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外语发展史回顾

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史回顾（1）

英语辅导报社张同冰丁俊华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信息社会的飞跃进步，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申奥成功、全国小学普遍开设英语课程，使得我国外语教学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外语教育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值此重要时刻，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外国语教育的发展作一重要回顾，理顺其脉络，以便为未来我国外语教学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本文的形成过程参考了大量我国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保存的一些教育文献和史料，尤其是引用和参照了原教育部领导付克、西南师范大学张正东、北京师范大学周流溪、四川外语学院李馨亭等老一辈外语教育家的著述和研究成果，同时对90年代以来外语教育界发生的重要变化进行归类和整合。本文按历史年代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过程进行分段描述，每一段历史中用关键词(历史事件、人物、重要文献、重大活动等)形式进行详述，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至零散。在此一并向上述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和批评，以便日后修补，使其更加完善，准确无误。

我国从秦汉以来，经唐宋到元代初年，一千四百余年间，同外国的交往一直十分密切。当时对外语人才的需要是可想而知的。在我国，外语教学应该说是远在二千年前早已有之。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发现有关当时外语教学情况的史料。这点尚待史学界和外语教育界进一步查考。根据已经发现的史料，古代的正规外语教育应算作外国语文学校，可以把元朝的“回回国子学”定为我国最古老的外国语文学校。

关键词（一）元朝回回国子学

据《新元史·选举志》记载：“回回国子学，到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始置。是年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弟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从之。八月，遂置国子学。”（《新元史》卷六十四《志》第三十一）。另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亦思替非文字者，波斯文字也。回回国子学者，教习波斯文字者也。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实波斯文字。”由此可见，元朝的“回回国子学”是一所教授波斯语言文字的学校。

《辞海》“回回国子学”的解释是：“元代培养译员的学校。学生为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供给廪膳，学习亦思替非文字（即回回文）。学成后派充各官府译史。”（引自《辞海》缩印本第765页。）

已故江苏师范学院(1983年改名为苏州大学)顾树森教授的遗作《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一书，把元代的中央学校分为三种：一为“国子学”，1269年创立，主要教授儒家经典。二为“蒙古国子学”，1271年创立，规定学生为一百五十人，计蒙古学生七十人，色目学生二十人，汉学生六十人。学科以蒙古文译

写《通鉴节要》为主，并兼学算学。学成考试，精通者量授官职。三为“回回国子学”，创立于元世祖到元二十六年（1289年），学生名额定为五十人。入学资格，限于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学科授以回回文文字为主，专以培养诸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其余学官与考试的制度未详。

根据以上资料，元代“回回国子学”确系专门传授回回文的学校。然而，元代为何专授回回文而并不教习其他语言文字呢？看来这主要是出于当时国际交流的需要。

元朝是我国以蒙古族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封建王朝，其疆域十分广阔，与各国特别是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西域各国来我国的人员随之增加，阿拉伯和波斯人带来了天文、历算、医学及天文仪器等。元朝统治者曾有意图想把蒙古文作为国内各地和对外交往的主要交流工具，但碰了壁。国内大部分地区仍通用汉字，唯有部分地区才通行蒙古文字。不过与西域诸国交往时，回回文文字“宜施于用”，便于“国防取会数目”。因此，兴办波斯语言文字的学校，借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实是当时社会之需要。

至于“回回国子学”的兴衰始末，它的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等等，尚无从考证。

关键词（二）明朝四夷馆

元代之后，教习外语的学校主要是明代的“四夷馆”。据《明史·职官制》载：“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但这八馆此时以翻译语言文字为主，而不是以教学为主。到明代宣德元年(1426年)才“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课程”（同上），开始招收学生并进行教学活动，这时才称得上是专门教习外语的学校。

另据清刘献延《广阳杂记》所述：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年间，曾选“举人、监生年少者，入翰林院习夷文（即外文），以通事（即翻译）为教师”。后来由于学习人员增多，又另立“四夷馆”教习外国语文。

《辞海》“四译馆”条的解释是：“四译馆”明清王朝所设的专门翻译边疆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明永乐五年（1407）设四夷馆，选国子监生习译事，隶翰林院。内分靼鞑（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后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馆事，并增八百（掸族）、暹罗二馆。清初改名译馆，省（去）蒙古、女真二馆。乾隆十三年（1748年）并入会同馆（更名“会同四译馆”），合并八馆为西域、百夷二馆。”（引自《辞海》缩印本第759页）

明朝永乐年间，外语教学倍受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郑和、侯显相继出国，需要一批译员；另一方面又因为出访后与各国交往增多，大批文书需要译写。因此，不但“四夷馆”中学习成绩优良者即可委以官职，连民间精通外文的人也可被荐举外用，以补译员之不足。

另据余继登《典故纪闻》说，当时还兴起了私学外文之风。人们为了进入仕途，除谋求进入官方的“四夷馆”外，还多方延请教师私下教习外文。明英宗天顺初年（1457年），礼部侍郎邹干等人奏议说：“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滥求进用。况番字（即外文）之书，多关边务，教习既滥，不免透漏夷情。”为此，他们提出仍应按照永乐时定例，“选取年幼俊秀监生送馆习学”；禁止教师“擅留各家子弟私习，徇私举保”。明英宗准奏，下旨“今后敢有私自教习走漏夷情者，皆重罪宥”。尽管有旨在先，但私习外文之风却未曾止息。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年），揭发出：“四夷馆”教师马铭除教授官生一百五十四名外又违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的事件。当时宪宗只是说：“后有私自教习者，必罪不赦”，而对这一百三十六名私学者，却命礼部会同有关官员加以考核，精通外文者仍留用，其余遣归。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明代“四夷馆”的规模并不小，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外，还有印度、缅甸、暹罗等国语言；官生人数也不少，仅马铭一人就教授一百五十四人。二是国际交往的需要推动了当时外语教学的发展，因此不论是官学的还是私学的，只要精通外语，朝廷一般都量才录用。

