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我

镜中我
镜中我

“镜中我”

“镜中我”的主要观念

“镜中我”是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的经典概念,是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的,源自库利对自我的反映特征的一个比喻: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一面镜子,反映着另一个过路者。

库利认为,我们是通过与别人的接触来了解自己的,别人就像一面镜子,告诉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库利使用了“镜中我”的概念来强调自我是我们与他人互动的社会产物。同时,用以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有机的和稳定的联系。

“镜中我”的获得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想象在其他人面前如何表现,如在亲戚、朋友,甚至街上的陌生人面前的表现。第二阶段,我们想象其他人如何评断自己(漂亮、害羞、聪明或是孤僻),如好成绩的学生会推断老师认为他们比成绩不好的学生聪明。第三阶段,别人的印象会使我们产生某种感觉,如感到受到尊重或是感到羞耻。简单概括为:一是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二是做出行为后,设想他人对自己行为评价;三是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行为。其中,前两项只有在与别人的接触中、透过别人的态度才能够获得。

库利“镜中我”的观点,形象地强调了自我与他人的互动关系。自我的形成于我们与别人的互动,并随着我们互动水平的不同而做出调整和修改。

比如,我们从别人那里得到赞扬时,我们会肯定自我,并保留被称赞的这一特点;当我们具备的特性被批评或否定时,我们会考虑改变自我。在库利镜中我观点中包含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主张,即自我的想象都与别人的评判为主,这样会导致因为别人错误的印象而产生不正确的自我认同或自我评价。

“镜中我”提出的背景

社会化的结果,特别是“首属群体”的影响。“首属群体”是指成员间面对面的交往与合作的群体是一个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世界。首属群体是人性形成与发展的土壤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基础。库利用“首属”指最初。他把家庭和孩子们现有的群众叫做首属群体,因为他们是最初的社会化机构。他把他们看作“人类本性的培养所”并相信他们在塑造人的个性上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人来到社会后与身俱来的只是生物人,这种生物人要变成思想情感等丰富的社会人,必须经过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主要就是个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与他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影响,从而成为合格社会角色的过程。其中影响最大最早的群体就是首属群体,库利认为,在首属群体中自我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如狼孩的首属群体是狼群,社会化的过程是狼群“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在狼孩大脑中只能形成自我的狼孩概念。库利觉得家庭是最重要的首属群体。此外同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首属群体是家庭,家庭中父母是重要的影响人物。在家庭中,孩子与父母的“同情”关系形成一种自我感。通过注意家庭成员的手势和交谈,孩子们逐渐懂得了,什么是父母所期待他们的;父母怎样评价他们的行动;父母对他们的感觉。了解这些后,孩子们就力图成为父母所期望他们的自我。库利所言的“镜”,也是各色各样的,其中形成“镜中我”最为重要的“镜”是家庭,有些“镜子”就不屑一顾了。

“镜中我”对后面理论的影响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对人际传播和内向传播理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库利的)自我概念是十分重要的。它影响接受的内容、怎样解释接受的内容和如何反应对我们如何传播产生的影响最大。”因为,自我概念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思想、情感以及态度的全部情结,是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启发了米德(1934)对“主我”与“客我”各自特征和互动情状的精细辨析,从而丰富和深化了自我(内向)传播的研究内含,引发并推动了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的研究。美国传播学者小约翰曾指出,米德等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并非呈现在某一孤独思想者的脑海之中,追本溯源,最先出力的当属心理学家詹姆斯和库利”等人。可见,库利的“镜中我”对之后的理论影响广泛、深远。

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现象比较

从自然影响下说中国与东南亚文化 不可否认,自然是影响一个文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诚如曾经辉煌的四大文明古国无不依附于大河,多山多岛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古希腊小国寡民的现状并同时成就了其独特的民主政治。而在中国古,北方广阔草原与它的游牧文化,中国腹地平原与它的农耕文化,南方临海与其渔业文化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即使不很专业的去研究,也不难发现,东南亚文化很多方面都有这中国的影子。历史是其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这些都曾是中国的藩属。但从自然上看也并不难发现其共通性,东南亚与中国一样都是一个具有多样统一性的地域。大陆与岛屿并存,山地与平原同在的地理特点,同时存有亚热带与热带气候逐渐过渡的自然条件,有频繁的民族迁徙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构成了多样的生活模式及多彩的民族文化。下面将说明在这共同自然文化下对两者的影响。 首先是语言,东南亚各国的语言有很多借鉴了汉语(特别是方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语言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的接触和民族间的关系,这恰好像考古家从陶器、装饰品和兵器的分布可以推出结论一样。东南亚各国在语言上出现的汉语借词现象,不仅真是生动地记录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其人口的一部分重要的构成——中国移民。 其次华人移居东南亚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阻断了前往西域的陆上通道,对外交往智能依靠海路,从而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下南洋。而近代,清末英法联军的入侵、甲午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再到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形成了几次大的东南亚移民的高潮。尽管称谓不同,但由于生活方式、民族习俗、生产模式的相同相似使其有着天然的文化同源和民族亲缘关系。跨境毛南族相互间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具有和睦相处,共生共融的特点。 再者中国与东南亚都同样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生活方式,使双方人民勤劳俭朴、重视家庭,这是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是约定俗成的价值观。以如家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东南压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后说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另外一重要的文化想通之处——信仰。佛教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在古代,东南亚是中国和印度文化主要的辐射带。正式在这样的条件下,起到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沟通了彼此的宗教感情,融合了民族艺术,创造了相似的宗教生活,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发展与合作。 几近相似的地理环境、历史的相通和民族同源和华人同根,使中国与东南亚有着独有的的文化共性的资源优势。我想不管是中国还是东南亚,都应该重视这种优势,不仅要注重学术界的交流和合作,更要发挥民间外交的强大力量。

