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教育与中国传统武侠精神教育异同

论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教育与中国传统武侠精神教育异同

摘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是中国观众对武侠金庸大师的作品的称赞，而以金庸为主的武侠小说正是中国武侠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中国的邻邦，日本则是以武士道精神而闻名遐迩。但，中日文化相互交融，且以亚太文化圈为共生点，二者的侠道精神更是有着相似与不同。本文旨在浅谈武士道精神与中国武侠精神教育的异同，并对于如何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精神教育给予相关建议。

关键词：武士道精神，中国传统武侠精神，文化传承，精神教育

一.何为日本武士道精神

从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武士的形象是一个有着敏捷动作的剑的人迅速砍下了他的敌人。但原来的武士没有展示杀手的灵魂。

那么武士一词是指什么样的人物呢？武士的精神“武士道精神”是什么样的概念？

首先，武士的基本武士精神不是要成为一名武士。

武士道的概念意味着有能力面对自己的内在自我，而不是用武力压倒别人。这是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形式，也是展示心灵状态的道德准则。

这种精神由七个想法组成

仁（JIN），义（GI），礼（REI），智（CHI），信（胫），忠（CYU），诚（SEI）。

↓这些想法的含义↓

仁[（jin）=爱和同情]代表同情，这也应该给予敌人。

义[（gi）=真理和正义]代表公平竞争，如果你通过暗中手段赢得比赛，你将不会得到承认。

礼[（rei）=礼貌]代表思考他人的方式，表达方式可以让人看到。

智[（chi）=智慧]是指能够看到事物的内心的知识，总是努力学习，总是期待提高技术。

信[（shin）=信仰]代表有信心和信任的力量。在日本老年，没有合同的概念，一个人的话是他的纽带，这就够了。

忠[（cyu）=忠诚]代表自愿忠于你爱的人，这不是被迫的。受到无能的领导者的影响，与对所爱的事物的忠诚度不一样。对不尊重或不爱的人不可能有忠诚。

诚[（sei）= Promise]你所说的将会发生。无论你说什么，你都应该保护你的生命，如果你不保护它，请付出你的死亡。顺便提及[（shin）]归因于[（sei）]。

这样，武士道是一个让人们以美丽的方式生活的主意。这不仅仅是为了武士。这是一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的思维方式，包括妇女和儿童。

在过去的日本，有一段时期西方式的阶级社会存在。然而，据说对人的分类和基于他们阶级的歧视的反应是催生了武士（武士道精神）。

当然，在西方也有鞠躬的传统，但这是贵族之间发生的事情。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表演。

在西方，有一种向外部世界展示美的愿望，相比之下，日本武士道和美的理念是要有一个自我控制的头脑，并保持你的内在美。

在日本文化中，男士，女士，儿童，与社会阶层无关的每个人都要彬彬有礼，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没有特别绅士和女士的特殊待遇。

例如，即使对无家可归的人也要有礼貌，并且如果有人有麻烦向他们表明同情心。那就是武士道。

大多数人会怀疑是否真的有必要对无家可归者保持礼貌。

无家可归者也是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你现在住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你身边的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你是这样的原因，如果你想到这一点，对每一个活着的人表示礼貌是一种表达对活着的感激之情的方式。

在西方，在吃东西之前向上帝祈祷的习俗部分存在，但在日本，祷告不是奉献给上帝，而是奉献给给我们生命的植物和动物。

它们不仅是生物，而且思想是人类和动物处于同一水平。

另外，相关学者认为武士，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承担责任和履行职责。死亡只是履行职责的一种方式;下一个是第二个。不履行职责所规定的职责比死亡更可怕。切腹是向战士道歉的唯一方式。若宁指的是一名逃脱或犯下罪行的战士，或一个死亡但害怕死亡的人。

武士道的类型:

叶子隐藏了武士道，主要强调名字，忠诚，勇气，死亡和疯狂，山本代表。

儒家“武士道”主要强调山鹿素食的诚信、勇气、谦逊、忠诚和仁爱。

武士道的要求是:

“正义”是武士主义中最严格的训诫，要求士兵遵守正义和道德。

“勇”要求战士有勇气，有毅力，也要有强壮的武术。

“仁”使战士不是武术的武器，而是宽容、慈悲、慈悲和慈悲的美德。

“礼”不仅是一种优雅，也是他人感受与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实要求战士诚实，不受企业的诱惑。

“荣誉”意识包括个人尊严和意识价值意识。它要求战士们为他们的荣誉付出代价，他们必须把自己和那些坚持不懈的人区别开来。

“忠诚与正义”是最重要的。它是所有情况下都存在的关系的纽带。忠实于自己的主人是战士的信条。

它要求士兵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控制。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侍奉君主，保护国家人民。

日本武士道。

日本常见的樱花是武士。因为他们认为樱桃的特征与战士的特征是一致的。

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樱花是美丽的，但盛开的樱花更美丽。这与武士集团的精神非常相似。

武士道注重的是共性，而不是欧洲战士的个性。然而，他的共同性实际上比欧洲战斗人员要窄。这种团队精神和团结是不同的。日本士兵和评估的历史爱国忠诚,但他是否忠于他的骑士,如真田Yongshi 的战国时代,反帝国主义明治战士力量,日本人给了非常积极的评价,判断标准不是他们的行动是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忠于他们的组织和实施一批武士道战士。

这是武士所倡导的精神境界。它在美丽而美丽的瞬间达到生命的巅峰，发挥其最大的价值。然后，她的生活结束了，没有任何怀旧之情。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此时此刻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谢。

二．何为中国传统武侠精神

中国的武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墨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武侠是文人的意气风发，是藏于文人心中的梦。但是，中国的武侠精神是渊源已久的。我认为，中国传统的武侠精神，是从墨家思想发展而来的。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精神一直在中

国侠义精神里。第一个是“义”第二个是“信”。

义者，是侠客最主要的精神，在墨家思想里“非攻兼爱”都是义的表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墨者之非攻也，不恃强凌弱是谓兼爱。楚国攻打弱小的宋国，墨子派弟子禽滑釐带三百人持守城装备帮助宋国，使楚国退兵从而保全了弱小的宋国。无所求，还自带工具与干粮帮助别人守城。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者精神。也正侠客的“义”之所在。

信者：信是中国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所谓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汉初的大侠季布，在当时就有“黄金百两，不如季布一诺”这样的说法。在古典侠客之中，信用很重要，无信而不立，无信而不行。承诺之事，一定办到。这也是古典侠客必须的精神美德。

到了近代，梁启超先生把侠客的精神提高了一个层次，也侠客精神更具体化了，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这也是我们近代所读武侠小说的主要精神。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郭靖、乔峰都是典型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侠之大者，女侠秋瑾算一位，谭嗣同也算一位。秋瑾与谭嗣同都出身于官宦人家。本有优越的生活，而他们确选择了另外一条激进之路。为革命与变法舍身赴死，为中华民族进步而献身。这样的人亦可称之为大侠。

中国长久以来有很多偶像崇拜，大体而言有四种是最重要的。

一是圣人，扬雄在《法言》里说：“或问：‘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

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从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直接否认了圣人出现的频率与时间问题，但并没有否认圣人本身。二是明君，明君和圣人类似，很多圣人就是明君。明君就是开明君主，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等，他们或者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或者开创了太平盛世。和明君相对立的有暴君，荒淫无道，穷兵黩武，如夏桀、商纣，人人痛恨之。有昏君，昏聩无能，缺乏治国才能，是亡国的料，但本性不坏，如李后主、宋徽宗。还有庸君，水平中人左右，仅能维持，但毫无作为。历代君王中，庸君最多，昏君其次，暴君再次，最少的是明君，因此人们期待“王者归来”。三是清官（忠臣），清官对应于昏官（奸臣），这是君主制度下的必然反映，人们不敢反皇帝，但可以反昏官、奸臣，因为这也不利于皇权统治。历代清官（忠臣）中，包拯、海瑞等就是典型。四是侠客，行侠仗义之人。除了这四种外还有其他，如英雄、神仙等。偶像崇拜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世界的“人治”思维模式。这在《庄子》概括的“内圣外王”中就有深刻的体现。“内圣外王”说明，在历史的中国人看来，人而非制度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决定性因素并非决定历史的发展，而是维护现实的秩序。限于篇幅，本文不谈圣人、明君、清官，只集中于侠客。

