即人们一旦获得正确的认识，掌握正确的方法，就可改变世界。
CL核心原则中的“现实”部分可包括：人类身体和物理空间②；“认知”部分可包括：思维、精神和心智。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这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笔者拟将其称为“体验一元论（Embodied Monism）”，即“身”和“心”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它们具有相互作用、影响和转化的关系，且以“身体体验”为先。
4 语言是知识的储存库
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就彻底与动物分道扬镳了，人们凭借语言可以自由交流思想、储存知识。凡是我们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才是人类所了解的知识；凡是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未知领域。这就是维特根斯坦（1922：§5.6）的那句名言，“我的语言界限就意味着我知识的界限”。笔者又沿着这句话补充了两句：
人类的知识在语言的边界处封闭而封闭；人类的知识在语言的边界处开放而开放。既然“语言”代表着人类的全部知识，那么研究语言就必然要涉及人类的知识，自然也包括哲学问题，因此，语言学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哲学问题。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西方哲学史便可见，大多数哲学家都谈到了语言问题，且以其为出发点展开哲学研究，如所谓的“ontology ”中的“on（t）-”，就相当于英语的be，研究语言中being的学问就是哲学界所说的“本体论”。由于ontology在汉语中有多种翻译（本体论、存在论、有论、是论），笔者（2008）基于读音兼顾意义的方法将其译为“毕因论”，现已被很多学者所接受，可避免学界无谓的争论。
C L核心原则右端的“语言”，实际上也代表了人类的“知识库”，因此该原则也可用以解释认识论所关注的“人类真知来自何处”的
问题。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中，对“人类知识来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经验论（empiricism）认为知识来自于感性；理性论（rationalism）则认为感性不可靠，须由理性作出仲裁，从而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论。语言论转向之后，很多哲学家通过语言分析不仅消解了毕因论中传统形而上学中似是而非的命题，同时也回答了认识论关于知识来源的问题。
EP和CL也是沿着这条沟辙行进的，该核心原则也可用以解释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
5 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
弗莱格（F r e g e ，1892）首先将密尔（1843）“内涵决定外延论”运用到语言分析之中，剖析了the Morning Star（晨星）和 the Evening Star（暮星）这两个名称的内涵，以其来解决语义指称论这一重大哲学命题遗留下来的问题。他认为词语意义不是直接来自所指对象，而是经过“涵义”指向“对象”。这两个词语虽然同指，但其内涵意义不同，因此不具有同一性，不可随便替代。如我们只能在早晨说“见到了晨星”，此时不能用“暮星”。他通过这一分析还发现了两种不同的“等同（sameness，identity）”：分析性等同（a=a）和综合性等同（a=b），进一步深化了康德对这一哲学命题的论述。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22）认为，词语的内涵义可用“图画论”做出合理解读（相当于当今C L所说的“心智意象”）。他还深入分析了语言中诸如“和（and）、或（or）、不（not）、假如（if）”等连接性词语所起到的“合取（∧）、析取（∨）、否定（~）、蕴涵（→）”等逻辑功能，依靠它们就可将“原子命题”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分子命题”，其真值可由逻辑学中的“逻辑真值表”来保证，基于此建构了命题演算和逻辑原子论（cf王寅，2001：118）。他（1953）后来还通过分析game所包括的指称对象，发现该范畴成员的数量难以确定，即其边界是模糊的，且内部成员的地位不相等，进而挑战了流行2 000多年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二值逻辑”。他基于此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相似性”，美国心理学家罗丝（Rosch，1973；1975）后来将其发展为“原型范畴理论”，成为批判亚里士多德传统范畴论的重要理论武器。这也是EP和CL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塔尔斯基（Tarski，1931）通过分析语句“Snow is white ”is true if and only if snow is
white，提出了一种新的形式语义理论——真值条件论，认为这才是语句的内涵义。戴维森（Davidson，1967）又将其扩展到自然语言的意义解释之中。这样，一切语句（包括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意义的总公式可被表述为：
S is true iff P.
