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海派文学

京海派文学
京海派文学

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

海派文学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

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

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

京派文学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他的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被看作“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杰出代表。

“京派”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京派”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对儿时的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

京派指的是一个文学流派,京味指的是一种文学风格。京派与京味无关,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概念。

“京派”的作家大多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们同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虽然生活在都市(如北京),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与生活的城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以家乡生活背景为主。比如,废名主要写家乡湖北黄梅的生活,沈从文则以家乡湘西生活为题材,芦焚也主要描写家乡河南的题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也是主要以家乡江苏高邮的人和事为题材。惟一特殊的是萧乾,他的《梦之谷》等作品多以北京为背景,但是,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北京人,北京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作品仍然是以“童年视角”为出发点的,在本质上与“乡土文学”和其他的京派作品并无相悖之处。因此,在京派的作品中,一般是读不到“京味”的,即使是萧乾的作品也不以“京味”为特点。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他不是京派的作家。最大的两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地域性和政治倾向性(即态度)。京派的态度以沈从文的主张为代表,即对广义的海派的批判立场。虽然,左翼文学与新感觉派和鸳鸯蝴蝶派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但是,京派对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京派的创作既不同于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也不同于左翼文学。

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

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

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3、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菱荡》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从多个视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菱荡人”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菱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菱荡意境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后起的汪曾祺的作品亦无波澜,几乎全无高潮,反映了他对“不像小说的小说”最早期的追求。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时又是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疏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获得较大文学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在追踪社会时代脉搏上的滞后特点。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在追寻人文理想、承接文学传统、融合艺术新机、开拓小说新文体等方面提供了多样的发展途径。

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 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 “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3、萧乾以忧郁的儿童的眼光,描写人间的不平和世态炎凉(《篱下》、《放逐》、《雨夕》);以“乡下人”的眼光,发现劳动者的苦难和人性的美(《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邓山东》);从民族意识揭露宗教、教会的虚伪(《栗子》、《皈依》、《鹏程》)等等,都带有人生、人性忧郁的色彩。长篇《梦之谷》通过爱情悲剧控诉金钱社会和黑暗势力;抑郁缠绵的情感抒发,笼罩了南国山光水色的明丽,成为感伤的抒情诗。 “京派”的特点:人道主义为根基的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多写自然风物、纯真爱情、童心、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时或对都市上流社会发出讥刺。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新感觉派小说的兴起和特点 1、初期海派:接续鸳蝴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 概说: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表现市民生活,迎合大众口味;过渡性都市描写,沉醉于物质享受而又有负罪感;“都市男女”主题,性爱小说风尚,表现现代人性的“新式肉欲小说”;重视形式的创新,上海追新猎奇的风貌。 (1)张资平 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主题,彻底的媚俗化。“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显示出海派的驳杂。创作《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 (2)叶灵凤 以感伤恋情小说为起点,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31年后转向对都会女性的

(完整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名词解释完整版

1.人的文学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的,要求反对封建非人文学,建立以人道主义为本的合乎人性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 2.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沈雁冰、周作人等,是“五四”后成立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宣扬“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要刊物:《小说月报》(指1921年1月由沈雁冰接编并发表《改革宣言》后的《小说月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报)和《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等 3.创造社 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等,是“五四”以后重要的浪漫主义社团,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出版《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洪水》、《创造日》等十余种刊物 4.新月诗派 1926年,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诗镌》上提倡新格律诗,要求创造诗的新格式、新音节以表现完美的精神,被称为“新月诗派”。 5.语丝社 成立于1924年,成员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创作风格生动、泼辣、幽默,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6.湖畔诗社 1922年成立于杭州,成员有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是一个专心致志做爱情诗的浪漫主义诗歌团体。湖畔代表作: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诗歌合集《春的歌集》,汪静之《惠的风》。 二、名词解释 1.五四问题小说 1、指在五四时期(1919-1921)民主、科学等新思潮洗礼下,一批具备了初步现代意识,但还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满腔热忱地探究社会、人生问题的小说。代表作家有冰心、叶绍钧、庐隐等。

