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食的回忆

记得那是大跃进年代的一个春天，哥哥和姐姐去上学，早晨可以去生产队的食堂吃了饭再走，学生去食堂吃饭是有定量的。每个学生一个鹅蛋大小的窝窝头，哥哥姐姐只吃一个半饱。而我和三弟都小，我还不够上小学的年龄，生产队食堂没有我们这样大孩子的定量。那我们吃什么呢？现在说起来人们也许不信，也许很难让人理解——是靠母亲去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我们才能吃上饭。也就是说，母亲今天有病不能出工，我和三弟就得饿一天肚子。如果母亲早晨能出工，干一气活后，就能从食堂领到两个玉米面窝窝头或两个玉米面豆包。母亲把两个窝窝头或两个豆包带回家去，用刀切开，把其中的一个放在锅里，这是我和三弟的午餐；另一个放在我和三弟的枕边，等我们醒来自己吃属于自己的那半个，就算是早餐。母亲自己早晨什么也不吃，就继续去生产队里铲地，薅草，去做很累很累的农活。

生产队把午饭送到地里，所以母亲中午不回来休息。母亲不回来，我理所当然地承担起

了照顾三弟的任务，他好象刚能趔趔趄趄的走路。半个窝窝头，对于两个正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根本挺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实在饿急了，就跑去到菜园或生产队场院的大墙外去找能吃的辣辣guan、野葱、山韭菜和酸茉浆充饥。有一种野生的小芥菜，长得就像是小白菜，开小小的黄花，叶子吃起来辣辣的，这也是我们弟兄俩的果品佳肴。

父亲在学校教书，在公社的食堂吃饭，定量也很少，也是经常吃不饱。那年代人们的阶

级觉悟都非常高，阶级斗争的弦甭得紧紧的。对知识分子，人人都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父亲也不敢把食物节省下来带给我们。

初冬，生产队的食堂开不了伙了。在全国一片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亩产上万斤的浮夸

声中，生产队打下来的粮食都交了公粮，只剩下一堆没有长成的瘪谷。即使是干重活的劳动力也得回家吃饭了。人们吃什么呢？是积雪下拣的冻菜叶、碾碎的玉米皮（包玉米穗的叶子）、谷糠和豆饼。

听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去公社反映队里的实际情况，哀求上级给社

员家里分几斤米，结果被打成了现行***。罪名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还被逮捕判了刑。

时候已到严冬，国家终于开始向农民发放返销粮了，不管大人小孩每人一天三两玉米。

记得那一天，全生产队里的大人和孩子都早早地来到队部，尽管寒风刺骨，人们一点也不感

觉冷，眼巴巴地等着去县里粮库拉返销粮的马车。结果拉粮的马车下午一点多才到家。孩子们见了大人领回来的半盆子玉米，高兴得就象要过年一样。

那天，母亲和哥哥到生产队的碾坊里去碾玉米面。姐姐还没等母亲回来，就自己主动地

把一大锅水烧开了，里面放上从地里拣回来的冻菜帮、菜叶。母亲一到家，姐姐十分小心地用勺子舀出一些玉米面，放在早已烧开的锅里，做成糊糊，全家大小就热气腾腾地吃了起来。等母亲发现姐姐并没有放盐的时候，一大锅糊糊已叫我们吃得剩不多了。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就多放一瓢水，水的数量可以增加，但玉米面是万万不可多加的。

人们越饿越能吃，越吃食量就越大。只有五六岁的我，就能吃上两三大碗糊糊。那年冬天，我家买了一斤干甜菜英子，花了36元钱，整整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这一年我个子一点也没长，眼睛是大大的，肚子鼓鼓的，身上瘦得皮包骨。我父亲和哥哥姐姐，戏谑地称我是“小萝卜头”。

第二年春天，柳树发芽，长出了长长的毛毛苟（柳树籽），人们把柳树上的毛毛苟撸下

来，用水焯一下，拌上一些玉米面，再加上一点盐、花椒和葱姜之类，上笼屉蒸，美其名曰：“布落”。吃起来酸酸的、苦苦的，一股柳树皮的味道。开始时，我还勉强能吃下去。接连吃了几天，看了就想吐，吐出来的苦水都是绿绿的。“布落”，多么好听的名字啊！这两个字究竟应该怎么写才算标准，今天我翻了很长时间汉语大词典，可是没有查到。