2 武侠精神：中国人的另一种精神

武侠，在当代是一个特别时尚化的艺术元素。武侠小说、武侠片就是如此，但是今天人们可以说，虽然现实中有武侠小说、武侠片，但现实中却缺乏武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现代法治的日益健

全，大大避免了古代法律人治弊端，另一个是热兵器取代了冷兵器，手枪取代了功夫。但是，武侠是否就此消歇了呢？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武侠精神。今天所渲染的武侠，在古代并非在艺术中，而是现实中，并且在现实中也不是常态的，而是反常态的。

客观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武侠精神并不占主流。从身份上说，儒家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春秋繁露》）里没有武侠的位置。武侠不是独立的一个群体，他只能混迹于“士、农、工、商”（《管子》）之一。从价值观上说，武侠也没有独立的价值观。在传统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白虎通义》）里，也没有武侠的位置。武侠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不轨于正义”，也就是不合于当时常规（非谓现代意义上的“正义”），不和官方打交道，即不诉诸于正常途径（法律）。诉诸正常途径的不叫武侠。不诉诸正常途径有两点原因，一是正常途径并非完美，有很多漏洞，二是正常途径本身复杂繁琐，很难立竿见影。武侠精神不是一种理性精神，而是一种道德——实践精神，他们遵循的虽不是程序正义，但却遵循正义本身。不过，不诉诸正常途径（法律）也引发了两个后续难题，一是法律权威荡然无存（这是不诉诸法律的原因），人们期待大侠（在没有清官的情况下）的出现，而非期待法律的完善。二是武侠意识的肆意膨胀，从而影响了正义的实施，比如标准和程度很难掌握妥帖。在当代武侠片中，“不轨于正义”的比比皆是，有些还未必被称为武侠片。如《天下无贼》里王薄和王丽保护傻根儿不被盗窃就是典型的。“不轨于正义”的行为，他们自己却没有诉诸法律本身。（报警），而是通过自己的力

量来实现正义。武侠的根本特点是“不失信用，不背诺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从言行角度而言，这一点就是“诚”。但是，这一点也引发了相应的问题。一是“已诺”究竟是否在最开始就是合法的、不可更改的，不可变通的，是否有不周延之处？在有些武侠故事里，为诺而诚的现象并非没有。这个诺如果缺乏了更高层次的制约，也很可能成为为虎作伥的借口。二是“言必信、行必果”有一个关键词是“必”，孔子就曾严厉批评过，“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硁硁然”，就是顽固坚持的意思。“必”是全称判断，全部，同时也是命令判断，必须。这两个含义都迫使武侠在言行上毫无选择的余地。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缺乏理性的约束。很多时候武侠都纠结于此，被迫的、草率的、无知的、力所不及的承诺换来了杀身之祸。孔子就是不拘泥如此的人。孔子一行被卫人包围，双方约定，只要孔子不去卫国，卫人即撤。待卫人撤去后，孔子扬鞭策马直奔卫国而去。为何如此？原因在于“要盟也，神不听”，意思是被迫的承诺，不算数。由于“必”的存在，这也决定了武侠往往将自己逼上绝路。武侠最令人感动之处在于“救人于难，济人于贫”，“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就是“不怕死”（元稹《侠客行》）。武侠但凡听闻有何不公之事，或者受人之托，无论自己处于何种境地，都要前去。这一点体现的是武侠的大无畏精神。今天我们说的“见义勇为”就是如此，就是将所有置之脑后，一心救人。这种行动精神尤其值得提倡。