关键词（三）清朝俄罗斯文馆

明代之后，清政府开设俄罗斯文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俄语学校。它究竟建立于何年，至今说法不一。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称俄罗斯文馆创设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见该书上册第118页）。顾树森编《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一书说它建立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见该书第203页）。高文风在《黑龙江大学学报》（外语版）1979年第二期上指出，俄罗斯文馆成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高文风所查考的史料，系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内阁大库满文档案里的《康熙四十七年三月，设立俄罗斯学之上谕奏事档》，计有五十余页。此系近年发现的史料，记载详细，比较可信。现转录高文风所摘要点于下：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三月初八日，康熙皇帝虑及中俄交往之事日增，应培养自己的俄语翻译人材，方可防止外国人从中捣鬼，于是在南苑召见大学士马齐，令其“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文者，具奏”。

翌日，初九日，马齐即将此事交付侍读学士鄂奇尔诺木奇岱办理。

初十日，鄂回报马齐，称已征得愿学者七人，并具名单呈阅。

十二日，马齐回奏，康熙帝认为“甚少”，令马齐“再于八旗蒙古、汉军内”征集。

十三日，马齐指令内阁典籍厅责成吏部调查、征集。

二十一日，吏部上报内阁典籍厅，称已征得“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等六十八名”，开列名册，“咨送到阁”。当日，马齐即赴畅春园面奏。康熙帝下令：“均令习之”，并令马齐立即着手选择教师和校址，确定管理体制。

马齐当即派鄂奇尔诺木奇岱会见俄国商团的商务委员彼得·胡佳科夫，请其择“善于俄文者”前来任教。经协商，俄方确定派俄国商人瓦西里担任教习，并选定在俄国商团住地俄罗斯馆（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内支搭席棚，开始教读。这样，第一所俄语学校终于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康熙帝提议之后的第十六天）正式开学上课了。但此时还是学校的草创时期，许多事宜尚未定夺。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俄国商团离京回国，教师瓦西里辞职。中国学员学习还不足两个月（是年旧历有闰三月），刚习完语音。为此，马齐于七月初六日上奏，建议从银黄旗满洲俄罗斯佐领中遴选“善于俄文者，派为教授”，康熙帝准奏。七月十二日，鄂奇尔诺木奇岱回禀马齐，称已选定俄罗斯佐领库兹马和伊凡两人充作教师，校址拟迁往左翼马市西北大佛寺内。获准后，于七月十八日，一切就绪，“即行开始教读”。自此，这所俄语学校就日趋正规化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二十八日，库兹马和伊凡以及后来任教的雅科夫主动提呈，诉说他们自己都是生长在中国的混血儿，俄语水平有限，教了将近三年已深感难以继续执教。上谕可于盛京（即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在投降中国的俄罗斯军人中招聘高水平的教师。当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俄国斯人尼堪经考试后由康熙帝录用。这样，师资问题才得以解决。学员的学习和生活也得到了调整。经过近三年的教学，清政府发现六十八名学生中“能学者三十余名，不能者三十余名”，于是举行考试汰选，只留下二十七名继续学习。以后，俄罗斯文馆的学员基本上保持这一数量（二十五到二十七名），另有少数候补学员，遇有正式学员升迁或病故等情况，即于递补。为了使师生安心教学，自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一日起清政府“按月每人给钱两千”，增加师生一份钱粮。鉴于过去“俄文学生无一正途，不肯勤学”，清政府决定“每人授给一职”，也就是说，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即特授一官职，免除他们对前途的顾虑。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该校由原来隶属内阁典籍厅升级改属内阁管辖，更名为“内阁俄罗斯文馆”。校址也迁到“东华门外北长街，俗名北池子”的地方，这大约是比较固定的校址。

据另一资料记载，俄罗斯文馆是一所主要通过学习俄语升官任职的学校。每五年考试一次，成绩分为三等：一等者授七品官，七品官复考一等者授为主事，成为有实权的官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馆继续学习，从中择优留作助教。这一记载说明，俄罗斯文馆并非单纯地培养翻译人员，它的目的是为了清政府培养同俄国政府办理外交事宜和商务的官员。

俄罗斯文馆初办时在教学上主要依靠俄国人和定居中国的俄罗斯人，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中国教员，从此教学由中外人士合作，至于行政和管理事务则均由中国人主事。由于它带有考试任职的性质，因此对考试的要求也比较严格，设月考、季考和岁考。考试成绩低劣即被淘汰或留馆继续学习。

俄罗斯文馆经办达一百五十四年之久。它初创于1708年，直至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它结束了单一语种的教学，