维也纳学派的重要代表卡尔纳普（Carnap，1947）根据bachelor的分析意义归纳出语言中一切同义词的总公式（式中B=bachelor，U=unmarried）：
x［B（x） → U（x）］（其中的B和U 可根据具体情况替换）
一切反义词的总公式为（~M ＝n o t married）：
x［B（x） → ~M（x）］（B与M为反义关系，这两个未知数可根据具体词语替换）
罗素（Russell，1903；1905）分析了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中的下画线主词部分，发现了这一限定摹状语（Definite D e s c r i p t i o n，简称D D）与专名（P r o p e r Name，简称PN）“Louis 14”之间的差异，提出了化解空名的逻辑分析方法：将其分析为三个深层逻辑式（又叫：量化一般陈述），通过合取逻辑式的真假值来揭示其是否实存，参见Lycan（1999：16）、陈嘉映（2003：126）、陈波（2005：165）、江怡（2009：93）、王路（2009：41）。这一分析方法被学界誉为“分析哲学的典范”（Ramsey，1931：
263）。正是这一重要区别使得罗素发现，语法形式可能会掩盖命题的逻辑形式，若区分出“PN vs DD ”、“语法形式vs逻辑形式”，就可有效地解决指称论留下的这类难题，因为尽管PN 和DD同指，但它们的用法不同，内涵意义也不相等，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相互替代的。
罗素还据此进一步指出了人类知识的两大来源问题：PN可被亲知（acquaintance），为“直接知识”；而DD为一种摹状描写，为“间接知识”。他通过语言分析寻求到传统认识论（关注真知来自何处）的新解决方案，难怪当他想通这一问题后，高兴得把刚买到手的烟抛向天空。他（1956，苑莉均译，1996：50）在1905年《论指称》一文中指出，“尽管所有的思维都不得不始于亲知，但思维能够思考关于我们没有亲知的许多事物”。人类有了“实践”和“思维”这两种基本能力，基于它们形成了两大类对应的知识：“实践”直接导致“亲知性知识”；“思维”可对“实践和思维”本身进行思考，摹状描写了亲知性知识。而且这两类知识还可以互相转换，如“亚里士多德”此人已经去世2 300多年，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亲知他了，只能将其还原为诸如“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形而上学》的作者”等摹状语（或逻辑原子）来认识他。这样，罗素巧妙地通过语言分析解释了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实属高明，其深邃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现笔者将罗素的基本观点概括如下：
亲知知识——命名功能——专 名：简单符号、直指个体，完全（=饱和）符号描述知识——描述功能——摹状语：复合符号、间接指称，饱和或不饱和符号
C L的核心原则也有同样的解释功能。正如上文所述，一切知识都是以语言的形式储存的，当我们把该原则最右端的“语言”换成“知识”时就可发现，它也能同样演绎出罗素的观点，即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前者属于亲知性的直接知识，后者属于思维性的间接知识，该核心原则同样能解释认识论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笔者据上述第3.5节所述还认为，“体认观”中的“体验”与“认知”这两项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还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既可以从体验升华为认知，且认知也能转化为体验（即实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感性”无限循环的学习过程。因此罗素所论述的PN与DD之间的关系不仅“前者是后者的缩略形式，后者是前者的扩展形式”，而且还可用以论述人类两种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
上文提到的不可亲知的PN可通过DD来了解之外，即“可通过摹状描述来认识对象”之外，还可先通过一个摹状描述来大致了解某对象，然后再去亲知它，如在去某处实地考察或旅游之前可先阅读相关文字介绍，在获得摹状性间接知识之后再去亲自观看。我们还可同时获得两类知识，如在实地场景面对某对象听人介绍相关情况，既可直接亲知它，也可耳闻对其作出摹状性介绍。
毛泽东同志（1937）在《实践论》中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这与罗素上述通过语言分析得出的“亲自知识vs描述知识”是相通的，基于
体验哲学建立起来的CL核心原则所持的认识论立场与他们的观点相同。
6 哲学的第四转向
自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涌动着一股后现代主义的幽灵，迅速游荡、变动扩张、四处蔓延、怪诞多变、泛滥流行，逐步汇集成一种哲学新潮，波及世界各地和各领域，详见曾志（2001）、张汝伦（2003）、王治河（2006）、高宣扬（2010）、赵一凡（2007）等。笔者（2012）在波普尔三个转向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转向”，其主要特征为：反传统、反基础、非理性、去中心化、多元论等，彻底反思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科学理性之弊端，大力主张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真正彰显新时代的人本精神。
但由于后现代哲学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各种观点标新立异，很不统一。为便于论述，笔者权且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1）人本性与批判性（代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霍克海姆、哈贝马斯等）；
（2）破坏性与解构性（代表：德里达、拉康、萨特、福柯、利奥塔等）；
