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书(概要)

申诉书（概要）

申诉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徐淑军

申诉事由：本人2010年3月2日在济南市市中区舜玉

南区派出所接受调查时，遭到无辜殴打致伤。

1、警察违法办案，严重侵犯人权:警察违反有关

规定，在不表明身份、不问案情的情况下，单独一人对我进行恐嚇并殴打致伤。

2、办案人员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被打伤后本人反复要求警方带我去医院看病，屡次遭到拒绝，拖延疾病检查与治疗长达5个多小时。

3、违法上岗:打人的办案警察是酒后上岗。

4、执法犯法，毁灭现场证据：当公安督察现场取证时，事发的犯罪现场已经被某些工作人员故意清理。

申诉请求：查明事实真相，

秉公处理，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申诉书

尊敬的领导：

我叫徐淑军，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一名神经外科教授。我现躺在山东省中医院的病床上，怀着悲愤的心情，向各位领导痛诉：2010年3月2日夜至3日凌晨，我在济南市市中区公安分局舜玉南区派出所被询问时，遭到了刑讯逼供并被打伤的经历。

经过如下：

2010年3月1日下午两位警察找我，要求我到舜玉派出所协助调查。因我当天下午接受了一个外出会诊的任务，和他们商定会诊回来后联系。

3月2号上午，我会医院后，向院领导做了汇报，院领导高度重视，决定委派法规处王学军和保卫处郭泉两位同事陪同我前去协助调查。我与警察约定当日下班后到派出所协助调查。

3月2日18时左右，在我院法规处王学军和保卫处的郭泉陪同下，我前往济南市舜玉南区派出所接受调查。他们先和警察见面进行了沟通，便让我与警官们见面，然后接受调查。整个过程中我积极配合，接受警官的询问。该警官态度温和，得知我下班后未吃晚饭即来接受调查，大约九点半就让我给家里打电话送返。考虑到医院病房里有危重病人，需要保持手机通畅，我在接受警察询问前经请示许可后没有关机。

晚上约9：50左右，询问取证告一段落。我夫人送来晚饭，我吃完饭，刚将桌上的饭碗整理好，约晚10点左右，想准备打电话询问一位病人的病情，这时，房间进来一位高个穿米黄色便衣的警察，后面跟着两位穿制服的警察，我想他可能是公安局的某位领导。这位穿便服的警察进屋后就恶狠狠的瞪着我，我跟他对了一下目光，就不再看他。这位穿便服的警官打手势示意那两位警官出去，然后关上房门，从此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此人没有对我表明任何身份，就高声呵斥到：“你能什么？！把手机关了！把东西放到一边去！”。我于是把手机关了，装到包里，但没有动桌子上的包和水杯。他看我没有动，就过来一把将我的包狠狠地摔到另一个桌上，并将我的水杯从我的面前推走。这位警官不知为什么，又瞪着眼对我大嚎道：“你能什么？！”。我平和地答道：“你这是什么态度，摔我的东西，摔坏了怎么办？”，他答道：“摔坏了我赔！”，我无语。

他又走到我的身边，又反复高声喊到：“你到底能什么？！”我不明白这位警官为什么过来就这么恶狠狠地对我，他想问我什么？便淡淡应着说了一句：“我有什么能的”。他接着吼道：“把衣服脱了！”。我说：“为什么让我脱衣服？”。他看我不听从他的，就走到我右后方，用手抓住我右侧衣领，试图强行脱下我的衣服。我想挣脱他的撕扯，拒绝脱衣服。而他顺势用一只胳膊用力搂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死死向后扳我的头！我下意识地奋力抗争，想挪开他的手，但他力量极大，我的眼镜被压碎了！当时我

就感到镜片刺痛我的面部，此后他用手死死捂住我的口鼻，憋得我无法呼吸，我瞬间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我拼命挣扎，但他已死死控制住我，当我感到他的手掌嵌入我的口中，情急之下，我奋力咬了他一口，拼命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争执过程中，我闻到他满身酒气。我愤怒高声质问：“你是谁，你的警号多少？凭什么打人？为什么酒后上岗？”，外面的三四个警察听到我的叫喊声后，冲入房间。那位穿便衣的对其他警察说我“袭警”。我就向警察们高声质问：他凭什么打人？他是谁？他是酒后上岗。我建议他们给我作证，并要求给这位警官做血液酒精检测（这时大约十点多），但没有人作出任何表态。

其他警察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我感觉恐惧、愤怒，情绪异常激动，不断高声向在场的警察（大概有五六位）要求告知那位警官的姓名及警号，并要求尽早给他行血液酒精检测，但没人理会我，只是劝我冷静冷静。在我向他们申诉及要求的过程中，那位被咬伤的警官曾一度举着他的手向我和在场的警官高喊：这是你袭警的证据，我看到其手上有一片血迹。

我向警官请求要打电话向家人和医院领导告知我在派出所受到人身攻击，这位警官拒绝了我的要求。因我出现头疼、头晕、颈部及腰部疼痛症状，请求其尽快安排我能到医院进行诊疗。他答复将尽快向领导汇报，让我等候请示意见。

即便到了午夜零时左右，我出现严重头痛、头晕，体力严重不支（从3月1日上午8：00到2日晚6：00，我已连续工作34个小时，然后就来派出所接受调查），警方仍拒绝让我看病。