中国工程机械学术界的泰斗-石来德

中国工程机械学术界的泰斗——石来德 核心提示: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提起石来德的名字,涉水稍深的人,几乎对这位工程机械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都有所耳闻。他的人生经历虽没

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提起石来德的名字,涉水稍深的人,几乎对这位工程机械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都有所耳闻。他的人生经历虽没有传奇色彩,但他的埋头钻研,扎实奉献的精神却赢得了赞誉,在学术和科研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广为业内人士所瞩目。 1955年,17岁的石来德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同济大学。一开始他学的是土木系结构工程专业,后来转学建筑及制品专业。1959年,他被调到同济大学机电系新成立的建筑与筑路机械专业任教。在教研室的安排下,他开始学习被当时视为“高技术”的非电量电测技术。为了结合生产实践,他深入车间岗位,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曾到华东电子仪器厂当“学徒”,学习基本电路和焊接电路知识,也曾到上海电表厂,学习磁带记录仪等仪器的工作原理和相关知识。返校后,他结合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主编出版了教材《应力应变测量技术》一书。随后,他相继完成了对柳州工程机械厂和厦门工程机械厂生产的装载机所进行的结构应力应变测量试验,以及对浦沅工程机械厂生产的汽车式起重机进行的应力应变测量及性能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石来德的不懈努力下,他学术研究水平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在长沙成立的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聘请他为评审委员会专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为了壮大教学和科研力量,石来德积极参与并争取成立了建设部同济大学环卫机械所、华东及上海地区建筑和筑路机械质量检测中心,形成了一个以上海同济为中心的工程机械研究平台。他们组织科研成果的鉴定,发动青年科技工作者撰写论文,同时激发在校学生对专业的关注与热情,为同济大学工程机械专业日后申请博士点打下了基础。在石来德主持同济大学设备处工作期间,他锐意改革,在校领导及相关学科负责人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把同济大学的实验室办得有声有色,为同济大学在日后争取到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三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打下了基础。他在科研处的工作同样取得了巨大成绩,根据他的设想,要把科研抓上去,首先要有项目。于是他着力在三个方面采用措施:一是抓信息;二是抓政策;三是抓组织。抓信息就是去了解国家的科研发展规划和立项信息,掌握各地方经济建设的动向。抓政策是制定科研奖励政策,鼓励教师从事科研,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抓组织就是组织力量去争取课题,攻下课题,获得成果。采取这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后,同济大学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科研经费大幅增长。据教育部1993年统计,三年间,同济大学的科研经费已经进入全国高校自然科学类科研经费最高额的前十位,增长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由于石来德在科研和学校管理上取得的非凡成绩,他被任命为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并光荣入党。为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学校还派他到美国进修。在谈及访美感想时,他说:“我在美国时访问过很多的知名院校,了解到这些院校都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并且一流的院校,其研究生的数量均超过了本科生。”因此,回国后他提出研究生教育是强校之路的口号,并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学科建设,扩大招生名额,还募集资金建起了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大楼,也这是全国高校的首幢研究生院大楼。作为获国务院批准建立的首批高校研究生院,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在石来德主持下,学术氛围浓厚,在全国研究生院评估中取得了好成绩,并获得了研究生院先进集体单位的荣誉称号。

