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命的真谛_朱九思

大学生命的真谛

朱　九　思

提　要　作者在文中申明自己的教育观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提出这也是“大学的灵魂”。文中引用毛泽东的论述和解放后的历史教训,论证了坚持学术自由对大学提高、社会发展和国家兴盛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当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妨碍学术自由的“左”的影响有待继续消除。

关键词　大学　教育观　学术自由

从1953年起,我在华中工学院工作。1984年底,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仍在本校高教研究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迄今已四十五年。

这几年,我向博士研究生讲一门课,名为“高等教育的今天与明天”。所谓“今天”,是指从解放初期到现在,“明天”是指今后几十年。我试图通过这门课,总结几十年的经验。但严格说来,也谈不上总结,而只是一种反思,是高教战线上一名老兵的历史的回顾。当然也提到“明天”,期望今后几十年的我国高等教育能办得更好。

说来有些奇怪,当去年冬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来函,要我为《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丛书撰稿时,我却做了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未予置理。今年2月初,又接到规划办公室1月29日的来信,说交稿时间,原定为1月15日,一部分作者尚未交稿,希望于3月1日前寄去。我仍然很不礼貌,仍未回应,以致高教卷主编汪永铨同志亲自打来电话,催促此事。毕竟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实在盛情难却,问他已经收到的稿件字数多少,他说最长者两万字,最短者三千字。我说我也写三千字吧。很抱歉,占用了不少他打电话的时间。

既然要写我的教育观,首先要说,我的教育观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这当然主要是指高等教育。八十年前,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就宣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此我早就知道,但领会不深。直到“文革”以后才逐渐有进一步的理解。去年下半年,我在我们高教所“学术活动”时间,关于学术自由,我讲了两个下午。何清连为《现代化的陷井》一书写的“后记”,题为’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这个题目令我深思。有一个刊物约我题辞,我题的是“学者生命的真谛是追求真理”。套用何清连的话,我这篇短文命题为“大学生命的真谛”,这个真谛就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重说一句,这就是我的教育观。

规划办公室1月29日的再次来信中说:“文章集中阐明本人的面向未来的教育观。不是写工作经验总结性文章,也不是写论证严密的理论性文章,是给作者充分的自由度来展示对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的个人观点,因此,文章一定要突出`我’,突出`观’。”

尽管如此,由于学术自由毕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为避免有人抓辫子,我仍然不得不先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大段话。他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中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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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0　高等教育研究

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是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1]

我之所以摘录如此之多,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现在许多人根本没有读过这篇重要文章,有些人虽然读过,但也慢慢淡忘了。再加上二十年“左”的思想影响,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批判,虽已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克服,但应该清醒地看到,尚未根除,也并非轻而易举地可以根除。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学的根本特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这里所谓学术的含义是广义的,包括教育、研究与开发。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每年评估美国最佳大学有五个指标,第一个是“学术声誉”,占百分之二十五。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或报刊,凡评估最佳大学者,莫不如此。由此可见,也可以说,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是大学的灵魂。

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说,我国要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须知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标志是具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平。但是若没有学术自由,哪能达到一流的学术水平?

江泽民同志又十分强调知识创新,这是完全切合时宜的重要号召。但如无学术自由,哪来知识创新?

我完全同意著名历史学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的谈话:

“学术自由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学术自由,只能培养庸才,培养不了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才。人们常说,要培养创造思维。如何培养创造思维?如何给创造思维以良好的环境?这就是需要学术自由,不能堵塞创造思维的空间。引导与学术自由不是绝对对立的。我在位时,要求教师追求学术自由,给教师以宽松的空间。我常对教师说,政治责任,我负责,学术水平,你负责。总之,在大学应该是校长有自己的追求,学校有自己的追求,教师有自己的追求,学生有自己的追求。

“我认为,在学术自由问题上,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自由不是很多。现在有些年轻人,毕业参加工作,首先考虑的不是追求真理或终极关怀,而是会不会犯错误。青年人,首先就考虑个人安危,这是很可怕的,不利于一个民族的兴盛。譬如打仗,首先考虑的应是占领阵地,打击敌人,而不是个人安危,否则就没有取胜的希望。当然重要的应该是创造环境,给创造思维以空间。”[2]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无休止的发展变化中。如无学术自由,学术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国家如何兴盛?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就在毛泽东同志上述那篇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就学术自由问题而论,最突出的是大肆批判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教授的“新人口论”。考虑到这是一个后果非常不好的事件,这里有必要主要根据对马寅初生平很有研究、现任北大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和另一位教授朱正直所写“唯一的名誉校长——马寅初”一文,将事件经过加以简要介绍。

正是在毛泽东1957年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那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将他已思考与调查了几年之久的“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使马寅初分外高兴,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时机已到。经过进一步准备,1957