开始增设其它外国语文。后于1862年并入新创立的外国语文学校——京师同文馆。

在这一百五十四年中，俄罗斯文馆究竟培养出多少俄语人材，他们的学习成绩如何，已无从查考。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内阁大库现尚残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俄文档案十九本，以及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所收录的俄国外交文件的中译本。这些档案资料，无论俄译汉或汉译俄，译文流畅通顺，基本上忠实地表达了原件的内容和精神。如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序言确系出自俄罗斯文馆毕业生之手，则该馆的教学成绩就相当令人满意的了。

每周总学时均为36小时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茅盾(即沈雁冰，1896至1981年)的学生时代恰好在清末民初。他在高小、中学、大学预科学习外语的情况，在其所著《我走过的道路》(上)中有所记述，现摘录于下：

1907年冬，十一岁，“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在浙江桐乡乌镇)。植材的前身是中西学堂。……我进植材后，才知道教的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半天)英文，(半天)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又知道教英文和教新增加的课程的，都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学校保送到上海进了什么速成班，一年后回来做我们的老师的。教我们英文的叫徐承焕，用的课本是内容相当深的纳氏文法第一册(按：英人纳司非尔特编的文法书共四册，最后一册讲到英文修辞学)……”(引自《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66—67页)。

1909年夏，“我从植材学校毕业了，时年十三周岁”，考进湖州中学，插入二年级。1910年，三年级时，来了一个姓钱的英文代课老师，“他先教发音，从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在黑板上画了人体口腔的横剖面、发某音时舌头在口腔内的位置。这真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这位小钱先生又看了过去我们所作的造句练习，他认为英文教师(指罢教的那位英文教师——摘者注)只是发音不准确，造句该改的他都改得不错，而且英文读本《泰西三十佚事》也是公认的一本好书。我觉得这位小钱先生公正，而是(那位)英文教师太要面子。”(同上书，第76页)

1911年秋季始业时，“我转入嘉兴中学”读四年级。“那个英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却使我失望。原来此人是半个洋人，中文不过小学程度，他把辎重读成脑重，用的课本是文法读本合一的，据说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用的，但是这位教师对读本中的许多字，却不知在汉语是什么，反要我们查字典帮助他。”(同上书，第82页)

1912年春，转到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插班考试时“只考国文、英文”，录取在四年级下学期。“1913年夏，我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毕业了。”

1913年“七月下旬我到上海”，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只考国文与英文”。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录取后来到北京大学预科上学。“当时预科第一类读的是……司各特《艾凡赫》和狄福的《鲁滨逊飘流记》，两个外籍老师各教一本。教《艾凡赫》的外籍老师试用他所学来的北京话，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请他还是用英语解释，我们倒容易听懂。预科第一类规定第二外国语是法文或德文，我选择了法文。教法文的法国人不懂英语，照着课本从字母到单词，他念，我们跟着学。……教世界史的(实际是欧洲史)，是个英国人，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到下学期，……《艾凡赫》与《鲁滨逊飘流记》都由中国人来教了。法文老师换了人，是波兰籍，他教法文和德文，用英文解释，但因其也教预科第一类学生之选学德文者，在我们班教法文时，有时忽然讲起德语来。他也教预科最后一年的拉丁文。”,“最使我高兴的，是新来的美籍教师，据说是美国的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三十岁。他的教学方法好。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等等，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的死板规定，而出个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同上书，第95—96页)

1916年8月，北大预科三年毕业，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进馆第一天，总经理张元济(张菊生)“说：‘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英文部部长邝富灼)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翻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同上书，第104页)

“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个月了，我……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有四、五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同上书，第109页)

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略见清末民初各级学校外语教学及其效果的一斑。

第二章中国近代外语教育

（1840年至1919年）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向中国陆续发动了英法联军战争(1857年)、中法战争(188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和八国联军战争(1900年)。清政府庸弱无能，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朝专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封建主义的军阀官僚又沆瀣一气，残酷压迫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十年间，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教育侵略，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也跟着发生剧烈的变化。首先有清末地主官僚在推行洋务运动中的“新教育”措施，继而有改良主义维新运动中抄袭日本教育制度的“壬寅、癸卯学制”，辛亥革命后又有“壬子、癸丑学制”。这些学制都带有浓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

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向来夜郎自大，自诩“天朝文明”，非“夷狄之邦”所能比拟，奉行闭关自守、盲目的排外政策。鸦片战争后，清廷衰败之象暴露无遗。除顽固派外，众多朝野人士认为，唯有了解和学习“西洋”文明，谋求振兴，才能巩固清廷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外语教育才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首先，创办了几所外国语文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借以加强对列强的交涉。接着又开办各类理工科技学校，并把外语列为主课，让学生运用外语这个工具去学习西洋“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品尚象之术、治军之法”，以求振兴。此后，又废科举，办学堂，广设外语课，借以培养“博通时务”、“具备艺能”的“通材”。为了免致“永远仰给外国教师”，外语师资的培养工作也开始得到重视。

第一节我国近代的外国语文学校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创办的新式学校大多是外国语文学校。最早的新式学校是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接着有1863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办的广州广方言馆。稍后，又有湖北自强学堂、湘乡东山精舍方言斋和京师译学馆等。

这些近代的外国语学校，大多设有英、俄、德、法、日语等科目；除教习主课外语外，还授以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和史地知识，目的是要学生读“西书”、译“西学”、学“西洋”，因为西洋书籍“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