2.乡土写实小说派 2、乡土写实小说派是指二十年代涌现的一批描写农村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色彩的作家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为鲁彦、彭家煌、许杰等。 4.零余者4、零余者指的是郁达夫创作中具有连贯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个以“自我”为原型、浸透着作者本人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学形象,在这个形象身上既有卢梭式的自白,也有维特式的自怜,自惭、自卑与自尊、自傲相纠结,构成了时代的“零余者”的心史、情绪史。 5、倪焕之5、叶绍钧的同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形象。小说通过他改造学校的理想及其幻灭、追求新家庭的理想及其幻灭以及在大革命中的憧憬追求与幻灭,展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一生,同时展示了从五四前夕至大革命失败近十年时代发展的壮阔浪潮。 三、简答题 1、《三个叛逆的女性》 郭沫若的三个历史剧的合集。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主要是历史翻案剧,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2、《凤凰涅槃》 郭沫若创作于五四时期的长篇抒情诗,收入诗集《女神》。该诗借神话题材,以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象征中国的再生。表达出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和五四时代精神。形式上为清新活泼的自由体,全诗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1.小诗 1921-1924年间,冰心、宗白华、徐玉诺等人受泰戈尔《飞鸟集》,日本徘句的影响开始写作小诗。所谓小诗多是以一至四行的体式抒写个人即时的感兴,或托物喻理,或借景抒情,且常以哲理入诗,表现作家“零碎的思想”。2.“三美”理论 “三美”理论是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的,也是新格律诗论的核心,指的是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的美主要是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绘画的美主要指词藻要力求美丽,富有色彩,建筑的美主要指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 3、新月诗派 新月诗派是指形成于1920年代中期、活跃至1930年代初期的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组成的一个新诗流派。他们以系统的理论主张和鲜明的诗风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积极提倡并实践现代格律诗,亦被称为新格律诗派。 1、语丝文体 语丝文体是指语丝社作家融会英国随笔和中国古代笔记的笔法,自筹新体,于“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同时,又不失其含蓄蕴藉、稳健持重的风度,在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上可谓一时重镇。 2、美文 美文的产生与周作人的大力倡导有关,周作人1921年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多写“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王统照、胡适等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等进行创作实践,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3、《寄小读者》 冰心于五四之后创作的一部书信体散文集,写于1923年7月至1926年8月作者留学美国前夕和留美期间。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为“三爱”主题:歌唱童真、宣扬母爱、赞美自然。典型地体现出冰心散文的风格,文字典雅、思想纯洁,代表了冰心散文的成就。 1.文明戏 指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适应于现代文明的需要,主要借鉴西方戏剧,以语言、动作(而非歌舞)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的戏剧形式。也就是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与诞生时期的形态。文明新戏即后来的话剧(Drama),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是在19世纪末经由西方侨民传入中国的。 2、春柳社 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是一批留日学生,如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

《边城》哪些内容体现了京派小说的特点

《边城》哪些内容体现了京派小说的特点? 答:"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一)京派小说定义: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二)京派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三)文学观念: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四)艺术特征:京派小说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如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等。

张爱玲与海派作家

作为海派作家的张爱玲 ——天才的创作 摘要:“海派”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流派,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各有特色,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施蛰存等,天才作家张爱玲尤其出色,她的小说创作继承和发扬了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特点,同时又演变出自己的风格。 关键词:海派张爱玲洋场爱情小说女性 一,海派文学的发展 海派和京派最初是指京剧的两个流派,后来演变成了两个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此后,两派渐渐发展壮大起来。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虽然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第一代的代表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张恨水、包笑天、徐枕亚等。代表作品有张恨水的《啼笑姻缘》《金粉世家》,徐枕亚的《玉梨魂》、包天笑的《空谷兰》等。第二代是以张资平、叶灵凤等人为代表的的三角恋爱作家、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成就较高的当属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刘呐鸥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都市风景线》。另有穆时英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代表作有《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施蛰存的小说以心理分析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主要作品有《梅雨之夕》、《上元灯》等。“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描绘了都市五光十色的繁荣景象,以及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上,注重借助叙述者的主观感觉,创造一种意识跳跃、不断流动的特殊文体,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可以说是海派文学的代表,因此,海派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等。海派的第三代作家,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擅长写洋场爱情小说的一批作家,他们深受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影响。尤其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张爱玲。 二、关于张爱玲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卒于1995年,终年75岁,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 张爱玲的小说,长篇不如中短篇。《金锁记》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则是张爱玲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最起码要读三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三、关于张爱玲的小说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开始作家生涯的第一篇小说。这是一个关于寡妇的故事,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传神的写出了葛薇龙自甘堕落的过程。