2大学生命的真谛

年6月,马寅初将一篇书面材料,作为正式提案,提交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然后又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他著名的《新人口论》。他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增殖快,使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和工业化。因此,控制人口,刻不容缓。否则,日后的问题更为棘手,愈难解决。不知是何原因,陈伯达和康生竟然敢于先后在1958年5月4日北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和7月1日向北大师生作报告时,点了马寅初的名,要他作检讨。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马寅初运动开始了。这一年,全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几十篇批判《新人口论》的文章。1958年,马寅初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书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3]这篇申辩文章还未及发表,就被康生看到了。1959年12月15日,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北大领导人说:马寅初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批判,把大字报贴到他门上去。[4]在批判激烈的时候,好心的朋友劝马寅初“认一个错误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5]。但是,马寅初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他明确表示,我“只得拒绝检讨。”[6]1960年1月4日,他被迫向高教部辞去了校长职务。但他并没有改变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决心。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7]历史证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完全正确,现在我国已因人口过多而成为重大问题。如当年真正按毛泽东上述讲话的精神行事,那该多好!对马寅初的错误批判所造成的非常不好的后果,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句老话来形容,似乎也未尝不可。

另一个因缺少学术自由而进行错误批判的事件,是对于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我知道此事,但不熟悉。为写此文,特向熟悉者请教。孙冶方1956年写了几篇文章,认为价值规律是所有经济规律中的第一规律,因此,实行计划经济也要重视价值规律,讲究效益与利润。但是1957年却遭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还受到牢狱之苦。历史同样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只是他当时还不可能预见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革”以后,不仅为他彻底平反,而且设立了孙冶方经济学研究奖励基金。

还有一次涉及面更宽的错误批判,就是1958年教育革命中的“拔白旗”,全国许多大学,不少教师都受到批判。后来又发展到广泛的学术领域的大批判。

刘一凡同志在《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一书中说:从1958年开始,高等学术的学术批判,在内容上,从教学和研究的方向深入到教学体系和研究内容;在范围上,从中国知名学者,扩展到外国有声誉的科学家;在跨度上,从当代的学者和理论上溯到近代甚至古代的学者及其学说;在层次上,从学科的具体内容上升到学科哲学基础。[8]

我为何谈这些往事?主要因为这些错误的批判,不仅完全否定了学术自由、双百方针,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严重挫伤了大批学者的积极性,而且由于现在大多数中青年教育工作者不了解这些往事及其严重性,有时难以判别是非,以致重复历史上的错误。

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变化很大。例如,《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一卷,既有蔡元培、黄炎培、徐特立、吴玉章等的传记,也有陈独秀和胡适的传记。[9]几年前,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三十万字左右的《胡适传》。特别是今年2月24日光明日报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广告,第一条就是《胡适文集》,共十一卷,既有精装本,又有平装本。

尽管如此,由于“左”的影响尚未根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中,还有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阴影,有待继续消除。

有人担心提倡学术自由以后,“出格”的文章和著作容易出现。其实,毛泽东在上述讲话里已经有所告诫。他说:“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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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命的真谛

在“问题研究”中

开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路——《问题及其出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序

潘　懋　元

在市场经济洪涛滚滚、交易所中万头攒动的“冒险家乐园”里,居然听到有人高喊弘扬“象牙塔精神”。他们不是陶渊明式的“市隐者”,也不是心灰意懒的“海上寓公”,而是关心国家大事,志在振兴教育的深圳大学高教所三位雄心勃勃的中青年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这一“超常”现象,说明人们奔向特区,并不都是为了“淘金”。这是我读了《问题及其出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一书之后,第一个浮于脑际的感觉。

这本书,正如书名所标示,以问题为中心,从若干理论的或实践的问题出发,探讨解决问题的出路。其中既有抽象的大学理念问题,也有具体的大学生收费与贷学金之类以及一所大学的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全书10章48节。按理论运行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前3章属于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或总论,第4章至第7章属于德育、智育、素质教育的理论或分论;第8章至第10章探讨广东特别是深圳的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建设等实际问题。这只是大体的划分。探讨基本理论问题,偶或评论具体事例;研究具体问题,往往又向理论回归。由于以问题为中心,全书虽构成松散的体系,但各章各节,大多可以独立成篇。这种体例,对作者来说,有问题才研究,有所得才写文章,不受框架所拘束;对读者来说,可以竟读全书,也可带着问题选读。

作者认为高等教育有许多特殊问题,不是普通教育学所能涵盖。“站在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看高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之特殊性,取决于它所面临的问题领域特殊性”,因此,“要使高等教育学真正独树一帜于教育科学之林,惟一的途径就是发现高等教育的问题,研究它,再将理论放到问题中去接受考验”,“不要急于去编造`框架的神话’。”

问题不仅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中介。作者认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动力,主要的不是“外在功利和社会效果”所形成的“外部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与实践结合,其实就是研究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的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

现在,党中央号召要“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学术自由、追求真理这个重大问题上,看来也需要认真学习,以提高认识。

1999年4月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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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编.高教研究简报.1999(17)

[3]　新建设,1960(1)[4]　见北京大学历史档案

[5][6]　马寅初.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新建设,

1959(11)

[7]　见北京大学历史档案

[8]　刘一凡.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武汉:华中理工

大学出版社,1991.47

[9]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174-419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91

(本文责任编辑　邓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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