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理论是如何形成的_一种_政策_的分析视角_兼论犯罪论体系改造的基本路径

一

如何评价中国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建立新的犯罪论体系，近年来一直是刑事法学科的热门话题。学者们已经从原来的在传统犯罪构成（被称之为平面的、闭合或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的理论框架内的技术设计争论（比如说犯罪构成到底是“二要件说”、

“三要件说”，还是“四要件说”，甚至是“五要件说”）［１］，或者是引进系统论作为犯罪构成理论改造理论基础的主张［２］，转化为超越技术层面的对犯罪构成自身理论合理性的探究［３］。犯罪论体系的理论探讨真正多元化了。

一些学者质疑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犯罪构成的要件理论，只起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的作用，仅有描述犯罪规格的功能，不具有逻辑导向功能，对促进刑法功能（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发挥作用不明显［４］。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没有妥善地处理形式与实质、控诉与辩护、客观与主观、经验与规范、静态与过程这五组对立范畴之间的关系，使得理论难以自足。而且仅仅就犯罪构成与价值评价的关系而言，存在明显的缺陷：价值判断过于前置；无层次性，违反法律推理的一般原则［５］。为此，有学者主张，“对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大可不必讳言‘拿来’，径行引进一套成熟的理论。”并以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理论与工具论证犯罪的成立，解析我国刑法中犯罪成立的条件［６］。这种学说可以称为德日犯罪论体系“引进说”。

但另外一些学者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认

犯罪构成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一　种“政策”的分析视角

——

—兼论犯罪论体系改造的基本路径

蔡道通

内容提要现行的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是在“垂直”维度的政策指导下建立的，是在政治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任何理论的断裂式突变都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现在的学术界已经缺乏革命时期那种“垂直”维度的政策，也没有从总体上一揽子推翻某一基础性命题的能量。任何犯罪论体系的引入都应当注重“水平”维度的政策作用，即应当在域内与域外之间、理论与实务之间、不同学派之间、要引进的犯罪论体系内部进行广泛的“沟通”与“商谈”，通过学术市场自身的力量最终确立新的犯罪论体系。

关键词犯罪论体系重构渐进政策犯罪构成

蔡道通，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２１００９７

为，刑法学已经拥有来自前苏联的犯罪论体系，我们的任务应当是维系这一体系，原因是“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并不像批判者们所说的那样糟糕，……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存在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是其与生俱来、不可克服的顽症，完全可以通过改良加以消除。”并对有关重构犯罪构成体系的动向“深表忧虑”，原因在于，重构论者所说的现行犯罪构成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是否真的存在？即便真的存在，是否属于现行犯罪构成体系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问题，如果不是，就不应当也没有必要进行“照搬式”变革［７］。此学说可以称为维持修补说。

除了上述两种基本的态度与努力外，不少学者试图建构既非来源于苏俄，也不同于德日，更有别于英美、法国，因而独具中国特色的犯罪论体系［８］。有学者指出，犯罪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哲学和刑法学派的影响和制约。古典犯罪理论体系、新古典犯罪理论体系和目的主义犯罪论体系各有优劣，中国的刑法学者应当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和超越，形成中国特色的犯罪理论体系［９］。此学说可以称为中国特色说。

尽管从学术的角度说，没有必要强求犯罪论体系的惟一性，见仁见智的局面反而有利于理论的深化与学术的繁荣［１０］，甚至“英国人走左边，法国人走右边，这与他们会不会走路无关。”［１１］体系的惟一性并不一定是好事，有时会导致一种话语霸权，甚至会扼杀真理的诞生。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任何理论本质上仅仅都是对事物的一个方面、一个侧面、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感悟。从这一点说，后现代理论对大写真理的警惕与话语霸权的提防是有其深刻性的，也是有合理性的。

但无论学术界最终“选择”哪一种学术作为“通说”，有一个工作是应当做的，那就是，对当代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机制与原因应当作理性而系统的分析，从中探究理论形成的基本规律，进而研讨犯罪论体系的“形成”机制，为学术的创新提供理论的支撑。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是在“垂直”维度的政策指导下建立的，是在政治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任何理论的断裂式突变都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现在的学术界已经缺乏革命时期那种“垂直”维度的政策，也没有从总体上一揽子推翻某一基础性命题的能量。任何犯罪论体系的引入都应当注重“水平”维度的政策作用，即应当在域内与域外之间、理论与实务之间、不同学派之间、要引进的犯罪论体系内部进行广泛的“沟通”与“商谈”，通过学术市场自身的力量最终确立新的犯罪论体系，包括德日的犯罪论体系的引入。

