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欧文的共产村和道德观

罗伯特.欧文的共产村和道德观

2012年09月21日来源：《东方早报》作者：林达

欧文把一切问题归于私有制未能均贫富，简化了道德律和人性，却也很自然：不仅飞速的工业革命造成民间尖锐痛苦，在视觉上压倒了一切；同时，那也是人类的青年时代，如同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人性的理解还没有机会展开。

1824年，英国人罗伯特·欧文远渡重洋，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共产村。要了解欧文版的“道德理想国”，也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对道德的理解。在启蒙开启理性之后，很多学者认为，“上帝死了”，道德不再由上帝指导，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理性主导的道德观？欧文版幸福岛的核心是社会和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重点应该是后者，是每个人“只利他不利我”的自我约束，后者只是前者推出来的结果。而且，约束自己的时候，与上帝无关，只和人的理性有关。

离开上帝的道德指点，一大堆哲学家在探讨“道德”。其中很出名的一个，是欧文的老朋友，英国哲学家边沁。他的出名是在“功利主义哲学”。他承认“趋利避祸，趋乐避苦”是人类天性。所以，所谓“功利”，就是最大可能地满足人的天性，结论让大家都很安心：怎么做能让一个人感觉最快乐，自然就是好的，就是道德的。他的这个观点扩展到社会，就是能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大多数人的快乐幸福，就是正义。对个人来说，这真是好消息，你可以尽最大可能无所顾忌地去追求快乐、满足自己的欲望，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小心不要落到一个弱势位置，不要沦为多数人追求幸福的牺牲品。

图：罗伯特·欧文像李媛/绘

由边沁理论去看新和谐村，显然行不通。那里有一堆辛苦工作等人去做，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永远不去碰这些工作，才是快乐幸福的第一条件。在外面的世界，一个相信功利主义的人，会权衡自己付出的痛苦和换来的快乐，决定自己是否值得付出。可是在这里，自愿辛苦工作是村民签约的主要条件，付出多并不换来更大快乐。显然，欧文并不对他的老朋友全盘接受，彻底的边沁对他的社会不是现实选择。他一定有另外的道德信念来源。是的，一定有康德。这两年，经过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公正教育，康德的新道德论已经很普及。我就在这里再替他普及一下。

要论哲学，德国人是有名的哲学脑袋。康德就是这么一个。对欧洲对整个西方文化，他都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其实比边沁还早个半代，在欧文1824年出发去美国建新和谐村的二十年前，1804年，他已经离世了。

在中国，也许读康德哲学原著的人并不多，可是差不多大家都熟悉他的墓志铭：“有两样东西，令我思之愈甚，愈发赞叹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律。”记得我读到它的时候，大概二十来岁，不由自主就记住了，我身边的朋友们也都一样。很自然，它就能以其思想、语言的双重张力，去吸引一个年轻人。可是此后很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去细想，什么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后来想想，我吓了一跳，那个郑重其事与法律（law）相提并论的道德律（moral law），居然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好像整个人生就是被切成两块，一块归法律管，余下的，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可能涉及“道德”，差不多都划归道德律来管了。年轻的我们没有细究康德和其他哲学家的道德观，我们不仅年轻，而且生活在一个思维简化的年代。我们也相对单纯，我们隐约感觉道德就在区分“好坏”；年轻的我们，对自己将是个“好人”颇具信心。而生活在慢慢展开，我们看到生活的复杂，人的复杂，不再拥有欧文那样的判断自信。终于开始想到，我要仔细看看康德的“道德律”。

康德是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对个人自由的理解，竟不是简单的“我做我最想做的事情”，“我做令我最快乐的事情”，他并不全盘否定边沁，他只是觉得不完全是功利的。记得还是十多年前，我就聊过人和动物的差别是什么。康德也在考虑人和动物的差别。康德是这么想的，他认为，人和动物的差别是“自由”和“不自由”。他认为，人是自由的，而动物是不自由的。可是，康德的“自由”观“很哲学”，也就是蛮绕的。康德有句名言是“自由就是自律”，所以，我乍一听到真的感觉很奇怪，就好像在说：“自由就是不自由。”

康德认为，当然，人也是一种动物，冥冥之中，就和动物一样，也有各种潜在因素操纵着你的欲望和弱点，令你经不起诱惑，动物完全屈从于本能欲望，那么，在康德看来，动物并不是自由的，它们只是“欲望的奴隶”。