关键词(一) 京师同文馆

清政府在与帝国主义列强交涉中屡遭失败，当局者以为，语言文字不通，受外人欺蒙，也是一个原因。咸丰十年(1860年)，恭亲王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外交。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设立，但官员们大多不懂外语，于是恭亲王等人又奏请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于是，京师同文馆就于次年(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应运而生，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年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C.Burdon)任第一任英文教习，中国教师徐树琳教授汉文。1863年3月，法文馆和俄文馆相继成立。法文教习是司默灵(Smornenberg)，俄文教习由俄国使馆翻译波波夫(A.Popoff)兼任。同治六年(1867年)，增设算学馆，传授天文、算学、理化。同治十一年(1872年)，添设德文馆，教习是第图晋(Titouskin)。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设东文馆，杉几太郎任日文教习。和英文馆一样，各馆均配一位中国教师教习汉文，另外配备提调与助教数人，专管学馆其他事物。

同文馆在办校初期并没有配备总辖校务的人员。186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来同文馆教习英文。同治八年(1869年)，清政府任命他为总教习。这样，他就成了该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在职达二十六年之久，直至1895年才由该馆物理教习欧礼斐(C.H.Oliver)接任。

同文馆各馆的学生起初均为十名。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直到1900年该馆停办时，学生总额一直维持在一百二十名左右。

同文馆对学生的选择比较严格，相当于满族贵族学校的招生标准。最初只收十三、四岁的满族学生，学制三年，主要学习外文和汉文。后来发现，学生程度太低，连学习汉文也颇有困难，于是扩大招收汉族学生，年龄也放宽到二十岁，学制改为八年，加强中外文教学，增设自然科学和史地等课程。学生一律住宿，除膳食、书籍、纸笔皆由学馆供给外，每月每人另支薪水银十两。同文馆对学生管理也很严格，凡学习纪律、作息时间、考核奖惩、请示报告、文书档案管理等等，均订立了制度，学生不得违反。

同文馆的课程在学校初创时极为简单。同治四年(1865年)该馆新校舍相继建成，学校也改为高等学堂，课程就此增多。八年的课程依次如下：

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讲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数理启蒙，讲求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由此可见，该馆已经注意到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前几个学年注重语言文字和外国史地知识教学，后几年则兼习自然科学，由文及理，文理并举。该馆还注重翻译实践，八年内均有翻译练习，从翻译条子(即便条)、公文入手，进而转入书籍翻译。该馆还相继设立了翻译处、印书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博物馆，借以增加学生的实践锻炼机会，让他们把学习与今后的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该馆的装备来看，它已不是一所单纯的语言学校，而已经具有综合性大学的特点，至少也可以说是这类学校的雏形。

同文馆的考试计有四种：

1.月课：每月初一日举行。

2.季考：每年二、五、八、十一月之初一日举行。

3.岁考：每年十月定期面试。同治四年起，免去十月初一日的月课，以免与岁考重复。

4.大考：每届三年总考试一次，由总理衙门执行。

每届大考，优者授予九至七品官职，次等者留馆或降级学习，劣者除名。已授予七品官职者，复考后又列优等，则授为主事。考试时，总教习、分科教习、提调均临场监试。学生考得官职后，除每月领取十两薪水银外，另有奖励俸银。

同文馆第一次总考试于1865年10月11至19日举行，历时九天。当时英、法、俄三馆学生均参加。初试是把外国照会译成汉文。复试是将某条约中的一个片段译成外文。最后口试，密出汉语条子，令考生口译成外语。这次总考试，学生的成绩不最突出，一般都授以八、九品官。后来因课程内容扩充，总考试中除翻译外，还增试了作文和其他内容。

同文馆创办于1862年，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被迫停办，于1901年底并入京师大学堂。办学时间历四十年之久，其间共培养了多少学生，目前尚无确实资料可查。1889年，主管该馆事务的曾纪泽对学生的水平作过一次统计：该届一百二十名学生中，学习优秀者约占20％左右，其中英文十余人，法文五、六人，俄文三、四人，德文一、二人；不堪造就、应予淘汰者十余人，约占10％左右。这一数字有多大可靠性，优劣的标准又如何，均需进一步查证。但是，京师同文馆却也的确培养了一批卓有成绩的外语人才，例如王凤藻、张德彝等人。王凤藻毕业后成为一个外交官，又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英文文法书——《英文举隅》的编译者。这部英文文法书在1879年由京师同文馆编印出版。张德彝也是京师同文馆最早的学生，1895年写成了一部英文文法——《英文话规》。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编写的英文文法书之一。

关键词(二) 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

同治二年(公元1863)，江苏巡抚李鸿章以上海交涉事件较多为理由，经清政府批准，仿京师同文馆例，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遴选上海邻近地区十四岁以下的俊秀儿童入学。该馆不象京师同文馆那样只利用礼拜休业日学习汉文，而是将经史小学列为正课。学生亦以外国语文为主课，兼习史地与自然科学，三年后毕业，分派到各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充任翻译官承办洋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该馆改为兵工中学堂，成为五年制的中等工业学堂。

同治三年(1864年)，广州仿上海方言馆例，亦设广方言馆，又称“广州同文馆”。该馆主要为培养八旗子弟翻译人才而设，学生不过数十名，每十人中以旗籍八人、民籍二人为准。当时只授英文，兼授浅近的算学。后来添设东文(日文)、法文、俄文三馆，学生名额逐渐增加。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改名为广州译学馆，成为五年制的高等学堂(按：高等学堂系介乎中学堂和大学堂之间、与大学预科同级的学堂)。