二

我们说，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将停止对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作进一步探索。因为从根本上说，只要探索的目的是为实践提供更好的选择，这种探索就具有正当性。

一方面，理论需要自成体系，需要满足基本的逻辑上的自洽性；另一方面，对于法律尤其是刑法来说，其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其理论与学术并不仅仅具有书本的意义，更具有实践的价值，因为它是要进入公众领域变成活法的，甚至“犯罪论‘体系’是整理法官的思考，作为统制法官判断的手段而存在的。”［１２］而这种手段与工具能否运用自如，与刑法理论的完善性须臾不可分离。

对于刑法理论，“司法实践对此时而充耳不闻”［１３］，可能直接与我们的犯罪论体系缺乏深刻性、系统性有关。为此，“作为适用性很强的科学，为了适应刑事司法的需要，并从司法实践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刑法学必须自成体系，因为，只有将体系中的知识系统化，才能保证有一个站住脚的统一学说，否则，法律的运用只能停留在半瓶醋的水平上。它总是由偶然因素和专断所左右。”［１４］因此，犯罪论体系是否要变革，并不取决研究者个人的偏好，它取决于犯罪论体系本身是否具有理论上相对圆满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实践中的刑法问题是否具有足够的回应能力。正如学者指出的，对某种理论体系优劣的评价，应以这种体系能否完成刑法所赋予的任务为标准，只要能够完成其应有的任务，且体系内部协调一致，就有存在的根据［１５］。

如果以此为标准，我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层面，现行的犯罪论体系都是有问题的，而且有的问题是现行理论无法面对的［１６］。从这一点上说，维持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不变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引进一套成熟的理论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法律文化与法律规则乃至理论的认识具有一定共通性。虽然“刑法是一种以地方性道德和文化为基础的法律”［１７］，但同时人类文化包括刑事法律文化又具有共通性或者趋同性，“人类之良

知虽因所处社会之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之不同而有小异，但在基本上则属相同，如无故杀人，人人知其不可；非份取财，各国将有禁律。……故纵闭关立法，其结果亦必然与其他国家大同而小异。”［１８］立法如此，理论的创立与运用也应如此。因为人们面对的可能是同样的物质材料，同样的物质材料迫使人们不得不用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处理，它构成了趋同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这种趋同性只能从人类是个完整的统一体这一最大的前提中去寻找真正的答案。人类有着相同的头脑，相同的头脑产生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思想产生相同的行为方式［１９］。如果刑法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应该是有共通的学理与原则的［２０］，尽管共通的学理与原则，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表达方式。

而且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否定引进犯罪论体系的依据也并不充分，因为我们有过“推倒重来”的历史与成功的“经验”。现实的例子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彻底否定了国民党时期的刑法以及相应的刑法理论，包括犯罪论体系，而这种犯罪论体系就是以德日犯罪论体系为蓝本确立的［２１］。一九四九年我们“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审判，不得再援引其条文。”为此还要求“旧的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和法学教授要继续担负起原来所担负的工作，就必须要经过改造。”［２２］改造的理论之一就是变原来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与理论。这样，与民国时期刑法学传统相距甚远的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被引进并运用。

这种引进的基本历史进路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我国直接从苏联引进了犯罪构成理论；稍后对犯罪构成理论展开了一定研究，司法实践上也运用该理论分析案件，形成了以苏联犯罪构成理论为蓝本、以我国司法实践为基础的犯罪构成理论。”［２３］结果，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一语便被转换为意义并不一致的“犯罪构成”一词［２４］。而“犯罪构成”这一理论却成了我们目前刑法学界的通说。原来的立体的递进式的犯罪论体系就转化为“平面的”耦合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从此，以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犯罪构成体系为蓝本的犯罪构成理论就形成了。

既然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可以成为我们现在的刑法通说，同样的逻辑，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将要引进的体系是其他国家的，就否认其他的犯罪论体系也可以成为我们未来犯罪论通说的可能性。

三

但是，主张引进犯罪论体系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主张没有条件的立刻引进与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又反对立刻引进与替代的主张。因为没有准备或欠缺条件的引进与替代是不可能成功的。