中国式沟通的方式

中国式沟通的方式 来源:日期: 2009-8-26 9:53:24 访问: 16 沟通简单来讲是指可理解的信息或思想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群中的传递与交换的过程,目的是激励或影响人的行为。沟通在结果上存在有效沟通与无效沟通两种。我们有很多企业天天讲沟通,管理上要沟通,但据调查有80%的沟通是无效的。在此,本人认为有相当部分是因中国人的特性及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造成,其造成无效的弊端大都存在以下四种:主题意思表达不明确1、客套话及铺垫话语较多,中国人注重谦虚,主张以“和”,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当然,一种和谐稳定的工作环境对企业发展是必须的、有利的。但是,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在工作沟通中选择的行为方式和策略是带有消极因素的。因此,在企业中我们会常常遇到上司与下属及平级同事中沟通,往往是互相恭维,即使工作出现差错也不忍心直接指出来。 总是在前讲一大堆客套话或为批评所铺垫的一系列话语,然后再慢慢引申到沟通者所要表达的主题上。这时已浪费大量时间,被沟通者才明白沟通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意思,且有时这些所谓的废话甚至会扰乱我们对主题意思的理解与甄别,最终导致沟通无效。 2、怕事、不敢承担责任,以致自己的主题不被上司或其他沟通者所知。它包括忍让、妥协、 逃避,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君子矜而不争”。这样明哲保身的哲学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影响着中国人在企业中的作为,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无为,退而独善其身”等逃避策略影响。 使得中国企业的多数管理者一旦与上司有分歧就采取退让,或怕事逃避责任追究,以致跟随上司的错误思路走而不敢有异议,致使沟通无效。 沟通所处高度远远不够,而只停留在低层面上1、中国文化自我观的主要特点是以亲近为尺度,在沟通中遵循亲近准则。注重亲缘关系的中国人社交圈的广度相对有限,深层次沟通大多只是停留在亲缘关系上。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熟人社交”的特点,即在自己熟悉的人际网络中交流和沟通相对频繁。这就为什么我们在企业中出现小团体,或只与几个要好的人进行深层次沟通,私底下滔滔不绝不断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但进入不熟悉的群体或在正式场合上就支支吾吾讲话不出,或不愿意发表自己看法,致使整个沟通高度无法达到理想的状态,而造成无效。 2、中国人目前“沟通基础”表现欠佳、沟通不够另一原因,是由于反馈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分析综合能力、更重要的是人的眼光意识较弱。看问题通常只注重眼前,而不会考虑更高更深层次的事件原因与发展结果。目前教育存在的弊端造成中国学生疲于应付各类考试,而忽视了对事物看法的独到见解与深层分析。这样下来,使得在沟通中展现参差不齐,看问题分析问题而只停留在低层面上,造成在沟通中缺乏有益性与效率性。 沟通技巧生硬,不知灵活应变。 主要表现在沟通过程中不够自信,话语、行为僵硬,使对方感觉到不可接近,或认为其知识能力欠缺。在此,本人简单分以下两种情形进行分析,并顺带将其解决技巧说明一下。 首先,在你真正揣摩出对方与你沟通目的和意图时。个人认为沟通的最高技巧表现在你如何去说服人家,去改变其思维与想法。一般中国人的沟通方式上过于直面回答问题,在此过程中,被沟通者往往只注意该问题的答案,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意义往往被忽视。这样的方式作用不大,印象肤浅,甚至错误仍然会重犯。如果沟通者以迂回方式或以事例引诱,使被沟通者作出深层次的思考,进而领悟出其事件的真谛所在。这样的沟通,人们不但记忆深刻,而且在语言效果上彰显灵活并富有内涵。 其次,在不完全了解对方与你沟通的意图和目的所在时,先不必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采取倾

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

在历史进程中,中国与东南亚诸国有不同程度的交流和接触,带来相互深远的影响。 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交流,可追溯至汉朝时期,其后历代均保持着频繁的经贸和文化交流,虽然清朝初期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但其后海禁开放,两国之间的交流又再次活跃起来,及至民国时期,中马两国人民为抗日再并肩作战。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交往,早在汉朝开始。中国的陶瓷贸易开启了中印交往的大门,及至唐代,两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佛教作出巨大贡献。明朝时,明成祖加强发展海外诸国联系,印度尼西亚也是朝贡国家之一。 中国与文莱的交往,最早出现于唐代。及至宋代,文莱成为中国海外交通的枢纽区域,两国的官民船队经常往来,增进了两地的贸易交往。在明代,中国与文莱的交往更趋密切,两国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 中国与越南交往,早在商周时期已有迹可寻。越南除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外,中越的佛教文化交流,也是两国间主要交流的载体。明朝时期,中越双方更因与其他国家有战争而关系更为密切。近代越南的内战,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华人在当中也占了重要位置。 中挝官方交往最早的记载是三国东吴黄武六年,老挝堂明国王遣使来朝。到了唐代,文单国四次遣使,受到热情接待,唐皇赐以封号。中挝两国的文化渊源关系,可以从老挝有关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中得到印证。 柬埔寨与中国的交往最早见于东汉至三国年期。南朝时,两国更发展至宗教文化交流。文化艺术方面也互有影响,“扶南乐”是扶南带有佛教色彩的宗教乐舞,三国时期孙权建立了“扶南乐署”,而这种音乐亦由当时传入中国,直至隋唐时盛行于宫廷内。 早在西汉年间,中国的航船就行驶到过泰国地区。及至宋元时期,泰国的素可泰王朝兴起,素可泰多次遣使访华,中泰的邦交变得非常密切。另外,旅居泰国的华侨将中国的医学带到泰国,而泰国的药物亦为中国医学所采用,令中国的医方中含有不少出自东南亚的香料成分。 中缅交往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纪,当时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经已开通,两国交往开始频繁。宋元时期,两国的交往出现了重要转型,由于宋朝时北方的陆上交通受阻,因而开发了海上交通,令宋朝与缅甸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明清期间,朱元璋曾派使者出缅,双方使臣频有往来,而当时的海上贸易亦有持续发展。