关键词(三) 湖北自强学堂

光绪十九年(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自强学堂，其办学情况如下：

1.分斋

这个学堂原设立方言斋、算学斋、格致斋、商务斋。后因办学困难，将算学斋改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停办，只剩方言一斋，故又称“方言学堂”。

2.资格

以“资性颖悟，身家清白，先通华文，后通儒书，义理明通，志趣端正”者为合格。

3.修业期限

在堂修满五年为毕业。

4.教习

英文、法文在中国传习已久，因此教习由华人充当；俄文、德文两门，则聘请俄员、德员为教习，并以华员为助教。

5.管理

(1)学生必“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2)凡在诵堂时须听教习约束，在斋舍时须听提调约束；(3)进堂以后，须专心致志，诵习本课，不准在堂兼作时文试帖，不准应各书院课试，不准应岁科小试，但得请假应乡试。

6.待遇

除饭食、书籍、纸笔等均由学堂供给外，每人每月给膏火银五元。

此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时，湖南湘乡绅士创办东山精舍，亦专设方言斋，分别学习英、俄、德、法四国语文，其性质与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相同。

关键词(四) 译学馆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维新变法、学习外国，而维新变法就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做起。1898年6月，光绪皇帝根据康、梁的奏文，下诏书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者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积极筹办。同年9月，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所有新政几乎全被取消，但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并于同年12月正式开学，学生不满百人。1900年八

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该校一度停办。1901年冬恢复，并将京师同文馆并入该校，于12月17日正式开学。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接替严复出任校长。经过全面整顿，该校已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

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于1903年改为大学堂的译学馆。不久，译学馆又改由学部大臣等辖而不隶属于大学堂。

译学馆的教学以外国语文为主，并要求学生通晓中国文义，毕业后能阅读、翻译外文书籍，能担任口译工作及编写文典。这个要求比之俄罗斯文馆、同文馆等学校显然是更高、更全面了。

译学馆学制为五年，课程分三大类：(1)外国语文：可在英、法、德、日、俄五科中选学一课，不得兼学另外语科；(2)普通课程：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史地、数理化、博学(生理卫生、动植物、矿物)、图画、体操等；(3)专门学科：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

该馆每周授课三十六小时，每天六节课。外国语文学时为最多，一、二年级每周十六节，以后三年每周十八节。前三年外文课讲授缀字、读法、译解、文法、会话和作文，后两年增加文学大要。其它课程一般均为每周两节课：史地课第一、二年讲授中国史地，第三年讲授欧亚史地，第四、五年讲授非洲美洲史地；交涉学在第三年讲授法学通论，第四、五年讲授国事交涉和民事交涉；理财学在第三年讲授理财通论，第四、五年讲授商业理财学和国家财政学；人伦道德课讲授宋、元、明各朝诸家儒学，以便“勉人为善，以理学诸儒之言论行实，宗法孔孟之道，避免为外人行为道德所惑”。

译学馆十分重视中文教学，该馆章程第二节强调说：“向来学方言者，于中国文词多不措意。不知中国文理不通，则于外国书精深之理不能确解悉达。且中文太浅，则入仕以后，成就必不远大。故本馆现定课程，于中国文学亦为注重。”中文课时虽不多，每周只两三小时，但教学要求却很高，也很严格。主要讲授“古文渊鉴”及历代名臣奏折文章，着重提高古文修养和写作能力。从俄罗斯文馆、同文馆到译学馆，都十分强调中文学习，这既是翻译工作的需要，也是从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办学规律，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译学馆的学生定额也是一百二十名。学生主要选自京师大学堂附设简易科和进士科中略通外国语文者。学生入馆时，外国语文程度参差不齐，经外文教师测验后，按程度分班上课。毕业生考试成绩分为五等，均按成绩等级分派工作：有的担任驻外使节或各省督抚的译员，有的分至各地学堂任外国语文教员。不及格者留馆补习一年。仍不及格者即行退学。

译学馆在选拔学生、按不同程度编班上课、按成绩等级分派工作、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要求等方面，较前均大有进步。它还订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并且作为《奏定译学馆章程》一一予以明文规定，这对后来的外语教学工作确实提供了不少可贵的经验。

第二节外语课在近代各类学校的开设

关键词(一) 洋务运动中各类学堂的外语课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借助外国武力镇压了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看到西洋兵船火器、科学技术很有威力，于是奏请政府批准，先后兴办了造船、军工、机械制造、邮政、电报、矿务等工矿企业，同时办起了一批军事学校和科学技术学校。军事学校主要有：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南京水师学堂(1890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等。科学技术学堂则有：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学堂(1867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上海电报学堂(1880年)、湖北矿业学堂和工程学堂(1892年)。此外还有铁路学堂、邮政学堂等。

这些学堂大多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授课。例如，福建船政学堂分法国学堂和英国学堂，前者以传授造船技术为目的，用法文教授；后者以训练驾驶技术为目的，用英文教授。天津水师学堂分驾驶、管轮两科，均用英文教授。广东水师学堂一律以英文讲授为主，而广东陆师学堂一律以德文教授为主。天津和湖北的武备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充当教师，授课用语也是德语。在这些军事和科技学堂中，学生入学后均先学外文，在正式学习军事和科技知识时，外文也是重要的课目。可见，在这类学校中外语是作为重要的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之内的。