不知谁发现了榆树皮里面的软膜，把它剥下来晒干后磨成面，淀粉含量特别高，把它掺

在玉米面或冻土豆面里做汤吃，口感滑滑的，还很筋道，非常好吃。只是三两天时间，村前村后和山上的榆树皮就全被剥光了。吃光了榆树皮，人们就开始上树撸榆树钱。榆树钱用来做“布落”，可比毛毛苟（柳树籽）强上百倍，非常“肉透”，非常鲜美，口感特别好，就是现在吃上一顿，我想也会觉得很可口。但那种美味，那时可不是天天都有。只三五天的光景，榆树钱也被人们撸光了。

随着节气的变化，地里苣荬菜长出来了，各种名字不同的野菜也相继露出了地面。这也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人孩子都挎上篮子，漫山遍野的去挖野菜，有灰菜、扫帚菜、苋菜、猪毛菜、马齿苋、车轱辘菜等。人们吃得最多的应属苣荬菜了，把它用水焯一下，加上盐及其它佐料，用手攥成鸭蛋大小的菜团，先把少量的玉米面撒在面板上，然后将苣荬菜团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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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炉子。这时候姥姥也忙活着开始做豆豉，具体的细节我已淡忘，只隐约记得是把豆子煮熟，然后放到一个很大的面盆里，置于火炕上，用大棉被捂住，过几日便发出豆子发酵的味道。

豆豉发酵好后，就和切碎的胶东大白菜一同放到庭院的咸菜缸里腌制，不过几日便好了。那时的冬天格外的冷，冻得地上都有裂缝，一家人就围坐在火炕上吃饭，炕上放一个大木盘，食物都摆列在上面。暖暖的火炕，热乎乎的苞米面粘粥，吃着刚从咸菜缸里捞出的白菜豆豉，别提有多美了。白菜豆豉因是刚从屋外拿进来，凉凉的，豆豉和咸菜充分搅拌腌制后，有一股说不出的鲜美味，让我一看到，就忍不住要流口水。或许是为了充分入味，豆子总是一瓣一瓣的，那凉凉的、咖啡色、闪着饱满光泽的小豆子，象一个个音符，欢畅在我童年的世界里，吃的那一瞬间，早把那难闻的发酵气味忘到一边了。

其实现在想来，幼时最奢侈的咸菜是咸鲅鱼。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日子再穷，鱼还是要吃的。姥姥狠狠心，到村供销社买上几条回来，除去盐粒，洗净，鲅鱼的周身闪着蓝汪汪的光泽，剖开的鱼肉泛着青白色。把鱼挂在房檐下，继续晾着，一防糟烂，也怕邻居家的老猫惦记。每次都舍不得吃一整条鱼，而是用剪刀剪上几块，放到一个大碗里，滴上几滴花生油，撒上一些白白绿绿的葱花，拿到大锅里蒸。大锅的内壁上糊着苞米饼子，篦子上蒸着地瓜和鲅鱼，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混合气味，锅灶下柴火正旺，映红了拉着风箱的姥姥的面庞，让我总盼望着早点开饭。熄火，揭锅，蒸汽弥漫，香味扑鼻，我已急不可待。蒸后，鲅鱼自身也渗出了油，我咬一口还热得烫手的玉米饼，吃着咸香无比的鲅鱼，嘴里哈着热气，此时就是鼻涕过了“江”也全然不顾。

说到咸鲅鱼，我又想起了虾酱。无从考证虾酱是谁发明的，我总以为这黏糊糊的高盐食品是贫穷的产物。在有的人看来，虾酱气味肆虐刺鼻，但还是有些“爱好者”乐此不疲，我便是其中之一。

依然还记得小时热火朝天磨虾头酱的场景。那时大对虾都出口换外汇。虾出口，虾头则弃之不用，近郊靠近冷藏加工厂的农民如获至宝，以极低廉的价格买回。傍晚时分，昏黄的灯光亮起来了，便支起石磨，挑灯夜战。有些人家没有石磨，就到邻居家借用，三五家在一起，挨户加工。人越聚越多，推磨的，填料的，接“产成品”的，忙得不亦乐乎，还有我们这些在石磨边嬉戏的小孩子们，一派繁忙景象。

