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家风及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曾国藩和他的“遗产”

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湖湘文化标志性人物，蒋介石、毛泽东都深受其影响。他们都堪称曾国藩的忠实崇拜者：一本《曾文正公全集》，是蒋介石的案头必备书；毛泽东则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还说：“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缅怀先贤如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之深情，溢于言表。两大对立阵营的首脑，都这么推崇的人，当然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历史的公正就在于决不允许任何人“浪得虚名”，因为它是一面镜子，来不得半点浮华与矫饰。拨开历史的迷雾与尘埃，我们发现曾国藩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有学者认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人、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高手、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种种论述，虽有溢美之嫌，却也从中透出了曾国藩这个人物的深远影响。

1、草根之路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百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湘乡县荷叶塘乡（今双峰县）人。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

学士，封一等勇毅侯。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富裕。曾祖父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善于经营；父亲曾麟书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了二位前辈的精心教育。

曾国藩六岁时入塾读书，八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至道光十二年（1832）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28岁时殿试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台阶地踏上仕途之路。

2、“湘乡派”的创始人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丽的意境，能一震桐城派枯谈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评议的典范，非桐城派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森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首》、《五箴》等。

京城做官12年，曾国藩是琉璃厂旧书肆的淘书客。10

年多军生涯，曾国藩一直没有放下经史子集。他在道光年间得邓显鹤、唐鉴、欧阳兆熊的引导，醉心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咸同之际在长沙传忠书局自费出银二万两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使得这部藏库馆130年的文稿，终在世间传播，并且深深影响了整个湘军集团。

3、对外交流的开拓者

曾国藩建议派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他还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制造小火轮。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曾国藩还是西学翻译的大力倡导者和新式海军训练的开创人。他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中的翻译局，罗集了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和翻译家，翻译了西方图书两百多种，其中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化学、兵工等学科，后来又翻译了法律、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湘军的长江水师分内河、外海两支，外海水师其实就是海军的雏形，他要求属下学习外国人训练海军的方法，以此来提高外海水师的战斗力。后来又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倡者，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4、俭朴家风的守护神

曾国藩位至爵相，官居极品，在贪官污吏腐败成风的清朝，他仍不失为一位廉政的清官，以公正、诚朴而著称。他一生节俭自守，并勉励家人保持勤俭的家风。他除了制订“八本”、“八宝”、“三致祥”、“三不信”和“四字诀”的家训、家规来教育子女外，为使家中子弟能做到勤俭节约，戒骄奢倦怠的目的，他曾与家人制订了一套家庭课目，规定男子要“看、读、写、作”，女子要“衣、食、粗、细”，即织麻纺纱、烧茶煮饭，打扫房舍，缝制衣服等。他在任两江总督时，其夫人和儿媳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他每天吃饭也很简便，仅一味菜，有客人方略加菜肴，被人戏称为“一品”宰相。他吃饭的时候碰到饭里面有带壳的谷物时，总是把这个壳嗑开，把里面的米来吃掉。曾国藩的穿戴更是简朴，他为官30年，一直穿着布衣布袜。30岁时曾制过一件青绒马褂，但从不轻易穿，只是遇到庆典及年节时才穿上，故“三十年衣犹如新”。曾国藩任总督，三弟任巡抚后，家里人看子女增多，旧居不够居住，他的九弟就花3000串钱新建了一套房子，他闻后大怒，写信指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到他病故时，仍住在两江总督旧居。

曾国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他在双峰老家的住处名叫富厚堂，这里没有雕梁、画栋，是一种非常拙朴的木结构建筑。

这个房子有一个书楼，体现书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读之风，整个房子只不过比一般的农户的院落大一些而已。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曾国藩全集》共30册，其中家书占了2册，共家书1459封，约110万字。）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书信。在家庭中提倡勤俭谦劳精神，反对奢侈懒惰。他不准子女睡懒觉，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物华美，不准子女斥仆佣，轻慢邻居。在家教育子女尊老爱幼，出嫁后尊敬公婆，不能仗势欺人。