1895年，盛宣怀于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根据盛氏所拟的二等学堂章程：“二等学堂即外国所称小学堂”；“凡欲入二等学堂之学生，自十三岁起至十五岁止”；“二等学堂之学生照章须学西文四年”；“洋文教习均用华人，每班英文正教习一名，帮教习一名”。“二等学堂功课：第一年：英文初学浅言，英文功课书、英文字拼法、朗诵书课、数学；第二年：英文文法、英文字拼法、朗诵书课、英文尺牍、翻译英文、数学并量法启蒙；第三年：英文讲解文法、各国史鉴、地舆学、英文官商尺牍、翻译英文、代数学；第四年：各国史鉴、坡鲁伯斯第一年、格物书、英文尺牍、翻译英文、平面量地法。”学生学完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即中学)。头等学堂也是四年：“第一年：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二年：驾驶并量地法、重学、微分学、格物学、化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三年：天文工程初学、化学、花草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四年：金石学、地学、考究禽兽学、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关键词(二) 维新变法后大中学校外语课的普遍设置

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洋务运动破产。光绪皇帝、翁同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决心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掀起了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维新变法先得从教育着手，于是又力主废科举、立学堂。张之洞于1898年3月在《劝学篇》中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成为当时的教育宗旨。根据这个宗旨，他们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年)拟订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但“壬寅学制”颁布后并未施

行。翌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而成《奏定学堂章程》，奏准颁布后，就成了“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把整个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和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五年)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和通儒院(五年)三级。儿童从七岁入初等小学堂，到大学毕业共需二十一年，若加上通儒院前后共学二十六年。在横的方面，与高小同级的有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等；与中学堂同级的有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同级的有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进士馆和译学馆等。这一学制一直沿用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权灭亡时为止。其间也有一些变更，如小学年限缩短、中学实行文实分科、允许女子入学、男女同校或分校学习等。

关键词(三) 中国正规外语课程的设置

按“壬寅”、“癸卯”学制，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均开设外语课，所以我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外语课一般说来应从1903年作为起点。也就是说，2003年应该是中国外语课开设百年纪念，这应是外语界值得庆贺的大事。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提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假令中国通洋文者多，则此种荒谬悖诞之翻译，决无所施其伎俩。故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斯实通中外、消乱贼、息邪说、距讠皮行之要也”。

《学务纲要》又提到：“在初等小学时，断不宜兼习洋文”。“高等小学堂，如设在通商口岸附近之处，或学生中将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堂者，……可在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教洋文，应就各处地方情况斟酌办理”。从此，通商口岸邻近城镇的高小也开始设置外语课。

关键词(四)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之间的外语课

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八年中，经过袁世凯称帝和军阀统治，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教育制度虽稍有改变，但实质上仍受“壬寅”、“癸卯”学制的影响。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月，教育部公布了学制系统，1913年1月又作了补充修改。因为1912年是壬子年，1913年是癸丑年，于是民国初年的学制又名“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制一直实行到1922年。

1.小学校：初小四年、高小三年。高小视地方情况，可于第二或第三年加设外语，每周三课时，在其它课程中减少三课时。

2.中学校：四年，外国语为必修课。

3.大学：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本科三至四年，预科三年。预科必修外语，并可兼习第二外语；文、商本科英语和第二外语也为必修课。

4.专门学校：取消清末学制中的高等学堂，改为专门学校。入学资格与大学相同。门类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商船、美术、音乐、外国语等。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均须修习外语。

师范教育分为中师和高师，外语是必修课。实业教育则视学科的不同，有的必须学习外语，有的则作为加修课。

现将清末、民初各类学校外语课的授课时数列表于下：

新中国建立前出国留学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影响

(1870年至1949年)

自1870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的八十年间，我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出国留学，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以留美、留日者居多，留法、留苏者也为数不少。现分述于下：

关键词(一) 赴美留学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了造就一批洋务人才，决定派遣学生出洋留学。1870年设立了经理留学事务所，由旅美粤籍华侨容闳主办此事。1871年，留学预备学堂在上海建立，招收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检合格、年龄在十二至十五岁之间的学生入学，先习中外文一年，然后官费资送美国学习军政、船政、制造等专业，留学期限为十五年。从1872年至1875年四年间，每年派出三十名，共一百二十名，其中有学成回国后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等。后来，由于留学生不肯向新任留美学生监督吴子登行跪拜礼，吴遂向清廷捏词中伤留学生，结果，大部分留美学生被召回。此后二十来年间再也没有派人赴美留学。

198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迫使清政府“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按全国人口每人一两算)，连同“利息”共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通称的“庚子赔款”。美国从中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合二千四百多万美元，另加年息四分。鉴于“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清政府多次交涉，要求核减退还。1908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从1909年1月起至1940年止，将其中的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余美元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但又规定：退款只准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美国“退款兴学”的用心十分明显。据当时美国的一位谋士供认：“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就能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

“一方面可以造就许多亲美的奴才；一方面名为退还，其实这笔钱仍旧用在美国，并且博得无知的中国人歌功颂德，这是何等妙计!”