必须清醒的是，过去我们从德日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变成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在政治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一背景下任何理论的断裂式突变都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学术是在革命的意义上进行的，当然也有可能以革命的方式来完成，其中权力对学术的改变起生杀予夺的作用。一方面，革命的爆发必然带来知识传统与知识体系的变革。“革命是突发的”，“革命是变革。如果没有什么变化，那就也不是革命。”［２５］作为知识的制度化体系的社会科学，已经和现代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联。革命的变化必然带来知识的变革。有学者指出，革命往往对知识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美国的１７７６年革命和法国的１７８９年革命创造了新的社会科学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重新展示了“革命的社会科学”这一理念［２６］。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之后必然会“放逐”一批知识体系与知识传统。

另一方面，革命时期的学术，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是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推进的学术。“社会科学，就像其他科学一样，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发生于当前社会的种种危机和知识转型，往往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２７］作为社会制度有机部分的社会科学必然与社会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而革命时期的政策，只有或者基本表现为一个“垂直”的维度。从本质上说，这种情形下的知识生产，就是卡尔?曼海姆所描述过的现象：实际上不是根据内在法则发展，不是跟随“事物的本质”或“纯粹逻辑的可能性”，它也不是受某种“内在的辩证法”的驱使。相反，这个知识的产生过程在许多关键方面受各种超理论因素的影响［２８］。

在垂直维度的政策推进下，理论的突变主要是通过政治市场或权力市场进行的。建国初期的整个中国法学理论包括犯罪论体系理论的变迁就遵循着这样的逻辑［２９］。

第一，用公权力废除不恰当的法律，即新政权明确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实行一种“放逐”既有法律的政策或原则。背

后的理念就可能是泊纳德?克里克所言的那种：“所有的事情均与政府有关，而政府的任务就是按照意识形态的目标彻底地重建社会。”［３０］现在国家的本质已经变了，那么，旧国家的法律为什么不要推翻，还让它再存在下去呢［３１］？结果，旧法律废除了。法律不存，理论也就失去其所依附的对象。

第二，要求改造人们的思想，从人的思想中“放逐”既有的知识体系与知识传统。学术问题完全“意识形态”化，强调学术是“创造真理”［３２］。由此要求人们应当“以藐视与批判态度对待国民党六法全书及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用革命精神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３３］重点是“改造过去旧的司法工作人员、律师以及在学校教授法律的教员。”［３４］这种改造自然包括了理论思维改造与革命，也包括以往的知识体系的改造与革命。

第三，组织力量依托一定的载体为全面学术变革作准备，即为“放逐”后的“建构”做准备。建国后的我们这种准备具体表现在：一是规定大学法学的课程设置。“规定政法学院教四门课，即阶级论、国家论、国家法、司法政策与行政管理。”［３５］二是培训人员，采取“请进来”与“送出去”的措施，邀请苏联刑法专家为中央政法系统各部门的干部开设讲授包括苏维埃刑法在内的系列讲座，派出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刑法［３６］。三是翻译苏联刑法典、刑法立法资料与苏联刑法著作。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理论是最好的最安全也是最经济的模板，因此必然需要“翻译苏联一些东西”，从苏联专家那里获得“一些资料”［３７］。大东书局１９５０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刑法总论》（上、下册）；法律出版社于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分别翻译出版了《苏维埃刑法总则》与《苏维埃刑法分则》［３８］。

第四，组织编写体现新思想的教材，实现“放逐”后的新的建构。破了之后，必须有立，而立的方式就是“为帮助大学政法科系改革教学，在政法学校中拟组织教研室，吸收一批大学政法科系的教授、讲师及有志于从事政法宣教工作者参加教学研究和编写教材工作。”［３９］尽管这些教材强调研究中国的问题，但其基本的思想大多来源于苏联，如１９５７年共有４部刑法教材出版或编印，其中东北人民大学编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犯罪构成”所列举的参考资料就全部都是苏联刑法论著［４０］。

可以说，上述所有措施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行动，是一种国家的理性选择，反映

的是一种作为国家的合法性权威的力量，本质上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思维。而意识形态思维有它的基本特征，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意识形态思维把事实整理到一种绝对的逻辑进程中，这一进程从公认的、不证自明的假设前提出发，从中推演出其他的一切。而且意识形态把事件进程看做是遵循与它的“观念”逻辑展示一样的法则［４１］。

这种垂直维度的政策力量很快就得到显现，并取得了明显的结果。１９５７年由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编著、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一书问世，它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刑法教科书，“该书虽然力图总结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经验，立足于解决我国实际工作中有关刑法方面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该刑法教科书明显地留有模仿苏联刑法教科书的痕迹。”［４２］