（3）建设性与体认性（代表：柯布、罗蒂、格里芬、雷可夫和约翰逊、中国后语哲）。我们认为，EP和CL既可视为哲学第四转向的产物，同时也进一步充实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内容和方法。正如上文所述，EP和CL 是对索氏和乔氏语言学革命的革命，严厉批判了他们的客观主义形而上哲学倾向，颠覆其“关门打语言”的策略，这本身就是一种反传统的批判性活动。再如它所接受和倡导的“体验人本性、原型范畴理论、互动建构论、识解多元论、语义模糊性、语言差异性、隐喻认知论、创新性结构、整合性原则”等新的研究思路，都具有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主要特征。再结合上文的分析，便可证明我们将EP和CL视为“后现代第四转向”的产物，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且，只有从哲学的“语言论第三转向”和“后现代第四转向”的角度来深刻认识EP 和CL，才能真正理解其深远的历史功绩，掌握其学术之真谛。
钱冠连先生（2007）倡导的“中国后语言哲学”也可划归为建设性后现代之列，既为中国外语界同行指出了一条全新的研究方向，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世界范围的（语言）哲学内容。中国强大了，我们自当
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决心，也应当积极投身到世界学术大舞台的对话之中，为全人类的学术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7 结语
我们近十几年一直在尝试运用EP和CL的“体认观”来解释语言，其中既有“体验”，也有“认知”，围绕这一主题共发表了20多篇论文。近来通过深入学习罗素的摹状论及其西方语言哲学理论，发现该原则同样也可用来解释人类知识的两大来源，这也是我们为何坚持将EP和CL视为语言哲学和哲学第四转向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延续的原因之一（王寅，2012），同时也为钱冠连先生倡导的中国后语言哲学增添了新的分支内容。 注释
① 功能语言学(FL)与CL 在很多基本观点上是一
致的, 这就是为何常将当代语言学划分为两大阵营“认知功能vs 形式主义”的原因。② 这也是C L 为何要从体验角度深入研究表示
空间关系的介词，以此入手来研究语言的原因。学界素有如下说法: 没有一个学派研究连接词语的成就超过系统功能语言学，因为语篇连贯是其主攻对象。没有一个学派研究介词的成就超过CL, 因为人类认知之初来自身体与空间的互动。
参考文献
[1] B aghramian, M.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London: J. M. Dent, 1998. [2] C arnap, R. Meaning and Necessit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7.[3] C 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M]. The
Hague: Mouton, 1957.
[4] C 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5.[5] D avidson, D. Truth and meaning [J]. Syntheses ,
1967(17): 304-323.
[6] D onnellan, K. Reference and de ? nite descriptions
[J]. Philosophical Review , 1966(75): 281-304.[7] F rege, Gottlob. On sense and nominatum(1892)
[A]. Black, M. & Greach. P. T ranslation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2.
[8] L 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9] L 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10] L ecercle, J. J. A Marxist Philosopy of Language
[M]. Translated by Elliott, G. Leiden: Brill,
2006.
[11] L insky, L. Reference and referents[A]. Caton,
C. Philosophy and Ordinary Language [C].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12] L ycan, W. G.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13] M ill, J.S.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1843)[M]. 严复译. 穆勒名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4] O gden, C. K. & Richards, I. A.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3.
[15] R amsey, F. P.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and Other Logical Essays [M]. London: Kegan
Paul, 1931.
[16] R osch, E.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 [A]. Moore, T. E.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3.
[17] R osch, E. & C. B. Mervis.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5(7).
[18] R ussell, B.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M].
CUP., 1903.
[19] R ussell, B. On denoting(1905)[A]. Marsh, R.
Logic and Knowledge [C]. London: Allen &
Unwin, 1956.
[20] R ussell, B. Logic and Knowledge: Essays
1901-1950(1956) [C]. 苑莉均译. 逻辑与知识
(1901—1950年论文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1996.
