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福建省闽侯县第八中学2018届高三高考模拟语文试题+Word版含答案 (1)

福建省闽侯县第八中学2018届高三高考模拟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隋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士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

唐代取士由地方举送中央考试，称为乡贡。被举送应试的人通称为举人。唐人常说“举进士”，例如韩

愈《讳辩》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意思是应举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这种人在唐代就称为进士。韩

愈《送孟秀才序》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就是指当时应举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说的。唐初设有秀才科，不久即废，但是唐人后来仍通称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为秀才。

唐代中央主持科举考试的机关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为知贡举。唐人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同榜的人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宴会于曲江边的亭子内，称为曲江会。又遍游名园，以同榜少年二人为“探花使”，探采名花。唐人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称为前进士，还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或“拔萃”的考选，取中后才授予官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其后以博学宏辞，授集贤殿正字”。白居易进士及第后，因为取中“拔萃”，所以授秘书省校书郎。韩愈虽然进士及第，但是由于应吏部考选未中，未能得官。为此，韩愈以“前乡贡进士”的名义三次上书宰相求仕。

以上所说的进士、明经等科通常每年都举行考试。此外唐代还有所谓制举，这是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据说是要选拔特殊的人才。无论取中进士、明经等科与否，都可以应制举。考期不固定，科目由皇帝临时决定，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等等，前后达百十种。这些称为制科。唐代博学宏词科本来也是制科，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以后改为吏部选人的科目，每年举行考试。宋代制举恢复博学宏词科。

宋代最初也以进士、明经等科取士。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废明经等科，只保留进士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而改试经义，此外仍考论策(后来也间或兼考诗赋)。礼部考试合格后，再由皇帝殿试复审，然后分五甲(五等)放榜，授予官职。

（选自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隋代以前，统治者曾创设九品中正制品评人才，选人授官，至隋代设进士、明经二科，以科举取士代替。B．在唐代，科举进一步发展，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秀才诸科都先后成为取士科目。

C．从隋唐至宋，科举考试科目屡有变化，但进士一科始终得到保留，而且在各代都一直最受重视。

D．隋唐进士科考查诗赋和时务策，宋代常考的只有经义，诗赋只是间或入选的兼考科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第一段介绍了进士、明经二科的区别，以及后来参考进士科成为选拔人才、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B．文章第二段举例说明何为唐人常说的“举进士”，《送孟秀才序》中的“进士”为后文提到的“前进士”。C．文章第三段唐代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后世科举中的“探花”等称谓可能与唐代有关。

D．文章最后一段主要介绍了宋代明经、进士科的发展变化，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废明经等科，保留进士科。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制举是唐代科举考试的组成部分，但从考期和考试科目不固定等特点看，只能算是进士、明经等常科考试的补充。

B．博学宏词科在唐代本是制举科目，后来改作吏部考选科目，宋代又在制举中恢复，可见唐宋制举也在发生演变。

C．地方举送，礼部考试，至宋代又增加皇帝主持的殿试，科举制度得以完善，跟后来的明清科举已无区别。D．隋唐至宋，科举考试的资格、科目、内容和及第后的授官制度等在继承中变化，这应与各朝代的时代需要和人才观念有关。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流浪的名著

蒋新

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

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文化和市场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显露的纸面，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这些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然后到地摊上去流浪。

名著，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