2021年听曾仕强教授讲沟通的艺术心得体会

中国式思维与“不言明”的沟 通艺术 欧阳光明(2021.03.07) ——听曾仕强教授讲座的体会 能够参加由天津市南开区政府、天津市卫生局团委、天津市南开医院、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吴咸中大讲堂”讲座,我感到非常荣幸。“吴咸中大讲堂”系列讲座首场邀请的是有着“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曾仕强教授为大家讲述中华文化,传授沟通的技巧。长达两个小时的讲座,曾老字字珠玑,令我受益匪浅。 一、正确理解中华文化——“易经是思路而非知识”。 曾老指出,目前中国学习模式过于西化,存在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误解、曲解传统文化的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处世哲学,人文习俗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不能一味模仿和追随西方的管理模式和思想,而应该用中国人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不少人研究易经、研究传统文化而不得其道,不是因为文化存在问题,而是研究的方法不对。“易经是思路而非知识”。知识的更替速度是很快的,但只要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就不会偏离方向。我认为,不止易经是思路,大部分中国文化都在阐述一种思路而不是具体的方法,中国有句俗语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文化偏向于世界观,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方法论,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点。因此,对西方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重新学习领悟传统文化更能适应中国国情,对于指导我们的工作生活也非常必要。 二、中国式沟通方式——“中国人绝对不欺骗,欺骗没有良心,但一定不讲实在话,一定要讲妥当话”。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善于沟通就要学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沟通是一门艺术,尤其是中国式沟通。与西方人开门见山的沟通方式不同,中国人说话习惯先寒暄一番,看看对方的反应,了解对方的情绪。如果对方心情不错,才可以进一步沟通。如果没说两句话,对方就很不耐烦,那么此时多说无益,“话不投机半句多”。这种中国式的寒暄并非浪费时间,而是找准沟通的时机。时机对了,自然水到渠成。 此外,中国人的沟通以不言明为基础。就像鲁迅先生在《立论》中写到的,夸奖一个满月的孩子,如果既不愿说谎话骗人,也不愿说实话挨打,那么最好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唷!哈哈!”,这便是中国式沟通的典型,“中国人绝对不欺骗,欺骗没有良心,但一定不讲实在话,一定要讲妥当话”。 说话是承载沟通的一种方式,但沟通是一种把话说好的艺术,说妥当话就是要把实话讲的得体,讲的恰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现在贩售的药片尚且裹上糖衣,我们在与人沟通时为什么不追求一种让大家都觉得舒服的形式呢。 据此,曾老又谈到医患之间的沟通问题。他说,我在给医生、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原因及四次浪潮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原因及四次浪潮 08级世界历史学号:080210257丁万晓 摘要: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根据其历史和规模,可分为四次大潮。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海外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地。中国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17世纪,盛于20世纪上半叶历三波移民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移民不断。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及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飞速发展,中国人重启移民东南亚热潮。虽然推动不同时期的移民潮各有其不同的国内外因素,但就四次大规模移民潮而言,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发展和合作都是主要动力之一。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保持良好,前往东南亚的移民仍将继续。 关键词:中国东南亚移民经济原因 一:中国移民东南亚的原因 生存与发展,一直都是整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对生存环境改善的强烈渴望,就几乎成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本能。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大批迁移到外地或外国定居的人,叫做移民。大凡较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发生,需具备三项基本条件:第一,产生移民的地区是生活资料匮乏、谋生条件窘迫,或因政治变动造成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压力与意愿,如土地的超负荷人口载量、战乱造成的经济残破、政治迫害等。第二,必须存在得以移居的新的生存空间,即有能力吸收移民的地区,如东南亚。第三,尚需使人民迁徙得以实现的条件,如海外移民所需要的运输手段,对新的生存空间的认识等。 1.经济原因 一般百姓移居海外,大都是迫于生活无着,处于饥寒交迫之下,不得已而被当做“苦力”、“猪仔”之类卖到异国他乡。 我国古代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土地超负荷人口载量,古代的政府,横征暴敛,造成

了农村生产日益凋敝。特别是清朝后期,白银的大量外流,加上鸦片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铁路的修建,蒸汽机和电气设备的使用和工业的创办,中国古代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着瓦解,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也开始崩溃。处在我国这种形式下的我国农村,破产加速,地权日益集中,各种繁重的地税和敲诈勒索,使广大农民一无所有。同时,生产落后,工业未兴,国内也无法容纳浩大的农业劳动力,因此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飘扬过海,出国谋生。 此外,旧中国经常发生灾荒和战乱,同时,旧制度也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机问题。 2.政治原因 这里的政治原因不是指华人的侨居国,而是指中国方面,我们可以从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所造成的海外移民来进行论述。例,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有许多明代遗民不服清政府的统治,纷纷逃往海外;或者在台湾举兵相抗,失败后逃往南洋各国。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时清廷海通之禁,沿海居民迁徙者万家,皆陆续赴台湾受一为氓,或由台湾乘海外贸易之船,转赴南洋各岛。”①此外,宋末元初和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华人移居东南亚。 19世纪70 年代以后,日、俄、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海疆和边疆,加深了我国的半殖民地化,民族遭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人民的生存环境经一部恶化,贫苦人民被迫离乡出海。 3.侨居国经济上的需要 侨居国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而本国的劳动力不足或劳动技能不够,需要大量的华工。例如,拉者二世执政沙捞越时期,允许华工入境,并制定优惠政策来吸引华人入境,例如,颁布《土地法令》和《鼓励种植条例》 二: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四次高潮 1.第一次移民高潮(17世纪初—19世纪中叶)