[21] S 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6)[M].Translated by Baskin, W. London:
Peter Owen Ltd., 1959.
[22] S trawson, P. E. On referring [J]. Mid,1950(59):
320-344.
[23] T arski, A.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1931)
[A]. Baghramian, M.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London: J.M.Dent, 1998. [24] V olosinov, V. N. 1930. Trans. By Matejka, L.
& Titunik, I. R.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25] W 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22) [M]. 贺绍甲译. 逻辑哲学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26] W i t t g e n s t e i n,L.P h i l o s o p h i c a l
Investigation(1953) [M]. 李步楼译. 哲学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7] 陈波. 逻辑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8] 陈嘉映. 语言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3.
[29] 高宣扬. 后现代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0.
[30] 江怡. 分析哲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9.
[31] 毛泽东. 实践论 [A].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2] 钱冠连. 西语哲在中国: 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
[J]. 外语学刊, 2007(1): 5-14.
[33] 王路. 走进分析哲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9.
[34] 王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 [M]. 上海: 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5]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 82-89.
[36] 王寅. 认知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07.
[37] 王寅. 语言学新增长点思考之二: 语言与哲学
的交织对我们的启发——古希腊哲学家论语
言 [J]. 中国外语, 2008(1): 27-32 .
[38] 王寅. 意义的二元观、涵义观和体认观——
基于体验哲学的“一物多名”新解 [J]. 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5): 1-6.
[39] 王寅. 哲学的第四转向: 后现代主义 [J]. 外国
语文, 2012(2): 9-15.
[40] 王治河.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1] 赵一凡. 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
达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42] 张汝伦.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 [M].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3.
[43] 曾志. 西方哲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1.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29th Paper
on Embodied Cognition of Language Abstract: Philosophy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istence (material, w o r l d, p e r c e p t i o n) a n d t h o u g h t (h u m a n, rationality, language); thu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aimed at the recasting of age-ol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by means of linguistic analysis. Idealist philosophers of language headed by Frege, Wittgenstein, Tarski, Russell, Vienna Circle etc. have solved many philosophical key proble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words and sentences, thus forming the Third 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y. We think that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ed on Embodied Philosophy has also followed this traditional trend, which can be
proved by its kernel principle “Reality-Cognition-Language”. Therefore we have adhered for long to the idea that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re the continu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one of the main parts for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a as well.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mbodied Philosop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rnel principle “Reality-Cognition-Language”
言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性质的认识，也就会涉及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规律，这就是哲学认识论的根本规律；就其对这个问题的切入来说，就会涉及研究者是否把握住最核心的哲学方法论，即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方法论。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的自觉，就是要在研读语言学经典著作时十分注意经典作家是否或如何合理地切合或不断地逼近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使自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把力争这三者的相统一成为自己的自觉，成为自己语言学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尺。
现在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些语言学著作写得极为精密细致，就具体方法来说，语言分析的框架、范畴、步骤设计得十分详尽，非常方便我们的学习、应用，这本来是大好事；但是假如我们的学习者没有摆脱朴素实在论和直观反映论的经验思维的影响，不是从这些论述中领会他们理论思维的核心价值，其实并没有弄清有关的框架、范畴、步骤背后的理论背景，或者认为只是机械套用有关的图表，就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得到的只是皮毛。例如，熟悉认知语言学的学者都知道，G. Fauconnier 提出了有名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 ） 理论，并且给出了一个现在已应用甚广的心理空间合成图：
(上接扉页)
“心理空间”对应的是“可能世界”（p o s s i b l e w o r l d s ）；心理空间并不表征实在 （reality ）的空间，而只是大脑里的一个理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Fauconnier ，1994：240），这就牵涉语言活动的心理过程，以对语言活动中的心智过程作出解释。但如果研究时只把它作为一条“捷径”，把有关的语料分别作为input 1、input 2输入，就可以用“套公式”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得到合成空间作为结论，这就不像做认知语言学。再如，构式语法有所谓“压制”（coercion ）一说，如果有人在研究某个构式时没有把握住构式语法理论的核心理论的价值，只是说这是构式义“压制”了词汇义或反过来，这当然是一个简易而保险的说法，却是一个算不上研究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做没有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