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舆论反转谈法治思维的培育_许慎

从网络舆论反转谈法治思维的培育

许慎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网络舆论反转是现实生活中的舆论现象在网络环境中的延续与发酵。网络舆论

反转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网络自身的特性加剧了舆论反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网络舆论反转与法治思维的关联体现在行为主体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理解和执行上，培育法治思维能够有

效地降低网络舆论反转发生的几率，从而营造一个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

［关键词］网络舆论反转；法治思维；培育〔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７０７（２０１６）２－００８４－０４

网络舆论反转是近年频繁出现的社会现象，学界和媒体对它的关注多集中于社会道德领域的讨论，对这一现象的评判多是负面和激愤的。事实上，网络舆论反转是现实生活中的舆论现象在网络环境中的延续与发酵，它的发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不可一味批评。网络舆论反转所反映的公民社会参与水平的提升、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以及由此引发的法治思维的培育，同样应当是学界探究探讨的重点。一、“网络舆论反转”的内涵及成因

“网络舆论反转”不是网络生活中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现实社会生活在网络环境中的呈现、延续与发酵，是民意在网络空间中寻求与建立的新式行动路径。就其概念来说，“网络舆论反转”是指针对特定的社会事件，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平台，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两天到半年），网民在

接收到

“特定信息”后结合个人经验和心理倾向做出的与之前“相反”（通常出现一次反转，也有两次甚至多次反转）的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并对事件发展和社会认知产生巨大影响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某现实社会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网民因

为接收到的信息之间具有质的差异，而在不同时

期做出了存有巨大差别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以２０１５年十一黄金周发生的“中国老太日本‘碰瓷’”事件为例。事件的起因是一位中国网友被一位在日本的中国朋友告知２０１５年８月发生的一起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并讹诈１０万日元的事，并被告知此事已经被日本京都的一个居委会机构发了“通告”———提醒大家当心这种碰瓷讹诈的情况，遇到了一定要报警。于是，这位中国网友未经

核实，于１０月４日将这条信息发布到了微博上，

并配以激烈言辞，大骂老人并讽刺中国人素质太低。结果，截至１０月６日晚，这条微博已经有了１．３万的转发量，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众多知名博主也相继发表评论。１０月５日，凤凰卫视记者援引京都当地官员的话，称“日本京都的‘碰瓷’是真的”，并在报道中指出自己采访了当地的居委会、警方等部门，确认了通告的真实性。但随后事情出现大反转，１０月５日，老太太所在旅行团的中国领队发表微博指责“碰瓷”新闻造假，随即事件当事人家属通过媒体澄清事件经过；１０月６日，此前报道事件的凤凰卫视记者在微博中发表“原来的文告有失实之处，今天会发文，进行更正”的内容，承认新闻内容不实；１０月７日，

本文为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北京市社科联决策咨询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９）阶段成果

２０１６年２月第２期总第２５９期

思想教育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日本相关机构就此事致歉，并处理相关人士。本次事情从发生到最后定音，仅两天的时间，舆论却从谩骂、指责走向同情、道歉，出现了极大的反转。类似的事件，还有“安徽女大学生撞倒老太”事件，“成都别车女司机”事件，“羊水栓塞产妇”案，“外国小伙撞倒大妈”事件，“许霆案”“彭宇案”等。

虽然网络舆论反转事件最终都以事件的澄清为结局，但其对当事人、网民、社会关系等的伤害却是无法随之而去的。网络舆论反转之所以频繁发生，主要有以下３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事件信息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常常是制导舆论的主要因素。以上述事件为例，“碰瓷”事件最先来自“本地人的告知”，然后经“网友纷纷转载热议”“权威媒体的确认及证据”“有关单位证实”“网络知名人士的评论”等，看似应该真实的信息逐渐坐实了事实，网络舆论出现第一次“审判”。而后，“知情人力证”“当事人出面”“媒体再调查”“网友频质疑”等，看似更加真实的信息再次纠正了事件，舆论出现第二次“审判”。在这个过程中，网友未经核实的微博内容、某些权威媒体的不实报道、某当事单位的草率回应、某些知名人士的评论，这些实际上就是普通网民所能接触到的“真实信息”，这些信息的不实或虚假是导致舆论走向坏的方向的主要因素。

第二，事件真实信息的暴露需要一定的过程，网友、媒体和当事人的质疑是推动真相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碰瓷事件”最开始的时候，就有网友和媒体质疑事件的真实性，对日文通告的原文、老太太的经济状况、事件处理程序等问题都提出疑问。于是新一轮的采访、求证展开，并伴随着当事人的力证，最终澄清了事情的真相。然而，追求真相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作为普通网民不可能人人都有能力去追求真相。