认识海派文化 上海历史文化浅谈剖析

认识海派文化上海历史文化浅谈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可谓是一奇迹。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有了文化就有了生命,海派文化就是上海勃勃生气和活力的源泉。 追溯上海的文明渊源,可以发现在上古时期其文明已有相当水平。据考古资料表明,上海文化的滥觞时期始于据今5900-4900年的"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属于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崧泽文化的古遗址中,发现了捕渔的网坠,织网用的靴形器、捻线的陶纺轮以及狩猎用的剑簇、石刀、骨锥、牙刀等与渔猎有关的遗物,上古时期上海的物质文明程度据此可以略窥一斑。 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文化从属于中国古代的江南文化,而渊源于长江流域江浙的古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是一种水文化,水是流动型的,而非静态型的,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其次,海派文化还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对异质文化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姿态,善于接受新鲜文化因子,形成海派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另外,大量自南而来的浙江人和自北而来的江苏人,构成上海主要的"移民"群。江浙人是古代吴越人的后裔,吴越文化大胆开放的冒险性格及雄健恢宏的拓边精神,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开创性特征。海派画家任伯年的商业画、刘海粟率先使用人休模特、开创机关布景等等,俱是"敢为天下先"的行为。开埠后,西方文明又于此首先登陆华夏大地,上海由一个小镇迅速蜕变为全国的商业经济重心,中西大汇融的 "海派"文化随之渐趋形成。 "海派"一词,是20世纪20茸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创造,用于批判上海某些文人和某种文风,海派的对立面是京派,海派和京派象征着申国两种风格迎异的文化。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对之有一个生动点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 上海文化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 "海派"文化的精髓,并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吴福辉: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当下意义

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吴福辉(1939-),男,浙江镇海人,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100029 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这就逼使我们思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断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 一多种文学形态存在的背景 左翼、京派、海派文学的产生,是“五四”文学分流的结果。从时间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继浮出地平线。左翼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做为标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京派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已经有了聚集的表现;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论争(注: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同年12月苏汶(杜衡)在《现代》4卷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由此爆发历时近两年的争辩。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史称“京海论争”。),为一新的起点。海派的兴起可用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苔莉》为契机,约是1928年。如果从作家们的分流情况考察,也是意味深长的。“五四”时期著名的两大文学社团,就在此时分流了。“文学研究会”的文人,随着政治与文学中心的南移,留在北平(北京)的一部分便成为京派,集聚在上海的如鲁迅(注:鲁迅是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研究会成员。此社团的宣言为周作人起草,经鲁迅修改。鲁迅不实际参加的原因是当时他兼政府教育部的官员。)、茅盾却变成左派作家的核心。“创造社”的郭沫若、田汉和从日本回来的“后期创造社小伙计”(注:创造社分前后期。1926年一部分留日左翼