每日心理学--镜中我效应

镜中我效应 “镜中我效应”是1902年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颗粒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其他人对于自己看法的反应,他所具有的这种感觉是由别人的思想、别人对于自己的态度所决定的”。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库利做了一个形象比喻:每个人都私另一个人的一面镜子,反映着另一个过路者“。所以,这个理论又被称为”镜中我效应“。 顾名思义,“镜中我效应”的内涵是,就像我们只能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长相,“我”对自身的认识也是来源于别人对我的看法,因此,与一般心理学家所提倡道德“不要再议他人看法”的观点相反,“镜中我效应”指出,每个人的“自我观”的形成都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首先,我们会想象他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其次。我们会想象他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最后,我们会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产生某种感情,这种感情将会主导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举个例子,“我”向慈善机构捐了50元钱,然后,通过别人的种种评价和反应,去想象他人对“我”的认识——一个正在参与慈善活动的人。接着,通过他人的口头评论或者其他反馈渠道,“我”认为,他人对我的评价是“热心、善良的人”。 然后,我对这种评价和认识感到十分喜悦,并因此认清了自己,相信自己就算一个热心、善良的人。之后,我也会继续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观的形成过程。 相反,在同样的例子中,我发现别人对我的评价是“一个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伪善的人”,这个评价会让我审视内心相信自己参与慈善并不是因为伪善。于是,我会产生愤怒和排斥的情绪,同时,在这种情绪中也进一步认清了自己———我绝不是伪善的人。 有个很有趣的故事,一个女子抱着小孩儿上火车,车厢中早已坐满了人,其中一个年轻

观看石真语老师的-中国式销售沟通培训课程有感

观看石真语老师的 “中国式销售沟通培训课程”有感 ---审计部高海峰自从2月27日参加了集团统一组织的石真语老师智慧中国系列(中国式销售沟通培训课程)培训视频以后,使我深受启发,这几天我又利用业余时间观看了两遍这个课程。下面我把我个人的观看体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石真语老师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当代企业之间的销售竞争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总裁赢销力、团队赢销力、个人赢销力。本课程主要介绍了个人赢销力提升途径和方法。 然后,他从几个方面说明了中国自从入世以后销售市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一企业竞争形式的变化、二企业产品销售方式的变化、三企业的营销战略的转变。 一个企业有没有未来,尤其是企业销售市场的未来关键取决于企业的渠道创新能力和终端沟通技术。目前只有通过充分发挥中国的地网优势(团队营销能力)才能在当今世界强手如林的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团队营销能力是由企业销售部门的各个销售人员能力的集合,所以提高每个销售人员的销售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2006年以前一个销售人员想要提高个人业绩主要靠激励,现在转变为主要靠销售人员本身的沟通技术。在中国做销售必须了解中国式沟通的特点:要弄清楚客户讲话中的潜

台词,即充分理解其言外之意才能做好销售工作,才能实现良好的销售业绩。 最后,石真语老师直接指出了从事销售行业的九字直言:销自己、售观念、卖感觉。现在的客户突出地体现出了新的特点,这就对现在从事一线销售工作的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必须具备相应的销售能力才能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树立起一个很专业的形象,才能顺利达到自己销售目的。而销售能力可心通过一些销售心理训练与销售专业技术训练就可以形成。 石老师告诉销售人员的具体销售方法是:与众不同、无中生有。具体方法是销售人员在与客户沟通初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销售目的模糊化并把客户的想法清晰化,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客户争取共赢,并不断总结提高,就可以在销售过程中顺利达成销售目标。因为客户永远可以拒绝一个卖给他商品的的人,客户永远拒绝不掉一个真心为他好的人。并现场演示了各种实用有效的销售技术。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式沟通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外国人是不一样的,是三点思维。不要老盯着规则做事;销售要先有行动再有思考。企业的销售竞争力是企业的第一竞争力。 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以销售心态做好本职工作,并与其他同事与部门默契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她的与

朱光潜-论中国学术界五大通病

论中国学术界五大通病 ●朱光潜 一.缺乏爱真理的精神 中国学者,多数都还不能超过“学以致用”的浅见。他们以为,学术以有用为贵,真还是第二个问题。学术原本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绝不会因此袖手吃闲饭。精密说起来,好奇与求知是人类天性。穿衣吃饭为餍足自然的要求,求学术真理也不过为餍足自然的要求。谁能说这个有实用,那个就没有实用呢?我们倘若要对学术有所贡献,就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二.缺乏科学批评的精神 第二个缺点就是武断盲从,无批判的精神,这大概是我国此前学术界“独尊”主义的流毒。武断就是过信自己,盲从就是过信他人。过信自己的固执一种学说,以为这一定是对的,别人与他辩论,他只是老气横秋,充耳不闻。这是对自己无批评的精神。过信他人的总是见风使舵,追赶潮流。这是对他人太无批评的精

神。武断和盲从,都因为没有批评的精神,都是学术界的剜心虫。我们应该同这些恶根性作斗争。 说我们没有批评的精神,不是说我们不批评,我们也很好搬弄是非,不过无科学的批评的精神,往往犯逻辑上的误谬。最普通的误谬就是提出一条主张,不举出理由;或者虽举理由,不找出几件事例来证明这个理由。 还有一个误谬是我国学者犯的最多,就是离题攻击。他们对于和私见不合的学说,未曾考究到十分清楚,未曾平心静气的用理由批评,且先把主张那个学说的人乌七八糟的乱骂一番,好一点的也要嘲笑他一番。冷嘲热讽成了某些人的特长。这些人,有些因为智力薄弱,也有些因为故意负气,同敌手抗衡。负气者固然不是,逼令他负气的人也难辞其咎。他们一个违背真理,一个致人违背真理,对于真理同样贻害。 真理是个和平世界,里面无种族,无界限,无门户,无成见,向这个世界去的个个是朋友。 三.缺乏忠诚扎实的精神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规律在学术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自身说,不知是知的导火线,如果假不知以为知,知不复成为目标了。就他人说,以不知为知,他人如果信我,便致以讹传讹。前面是自欺,后面是欺人。自欺欺人就是自误误人。所以科学家主张一种学说,往往以毕生精力去仔细观察实验思