之后的２０多年，是法律与法学乃至全国民众共同受难的期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刑法学研究的恢复，是以１９７９年刑法的制定为前提与基础，以１９８２年出版的司法部统编教材，即由高铭暄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刑法学》为标志的，这本教材基本沿袭了苏联刑法教科书的体系与原理，比如犯罪构成几乎是特拉伊宁的教科书的翻版。这本教材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刑法学的最高研究水平，且具有“司法部统编”教材的性质，在“近十年内无出其右”［４３］。

即便后来，刑法教科书由于利益的驱动而层出不穷，但大多数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是这本教材的复制品，包括犯罪构成理论，套用一位学者评价其他学科的情形就是，是“千篇一律，如出一辙。……若不观其署名，会以为出自一人之手。”［４４］

四

问题是，目前，我们可否直接将这个历史再颠倒一下，即直接推翻现行的苏联式犯罪构成体系径直引进其他犯罪论体系或回归民国时期所采用的德日犯罪论体系？应当说，目前我们欠缺或不具备进行理论突变的大的背景。

在当代的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已经缺乏革命时期那种从总体上一揽子推翻某一基础性命题的能量。中国的学术界，涉及纯粹的学术问题，“垂直”维度的政策逐渐式微，“水平”维度的政策逐渐显现，中国的学术市场已经进入“水平”维度政策的调控时代。

如果我们把政策不“仅仅理解成官方声称的目标”，而是看成“包括广阔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

之间被模式化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４５］也能了解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政策，我们就可以发现，政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除了“垂直”的体现权力服从的一个维度外，还应当有一个“水平”的维度。而这个“水平”维度的政策，表现在学术上就是，不是通过垂直的权力而是由学术共同体通过大家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进行学术上的“讨价还价”或者“博弈”来解决学术问题。

“水平”维度是在“行动的构建过程”的意义上来理解政策。它关注的是不同组织的政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在垂直权威之外。这种维度的观点认为，政策操作既是横跨了组织的界限而发生的，也在这些界限内发生，存在于不同组织的参与者之间形成的默契和承诺的结构，以及在任何一个组织之内权威性决定的垂直传达。在水平维度，等级性权威是不充分的，政策的过程有许多参与者，沟通和意见一致是重要的，而区分“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接受者”没有多大意义。鉴于此，更富有成效的做法是暂缓判断谁（如果有的话）在制定政策，而集中于确认那些参与政策过程的人们，他们如何跻身其中，做了什么［４６］？

因此，“水平”维度的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各个组织的作用与界限；凸显组织之间的默契与结构；彰显组织之间与组织内部的沟通与“商谈”；突出组织内部的权威性决定的“垂直传达”。一句话就是，“水平”维度的政策关注的是：谁在其中，做了什么？

倘若我们可以把“犯罪论体系”的改变视为一种学术上“政策”变化的话，显然，它已经不可能通过“垂直”维度的政策来推进，只能依靠“水平”维度的政策来影响，而且只能靠“水平”维度政策形成的合力来影响。那么，问题就转化为，在“犯罪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涉及到哪些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应当如何协商或商谈，谁在组织中，他们做了什么或者应当做什么？

我认为，在“犯罪论体系”的重构过程中，特别是引进犯罪论体系理论过程中，起码应当处理好下列几个涉及“水平”维度的政策问题。

首先，是中国刑法学界与外国刑法学界学术共同体的“沟通”。这种沟通应当是多方式多层次的。“只了解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实际上连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也不了解，因为不考察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其他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区别，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４７］同样，不真正了解或者误读外国犯罪论体系的实质内容

情形下的任何引进与借鉴都可能“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

其次，是中国刑法理论界内部各种“犯罪论体系”主张者所形成的“组织”之间“商谈”与“争论”，在对话与讨论中形成某些共识。严格说来，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与学派之争，我们还特别容易把学术与学者等同起来，导致把对学术的批评与对人的“不敬”混同起来。

再次，应当在中国刑法学的理论界与实务界这两大“组织”之间进行“对话”，在共同反思现行犯罪论体系即犯罪构成理论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寻求能够确实回应实践需要的理论共识点。从根本上杜绝理论与实务之间的“隔膜”、