直到3月3日凌晨1：30分左右，一个叫张波的督察来到房间，向我出示证件、介绍自己后，让我说一下事情经过，旁边另有一位警察扛着一台摄像机录像。我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我是本着与警方积极配合的态度来到这里，在连续工作了34个小时，下班后连晚饭都没有吃，就来配合调查。在朱警官的调查过程中我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整个过程都是在一种严肃、认真、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进行的。万万没有想到在调查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发生了至今让我心悸的暴力事件，我问：这位警官为什么要对我采取如此残暴恶劣的手段？！

在向张警官汇报完事情经过后，他们对我面部伤痕和压坏的眼镜进行了拍照，我告诉他们脱落的镜片还在现场。我们一起来到发生事件的房间取证，发现现场已经被清理过，地面上的镜片不见了。我寻问是谁清理了现场，有位年轻警察说：“可能是打扫卫生的扫走了”。我气愤地问：“你们这里晚上10点多还有卫生工打扫卫生？”他回答不上来。保护现场的重要性执法人员比我更明白！在明知将有督查要来调查的情况下，故意提前清理现场，并将责任推倒卫生工人身上。请问这是为什么？

取证完成后，张警官等人离开。几分钟后一位姓王的警官（事后了解到他是专案组的负责人）拿着传唤书，向我宣布对我

的调查结束，我可以离开，并让我在传唤书上填写离开时间。我说：“我来你们这里接受调查，无辜被打伤，而且打人警察是酒后上岗，你们这样让我离开不合情理，我拒绝填写离开时间。我要求警方答复以下四点：1、告知那位警官的姓名及警号；2、尽早给予他进行血液酒精检测；3、安排人带我到医院检查；4、尽快让那位警察到医院进行常见血液传播性疾病的筛查，明确有无血液传染性疾病。上述要求得到满意答复后，我才能离开。他说：“他不能答复便离开”。

几分钟后，王警官、张督查等人带着摄像师进入房间，王警官向我宣布：“鉴于你拒绝在传唤书上填写离开时间，我们可以向你强行宣布传唤调查结束！”。王警官正要在摄像机前宣读传唤书时，我阻止了他，并向张督查再次陈述上述四点要求。张督查答复：会尽快安排对打人的警官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对安排人带我去检查身体，他没有这个权力。我又询问王警官，他不做任何回答。他又拿起传唤书，准备强行宣布传唤结束，我愤怒地夺过传唤书将其撕碎扔到一边。王警官对着摄像机宣布传唤结束（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然后所有警官离开。后来过来一位看门的老大爷守在门外。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我感到身心极其疲惫，内心充满了悲哀和恐惧。近年来媒体上有关嫌疑犯不明原因死亡的报道在我脑中象电影一样一个一个闪过…那位警官单独在房间内对我采用搬头扭颈这样毒辣的动作（我们在电影、电视中经常看到职

业杀手采用这个动作杀人），是想把我置于死地啊！这是为什么？！如果不是我奋力反抗，咬他的手，拼命挣脱出来，并高声责问，引来其他警察，我是否可能就会成为另一个“喝水死亡”的主角？！

恐惧之中，我感到极度无助，便给医院的领导、医院的法律顾问以及科里同事打电话求助。接到求助电话后，我院保卫处的郭泉、医院法律顾问王维嘉、神经外科邵毅来到派出所，郭泉代表院方向专案组了解情况，并要求安排人带我看病，警方拒绝了该要求。经过商议，我们决定退让一步，请求警方指定医院，自己出钱，警方派警员陪同，以避免我们作为医务人员到医院看病可能引起的“病历造假”嫌疑。但这一最起码的要求同样遭到警方拒绝！我想问：相关办案人员及相关领导在处理我看病这件事情上是否具有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基本的人性？！

鉴于我当时严重体力不支，头疼恶心难忍，郭泉及律师考虑看病要紧，再次与警方协商，让警方指定医院，警方终于答复，可以去齐鲁医院以外的省级医院。

3月3日凌晨，在单位保卫处人员陪同下，我从派出所到山东省中医院急诊，接诊大夫立即开具CT检查，要求立即行颅脑及颈椎检查，急症CT初步诊断为脑梗塞，枕骨骨折，急症将我收入住院。现仍在住院诊治中，这次事件该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现在我患有严重的头痛、头晕，左侧上肢麻木无力，每晚都惊恐难以入睡，闭上眼睛后，眼前就重现当时的暴力场面。需要

靠服药才能入睡，睡后常常被噩梦惊醒，梦里不是被人追杀就是被人暗杀。

身为人民警察，本应爱民敬岗，执法守法；本该尊重、保护被询问人的合法权利，但打人的这位警察却酒后上岗，知法犯法，采用暴力手段，严重侵犯了我的人身权利。作为一名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历来对于自己的工作高度负责，医治了无数病人，以解除病人痛苦为荣。却没想到在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家园、在自己的人民警察面前，在积极配合警务工作、履行我的义务时，且在共建平安山东的今天，更甚在两会期间，遭到如此的侮辱和暴力侵犯！

我在悲愤之余，请求公安机关查明事实真相，秉公处理，尽快给我一个合理、合法的处理结果。同时，我将保留采取一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包括将该事件向媒体网络曝光。

申诉人：徐淑军

201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