同年10月，清政府制定派遣游美学生规程，并同美国商定，自1909年起，在最初四年里，每年至少派出留学生一百人，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了四百人，则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员五十名，直至“退款”用完为止。次年(1909)6月，游美学务处于北京成立。8月开始招考，考生603人，程议法、金涛、梅贻琦、胡刚复、王世杰等47人被录取，于10月赴美。1910年7月第二次招考，在400人中录取了赵元任、张彭春、竺可桢、胡适、周仁等70人，于8月启程；这次另录取备取生143人。1911年7月，又录取了姜立夫、陆懋德、杨光弼等63人，于8月出国。这三批直接留美生共计180人，都是男生，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此外，1911年又挑选了11名十二、三岁的幼年生于1914年送往美国读中学。清廷认为，从小培养人才，方能收到“蒙以养正”之效。

游美学务处一面选派学生直接赴美，一面筹建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春，预备学校在清室皇家“赐园”——“清华园”成立，定名为“清华学堂”，确定招生500名，学制八年，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同年3月，举行入学考试，考生468名(包括上年录取的赴美备取生143人)，全数录取，其中94人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生侯德榜等16人被送往美国留学，这是由清华学校遣送的第一批毕业生。以后，清华学校每年的高等科毕业生全部资送留美。自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到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束，共计派送留美生1，279人。

清华学校的教育宗旨是为留美作准备，造就“领袖人材”，使该校成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材之试验学校”。它的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扌干格”。根据这一方针，该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体育、兵操、课外活动等等，几乎全部是搬用美国学校的。在校内英语取代了汉语，其余课程全用英语讲授。连学校的行政会议、布告、级刊、年刊、校长和中外名人在校的讲演、学生的演讲会、辩论会和戏剧歌舞演出等等，也大多采用英文。

清华学校的课程：中等科的课程以英语训练课为主，全部集中在上午，主要学习读本，并辅以文法、作文、默写、拼音等。除英文训练课外，还有世界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卫生、图画、音乐、修身等，这些课程也都采用英文课本，并用英语上课。这样，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每天至少也有五、六个小时。由于实验时间长，四年之后，学生的读、听、说、写能力一般都比较强。高等科四年的课程，也是参照美国学校的，譬如三、四年级学的主要就是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这样，高等科毕业生到了美国，一般都能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学生两年后再进入研究院攻读二至三年。所以，大多学生都能得到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清华学校的教育要求非常严格，口试几乎天天进行，笔试不定期举行。往往在一堂课开讲或下课前，教师会出其不意地发下纸张，出个题目，限学生在十分钟内交卷。当然月考和大考更在必行之例。学习成绩分作六级：超、上、中、下、末、不列；中等的最多，上、下的次之，“超”和“不列”各占5％左右。该校的淘汰率很高。1911至1921年的十年间，1，500名学生中被开除的有301人，退学的有135人，淘汰率近30％。

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生的来源主要有三：(1)由各省经初试录取保送来的，其中不少人是豪门子弟，学习不太努力；(2)每年招收一批插班生：由于报考者很多，而清华的英文要求又很高，结果来自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以及其它教会大学的学生被录取的比例就极大，其他大学的学生为了获取留美预备生资格不得不降级报考；(3)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学校于1925年分为留美预备部和大学部。大学部学生毕业后自谋出路，不资送出国。自留美预备部实行公开招考后，大学部里不少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的清寒子弟，也得以被录取资送出国。

在清华留美学生中，60％左右的人学习理、工、商、农、医；7％左右的人攻读文史哲；约有25％的人学习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等专业；学习军事的约占2％。留美生学成回国后，都得自行寻找职业。旧中国百业不兴，学工的回来无厂可办，学矿的无矿可采，学林的无林可营，能够干本专业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进校搞教育。截至1925年底，清华留美生回国的计620人，其中有33 78％的人在教育界工作。他们中许多人，在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青年学生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不少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的还成为新中国的科学院学部委员或常委，如周培源、江泽涵、茅以升、竺可桢、侯德榜、朱物华、梁思成、叶企荪、汤用彤、陈岱孙、潘光旦、钱学森、曾昭伦、张光斗、马寅初、吴有训、陈寅恪等等。至于学有所长，后来成为专家学者的更不乏其例，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关键词(二) 赴日留学

自甲午之战洋务运动失败后，光绪皇帝等决心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于是在1896年派遣唐宝锷、翼等13人赴日留学。1898年，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其门人弟子亦纷纷东去日本，大多成为留日学生。此后，留日学生逐年增多。1899年为200人，1902年为500人，1903年达1，000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竟有8，600人之多。

留日学生逐年增加的原因甚为复杂，主要有：(1)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8

年3月著《劝学篇》，大事宣传留学日本：“……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这一主张颇受欢迎，于是赴日人数日增。(2)当初虽有官费资送出国，但很多人还是不愿离开国土。后来见留学生官运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吃香，出洋留学顿时身价百倍，于是官费留学的机会遂为达官贵人所把持，借以遣送子弟，培植个人势力。1900年之后，清政府颁布了奖励自费留学的办法，规定优秀的自费留学生回国后可授以进士、举人衔。(3)由于实施了自费留学的办法，许多革命党人借机去日本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另外，在吴玉章等人《劝留学书》的鼓舞下，许多爱国青年也纷纷自筹路费去日本“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自1906年起，留日学生逐年减少，1909年降至5，000人，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已不足2，000人。其原因同样是十分复杂的：(1)留日学生中的革命青年相继回国，迎接辛亥革命的到来。(2)留日学生所学的主要是日语和日本中学普通课程，而这些课程在国内也可以学到；再者，日本为留日学生开办的学校大多