磨一遭出来的虾头酱太粗糙，须重新加入石磨的投料口，再磨，大约磨三遍，就成了。磨出来的虾头酱呈暗红色，稠稠的，色感诱人。加盐，装坛，扎口封紧，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腌制，就可以开坛大快朵颐了。姥姥家对付虾酱只有一招——蒸，从坛子里舀出几勺虾酱，放到一个大海碗，到鸡窝里寻两个刚下出还热乎着的蛋，打到碗里，略微添点清水，使劲搅匀，撒上切碎的葱白，像蒸鲅鱼那样蒸熟，就着玉米饼或黑面馒头吃吧，真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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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2012-05-06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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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米，如卖油翁般慢慢将米倒入，再加上适量的水，一块苏打，盖上盖子，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所谓的东风，并不像诸葛亮般须作法相求，我们只需安安稳稳睡一觉就可以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天还黑着，我和哥哥上学去的那顿早饭，便是酱油拌粥。一掀开盖子，粥的浓香扑鼻而来，盛上一碗，浓浓的，亮亮的，看着就招人喜爱；再倒上一勺酱油，拌匀了，油晃晃，红艳艳，那股香气更浓了，满屋子飘得都是，简直舍不得一口把它吃完。可是不知不觉一碗就见底了，而人还根本没有离开过“火缸”呢，那就再来一碗吧，小肚子撑得鼓鼓的，真跟蜜蜂似的，便心满意足地开了门，迎着风斗着雨，和哥哥一起上学去了。其实冬春季节我们还有一样美味，那就是冰。冰有多种吃法。简单的一种就是敲屋檐下的冰柱吃。那时候屋檐下挂冰柱是常有的事。运气好，我们能找到几根像宝剑似的冰柱，搬了凳子上去把它们从屋檐下掰下来，起先肯定是舍不得吃的，先和小伙伴舞刀弄枪一番，倦了，便拿起手中的冰“宝剑”，“嘎嘣”一声，咬下一截，一边嘴里还“呼呼”地，一边就已经吞下肚去了。如果嫌这种吃法有点淡，那便只好麻烦一点。晚上临睡前，拿一只碗，倒了大半碗的水，倒了半勺白糖（多了妈妈又要啰嗦的），搅匀了，再扯一根二三十分米长的线，放进碗里，再把碗放到外面的窗台上。第二天醒来，碗里的水都结成了冰块。把碗覆过来，敲敲碗底，半球状的冰碗就出来了。随后便是拎着这一只冰碗四处晃悠炫耀，什么时候馋了，便伸出舌头去舔舔，甜冷交织，那种味道，恐怕是如今吃惯了冰激凌的孩子们感受不到的吧。等到那真正的“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的时候，常常已是阳春三月。于是一放学，便相约着到山上去。拔“茅针”和“酸茅蕻”是我们的工作，“酸茅蕻”是就地解决的，找到一根便当场拔起来放进嘴里嚼了；“茅针”则要带回家来，因为我们还要玩“甩茅针”。每人藏了几根在背后，然后依照数量多少决定玩的先后顺序。往往是一边玩着，一边就剥开包裹着“茅针”的叶子，直到露出里面白白的东西来，塞进嘴巴里一阵乱嚼，一次能塞好几根，就像嚼口香糖一样，能嚼出甜味来。有时候连叶子也懒得剥，直接塞进去，满嘴都是青草的清香，实在好吃。不过若是老了，那里面白白的东西就像棉絮一般，便味同嚼蜡了。夏天吃的东西就更多了。山上海里，野生的家种的，能找到的可吃的东西多得几乎不计其数。不过我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吃牡蛎了。家就在海边，碶门的桥墩上，密密麻麻长满了牡蛎。爸爸妈妈有空时，便带了自制的凿子，腰间绑了一只铝锅，去凿牡蛎。他们的技术已经“纯青”了，而我要么凿碎了牡蛎，牡蛎壳破了，而牡蛎也碎了；要么是费尽力气也挖不下牡蛎来，结果把手割破，或索性一赌气，就着壳便生吃了它。而父母亲则是轻轻巧巧一凿一钩便带出一只完整的牡蛎来，放进铝锅里，眨眼就铺满了底的。但父母亲忙，而且凿牡蛎还要等退潮才行，所以总是没有多少机会去弄这个美味，我馋得很，便动脑筋想懒办法。到底功夫不负有心人，被我想出一个绝招。正是放假，第二天我就带了一只箩，一把大凿子（爸爸会做木匠，家里有的是这类工具），一个人（这时候哥哥已经读中专了，不屑和我为伍了）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碶门进军。到了那边，我卷起裤腿，带了那只箩，腰间别了凿子，慢慢趟下河，走到桥洞下。桥墩壁上到处都是挤挤挨挨的牡蛎。我看准个大圆鼓的一堆，拿出凿子，对准空隙一撬，牡蛎就哗啦啦掉下来一大片，下面我早准备好了箩候着呢，它们便一个不落地全掉进箩筐里去了。我拖着箩筐换了三四个地儿，箩筐就有点拖不动了，只好万般不舍地上岸去。幸亏家离碶门也就几步路，好不容易挪到家，便一股脑儿全倒在后门口。接下来可是绣花般的细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