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德性与责任_专访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教授_张磊
①本文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资助课题“中加优秀研究生导师德性培育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5Y0803）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 磊，女，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在多元价值的背景下，中国大学教师的思
想道德也难免受到一些消极影响。问题背后所隐藏的事实是社会各界对大学教师“知识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道德性”。因此，对大学教师的关注应该逐渐由“知性”转向“德性”，大学教师的“德性”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为此，笔者早在2015年6月8日，曾就此问题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专访许美德教授（Ruth Hayhoe）。许美德教授是著名比较教育学家，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专家。虽已年过七旬，但她精力充沛，求知若渴，思路敏捷，认真细致。她慈爱地关怀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在学术上为后辈提供无私支持，她的学品和人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美德教授作为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对于大学教师“道德性”的理解能够给予当代中国学者诸多启示。
一、学者的德性品质与价值选择
张磊：许美德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专访。作为一名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望的学者，您对学者的道德性有过思考吗？
许美德：自1986年我正式成为一名教授开始，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我对教授的德性问题有过一定的思考。事实上，西方和东方都很强调德性，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对什么是美德都有
过许多论述。对大学教师而言，同样应该思考什
么是学者的美德。
张磊：您认为一名大学教师应该具有哪些品质？
许美德：美德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由许多品质共同构成。对于一名教授而言，我觉得同样需要具备多种品质，例如求真、诚实、负责、奉献、关怀、勤奋、具有同情心等，这些都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我认为作为一名教授，保持不断学习是最重要的品质，要有积极探索知识、献身科学的精神，将研究高深学问视为一生的承诺。一方面，随着对研究问题的深入了解，教授自身的知识得以增长，从而追求知识求真的目的。知识的增长，不仅通过对本学科研究问题的深度探索，而且还能够在学习其他的专业领域知识的过程中实现知识面的拓展。另一方面，教授还应带领学生一起学习和探索。要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吸收多方面的知识，使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不同的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让他们参与到新知识创新的过程中来。
诚实是教授非常重要的品质之一。诚实就是无论何时都能坦然地面对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此外，责任也非常重要，负责任的教师总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认真准备教案，并且全力支持学生，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学生营造
学者德性与责任
①
——专访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教授
张 磊
（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宁 810016）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7）
02-0009-05
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于我个人来说，我要求自己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我的学生有问题时，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邮件或者当面为他们解答问题，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学习和个人发展来说，特别重要。
张磊：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常常面临“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①的冲突。有时候，诸如金钱和名誉等外在利益会诱使教师放弃对德性的追寻。对于您来说，是如何看待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
许美德：我觉得有德性的老师，是不会为了外在利益去教学的，这不是驱动教师认真负责地对待学生或者忘我工作的动因。对我个人而言，高薪酬不是我选择教授作为终身志业的动机。虽然很多年前我不知道自己真的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但这是我的理想。你知道吗，当我1986年成为教授的时候，工资可不高。但是我不看重这个，一来是我看中工作机会本身；二来我没有孩子，不像其他需要养家糊口的人那样顾虑比较多。到了后来，加拿大教授被给予很好的工资待遇，反而我会觉得有一点愧疚。我在思考，政府给了我这么多的福利、这么高的工资，我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教授是一群享有学术自由的“特权者”（privileged people），工作的特点赋予我们较大的自主权。所以相应地，教授担负的责任也应该更重，应该珍视所拥有的自由，而非利用学术自由，从中谋取个人私利。因此，担负学术责任正是教授有德性的体现！