自我概念理论

一、《社会心理学》俞国良一 (一)精神分析的自我观 弗洛伊德:自我的任务是控制,自我是一个组织,围绕着它的有三个方面:现实的环境、本我和超我。自我的任务就是协调和调节本我和外部世界或者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自我遵循现实的原则,它尽力满足本我的要求,同时又要考虑现实的可能和超我的允许。 阿德勒:创造性自我,指人格中的自由成分,它使得个体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风格和追求目标。 沙利文的自我观:人际关系理论,强调自我发展的社会和人际关系基础,特别是早期的母婴交往中的体验和感知决定着自我的发展。自我系统的出现提供了回避和控制焦虑的方法。,自我系统是指个体的人际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印象。善我、恶我、非我。自我系统是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的产物,其功能在于减轻焦虑,认识外界环境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并加以应对和适应。 (二)罗杰斯的现象学理论的自我观 根据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来理解她们。每个人都一种独特的方式看待世界,这种知觉构成个人的现象场,包括有意识的知觉和无意识的知觉。对行为最重要的觉得因素是有意识的或者能成为意识的知觉。自我是一套有组织的知觉模式,包括现象场中区分为主格我,宾格我和所有格我的等部分。这个自我是现实的自我,反应了经验,又影响着经验。相对于现实的自我,他还提出了理想的自我,代表个体最希望拥有的自我概念。

(三)自我的社会认知观 1、凯利的个人构念理论 个人构念是以个人对周围世界进行知觉,解释和而又赋予意义的方式来实现的。构念是一个系统,有核心的,也有边缘的。自我是运用这些构念的个人或角色。 2、马库斯的自我图式理论 自我图式是指影响个体对自己的信息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认知结构,是“有关自我的认知类化,它源于过去的经验,组织并指导包含在个人经验中有关自我信息的处理。”他证明了自我图式对有关自我信息加工的影响。 3、智能三层次理论对自我的理解 强调自我的认知功能。 二、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库利:自我概念是个体与他人交往时产生的。他提出“镜中我”的概念,即自我概念是我们相信他人如何知觉我们的反应。 米德: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成为他人的知觉对象时,人们才会形成自我概念。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具备担当他人角色的能力即从别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能力。 认知心理学家:自我概念是对自身的信念和自我感观的体系化,是一种基本的自我图式,由有组织的关于自身信念和态度的集合构成。 我们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自己的意识和体验相对稳定的观念系统,它具有复杂的心理结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

与中国人有效沟通邻

如何进行有效沟通 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存在一定的技巧。法约尔认为,控制就是监视各人是否依照计划、命令及原则执行工作;霍德盖茨认为,控制就是管理者将计划的完成情况和目标相对照,然后采取措施纠正计划执行中的偏差,以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孔茨则认为,控制就是按照计划标准衡量计划的完成情况和纠正计划执行中的偏差,以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谢默霍恩认为,控制是衡量工作绩效、对比成果与目标、并且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的过程。可见,控制(controlling)是指管理人员监视各项活动以保证它们按计划进行并纠正各种显著偏差的过程。控制的实质就是使工作按计划进行,或者只对计划作适当的调整,以确保组织的目标以及为此而拟定的计划能够得以实现。 所以我们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首先要了解,人与人在沟通的过程中需要掌控的控制,而控制的基本类型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现场控制 用在计划正在执行的过程中,主要是基层主管人员采取的一种控制工作方法。通过深入现场亲自监督、检查、指导来控制下属人员的活动,其内容有:向下级指示恰当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过程;监督下级的工作以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发现不符合标准的偏差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二、反馈控制

主要是分析工作的执行结果,将它与控制标准相比较,发现已经发生和即将出现的偏差,分析其原因和对未来的可能影响,及时拟定纠正措施并予实施,以防止偏差继续发展或再度发生。 三、实时控制 是反馈控制的一个特殊情况,指在得到反馈信息后,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纠正偏差的一种控制。此种控制是随着电子计算机发展起来的。 四、前馈控制 在活动开展之前就认真分析研究进行预测并采取防范措施,使可能出现的偏差在事先就可以筹划和解决的控制方法,叫做前馈控制。前馈控制系统比较复杂,影响因素也很多,输入因素常常混杂在一起,这就要求前馈控制建立系统模式,对计划和控制系统作好仔细分析,确定重要的输出变量,并定期估计实际输入的数据与计划输入的数据之间的偏差,评价其对预期成果的影响,保证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前馈控制比反馈控制更为理想,但由于计划必须面对许多不肯定因素和无法估计的意外情况,即使进行了前馈控制,也不能保证结果一定符合计划要求,因此,计划执行结果仍然要进行检验和评价。 五、间接控制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_李正国