京海派文学

海派文学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 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 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 京派文学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他的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被看作“京味小说”的源头, 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老舍小说显示出浓厚的市民特色与地域文化性。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老舍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几乎可以包罗现代市民阶层生活所有方面的广大的“市民世界”。 而构筑起这个市民世界的支柱,正是作者用“文化”分割出来的三种类型的市民形象: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正派市民。老舍在执著地描写“城与人”同时,始终在做着“挖根”的工作,无论是早期的《二马》和《离婚》,还是后来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他都一直关注着与民族性问题有关的文化批判,而这种批判都是通过他的作品的“人文景观”,即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实现的,因此,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他关注的始终是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的题目中所说的“老舍的创作视点”。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这一视点既决定着老舍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也决定着老舍作品的独有的特点。正因为他的“俗”,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经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使他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同时,也正因为他重视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也决定了他的批判不同别人的批判。比如,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独幕话剧《终身大事》 作者胡适。1919年3月发表于《新青年》6卷3号是中国最早运用现代话剧形式表现五四时代精神的剧作。剧本描写一个中产家庭的独生女田亚梅为争取婚姻自主而离家出走的故事。剧情简单,受易卜生的影响,但反封建的主题鲜明,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社会问题剧的创作和演出有推动意义。 爱美剧 “五四”文学革命开展了对中国旧剧的讨论,批判堕落的文明戏,翻译介绍欧美话剧。在此基础上,一些以陈大悲为代表的戏剧家提出了“爱美”的口号(英文Amate ur 的音译,意为非职业戏剧,不以营利为目的。)由此肇始了20年代初期遍及南北各地的“爱美剧”运动,打破了因为文明戏衰落儿形成的新剧舞台的沉寂,成为五四以后创造现代话剧的重要实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于1930年成立于上海霞飞路。代表作家有鲁迅、冯雪峰、柔石等。代表刊物有《创造月刊》《拓荒者》《萌芽》等。左联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为纲,以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总结,提倡和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新感觉派 新感觉派是30年代海派文学中重要的一支,是活跃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半期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的主要阵地是《无轨列车》、《新文艺》和《现代》等刊物,主要作家是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此外还有黑婴、徐霞村、叶灵凤等。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 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其中,“海派”所指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下文所提到的新感觉派。 1 关于“京派”与“新感觉派”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而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2 “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各自的艺术特色 ⑴从写作手法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 与京派相比,新感觉派的艺术手法更接近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新感觉派强调主观感受。并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现代风景和生活。以刘呐鸥为代表。他15岁赴海外求学,较早就受到现代主义的熏染。他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同时,新感觉派小说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叠合交错的表达式,来反映都市的繁华和喧哗。以穆时英为代表,其作有南北极》、《公墓》等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此外,描写手法新颖也是新感觉派艺术手法之一。海派小说不断变换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人物的潜意识,表现人物“超我”与“原我”的冲突,显示心理分析的特征。以施蛰存为代表。其心理分析小说堪称独步,并为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如《将军的头》、《梅雨之夕》等 ⑵写作内容 京派作家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他们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风俗美,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

浅谈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浅谈 江水泱泱入海激昂:海 派文化浅谈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 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 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短 短一百年的时间迅速崛 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 可谓是一奇迹。文化是城 市的生命,城市有了文化 就有了生命,海派文化就 是上海勃勃生气和活力 的源泉。 追溯上海的文明渊源,可 以发现在上古时期其文明已有相当水平。据考古资料表明,上海文化的滥觞时期始于据今5900-4900年的"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属于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崧泽文化的古遗址中,发现了捕渔的网坠,织网用的靴形器、捻线的陶纺轮以及狩猎用的剑簇、石刀、骨锥、牙刀等与渔猎有关的遗物,上古时期上海的物质文明程度据此可以略窥一斑。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文化从属于中国古代的江南文化,而渊源于长江流域江浙的古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是一种水文化,水是流动型的,而非静态型的,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其次,海派文化还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对异质文化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姿态,善于接受新鲜文化因子,形成海派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另外,大量自南而来的浙江人和自北而来的江苏人,构成上海主要的"移民"群。江浙人是古代吴越人的后裔,吴越文化大胆开放的冒险性格及雄健恢宏的拓边精神,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开创性特征。海派画家任伯年的商业画、刘海粟率先使用人休模特、开创机关布景等等,俱是"敢为天下先"的行为。开埠后,西方文明又于此首先登陆华夏大地,上海由一个小镇迅速蜕变为全国的商业经济重心,中西大汇融的"海派"文化随之渐趋形成。 "海派"一词,是20世纪20茸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创造,用于批判上海某些文人和某种文风,海派的对立面是京派,海派和京派象征着申国两种风格迎异的文化。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对之有一个生动点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 上海文化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海派"文化的精髓,并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文学上曾出现过标新立异的"鸳鸯蝴蝶派。" 清末民初,上海文学界由一批文人自发组成了"鸳 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程小青、张恨水、 陈蝶仙、范烟桥、秦瘦鸥等,大多擅长写爱情故 事: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 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鲁迅语)。该派作家持" 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观念",认为人生就是一