坦白地说，对于名誉，我并不是那么在意。当你努力工作，名誉自然伴随而来。拿我自己举例，我当初强烈地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其动因在于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中国高等教育复苏，在我博士毕业那年，本来有一个教职的机会。但是在1984年，加拿大政府推行了一个大型教育项目，旨在接纳中国学生，以此帮助中国逐渐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我感觉自己恰逢其时，我会中文，去过那么多的中国大学，还在其中工作过，所以我应该能在这一项目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因此，我决定回到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读博士后。实际上，在1981年至2004年的20多年里，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支持的合作项目，使得中加两国大学建立了广泛的校际合作关系。这些项目涉及多个知识领域。就在2014年5月，由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约克大学等单位发起，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加教育合作的转型：辉煌的过去与未来的挑战”教育合作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中加双方参与项目的知名学者与管理人员分别回顾了任职期间这些项目对参与机构、涉及知识领域、中国高等教育及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我本人为了这个会议也做出了长达4年的精心策划和组织。回顾这些经历，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名誉，是在认真从事教学科研，尽力帮助中国大学发展的过程中的伴随品。所以我的一部分荣誉来自对学术界的贡献，另一部分是因为我帮助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以及在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但这些都不是以“获得荣誉”为目的而得到的。
张磊：德性是一个存于内而形于外的概念。刚才您分享了您对学者德性的认知，那么可否请您在教育教学及研究中描述一下您是如何践行这些德性的？
许美德：德性的践行是发自内心的行为，首先，我很爱学习，多年来坚持学习。其次，我非常关爱学生。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我教学生涯中所遇到过的每一个学生都是我的孩子。当然，我这么说有点“中国教师风格”。实际上在西方传统中，博士指导老师常被称为“doctor father”，与博士生的关系相处得如同父母和子女一样融洽。我把他们都视为我自己的孩子，在指导他们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彼此是那样的亲近。我希望自己深爱的学生都能够有最好的发展和结果。我还记得，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所工作过的复旦
①麦金泰尔认为，人类活动的收获可以区分为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两种。内在利益是指实践活动本身具有的，是在追求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的过程中获得的，是有益于参加实践的整个群体。与外在利益是并列存在的一对概念。外在利益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通过任何一种形式的实践可获得的权势、地位或金钱。
大学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当然，正如你所知，我现在指导的很多中国学生也非常优秀。最后，我想我的德性实践，就是基于想要为中国做点什么，想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做过大量的工作，帮助中国学生到加拿大留学，我希望可以借助人才培养帮助中国大学从“文化大革命”的伤害中慢慢复苏过来。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本科背景让我发现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站，居然有着这么多宝贵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但是很可惜，这些宝藏在西方世界却不为人所知。我就思考，我要成为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二、影响学者德性养成有诸多因素
张磊：我们都知道，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德性的养成与个人生活背景无法脱离开来，后者作为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社会风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请您结合您的德性养成之路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德性养成的看法。
许美德：正如我在《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那本书中开头所说，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绝不可以将他们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应把他们看成是家庭、某个机构或几个机构、社区和国家的成员。对我来说亦是如此。我觉得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在院校的学术文化都影响了我的德性养成。
张磊：请您描述一下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与学校教育是如何影响您德性养成的。
许美德：我生活在一个有8个孩子的大家庭，我是老三。早在上高中时，我就很爱学习，并且对各国语言很感兴趣，例如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我总能从学习中找到乐趣。1963年，我进入了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文学”（Classics），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经典学习计划”。这都归功于我的高中老师，她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是她把我领进了古典文学的大门，也是她教会我希腊语。后来当我进入大学工作，我常觉得自己和她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授。除了她，我的很多家庭成员都是教师，例如我姑母，我母亲也一度想成为老师。上述这些人都对我的职业选择产生着潜在影响，所以我大学毕业后，虽然我并不明确自己想从事什么职业，会不会成为教授，但是我清楚我想成为一个老师，而且我一直都对学习保持热情。
张磊：可见您很早就在家人和老师的影响下树立了成为教师的志向。那么，您年轻时为何选择到中国来任教呢？
许美德：一开始是对中国浓厚的兴趣，后来兴趣发展成为一种深深的情愫。这么多年来，无论我人在哪里，我都一直非常关切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我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奖学金，在1967年到了中国香港，投身教育与公共福利事业。我一边在协恩中学教英语和历史，一教就是11年；一边投身社会工作，例如帮助医院病人、解救误入歧途的少女、帮助吸毒者戒毒等。我喜欢教学，喜欢学习广东话、普通话，喜欢投身于社会服务工作中。正是因为我对中文的学习、对中国的了解，加上我大学古典文学的专业背景，我逐渐明白自己想要研究什么问题。
1975年，我注册了香港大学非全日制教育学资格证书课程班，接受了教师职业培训。那时候，教师不需要什么资格证书，只要有毕业证书就可以了。我已经有多伦多大学的毕业证，但是正是这次培训让我明白了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我萌动了读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想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对中国日益强烈的兴趣。那时候，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作为西方人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我对中国感兴趣的，不是政治、不是毛主席，也不是红卫兵（red guards），而是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1976年，毛主席去世了，人人都惶恐，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不久后，邓小平上台了，他呼吁要开放，要改革。这一政治背景，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觉新时代就要来临了！而就在那时候，我还继续在香港任教，并努力学习普通话。那时候的香港，没有几个人会主动学习普通话，但对我而言，我真的非常想了解中国，所以我必须学会普通话。因此，强烈地想了解中国的愿望，是我努力学习和后来成为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动力。