第三，网民面对事件信息的“随机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摇摆的舆论状况。从前面两个原因我们可以知道，网民本身作为网络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有难以辨识真实信息的不可抗因素，特别是网络信息感性化、事件或群体的标签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煽动民众的情绪和感知。因此，网民在社交网站和公共平台上讨论问题、发表看法，都只是人们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

应，这和一个人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不同的。而就网民自身的立场、观点、经历、心态来说，这也会影响网民对社会事件的看法，特别是网络的匿名性与低惩罚率，间接降低了网民在网络平台中对自身言论的约束力，并最终制约舆论走向。

因此，信息的真实性（包含信息自身的暴露与媒体的报道）与网民在社会事件中的参与程度是网络舆论反转出现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反复和复杂的过程，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舆论在不同的传播阶段表现得有所差异或截然相反是不可避免并应该坦然接受的，客观事物自身的暴露尚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何况信息传递中还有诸多人为因素的参与，人们对特定的人或事件的认识有变化也是自然的，这符合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过多苛求。因此可以肯定，网络舆论反转本身不见得是完全消极的，但是哪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网络舆论的反转、网络舆论反转侵犯了谁的利益，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

二、网络舆论反转与法治思维的关系

网络舆论反转看似是一场关于事件真相的热议，实际上它与每个网民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所谓法治思维，就是要以法治精神和法治价值为导向，运用法律原则和法律方法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是一种法律权利义务思维，网络舆论反转与法治思维的关联就体现在行为主体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理解和执行上。

网络舆论反转中的行为主体主要有两大类型，信息发布者（主要是公共媒体）和信息接受者（既包含普通网民，也有职业网民，诸如水军、推手、“大Ｖ”等）。这样的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自媒体时代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具有双重身份。这里仅就一般意义来划分，本文探讨的是公共或权威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对网络舆论反转的推力，这一类的影响力更加广泛、深刻。

就信息发布者而言，他们是舆论监督法律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公共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发布及时、真实、准确的信息，将个体的声音放大，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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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传播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与认同，最终汇聚成社会集合意识，成为舆论。信息发布者在享受知情权、采访权、报道权和人格权的同时，要履行尊重司法独立、尊重公民和法人人格权、维护社会和谐、如实公布信息的义务。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办《新莱茵报》时曾对报刊的作用进行过论述，“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１］４８９。在纸媒繁荣的时代，报纸的作用就是要能够及时反映当时的局势，表达社会舆论，从而对社会活动进行干预。马克思这一报刊使命观成为新闻媒体对舆论进行引导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精髓仍然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在网络舆论反转的诸多案例中，信息发布者主要有两种行为方式。第一，发布者基于及时、新鲜的原则，所发布的信息为现阶段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并且在发布过程中不存在主观的造谣和散谣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不涉及法律问题，更不涉及道德问题。第二，发布者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者刻意分阶段地将已经掌握的完整信息投放给网民，并且在发布过程中不存在主观的造谣和散谣的行为；或者转载来源不合法的新闻信息、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歪曲原新闻信息内容，这些行为不仅关涉职业道德，更触犯了法律规定的媒体义务。部分公共媒体作为信息的优先占有者，在行使法律赋予权利的同时，违反了法律赋予的义务。

就信息接受者的行为而言，网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与义务，即每一个网民享有通过各种语言形式表达、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网民在行使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诸如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其他公民，不得用言论侮辱、诽谤、诋毁其他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得教唆他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等。网络作为公民表达意见、参与社会生活的平台，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现实生活的延展而非真空地带。法律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是要促成个人自我价值和成就的实现，增进知识、追求真理，保障公民自由且公开地发表意见，聚集民意、形成舆论，以监督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言论自由在网络生活中的“任性度”和“影响力”，表面上看

都是言及他人他事，实际上最终会损害公民自身的利益。

职业网民，诸如网络推手、水军、大“Ｖ”等，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在造势、造谣的过程中误导舆论走向或干预社会事件的评判与发展，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言论自由的义务。而普通网民的点赞、支持、转发、评论等行为，是以其所接受到的现有信息为依据的，当然也不排除个人喜好和偏见在里面，这个行为即便不存在主观的造谣和传谣的目的，在当前网络舆论的汇聚和极化过程中也会对当事人和事件的走向有所影响。特别是普通网民对事件确定性的需求、网络自身的匿名性、网络评论的高开放程度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催促”网民自求结论。诸如我们看到的一边倒、人肉搜索、道德谴责等行为。