“自恋”甚至彼此的“敌视”。没有包括理论与实务界在内的整个刑法学术共同体的彼此“切磋”就不可能有犯罪论体系的完善，无论它是往哪个方向完善的。

最后，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的学术共同体应当进行艰苦的学术梳理与理论建构，不断地进行积累（尤其是主张引进德日犯罪论体系的“学派”），从而为犯罪论体系的改变打好基础性工作。在政策的角度看，“一个‘自底层而上’的观点表明，当工作人员把问题转化为路线、清楚表达出来的理由，并寻求组织化的资源来致力于此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在制定政策。”［４８］所以，通过学术市场的机制，凝聚力量，把问题转化为路线与理由就非常重要。同时致力于形成学术上的权威，争取实现“一个组织之内权威性决定的垂直传达”［４９］，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扩大这一理论的影响。比如用编写教科书的方式去影响理论界与实务界［５０］；甚至争取半“垂直”维度的政策支持，比如争取用相关的犯罪论体系的内容去影响国家司法考试与全国法律硕士联考。“在水平维度当中，承认博弈中存在着多样性的博弈者，因此在什么是值得做的行动方面就为多样性提供了机会。”［５１］注释

［１］参见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１９４９－１９８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１６页以下。

［２］参见何秉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北京〕《法学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犯罪构成系统论》，〔郑州〕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３］［５］参见周光权：《犯罪构成理论：关系混乱及其克服》，〔北京〕《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４］参见宗建文：“论犯罪构成的结构与功能”，〔北京〕《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３年秋季卷。

［６］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前言”。

［７］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法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另见陈兴良主编：《犯罪论体系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３９页。

［８］张明楷教授语，参见张明楷：“犯罪论体系的思考”，〔北京〕《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９］［１０］参见何秉松：“犯罪理论体系研究”，〔北京〕《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１１］曲新久：“犯罪论体系片语”，〔北京〕《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１２］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语，转引自张明楷：“犯罪论体系的思考”，〔北京〕《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１３］［２０］李海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刑法理论——

—代自序”，《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页。

［１４］〔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页。

［１５］参见李洁：“三大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性特征比较研究”，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２卷，第４６４页。

［１６］［１７］参见陈兴良主编：《犯罪论体系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一章”，第３９８页。

［１８］陈玮直：“论近代法律趋同”，《法律之演进与适用》，〔台湾〕汉林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０３页。

［１９］参见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

—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２５、４１２－４１３页。

［２１］参见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８页以下；参见袁永廉：《法政讲义》（三），上海群益书社１９１３年版，第１６页；赵欣伯：《民刑法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第２４页以下。

［２２］［３１］［３３］［３４］［３５］［３７］［３９］《董必武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３０页，第２９页，第１５页，第２７页，第７９页，第７９页，第８２页。

［２３］［２４］张明楷：《刑法学》（第２版），〔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１页，第１１９页之“脚注”。

［２５］〔英〕卡尔拂特：《革命与反革命》，张长东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２６］［２７］〔英〕德兰逖：《社会科学——

—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张茂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６页，“前言和致谢”第２页。

［２８］转引自舒国滢：“如何看待知识生产者问题”，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４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６月版，第１１６页。

［２９］清末民初的法律改革与法学理论同传统法律与法律文化的断裂，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

［３０］［３２］［４１］〔英〕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２版），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１页，第１２页，第７１－７２页。

［３６］［３８］［４０］“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刑事立法移植苏联模式考”，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法与中国法——

—２０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２８页，第４２９页，第４３０页。

［４２］［４３］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２６页，第７２７页。

［４４］［５０］钱乘旦：“社会科学的规范化”，载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６－１５７页，第１５６页。

［４５］［４６］［４８］［５１］〔英〕科尔巴奇：《政策》，张毅、韩志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页，第３１－３３页，第７７页，第８５页，第７７页。

［４７］张明楷：“犯罪构成理论的课题”，〔北京〕《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３年秋季卷。

［４９］本文是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垂直传达”的概念。

〔责任编辑：钱继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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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ｏ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ｉＤａｏｔ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ｒｉｍ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ｃｈａ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ｙ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ｒｅａｋ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ｅｖｅ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ｉｓｌａｃｋｉｎｇ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ａｙ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ｔｏｔｏｔａｌｌｙ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ｈｅｎａｎ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ｍｕｃｈ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ｔｏｓａｙ，ｔｈｅ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ｗｉｄ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ｔｏｂ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ｓｏａ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ｅｗ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ｂｙ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ｉｔｓｅｌ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ｒｉｍ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