说得再白一点，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它是自由的吗？照康德说法，当然不是，那倒霉的苹果是地心引力的“奴隶”。假如它是人，它可以选择，可能就自主选择飞上天去，那，才是“自由”。康德认为，人和动物不同，在于他有尊严，能克制自己的欲望，经过自主选择，按照善的规则行事。那善的规则，就是道德律。

好吧，善就是道德，什么是善？不是等于没说？康德的意思，有点像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也就是他相信天赋人性中，有善的一面，并且人会“向善”。既然是“人”的“天性”，既然大家都是同一种叫做“人”的动物，那么，对善就应该是有共识的：人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他们内心其实知道什么是善的原则，也就是知道那个“道德律”的。那是我们可以期待“良知”、“同情心”等等的来源，也是我们可以期待社会公德、个人私德的来源。所以，出来一件事情，人的一个行为，不管你怎么强词夺理，善不善，自有定论。它存在于你的内心，也和大家的判断一致。

所以，康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这种自主选择的能力就是“理性”。假如你有能力克服人性恶的一面，能够克服例如贪婪之类的欲望，能够使自己成功挣脱欲望奴隶的状态，有了根据善的原则（道德律）行事的自主选择能力，你就是“自由”的。这样，人才有尊严。康德甚至认为，这才是“人”可以宣称自己拥有“权利”、可以宣称“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据。也就是权利和责任并存的意思吧。

康德认为，经过教育的、变得文明的、有知识的人才会拥有道德判断力，才会依据道德判断力而有了“自由意志”，才会出于自由意志去“自律”。

图：康德

在这里我必须说明一句，就是根据英语翻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字面上去看，康德的“自律”、“他律”的用词，可能和我们直接用中文理解很不相同，甚至有时会感觉意思是“反的”。上面说的康德基于道德的“自由意志”提到的“自律”，英语是“autonomy”。为了对应地说明他的哲学概念，康德就发明了一个对应词heteronomie，英语是heteronomy。既然前面是“自律”，后者就在中文中被译成“他律”。可能的误解就出在这里。

在中文里，对“他律”的理解，多半是指“受到他人和社会的规范和约束”，可是康德“heteronomy”的意思是，你遵循自己的自然感性本能，去寻乐避苦；而不顾理性告诉你的道德准则，就是被heteronomy（他律）了。那个“他”不是外界，而是你内心的本能欲望。对康德来说，你的行为被你内心的自然欲望指挥，你就失去理性的自由意志，所以你是“不自由”的，没有autonomy，没有自主和自律，也就没有获得“自由”。哲学，真拗口啊，是不是？可琢磨一下，还是很有意思。

所以中文的“他律”其实是“社会他律”，而康德发明的“heteronomy”，其实是“欲望操纵”。

顺便说说，我有时候觉得，文化交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今天我们在使用的，不说现代，就是近代的许多词，在我们政治生活中使用的基本词汇，大多是从西方语言翻译到日本，再从日语翻译到中文，我们只是在自己的文化用语中，找出自己大致对应的那个词。可是，那个词原来在中文世界使用，有它另外的含义。我们就这样在含含糊糊中过河，近代的河，现代的河，不知会摸到对岸的哪里。

康德的新道德论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西方社会和知识人。一个最突出的功效，就是它让人接受了自律要求，接受了法律之外的另一种自我约束。我想，任何一种理论，它要变得流行，或多或少，总是在某个部分，与人性真实或者时代状况暗合。

接下去，问题来了。一是，那个往大里说涉及善恶，往小里说涉及对错的道德，哪怕是知识人，要论共识，在现实中远不如康德设想的那么乐观。不要说它常常涉及一个程度深浅的分寸，极难把握，有时，“是非”都会变得有争议。例如普希金的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警告了贪婪。贪婪是普遍人性，这样的人性永远存在，这是一个民间故事会成为经典、一代代流传下去的原因。现代人的物质、精神享受都在大幅改善，却很难追上各色欲望的成长，人很难满足，也越来越难以达到幸福。关键是，且不说人类的“难以满足”形成了“不幸福”天性，就连合理欲望和贪婪之间，有时都很难划出界限来。不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界限的游离，使得欲望常常行走在动力和摧毁力之间。

康德对“知识人道德共识”的过分乐观，导致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到底是自律还是他律？“自律”还是康德的自我良知和道德约束，而自律之外，却有了康德的“heteronomy”（通常译为“他律”，其实是“欲望操纵”），以及“社会他律”两个方向的约束。康德以为，当教育程

度提高，人会有同样的道德要求。文明社会的“社会他律”和受过良好教育个人的“自律”，就会大致重合。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两种约束依据的道德判断，会严重不重合。