2006年1月第8卷第1期宁夏党校学报 Journal of Ningxia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Jan .,2006Vol .8 No .1 【哲学与社会】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李正国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8)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国家形象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引人注目。当下,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 象的探讨和研究“热浪不减”,并且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关于国家形象的探索还处于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关键词:国家形象;文化主义;建构主义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06)01-0075-05 收稿日期:2005-10-27 作者简介:李正国(1975-),男,北京人,中国传媒大学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有人说,只有在信息时代,国家形象的作用和意义才被真正发掘和重视。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有一定道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国家形象前所未有地受到主权国家的关注。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几乎是在理论缺失的状况中进行的,一方面,“成果”数量颇丰,另一方面,从理论的系统和高度来看,研究总体还显得相当滞后。 一 近代以来,对中国公众形象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开山鼻祖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哈罗德·埃萨克斯(Har old R .Isaacs )。1946年,费正清实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张家口后,在美国重要的外交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1946: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一文。他预言,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华盛顿如果一意孤行,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话,美国将会被中国老百姓从中国赶出去。历史证明了他从中国公众形象研究中作出的正确判断。费正清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先后撰写了《认识中国》等多篇有关公众形象与中美关系的文章,作为打破中美关系研究旧框架的突破口。此外,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曾为许多有关中国形象的著作作序,表露其观点,这些著作包括乔治·凯兹的《昔 日丰年:传统中国的最后时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格拉姆·派克的《两种时光》、保尔·弗里尔曼和格拉姆·派克的《中国:难忘的生活》等。 国家形象的研究方法最早集中应用于美国对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研究。后来,美苏的相互形象又深化发展成为一个“敌人意象”研究的重要课题。比如,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识与评价肯定会影响到本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外交政策中的决策研究应当在国家形象的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 可以说,国外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早就展开对国家形象的应用研究,只是理论上没有得到系统诠释,相关成果散见于各种论述的有关章节,并以与形象近似的“声誉”、“威望”之类的语词相替代。比如,摩根索在对国家权力斗争三个策略的阐释中对显示权力的描述;约瑟夫·奈的软权力学说中的国家声誉问题;等等。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不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而是表明他们更多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关注的还是传统的权力说,将其作为软权力的一个细枝末节来研究。应当承认,尽管国际关系各种学派众说纷纭,无论是最初的理想主义的挑战,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的质疑,一直到新现实主义的修正,但现实主义关于权力的经典学说,仍然魅力不减。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角度 75

中国式沟通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沟通的文章,感觉针对中国人,中国式的沟通比较重要,跟西方的沟通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式的沟通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有以下几点感悟: 首先,人际沟通的基础是跟自己沟通,人际关系的基础是跟自己的关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跟自己沟通不好,就会有心理障碍,自己心理有问题,跟别人也不能做到心灵相通,一个人如果过分看重自己,以自己为中心,就是自恋狂;如果过分看不起自己,始终只看到自己的缺点,就会得抑郁症,所以人要跟自己沟通,客观的看待和评价自己,既不自负也不自暴自弃,就是健康的心理。 只有拥有健康的心理,只有接受自己的人,才能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才能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你跟自己相处不好,就不会有人跟你处得好;你跟自己处得好,别人才会跟你处得好。 其次,先说先死,不说也死的问题: 先说先死,先说的人,自己在明处,别人在暗处,比较被动,所以在商务谈判中,很多有经验的谈判对手总是喜欢让别人先说,我们出去谈生意的时候,如果做到能让客户先说,则成功的概率将大幅增加,让别人先说,既尊重别人,自己也能够了解别人的想法。 如果对方先说,则我们比较能够摸清对方的意图,如果对方的观点跟自己的一致,则大加赞同,如果不一致,则找漏洞加以反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针对性的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中国人在沟通中大家见面都先扯半天,从天气谈到中东局势,就是不入主题,即

使导入主题也是先请教一下你的意见,然后先说的人似乎得到了尊重,很有面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沟通方式,是虚中带实的方式。 既然先说先死,很多人就干脆沉默是金,不说,其实不说也死,你一句话不说,或者只谈风花雪月,只能表明你对该问题不感兴趣,无法促进双方实质性的沟通,所以,要完成实质性的沟通还必须要说,只是尽量不要先说,待了解对方意图,看清对方底牌之后再说,会比较有针对性,会比较有效。 “先说先死”和“不说也死”这两句意思相反的话要合在一起考虑,既然先说先死、不说也是死,那就要求我们,明白“先说先死”才会“不说”,了解“不说也死”才会“说”。因而“站在不说的立场来说”才不至于乱说,却能够说得恰到好处,做到“说到不死”。 再次,中国人沟通比较注重人伦: 中西方的沟通态度大不相同,西方人进行沟通的时候,彼此不计较身份地位,畅所欲言。中国人则不然,就算面对面坐在一起,也会拘泥于彼此的身份地位,不敢贸然开口,中国人是人伦式沟通。 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这句话不是说你说得对不对,不是内容问题,而是你的身份问题,资格问题,可以说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人伦关系,所以在沟通的时候,需要融合伦理的观念,忌讳没大没小,否则就会破坏人际关系,不同的身份、地位的人,沟通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人沟通有时候根本不去考虑沟通的内容,而是考虑这句话是谁说的,能量大的人,说出来的话就比较正确,比较有效,相反,能