浅谈京派和海派的形成

浅谈京派和海派的形成 现在分别说到京派和海派,我们都会联想到一系列不同的事物,有如被周立波标榜着的咖啡,和他所谓的赵本山吃着的大葱;或者同种事物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比如同样是旗袍,也明确的分着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这两个名词,早已脱离其最初形成时的语境,成为伴随着它们各自所代表的地域的两种亚文化,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同时也打破了地域,无处不在,无处不能看到它们互相的碰撞、斗争、交流与融合。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追本溯源,我们还是先从它们最开始出现的文学界说起。“京派”,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文学流派,“京派”作家代表有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等,称为“京派”是因为他们当时多在京津两地活动,发表的文章都在京津刊物,又具有较为统一的艺术风格。而“海派”最开始有多种含义:活跃于上海一带的一群画家的画作和风格;京剧在上海的表现风格;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等等都称为“海派”。京派和海派文学就有着鲜明的差异和斗争,京派文学追求自然和人性的美,有着淳朴、平和、隽永的语言风格;而海派则首先提出“都市男女”,着力描写五光十色的繁荣都市和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具有世俗性与商业性。那么为什么在这两地的作家群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所有的艺术和文化都离不开它们所生长的土地,北京和上海,我们需要认识这两块特质的土壤。 简单的从上海说起,上海自从开埠以来,一直是与外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同时有进驻了各国租界,商业发达,西方文化强势的影响,使上海很快成为了一个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窗口和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现代化和都市化在这里生根发芽。于是快节奏的生活、商业气息、灵活多变、中西结合、都市人的病态心理……这些也很自然的进入了艺术表现,成为海派风格的特征。而相对于上海的开放,京津一带却在内陆,未能接触到这样的“西风”吹拂,又是一贯的政治中心,风格自然不同。鲁迅有段对京派和海派的分析:“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虽然尖刻绝对了点,但引用于此,还是能说明些问题的。 总的来说,还是艺术源于生活,离不开地域与时代,人的性格也是如此,“海派”和“京派”的形成,是特定时代中在不同地域上孕育出来的文化体现。

海派文化赏析

海派文化赏析 摘要:海派文化的定义,它具有内地文化杂交的特点,又是中西文化杂交的产物。海派文化的形成过程,它的形成,成长,转折,成熟追根溯源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才会有什么样的城市,上海造就了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又影响了上海,推动了上海商业化的发展。 关键词:上海,海纳百川,开放创新,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开拓进取 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与明清时期形成的徽商文化和晋商文化等其他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海派文化既不是原有上海社会和商人所创造,也不是在某一省份商人的文化基础形成,它是各地商人多元文化杂交的产物。而徽商和晋商文化的地域性都比较突出,主要是受当地人文社会环境和商人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如果说徽商和晋商文化是当地土著人的产物,海派文化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商业移民共同创造的一种杂交混合型文化。 其次,海派文化不仅具有内地文化杂交的特点,而且在其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海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它又是中西文化杂交的产物。 对于海派文化的形成,追根溯源与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 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等地方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这便是它的萌芽时期。而它的成长期则是在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同时,它还有一段转折时期。 首先在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都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是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次,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到了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内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走向成熟。 海派文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是各种文化杂糅的产物。西洋文化对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 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

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这就逼使我们思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断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 一多种文学形态存在的背景 左翼、京派、海派文学的产生,是“五四”文学分流的结果。从时间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继浮出地平线。左翼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做为标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京派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已经有了聚集的表现;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论争(注: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同年12月苏汶(杜衡)在《现代》4卷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由此爆发历时近两年的争辩。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史称“京海论争”。),为一新的起点。海派的兴起可用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