中国的开放让我看到了希望。1978年4月我第一次到了中国大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接到签证下来的电话那一刻的喜悦心情。我先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然后又买了去北京的硬卧，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再回到香港。那时候的我，对人生轨迹充满了希望，我就思考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为之奋斗一生。当时，我想教育可以让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复苏过来，而我是一个老师，会英文，又会中文，如果将来我能进大学工作，那么是可以贡献我自己的一些力量来帮助中国发展的。要实现这一夙愿，前提是我必须拿到硕士学位，那时候我还仅是一个本科生。因此我下定决心赴伦敦攻读硕士学位，这样就有资格进入大学做教授了。
到了伦敦之后，随着在学术界中浸润，我对中国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刚去伦敦不久，我就鼓起勇气去了中国大使馆见了负责教育事务的刘女士，告诉她我有教师资格证，在香港教了10多年书，过两年也会拥有硕士学位，有没有机会将来去中国大学工作。后来，她帮我联系到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很有意思，有着特殊的建校背景，与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都有着一定的联系。该校能体现出中西方学术和大学价值体系的冲突与不同。所以，我决定毕业后去复旦大学任教。1979年的春天，我被告知如果我能在9月完成学业，那么我就可以在1980年的春节后入职了。于是，毕业后我进入复旦大学工作，同时我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我同年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业。就这样，我在复旦教了两年书，1982年回到伦敦，1984年博士毕业。当我拿到博士学位后，我知道我真正想成为一名学者。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导师布莱恩?霍尔姆斯教授非常支持我，认为我选取中国的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内容，就需要到中国大学去作实地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教授将是我终身的职业。
张磊：刚才您还提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您的影响，那么具体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呢？
许美德：当然，我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例如儒家文化中，对于责任是很强调的。我非常重视教授对于学生发展的责任、学术责任以及对全世界的责任。这其中，我认为自己有帮助中国高等教育崛起的责任，我所做的工作都与我对中国深深的情愫分不开。我21岁的时候就到了中国，而且我有一个中国母亲。我们1968年在香港相遇，那时我还很年轻，我们在香港一起生活了6年。此后，只要回中国我都会去看她。可2014年的夏天她去世了，享年97岁。5月，当我在香港看望她时，她已经非常虚弱，无法说话了，但是她看到我却是非常地欣慰。我的中国母亲帮助我更加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文化！除了我的中国母亲给我的直接影响外，中文学习的经历让我获益良多，四年古典文学的本科学习亦然。因此我能读懂《大学》、《孟子》这些中国哲学经典。而这些思想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对我的美德养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张磊：请您谈谈加拿大的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您的道德观的？
许美德：加拿大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法律的约束下，人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高等教育领域也一样，有一些明确的规章制度，有的甚至在法律层面进行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然而，有时候也会有例外，就像有人超了速，说自己没有察觉到一样。但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严格自我要求、自我约束。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加拿大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当然它也有自身的特点。很多人拿加拿大和美国比较，但是两个国家截然不同。加拿大比美国更加的“社会主义”，人们更加尊重和信任政府；美国则更加强调个体的独立，不愿意被政府管辖太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两国的比较研究也很有趣，因为两国的政治制度对大学也会产生影响。尽管两国政府提供的服务很相似，可加拿大仍归属于英联邦，有女王和议会制度，而美国是通过革命（独立战争）获得独立的，他们的议会制、总统制与加拿大很不相同。同时，加拿大政府的干预也会多一点。一些从美国到加拿大工作的教授，他们刚到加拿大时，感觉两个国家没有区别。可是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二者又并不相同。最明显的区别就
是加拿大有着非常完善的“全民医疗服务”，无论加拿大公民有没有工作、身处哪个省份，几乎都会有公共医疗服务。可是美国却不同，他们的体系更加复杂，保障也并非全民覆盖。由此就可以看出，虽然加拿大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平均主义色彩是很浓厚的。国家和政府为公民提供保障，公民也会尽自己的责任为社会服务，倒显得更加社会主义。我想这可以算是加拿大的社会文化。
张磊：您所在的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的学术文化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许美德：我所在的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是1960年代由政府单独出资成立的，不完全属于多伦多大学。我的导师赛斯莉?沃特森教授是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从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安大略省的教育发展，因此有独立的、充足的经费支持，不仅做研究、教学，同时还有很多的提升计划和项目。从当时的学术文化看，总体上比多伦多大学更加开放和民主，多伦多大学的文化仍是传统的学术文化。直到1996年合并到多伦多大学后，由于多伦多大学的一些规范和制度的约束，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日渐受到影响，发生了一些改变，不如以前学术自由，能够从事那么多的社会活动。这种改变对我还是有影响的。