新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新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新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在谈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之前,我想应从一个更大 点的视野,即从目前我国的周边关系谈起。前不久我作为位高访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呆了一段时间。访问期间,曾见过不少美国的专家与学者。他们几乎都对我说:“你们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了巨大变化,使得你们中国的周边关系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人却认为:“我们的政策没有变,国外对我国的看法,对我国的政策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不论发生点什么事,都会来责怪我们,真是不公 平。”这两种看法如此不一样,如此对立,反差之大令我非常 震惊。这也促使我思考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做进一步深刻的分析。 实际上,国内对上述问题,分歧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 对我们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的看法很不一致。且先后出了很多影响较大,足以吸引大家注意力的书。大家都说中国崛起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历史,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但翅膀又不是特别硬朗的时期,有两个非常容易发生的危险情况:第一、高估自己力量;第二、错估外

部形势。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学者,特别是我们东南亚研究学者, 确实值得深层次地从历史和世界的眼光来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首先,我们对我国的周边关系做一个回顾: 从历史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一面镜子。一般 的规律是,中国强大的时候,与周边国家关系是好的中国 衰弱的时候,和周边国家关系是不好的。现在,应该说中国比较强大。是不是与周边的关系已经出现一种逆转了呢?我们说,现在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最好的时期,当然也不一定就用最好这个词,但肯定是个较好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周边关系问题上做出了三个方面 的努力: 当然,东盟的十个国家差别很大,与中国的关系也很不 样。比如说越南,就抓住南中国海问题。印尼,要重新做东盟的主导,担心中国在东盟有更大的发言权。新加坡作为 个小国,总是标新立异来突显自己等等。但总体来说,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担心,从没有停止过。 而且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这种担心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大。 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更多的思想准备。 从东盟本身来说,对华政策是有限度的。它有很好的基

中国式管理答案

单选题 1. 中国式执行的特点是√ A站在落实计划的立场来执行 B认清计划的可变与不可变原则 C采取全面无形的控制 D以上都包括 正确答案: D 2. 中国式沟通妥当性大于真实性的原因是√ A中国人是求真的 B中国人是求美的 C中国人是求善的 D以上都不正确 正确答案: B 3. 下列关于中国式管理的计划表述正确的是√ A决策很快,执行很快 B决策很快,执行很慢 C决策很慢,执行很快 D决策很慢,执行很慢 正确答案: C 4. 中国式激励的特点是√ A随时随地都应该激励 B先求忠诚再求能力 C由安员工而安顾客 D以上都包括 正确答案: D

5. 中国人对下属的申诉方式是√ A打压 B揭短 C不说话 D以上都不正确 正确答案: A 6. 中国的意义是√ A世界的中间 B亚洲的中间 C宇宙的中间 D合理 正确答案: D 7. 中国式沟通与领导的独特性是× A中国人很好商量,很难讨论 B国人不在乎你说什么,就在乎你怎么说 C中国人听话是听你的态度,你的内容根本无所谓D以上都包括 正确答案: D 8. 提出计划后应该√ A不必坚持 B有几分把握坚持几分 C坚持到底 D以上都不正确 正确答案: B

9. 中国人治标治本并重的体现是√ A具有整体观念,重视综合利益而不偏重个别利益 B必须创造情势,引导顾客走向正道而非市场导向 C不能自欺欺人,立定公心为信誉而计划十分光明 D以上都包括 正确答案: D 10.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人是√ A内圆外方 B内方外圆 C内外皆圆 D内外皆方 正确答案: B 11. 中国式管理的最高层级是√ A和 B乐 C安 D利 正确答案: C 12. 站在落实计划的立场来执行,可以做到× A避免两头落空 B双方都为目标,不争功不委过,自然比较容易同心协力C为求落实计划,执行者和计划者密切联系以求应变 D以上都包括 正确答案: D

三位学术界顶尖老专家简介

三位学术界顶尖老专家简介 A.李学勤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李学勤全集》是全面编辑了李学勤教授在研究史前到先秦时期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文献成果,在选目上突出了带有通论性的作品和史前传说时代、夏代、殷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至先秦时期的有关典籍文献和简牍帛书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古文字,从萌生到殷商、西周一脉相承,进入春秋,随着国家的走向分裂,出现了西土(秦)与东土的差异,后者到战国时又区别为三晋、燕、齐、楚等系,造成《说文叙》讲的“文字异形”的局面,后世的文字,真草隶篆,皆出于秦文字,六国文字于是废绝。过去学者论述文字源流,每每空缺了战国一段,战国文字研究兴起不久,从事的学者不多,《李学勤全集》则在这一方面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 B.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他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朱维铮全集》全面收编了他的传世作品,其中最能表现他学识与见解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过去从没出版发行,但他生前曾演讲修改过几十遍,他个人非常看重这些,不厌其烦的修补,直至生命的最后。赢得他生前巨大声誉的是《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壶里春秋》等。这些著作尤其是《走出中世纪》正续编,代表了朱维铮对中国文明与历史的看法,学术界曾准确评估这几部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认为与章太炎的《訄书》及《检论》相媲美。《朱维铮全集》体现了朱维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观察,体现着重构中国历史文化解释体系的学术价值,集中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整体超越的水平,立意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C.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2月生,江苏东台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4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评聘为研究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及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百年潮》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独著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杨天石文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海外访史录》《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寻求历史的谜底》《黄遵宪》《朱熹》《朱熹及其哲学》《泰州学派》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五卷、《南社》、《南社史长编》、《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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