欧文显然对于道德、自律、教育的作用，认同康德的看法，所以他预见，只要村民的教育程度到位了，他们的“自律”与和谐村的“社会他律”就可以重合。可是，他和村民的道德认识，在各个细微末节，一定有很大距离。欧文对康德的误解是，他没有看到康德的所谓理性教育，是在符合正常人性的合理范畴之内有效，教育并不能越过这条线，彻底改变人性。虽然这条线并不那么清楚，它在不断移动，但是，这条界线显然是有的。康德并不否定合理欲望的存在。欧文和村民的道德律，一定分在了界限的两边。

假如他们散在一个大社会里，欧文和村民是平等的，各自可以按照自己的道德对错、对道德分寸的理解去生活。现在，欧文组成了一个共产社区，一个小社会，按照他的理解规范了新和谐村的道德律，如法律般要求村民都依此律生活，对一个个村民，道德就不再是自律，而成了“社会他律”，他人强加于自己的道德律了。不错，一开始村民们从理论上认同这个道德律，可是，实践之后，他们失去了自主反悔调节的可能。这也一样失去了康德所说的“自由”。

欧文和此后许许多多社会改革者，忘记康德首先是承认：人的趋乐避苦天性有它的合理部分，康德只是认为不能放纵而已。社会管理者很容易把道德要求在社会改造中推过头：不但把道德律推到极端压抑人性的一端；同时又把道德律推到法律高度，强行要求民众接受。有一天，就像在新和谐村发生的那样，都会突然崩溃，甚至反弹，走向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极端。

人是永远无解的难题。不论什么制度下，人都必须面对“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所以，“渔夫金鱼故事”会永生，文学会永生。即便在一个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国家，到一定时候，世俗文化也会慢慢发展出来一些限定，所谓约定俗成的规范和观念，也有会无形中出现“社会他律”约束的压力。在某一刻，也会突然有一部分人变得不再愿意、不再能够约束自己，甚至是社会大面积欲望决堤，泛滥失控，会追求对一切禁忌的突破，会突然对已经熟悉的文化厌倦，要尝试新鲜、刺激、异域、异类，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突然嬉皮、突然摇滚，西方突然大兴异域文化，也流行左翼反叛、革命文化的内在原因之一。这里有寻求多元、要求对多元文化宽容的合理部分，也有无法控制地追求即刻兴奋强刺激，“High”而无度、走向疯狂的彻底非理性部分，就是控制不住，其中吸毒的弥漫可谓是一个象征。整个社会走到尽头，又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归，例如，嬉皮回归雅皮，体验刺激极致以后，空虚骤然而升，又会去焚香打坐。作为社会，平衡点一直存在，却永远是在流动中，有时，只是震荡在两个端点之间；作为个人，人生过于短暂，每次震荡都会有一大批人在震荡中被抛进漩涡，再也无力挣脱，找到归途。

这让我想起，我读到王安忆的一篇《小说的情节》，也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个话题。

她在文中比较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侦探小说家。一个是我很喜欢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1891年；另一个是四十七年后出生的现代作家劳伦斯·布洛克，他的第一部小说在1966年出版，王安忆提到的《八百万种死法》，已经是写在1982年。

文章作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阿加莎·克里斯蒂出了一系列波洛探案，在我的印象中，波洛永远是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形象。那个时代象征正义的形象，个人生活会很单纯，但是，就像王安忆总结的，“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波洛缺乏性格，相反，他很有性格。比如他有强烈的善恶观，反对无视人的生命而犯下的罪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杀人案抱一种热情，出于职业也好，出于天性也罢，他欢迎犯罪的挑战。这种爱好多少有点抽离道德感，成为抽象的智力游戏，可是，每一场游戏结束时，他总是被惋惜的心情笼罩，为人性的黑暗感到遗憾，所以，尽管被智力的角力魅惑，他依然保持有清醒的理性。”再想想福尔摩斯系列，其实也有类似的角色特点，他和波洛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我看来，他们只是一个胖点，一个瘦点。

而“劳伦斯·布洛克的波洛”，那个“承担了一系列故事”的侦探马修·斯卡德，是个现代人。小说给了他一个事故借口，使他进入思维的“正义虚无主义”和器质性的“抑郁症发作”，“辞职、离婚、酗酒、滥交”，“人格分裂、心理失衡、行为放浪、表情颓废”。