在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同事关系都挺好（good colleagues），见面也很热情，但是彼此间却不是特别亲密。因为每一位教授的人生轨迹、学术研究的重点，以及学术责任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还是和教授这一职业本身有关系。教授是非常幸运的人，拿到终身教职后就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有更多的自由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没有人会管制你或者对你提要求。大家喜欢干的工作不同，没有共同的兴趣点，自然不会非常亲密。
三、学者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
张磊：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同时也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对于当前个别中国大学教师在多元价值中表现出对教育信念不够笃定，您有什么建议？
许美德：我感觉在中国，社会服务方面的道德责任大家谈论得比较少。现在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但是中国大学过于强调学术发表、基金申请，看重的是如何在学校排名中更加靠前，追逐世界一流大学，总想着建设一个中国的哈佛大学，却很少思考社会责任。我真心认为教授的任务不仅是教育学生、从事研究、增加知识积累，而且我们还有责任关心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大学教授的工作不仅是学术研究，而且还应该站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高度，对其他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尽可能的支持。虽说教授的责任就是研究高深学问，可是我们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那些落后的国家也是一种责任。曾经，在中国高等教育落后之际，其他国家的教授帮助中国的高等教育复苏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今，中国大学教授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如何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呢，例如帮助周边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国家乃至非洲国家的大学。
1980年，我从英国回到复旦大学工作，那时候的条件完全无法和现在的大学相比。所以，现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起责任，帮助亚非拉国家的教育发展。所以我相信，如果中国能够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分享给周边的不发达国家，把好的做法让大家都来学习，那么必定能够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例如，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项计划的实施就很有远见，世界屋脊的“天路”青藏铁路历经数十年的艰辛通车了，一个个新机场也迅速修建起来了，这些建设解决了中国西部的交通“瓶颈”，最重要的是使得一个个孤立的大学都被连接起来了，交通运输的能力是巨大的，带动整个西部迅速发展起来。还有，中国实施的高等教育“对口支援”项目也成效卓越，例如清华大学十余年来坚持支持青海大学发展，带动青海大学也进入“211”大学的行列，的确是非常好的做法。因此，中国要让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学发展的新模式，将中国的这些好的做法让第三世界国家学习借鉴。
(下转第111页)
The Training Ideas and System Design for Preparing Generalist
Teachers in America: A Case Study of Rollins College
Abstract: The art i c l e e l abora tes the hi stori cal tradi t i on o f ini t i al teacher educa t i on in the U .S o f Ameri ca, and anal yzes the bas i c i deas f o r prepar ing Gene ral i s t t eache r s. T ak e R o l l ins Co l l ege as a case , the art i c l e s tudi es the curri cul um des ign and teaching prac t i ce in teacher educa t i on program in the U .S. The successful experi ences of Ro l l ins Co l l ege insp ire us that we need to deal wi th several re lat i onshi ps between separated di sc i p l ine and mul t i -di sc i p l ine, academi c charac ter and educa t i onal charac ter , educa t i on pro f ess i onal know l edge and pro f ess i onal skills.
Key Words: America; generalist teachers; Rollins College
本文责编：吴婷
张磊：：最后您对中国大学教授的道德责
任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许美德：教授的知识不仅用来教学和研究，还要用来帮助社会发展，除了关注高等教育事业，还应投身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这些关乎全球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投身于公益和慈善事业也是很重要的社会服务。虽然这些不是学术研究的工作，但是却是作为大学教授的一种责任，这就是一种美德。例如，我有一位学生在中国某所师范大学工作，多年来她致力于教育和培养来自南亚、非洲和南美
洲的一些留学生。我很高兴看到她在为改变其
他贫困国家的教育而努力！我鼓励她坚持做下去，教授的责任不但要促进自己的社会发展，还要为促进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真正想看到的是，中国大学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做些什么，例如帮助那些国家培养留学生，这些才是我所期待的。因此，我真心期待中国学界会有一批学术领袖站出来，表明愿意为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帮助的态度。在我看来，这就是有德性的体现。
Moral Virtues and Responsibility of Scholars
——An Interview of Professor Ruth Hayhoe
ZHANG Lei
(College of Marxism,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本文责编：鲍东明
(上接第13页)
SONG Shichun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Bei jing 1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