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与音乐的关系

魏晋士人与音乐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阶级遭受迫害，清谈成风。然而音乐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停滞，琴瑟丝竹作为魏晋士人风度的象征，得到了空前发展，大批文人音乐家涌现，具有时代特征的琴曲至今为世人所感叹，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思想，是音乐美学史上里程碑似的作品，荀勖所创的笛律在音律史上同样有着重要意义，文人音乐进入了成熟期。

魏晋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为了文学而创作文学，同样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音乐在士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是精神世界的另一种寄托方式。文学艺术的自觉造成了个体的觉醒。冯先生认为魏晋的特点是“真名士真风流”，构成的条件有四个方面：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不可谓不精妙，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对残酷的社会期待最深，对无常的人世最为深情。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构成了魏晋士人对美的感受和热爱，诗词歌赋、琴瑟丝竹是其本心的载体。最具代表性的竹林七贤在音乐方面都造诣颇深，嵇康的《琴赋》被冠以“精当完密，神解入微，为音乐诸赋之冠”，《声无哀乐论》营造了清远、冲和、恬静、脱俗的音乐境界，广陵一曲亦为天下绝；阮籍的《清乐赋》将老子的大音希声加以具体阐发，“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闻淑清”可见其冰清玉洁之心，泰然无欲之志；阮咸秒解音律且善弹琵琶，更是发明了直向琵琶，“阮咸”或“阮”也就成了这种古琵琶的别称，阮咸的儿子阮瞻“亦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长幼贵贱，皆为弹之”。他和儿子加之其父阮瑀三人，为魏晋时期的音乐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音乐对于魏晋士人的意义绝不止于娱乐消遣的靡靡之音，乐自古有教化作用，《晋书·乐志》说：“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倾隐而仁爱；闻其微声，使人乐养而好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孔子认为“君子乐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唯君子能乐。”魏晋士人所好的，是丝弦泠泠的美的享受，更是弦外胸有万象、玄逸深远、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深邃精神状态，和对内心痛苦的发泄，现实生活的反叛。魏晋士人的浪漫主义侧重于情感的书法，以恣肆热烈的情感，夸张奔放的想象，瑰丽雄奇的语言风格，表达对世界的理想和追求，对内心的解放和释放。古希腊学者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指出，音乐有“一种惊人的力量，能表达强烈的情感”。音乐自然而然成为了魏晋士人青睐的艺术表达方式。魏晋士人的音乐精神是尚悲的，是酒神的精神。“酒神象征情绪的放纵。尼采说：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在酒神状态中，艺术‘作为趋向放纵之迫力’支配着人……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是对酒神精神最好的解读，体现在艺术上，就是以悲为美的音乐观。动荡的时局黑暗的现实使得宵小当道，名士不得全，动辄有杀身之祸。纯任自然的道家思想使得他们试图超脱生死，达到彻底的自我觉醒和自由，然而与庄子纯粹的避世思想不同，深深的社会忧患感却无法超越生死，无法获得彻底的精神自由，只好陷入酒神式的放荡不羁、对痛苦的自我麻痹中。嵇康可以算是魏晋风度，魏晋音乐的代表人物，他品貌非凡，才华绝世，蔑视权贵，崇尚自然，“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自此，一曲广陵散慷慨悲壮，冠绝天下，成为嵇康生命的绝响。

嵇康生命的自由，力求实现诗意的人生，最后从容赴死，气度不凡，用鲜血为魏晋名士风度抹上了最瑰丽的色彩，以悲壮的方式实现自己所标榜的“任自然”的人生美学，其流风余韵遗响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