至于行，在那个时代，官宦人家一般轿子。可是曾国藩在信中却告诉孩子，你们出去办事，绝不许使唤轿子，同时他对孩子们还这样要求，不许使唤奴婢添茶倒水，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在家书中我们还看到，他会让自己的女子去干那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拾粪之类的事情。

曾国藩的小女儿晚年留下一个年谱，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在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总督府。到父亲任总督的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她上身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而是他的长嫂、也就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复杂，太华贵了，就指责

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见不得繁复、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的。

在一封家信中，他对自己的长子这样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来，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洒扫庭院，然后接下来练字一千，而在第一个字一定要写“俭”。这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之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

曾国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陈述自己这种勤俭的缘由：“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鲜矣。”曾国藩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都在穿。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曾国藩的家风与人不同的是，他认为孩子读书未必是为了做官，读书在于明理，所以当长子曾纪泽连续三次科举考试不成功，并向父亲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的时候，曾国藩同意了，他写信告诉曾纪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学

习英文和研究西学，从而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其斗志和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了清末外交史上惟一的胜利。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他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曾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才和曾国藩提倡子女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大有关系。十分难得的是，他的后代子孙都成为大教育家和大学者。

5、曾氏后辈的领路人

创建湘军，并统领这支军队打败太平军的曾国藩，在近代中国，以军功彪炳史册，且大为激发湖南人从军打仗的热情，以至后来中国“无湘不成军”。鉴于此，称曾氏为军事家应并不过分，但这个军事家本人却并不承认自己是军事中的行家。他曾对他的儿子说过：“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而且这个军事家也对用兵持不赞赏的态度。他告诫儿子：“尔等长大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不但不要儿子从军，而且也不要他们做官。

他有一句名言，道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

曾国藩爵封一等毅勇侯，官拜武英殿大学士，无论从军还是做官，都可算是到了顶点。这位把军功和官位都做到极致的曾文正公，却不愿子孙投身军政两界，这一点很值得后人仔细玩味！那么，他希望子孙做什么呢？他要子孙做“读书明理之君子”，“尔曹惟当一竟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原因有二：一是“天下多难”，“虽大福大贵亦靠不任”，选择亿官并不是好前程；二是官场险恶，福祸横生，他自己就身怀疑虑，几次欲辞官归里，当然就不希望子孙再走官宦之路，而只要求子孙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正是因为曾国藩的言传身教和制订家训、家规一整套科学的教育体系，曾氏家族代不乏人，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人才。

曾氏五兄弟延至今已到第八代，150余年，这五房里出过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比如：曾国藩次子、清朝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界诗人曾广珊，翻译家曾宝葹，北平交通博物馆主任曾昭亿，著名化学家曾广植，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园艺学家曾宪朴，3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楷、曾宪柱、曾宪森，出版家曾宪元，画家曾原熙（宪杰），导演曾宪涤（代表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等。近六十年来，曾家单是大学教授就有70多位。

6、潜移默化，影响深远

双峰荷叶位于娄底、湘潭、衡阳三市交界之处，各方面都十分闭塞。荷叶的民风、习俗素以古朴著称，曾氏家风与习俗更是保持其独特的风格、浓厚的礼教传统。曾国藩发迹后，其家风又影响着荷叶乃至湘军集团。

曾氏半耕半读的家风，在荷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荷叶的王、曾、葛等姓族学都免收本姓子弟学费，以勉励子弟读书，曾氏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大界曾氏子女参加县府试者，曾国藩都要助以“笔墨费”。一时荷叶读书进学之风盛行。

曾氏家风对当地的影响和人才的带动却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曾氏的耕读思想被后人秉承并发扬光大培养出崇耕尚读、诗礼传家的纯厚民风。在寻常人家，这样一种理念是坚定不渝的：在外能读书，在家会喂猪。要是农民不会种田，读书伢者不上进是让人瞧不起的。今天的双峰在这两项指标上足有骄人之处。多年来，在抗美援朝和“三年困难时期”都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