武侠还是谦虚的，因为“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

德”。所谓“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是行侠仗义之后又不留名的人，“事成不肯藏姓名”（元稹《侠客行》）。而像《水浒》英雄从开始的落草到最后被招安，就是武侠精神降解的过程，因为被招安绝不符合武侠精神，至少他们不追求某种官方的功名，因为他们属于江湖，而不属于天下。他们的事迹本身足以留名，但不是官方的留名，他们的名声流传于老百姓之口、之心。

武侠的四个表现，即“不轨于正义”的非主流精要一定的武装以保护自己，或者通过武功进行个体修

神，“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成”的绝对诚信精神，持，如少林寺的武僧，由此形成了少林派，其他还有武

“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不矜当派、青城派等等，以习内家功夫为主。四是舞蹈（杂

其能、羞伐其德”的谦虚（无名）精神，成为后世武侠技）-戏曲体系。舞蹈、杂技是身体的训练，是武术的雏形。很早的武侠电影中主要就是戏曲武侠。最后是精神的底蕴。

经过司马迁的正名，武侠得以正式在中国立足，民间体系，来自于民间的强身健体运动，如华佗的五禽

尽管不时遭受各种各样的误解。除了韩非子强调武力戏等。民间体系最为广泛，自创的门派特别多在五大体与法的关系外，还有班固。他的立场和韩非子近似，站系中，宗教体系的影响最为广泛，佛教的少林派、道教在正统的角度维护国家和法的权威，限制侠的空间的武当派是武林当中最为庞大的两大门派，有“北少为此，班固无

形中将武侠的理解进一步扩大化。司马林、南武当”之说。由佛教、道教衍生的门派更是数不迁理解的武侠仅仅多是平民、布衣，并且也缺乏文才，胜数，如南少林、青城派等。或者不以文才为主，而班固的武侠则进一步强调了侠这些门派之间也相互切磋、较量，如定期举行的的官员、文才的成分。班固的武侠将不轨于正义扩大化武林大会，争夺武林至尊的称号。历史上的武林大会。到官僚、文人，从而使武侠显得桀骜不驯，“由是列国具有官办性质，唐代首开武举，大批武林人士能够擢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拔进入政治、军事领域之中。宋代还有武状元之称。到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班固《汉了明清，武举受到空前的重视。明代是因为边患严重，书·游侠传》）。战国四公子固然也得到司马迁的认可，而清代是因为其统治者——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因但不是游侠的核心部分。在司马迁看来，游侠更多地属此特别重视武举。但是，随着热兵器时代的来临和近于平民、普通阶层。班固这一扩大化的游侠理解偏离了代军事化的出现，以身体作为手段的技击武术的地位。司马迁所指的平民（非官方）游侠的谦虚本性。当然游日益衰落。这一转变也经过了惨烈的过程，比如义和团侠本身也并不局限于平民，但我认为，司马迁意义上的运动时期。不过，现代体育精神的发扬也使得武术有了游侠应该是游侠的精神要旨。用武之地。民国时期举行的“国术大会”就是如此。现代的击剑、摔跤、拳击、相扑等也是武术向体育转化的武侠世界：在江湖与天下之间游走体现。除了官方性质的武举和体育

化的武术盛会外，武侠的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存在在他们的世界。

就武侠精神而言，门派不是武侠的唯一要素或者核心要素，无门无派也可以说武侠。武侠精神的核心是行侠仗义，是从江湖世界到天下世界的过渡。群侠并不立足于江湖，也不立足于天下，而是立足于江湖与天下之间。立足于江湖的只是江湖中人，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立足于天下的则是文人、士大夫、将军、政治家，他们服务的是国家。武侠是天下秩序的辅助者，但又超越江湖恩怨。