由此，网络舆论反转之所以牵涉到法治思维的培育，核心问题就在于网络舆论的参与者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对于法律至上、程序正义、权利制约等基本的法治思维的认识还有待继续培育。

三、培育法治思维，降低网络舆论反转

发生的几率

公民的法治思维是其从事社会活动和法律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在互联网时代，培育网民自觉尊重、遵守、运用和信仰法律，法律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实现对人们权益的保护。网络舆论反转的现象有很大程度的客观因素在里面，我们无法彻底根除，但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通过教育和约束网络参与者，使其更好地行使言论自由权利，遵守法律赋予的义务，养成自觉自律的办事习惯，以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舆论环境。

一个对法律一无所知的人，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维的。普及法律知识，有利于提升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网民群体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根据《第３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ＣＮ－ＮＩＣ）最新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６．６８亿，以１０—３９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７８．４％。其中２０—２９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３１．４％，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最大；１０—１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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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２３．８％，互联网继续向低龄群体渗透。［２］年轻人正处于思想道德和法治观念成长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在其学习和成长的阶段，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形式灌输、渗透法律知识，有利于他们更早更好地在头脑和内心中埋下法治思维的种子。

具体来说，普及网络知识、培育法治思维必须实现校园教育与社会促进、国家宣传相结合。在学校层面，要继续深入法律知识普及，特别是大学阶段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课程与其他相关法律基础课程的教育，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组织案例观摩与模拟法庭等参与度高的教学活动，同时汇集团委、学生会、社团在普法教育中的创造力与凝聚力，引导青年学生准确认识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做到知法守法。在社会层面要健全主体参与式的普法教育，除保留原有的普法教育方式诸如影视剧渗透、法治节目和宣传栏教育等，还要通过立法参与、法庭旁听、媒体传播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充分发挥普法对象的主体作用和主动参与的热情，把普法的教育效果通过受众的主动参与和亲身体验转化为守法的内在自觉，最终成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不难看出，只有大力追究造成恶意网络舆论反转主体的法律责任，公开、严肃治理当前网络舆论的混乱状态，才能促使民众树立对法律权威的敬畏，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国家的强制性。追究网络舆论反转等诸多现实案例中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是维护国家法律权威、维护公民合法利益的必然举措。追究法律责任，其实是教育与处罚的结合，只有通过公开公正、持续严肃地应对网络舆论环境中的违法行为，才可能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从现实案例中已经知道，由于网络传播的隐匿性、自由性和网络追责的高成本的特点，网络已然成为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一些网络言论缺乏依据、情绪化，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借机散布谣言、恶意谩骂，极易煽动网民情绪，舆论的焦点容易被无端放大，最终形成网络舆论暴力。因此，法律责任的追究不能抓大放小，必须坐实一个处理一个，对于恶性的网络舆论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对案件的审理与处理情况必须公开报道，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

我国自１９９７年以来不断出台各类以企业、媒体、个体为对象的关于互联网文明与安全的法规、管理办法、条例与决定，以大力加强和改进网络精神文明建设、惩治网络不法行为。诸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２〕２０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３〕２１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４〕１１号》等，都将网络侵权行为的处罚具体化。诸如抓捕传谣、造谣、误导舆论的网络“大Ｖ”，对释放错误或误导性信息的媒体施以处罚或明令致歉，也彰显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威慑与处罚效力。

事实上，法治思维不仅是权利义务思维，更是建设性思维，它以建设社会、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的。在网络舆论反转的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部分网民群体道德行为失范，言论责任弱化；部分媒体丧失职业道德标准，制造、传播虚假新闻或截留事件全景。这些都对当事人、网民乃至整体的网络舆论环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网络舆论反转中所造成的伤害与其说是言及他人，不如说是感同身受。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生活日常都主动或被动地暴露在他人的视线与窥探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规格界限，越界行为将会非常普遍，人际信任也将随之崩塌。因此，培育法治思维，就是要对已经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修复、对可能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预防、对现存的社会问题进行解答。当然，法治思维的培育离不开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在网络舆论反转问题上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ｈｌｗｆｚｙｊ／ｈｌｗｘｚｂｇ／ｈｌｗｔｊｂｇ／２０１５０７／ｔ２０１５０７２２＿５２

６２４．ｈｔｍ．２０１５－７－２２．

［责任编辑任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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