王安忆的切入点是敏感的，侦探和罪犯，是正义和罪恶的象征，传统“黑白两分”的最明确分割之处。并不是说人性的一切复杂层面在波洛时代还没有展开，它早就展开了，但是，在进入文字、进入知识层面，它都经过理性梳理之后再表述出来，它传达了知识人对自己

凭理性能够清楚判断、划分善恶的信心，对善能够战胜恶的信心，一切如同《金鱼和渔夫的故事》那样，是非一目了然。一如康德的信心，波洛这样的知识人，经历理性教育，便可以分辨、克服人性弱点，不仅自己避免沦落，而且成为善的卫士。

而事实上，康德遇到现实的严峻挑战。王安忆说，“四十几年时间里，推理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现代将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打破了隔阂，在民主时代，侦探们似乎不可能坐在象牙塔里，运用灰色脑细胞来工作，而是要摸爬滚打，烂做一锅。”作为小说家，她从文学的美学角度评论说，“逻辑推动就像齿轮一样，十分精美，具有抽象的美感，但不免过于雅致了，现实生活是如此粗糙，强悍，活力充沛，又源源不断。”

顺便说一句，不但是小说，现实生活也是如此。当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就会像艺术一样，发展得精巧，即便美也是精致的美。可是，很多人的内心会期待体验和观赏一个因“粗糙，强悍”而“活力充沛”的社会生活场景，就在生活中“阅读”和观赏活生生的戏剧和文学。可是，又并不是多数人有能力和意愿，自己就时时置身于风口浪尖、最后被浪头掀翻。多数人会更希望自己至少有条退路，一个私人的宁静港湾。这种种矛盾，也都是人性的复杂使然。

我在王安忆这里看到一个文学家眼中的古典和现代的区分。我想，古典、近代、现代，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表述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发展阶段不同，不同领域的表述不同。如果说，西方以理性启蒙的开始分割着近代和现代；以工业革命来区分近代和现代。康德的道德律，他的新道德观，对西方主流话语的强大影响，一直没有造成重大冲击，以致改变社会面貌。他的影响持续时间很长，波洛是在罗伯特·欧文的一百年后，和康德拉开的距离就更远了。这样的持续，在西方世界至少延伸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此后，我们大概可以说，后现代。

我想，那不是和民主相连，那是和后现代相连。实际上，后现代的最初冲击从波洛时代就开始了，现代艺术、弗洛伊德和荣格，以及一切形形色色的革命者是它的先驱。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离经叛道的少数。在后现代，不仅是王安忆敏感地看到的：社会阶层隔阂的打破，更是道德律判断的黑白无间道。因为无形中形成的“社会他律”的道德压力在迅速后退，更多把道德判断交还给个人，由其“自律”；而个人判断的结果，可能是如此不同。关键是，判断结果的不同，不完全是康德预料的，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是，个体差异、人的自律能力差异，都比康德料想的要更大。后现代的一个标志就是，你无法想象一个又一个的波洛和福尔摩斯出现代侦探小说系列中，哪怕换一套现代行头，你还是会摇着头，和王安忆一样说，他们？太古代了吧？而马修·斯卡德，是那么恰如其分，与时代合拍、一点不出乎你我的意料。

可是，非常奇怪的是，后现代给个人更小的社会道德压力，并不全然是料想中的轻松，后现代的社会是紧张的。多数人可能因此生活在精神更为紧张的巨大张力之中。道德判断和界定交给个人，他固然可以最大值地收入自定宽泛界限带来的红利，满足更大欲望，可是，人性的自身冲突在内心暗暗上升。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有福了，他们相信：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达到自己的最大快乐和利益，就是道德。他们是平衡的。倒霉的是马修·斯卡德们，在他们那里，康德并没有被彻底打败，他如上帝般在那里微笑，他定义的尊严和自尊需求，康德“头上的星空”，他别样的“内心的道德律”，依旧不同程度留在马修·斯卡德们内心的某个角落，没有消失。他们因此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揪着自己的头发，却没有能够把自己拔离地球。这一切，到今天还没有什么定论，人们活在飞速变化的后现代中，更容易随波逐流。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人性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预期。只能警告自己说：好自为之，我们已经进入了有“八百万种死法”的年头。

这些必须在今天回顾，才会看得更清楚。在当时，欧文把一切问题归于私有制未能均贫富，简化了道德律和人性，却也很自然：不仅飞速的工业革命造成民间尖锐痛苦，在视觉上压倒了一切；同时，那也是人类的青年时代，如同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人性的理解还没有机会展开。

可是，不管多么情有可原，它还是一种思维简化。而不论是如何美好的思维简化，都可能在现实中推出最糟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