由于天下世界绝对的和平并不存在，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恶势力，因此行侠仗义在天下世界就不可或缺。不过，行侠仗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表现。和平时期，行侠仗义在是除暴安良，维护社会的一般正义，是法律的辅助形式，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处于可控状态。但即便属于可控状态，国家也无意提倡，一是因为武侠自身的暴力倾向，二是因为武侠的缺乏法律精神。在现代社会，虽然国家有意提倡，但问题在于武侠的武缺乏了，更多的是“文侠”、“学生侠”等，国民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能力，这方面的训练国家可以加强一下。在社会危难时期，行侠仗义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是一般正义维护的升级，出现了武侠集团，如起义、落草等。这时候的武侠集团处于不可控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可控性的政治基础业已丧失，另一方面是武侠集团具有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在民族危亡时期，行侠仗义是保家卫国（为国为民），是武侠精神的最高体现，他们开始军事化、准军事化，并且自觉和政权结合成统一阵线，如金末红袄军、元末红巾军等。金庸曾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是指的这一点。民族危亡时期的武

侠实现了从江湖世界到天下世界的转变，但是问题是在天下世界建立之后，武侠世界将重归江湖。如朱元璋借助武侠不断壮大，但最后又禁止武侠（主要是明教），武侠又复归它的正常层面。

三．二者异同

二者相似之处在于：

1.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忠诚，这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精神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是基本相通的。武士道精神不是仅仅限于义，他更加重于忠诚。而中国的武侠精神中也是强调义，忠诚。谭嗣同，秋瑾这类大侠舍生取义只是将国家重任耽于自身。

2.二者都为系统性的，结构性的文化核心为主。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每一条都是武侠所遵守的。中华五千年的道统思想，几乎在武侠小说里都有体现，绝不仅仅只是一场打斗。如果一部武侠小说、一场武侠电影，看过之后只是一场热闹，那大可不必。我们的“侠”道一以贯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在，被历代的人民所喜爱，就是因为其骨子里是伟大的同情，是为贫穷者、无助者呼唤，是向强权抗争，是舍身为广大的贫苦大众谋取福利，这才是武侠最正当的坐标。舍弃这个思想，我觉得都不是武侠传统的价值。侠士所用的“剑”本身就不是杀人的兵器，剑，拔出来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阴阳调和，正气。我的小说中的侠士，最正派、最厉害的永远是用剑，绝不用旁门左道的奇怪兵器。

再看中国的侠士，跟日本的武士道不相同。虽然日本的武士道也

讲忠，甚至准备随时切腹自杀，但只是愚忠。与中国武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凡事听从君主。如果是忠心爱国的人，这可说是忠义，如果他的君主是昏君，武士可以说是助纣为虐。而我们的侠，永远不会向权势低头，永远站在穷苦大众一边，来去自如。如果要做的事违背良知，他宁可自杀也不会为昏君去做，而为了那些需要自己帮助的人，他会竭力去做每件事。这就是我们的武侠跟世界上其他任何武侠不同的地方，几乎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侠士。

武士所要求的是愚忠，只为自己的知己而死，为君主而亡。中国的武侠则是为正义而斗，尽管是与主流文化相悖。武士道中的仁义礼智信忠诚在绝大部分上可以说是对于武士的自己的君主的忠诚，还有义。

四启示

1.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武侠世界是逐渐远离我们现代社会，但是

武侠精神是不能泯与人世的。武侠小说在我们的时代消失，那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新武侠小说可以用不同的笔法，可以融合进侦探、科幻等因素，但最重要的，侠士具有的侠义思想，千万不能丢掉。

2.对于我们新的一代来说，武侠精神的继承并不是要求我们打打杀

杀，修炼武功。而是要求我们要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简言之，要有大侠风范，不做无言小人。在法制社会的体系下，要有一颗忧国忧民的侠者之心，不是悖于主流文化的行为，而是在主流文化的牵引下，发扬武侠精神，拥有正义感和责任心。以人为本，

以及做则，不失信于人，方为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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