双峰人会读书是出了名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双峰学子在每年的高考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升学率在全省位居一流。一个普通的山村，可以送出去几十个名牌大学的学生，1984年，双峰县二中一个班的学生全部考上大学，闻名遐迩。

如今在“两院”院士中就有6位双峰人士。

曾国藩订的的家训、家规，影响深远，特别是“八宝”即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也就是要早起、勤扫庭院、祭祀祖先、善待亲族邻里是无价宝，读书、种菜、养鱼、饲猪这八字的家训人们戏称为“治家八宝饭”。在娄底市境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将其借鉴于我国当代农村家庭道德建设，相信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同。

一是曾国藩的治家思想符合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符合社会需要，人们愿意借鉴。

二是曾国藩把中华优秀传统的家庭道德规范形象化、具体化、通俗化，人们便于接受。

三是湘军的地缘与人缘结构加大了曾国藩治家思想影响娄底市境内文化的广度。

四是湘军将帅的名人效应加大了曾国藩治家思想影响娄底市家庭文化的力度。

7、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

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曾国藩是在湖湘文化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影响和塑造了他的精神人格。湖湘文化传统本来就既有“道南正脉”的理学正统意识，又有山国之人的“气质刚劲”，曾国藩的人格精神正深刻体现了这种思想文化与心理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交融一体的特质。另一方面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振兴

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晚清以后，湖南的历史地位迅速提升，甚至出现了“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蔡锷语）。

对曾国藩的评价，以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曾国藩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黄兴，到陈独秀、毛泽东，无不对曾国藩推崇有加。还有近现代的诸多名人，如容闳（1828-1912年，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学生，后任驻美副公使），冯友兰、蒋廷黻、陈毅等，也对曾国藩赞誉诸多。李鸿章说：“我老师文正，那是大人先生。现在这此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这是一种敬服。容宏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这是一种折服。陈独秀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这是一种钦服。陈毅指出：“曾国藩用兵很有一套，在军事上很值得研究。”这是一种叹服。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曾国藩的卓尔不凡。至于章太炎的：“誉之则为圣相，谳（yàn宴，审判定罪）之则为元凶！”的论断，则是还原历史后客观评价了。

从表面上看，曾国藩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为后人所瞻仰的文化物质遗产，如“乡间侯府”、《曾国藩全集》、《曾国藩

家训》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名著《曾国藩》等，但从深层次上看，曾国藩留给后人的更是那种曾氏精神，或者说是由他所熏陶、引领的湖南精神，这一点，陈独秀在1920年《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有深刻洞见。

一是敢打敢拼，愈挫愈奋。曾国藩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刚毅。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并天天日记反省自己，践行着儒家传统的“日三省吾身”的信条。他一生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终至功成。

二是创新务实，经世致用。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创新思想的是魏源，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可以说是影响深远。但真正践行这种思想的却是他的同乡曾国藩。在他的指导下，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兵工厂，建造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设立江南制造局，他建议派遣第一批出洋留学生，开办同文馆，第一次领导大批翻译印刷西方科技书籍等。

三是转移风俗，陶铸人才。纵观近代中国，学堂的兴起与留学的潮涌，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惹眼的风景。曾国藩建议派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其中清末外交部尚书梁敦彦、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

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精英。他礼贤下士，识人善辩，人尽其才，为不同人才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而为国所用。

四是秉承传统，率先垂范。曾国藩是近代儒学大师，不仅实现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也成就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事业。他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著名学者蒋廷黻说：“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前提下，一方面他要革新，即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即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固有美德。”事实上，一个民族，总有它的文化命脉，这个根是不能断的。在风云际会的世界舞台，我们既不能拒斥外来文化，也不能抛弃传统。在当今时代，当我们提倡“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重农与新农村建设”时，似乎又发现了一种传统的重新绽放。曾氏精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近现代湖南不能不说与曾国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现代湖南能引领中国，这其中与曾氏不无关系。可以说，曾氏影响了湖南，湖南影响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