从上海话和海派文化谈起

从上海话和海派文化谈起 上海话是上海地区的方言。有人说,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错,正是由于有了上海话这样的吴侬软语,才会有海派文化的独特性和非凡性,才会有上海人的精明沉稳的性格。下面我就从上海话的起源谈起,说说上海话和海派文化。 上海话,俗称沪语,是主要分布于上海市区的方言,属于吴语,通常称为“上海闲话”,是现代吴语地区的最有影响力的方言之一。上海话是历史悠久的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自宋代上海开埠形成上海港以来至少有700年历史,上海话最早是从苏州话发展过来的,并在20世纪开始由于上海经济大发展,上海话逐渐取代苏州话成为主流,曾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长三角地区通用语。后来由于国家强制推广普通话,上海话逐渐在新生代群体中没落下去。 上海话既继承了悠久历史所传承下来的方言基础,也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化因素。上海开埠后,在10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上海籍人口只占25%,非上海籍人口占了75%。1950年,非上海籍人口占到了上海地区人口总量的85%。大量的移民在到上海避难、经商、求学、工作的同时,也把他们家乡的南腔北调乃至纯正的洋腔带到了这座城市,就如美国的移民文化一样,上海也就诞生出了海派文化。而语言之间的自我修复和校正,使得上海话很快吸收了来自各地,尤其是西方的语言发音,腔调等,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方言。比如很多用普通话读不押韵的古诗,用上海话读就能押韵,再比如“日头”为“太阳”取代,常被上海人挂在嘴上的“阿拉”也不是上海本地方言,而是取自宁波话。外来语对上海话的影响,如“摩登”一词来自“modem”,“脱口秀”一词来自“talk show”等等。 上海话的代表性我是知道的,作为一个外地人,虽然也生活在江南地带,但是我们的方言是闽南语,和上海话的吴语差别可不是一点两点就能数清的。来上海之前,我也听说上海人是有点小气的,但是来上海生活了两年之后,我发现原来上海人的小气是来源于他们的精明,而上海人的精明则是糯糯的吴侬软语和海纳百川,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所造成的。但是这其中也产生了一点弊端,就是由于上海人本土语言精确性的要求比较高,他们宁愿不讲上海话也不愿听很不标准的上海话,从而造成了上海话没比广东话热门的原因之一。 再说上海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主要是由吴越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因素融合而成,具有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特点。说道海派文化,就不得不提海派文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其海派文学,更是一个郁达夫式的以抒情为

上海建筑的城市文化

上海建筑的城市文化 建筑见证着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独特而有价值的建筑会为城市增添魅力,一个城市也会因建筑而被后人铭记。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不管是老上海市民生活起居、市井气息浓郁的弄堂里巷,还是见证上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繁华奢靡的外滩万国建筑群,还是今日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黄浦江两岸的摩天大楼,这些不同时期的建筑见证了上海的城市历史,共同构成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认同,“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①,因此风格迥异、各式各样的上海建筑可以说是表征海派文化的符号。 一、市井气息浓郁的弄堂、石库门 弄堂是上海民居的标志,一提起上海,弄堂里巷、石库门便与之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就如同四合院之于北京的意义。可以说,弄堂、石库门是影响上海市民社会生活方式、行为处事方式、风俗习惯最重要的建筑样式之一。这一独特的建筑样式随着上海对外开埠设立租界而日益兴盛,其空间布局和平面设计接近中国传统的江南民宅,但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的联立式住宅方式的建筑,“石库门这种建筑样式,从它诞生年代那一刻起,就烙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烙印:中西合璧、土洋结合、实惠、功利、精细狭窄,等等,等等”②。后来的石

库门建筑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在高度、外形的处理(门框、门楣、山墙)等方面更多地借鉴西方古典的建筑风格而有显著的变化,由此在上世纪20、30年代进入石库门建筑的繁盛时期。 作为上海民居建筑的主要样式,石库门在容纳大量市井小民的同时,还承载着市民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显示了上海市民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生活习俗,包含着在这一空间下长期凝聚而成的情感等文化内涵。在这个独特的民居空间里,上海男男女女演绎着他们各自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弹奏着跌宕起伏的生命乐章。在海派文学作家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笔下,石库门民居呈现出上海市民社会独特的生活景观。透过影像和书籍的记载,上海市民的生活众相、悲欢离合慢慢呈现出来。形形色色的居住习俗(“螺蛳壳里做道场”、乘风凉、孵太阳等等),充分利用狭窄空间的弄堂游戏(如滚铁环、刮片、扯铃等等),悠扬动听的弄堂歌谣,温馨朴实、情仇交加的邻里情愫,,共同构成别具一格的石库门文化,成为上海民俗文化的典型。 二、由外滩万国建筑群到浦东陆家嘴建筑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滩已成为上海的标志,是外来者透过它观看上海的门孔,也是上海向世人彰显自身实力的有力证明。外滩在上世纪30、40年代见证了上海的繁华奢靡,在当时海派文学、新感觉派小说作家那里,上海,确切一点说,外滩才是最能刺激人的感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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