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为什么会人才辈出

民国时期何以能培养那么多的文化教育精英？

许国申

著名杂文家吴非先生说：“跑了不知多少历史名校，发现校史陈列室内‘陈列’的能够真正称得上名人，并能够为学校撑足台面的，居然大多是民国时期培养的文化教育精英！”人们不禁要问：民国时期何以能培养那么多的文化教育精英？

民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有似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但又不同于春秋战国。相同的是国内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同的是国外还有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族，有着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所想，无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很少关注个人的名利得失。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远大的抱负，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他们都全力以赴。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教育精英？相比之下，当今的“士”族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盛世”里，满眼都是歌舞声色，遍地都是黄金桂冠，“享受生活”之不暇，捞取名利之不暇，哪有时间去想怎样培育一代精英？

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与解放的时代。“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那个时代的“士”族，没有统考的压力，没有分数和评价，没有受到“智慧型”教育管理的约束，大都可以“八

仙过海，各显其能”。一个教师，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少有学生喜欢、甚至一个学生都不喜欢，也可以成为“名师”。而今“教育管理”成为时尚，“数字化”成为管理的法宝，分数不但是学生的命根，也是教师的命根，更重要的是官吏的命根。整个教育界都成了熙熙攘攘的名利场，怎么能培育出教育文化精英？

民国时期的教育非常重视读书，大多文化教育精英都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而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今的图书馆、阅览室全成了摆设，除了个别教师要写“论文”走走，比深山古道的小桥还寂寞，热闹的只有教辅书市。教师忙于应付备课检查，学生忙于应考训练，谁有时间自由地读书？

“士可杀而不可辱。”民国时期的“士”族，多有着方孝儒式的硬气。就说那个敢于拍桌子骂蒋介石的刘文典吧，他曾经面对蒋介石拍桌大骂：“你就是个新军阀！”并直起脑壳，撞向蒋介石。而今之“士”族中，这样的人可有？称教育局长为“某局”、“局座”，称特级教师为“某特”。——听听“士”族的这些称呼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群人，拿什么培养文化教育精英？

21世纪之中国，是个造星的时代。科技界造人造卫星，数十年只能以个计，教育界培养名师、名校长，数年即可以万计。大师的成长需要深厚而肥沃的泥土，民国时期的“士”族大都有着甘做泥土的奉献精神。而今之“士”族，都想做明珠、明星，谁

愿意做泥土呀！失却了泥土，营养钵里怎么能培养出文化教育精英？

教育是根的事业，根的成长在地下，短时间内是看不见的。而今的教育却是孵豆芽一般，一味地追求短期效益。无论什么种子，都被学校孵成了菜芽，拿到市场上兜售。这样的时代，还能够培养出文化教育精英吗？

中国历史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大批涌现文化教育精英的多是动乱时代，越是盛世，越少精英，唯有汉、唐、宋数代例外。——而汉、唐、宋时代的教育环境都是相当宽松的。难道我们不能像汉代、唐代、宋代一样给教育创造相当宽松的环境，而非等到下一个动乱的时代再大批地培养文化教育精英吗？

民国时期何以能培养那么多的文化教育精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为什么民国出了那么多大师？

读民国史，有个问题还真让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民国出了那么多大师？

民国在大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到今天也三十多年。我就不懂，民国时期那么穷，国破家亡，积弱多年，但好像尽出大师，这个家那个家的，从思想家到文学家到政治家到外交家到军事家，真是什么家都不缺。

改革开放到今天也三十多年了，好像能称之为大师的少之又少。究竟怎么回事啊？

想来想去想出几点理由来，纯为臆测，若有雷同，实属巧合。

乱世出英雄。

乱世出英雄，现在太平盛世，自然很难有英雄者出。如今，承平日久，哪怕刘邦复活朱元璋再生，恐怕也很难掀起什么大浪来，经商的话顶多能弄个不错的企业吧，是否能打进中国五百强还不见得；从政的话，弄个正式编制的公务员或许可能，能否混到县长还真不见得。

但是用这个理由解释解释政治家军事家什么的还说得过去，别的就有些不靠谱儿了。

物以稀为贵

那时候，识文断字的人少，会点啥的就成了大师。现在多了，都成了师字辈，自然就“大”不起来了。

不过，在下还真是不太相信这个理由，写下来凑凑数吧。

目标不同。

那时候，中国分崩离析，饱受欺凌，只要是有点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考虑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唤醒民众，想得多了，自然就有出类拔萃者成为大师。

现在不同了，从政的想的是如何对付上访，如何对付钉子户什么的，搞教育的想的是如何提高升学率，如何更多地挖掘孩子的潜力考更多的分数，搞学术的想的是如何多弄论文，有用的也好没用的也好，写的也

好抄的也好，只要能评什么什么职称就中。在这种情况下能出大师也真是难为如来佛祖了。

那时候，那么多海外游学的中国人，纷纷回到苦大仇深的祖国，投身到各种军政民政事业中；而现在大家都削尖脑袋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非中国人。斯可为证。

文化冲击。

那时候，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体系全面崩溃，面对着那么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又是日本又是美国，又是欧洲又是苏联，又是马克思又是杜威，又是泰戈尔又是罗素……大家都知道会产生个新体系，但谁也不知道最终会产生个什么体系出来。

被闷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终于一朝奔放，思绪滚滚而来，大师因此隆重诞生。

政府。

中国的政府，自古以来就有控制民众思想的优秀传统，所谓“牧民”也者。

民国的政府当然也不例外，袁世凯也好，段祺瑞也好，曹锟也好，蒋介石也好，自然都是这种想法。但不知是中国之幸还是中国的不幸，那时候的政府异常软弱，管到东管不到西，管到南管不到北的，虽然也在不遗余力地控制思想，但要想完全控制实在是忒难了，所谓“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不能也”。最终虽然控制了一部分，但架不住中国人聪明啊，控制一星半点也不在乎，咱有的是想法，有的是思想，于是，有了大师。

如今，时代不同了，只生一个好。

教育。

那时候的教育，一会私塾，一会新学，一会教会学校，一会武备学堂，教的不知道怎么教，学的不知道怎么学，最终各人听天由命，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了，于是，一个个想象力丰富、创造力惊人的脑袋就这样出现了。这就是大师的由来。

现在好了，几十年来，教育就是为了考好大学，一根筋。如果这三十多年没有大师出现，那以后大概就更不会有了，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教育更狠了，狠得西门神聊先生想着就要哭。

大师需要时间验证。

对于这三十年出现的大师，还需要多年后才能验证出来吧。说不定若干年后，有幸在你我有生之年最终能弄明白什么芙蓉姐姐、张悟本之类都是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