“唯利是图”，为招徕更多的学生，纷纷设立“速成科”，一年或数月颁发毕业证书，全然不顾教学质量。清政府于1906年4月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应试的计100名，其中多为留日毕业生，结果全部落第，而合格的前5名则均为留美毕业生。于是清政府通令限制赴日修习“速成科”，规定“凡欲入高等专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须有中等毕业以上之程度，且通晓留学国之语言，方为及格。……拟习速成科者，不论法政或师范，必须国学与中文俱优，年在二十五岁以上，于学界政界有实验经验者，方为及格”。有了这些限制，留日学生也就逐年减少，不过他们的教学质量即有了保证，开始在日本真正学到了“专门学”。

民国初年，留日学生又日渐增多，原因在于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纷纷被派往日本学习，光是黄兴部下就有600人之多。另一方面，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已日益暴露，孙中山先生东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此大批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也相继赴日本，从而使留日学生大大地增加了。据统计，1913年至1914年间，留日学生至少有五、六千人，仅次于1906年的最盛时期。此后，留日学生人数又逐年下降。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接着，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大批学生返回祖国。这一年剩下的留日学生仅2，500人，次年又减至1，500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批留日学生满怀“国家仇，民族恨”，纷纷回国投入抗日斗争，留学生锐减至303人，1932年剩下227人，到1933年只有219人了。

在留日学生中，固然出了一些民族败类，但更多的留日学生都为中国革命、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吴玉章、沈钧儒、黄炎培、林伯渠、董必武、廖承志、何香凝、陈叔通、鲁迅、郭沫若、陈望道、田汉、欧阳予倩、成仿吾、周扬、夏衍、艾思奇等。尚有许多重要人物，不及全录。

关键词(三) 赴欧留学

英、德、法等国步美国的后尘，也要求清政府派学生去留学，以作为“和好”的验证。于是清政府于1875年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数人赴法学习船政。1876年，又派该校制造专业学生十四名、艺徒四名赴法学习造船，派驾驶专业学生十二名赴英学习驾驶。同时，李鸿章也奏准派七人到德国去学习水陆军械技艺。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奏准，让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国的大臣每届酌带学生各两名，一面在使馆工作，一面在驻在国学习。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等人吸取留日“俭学”的经验，在北京组织起留法俭学会，并开设了“留法预备学校”。吴玉章等人也在四川成都发起组织“四川俭学会”，开办了预备学校。上海则组织了“上海留英俭学会”和“留法俭学会招待所”。“俭学”的目的是：“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以输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的文明，来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仅在1912至1913年的一年中，赴法俭学的学生就不下八十人。

1916年初，法国从中国招募十几万华工“一方面是为了雇用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也是要培养一批为法国殖民者服务的走卒”。而中国青年学生则另有打算，他们“一方面感到在国内经济生活上没有出路，更主要的是感到政治黑暗，民族

衰弱，思想上没有自由，于是本着当时青年应有的抱负，想远走高飞，到国外去学些本领，好救中国”。

1916年3月，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和法国人士一起组成了华法教育会，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吸收贫苦的有志青年到法国留学；与此同时，又相继成立了“留学预备学校”、“法文专修班”、“法文夜班”，为准备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传习法语。到1918年夏天，全国许多省市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其中湖南、四川青年最为踊跃。毛泽东同志是湖南方面最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经过他的发动和组织，第一批湖南同学于1919年初登程，其中有时年四十三岁、在教育界已经工作了二十年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年过半百的蔡母也带领自己的儿女蔡和森、蔡畅去法国当一名“老留学生”。到1919年底，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已达400余人，1920年增至1，200多人，1921年则增至1，570余人。

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提供了光辉的榜样。许多人通过这一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成功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最英勇的战士，回国后，在革命斗争中成为我们党的优秀领导骨干，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徐特立、邓颖超、蔡畅、李立三等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蔡和森、王若飞、赵世炎、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先后献出了生命。

关键词(四) 赴苏留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很少有人赴俄国留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段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在湖南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通过湖南革命组织的介绍，一批革命青年终于突破重重困难，在1921年到达苏联学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也秘密赴苏留学。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大批革命青年也先后来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为纪念孙先生，在莫斯科建立了一所中山大学，专门接收中国青年前往学习。自此，留苏的人数越来越多。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在这一时期到了苏联。1920年瞿秋白同志从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后，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苏联。1921年刘少奇同志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同志于1917年留日学习两年后回国，复于1920

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前也到了莫斯科。朱德同志在德国留学之后也于1925年到苏联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后也于1925年底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闻天、杨尚昆、任弼时、蒋光慈、王稼祥、李立三、邓发、博古、刘伯承、伍修权、曾涌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这

一时期的留苏学生。他们学习俄语，同时又运用俄语这一工具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出国留学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影响

如前所述，帝国主义列强接受我国学生留学，目的是培植自己的在华代理人，以便控制中国社会的进程，并从商业等方面捞取最大的好处。苏联欢迎我国学生留学，为的是传播革命理论和经验，支持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至于我国学生留学的目的，除少数人出于升官发财、寻找靠山、镀金等私利外，大多数人则是为了学习他国的文明，回国后改造国家社会、振兴中华。他们在国外既有学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也有学习自然科学的。外语对他们来说主要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学习、研究、交流的工具。但不管怎么说，出国留学对发展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

首先，通过出国留学，学到了各国活的语言，改变了过去主要从书本学习外文的现象。留学生带回了大量外文图书资料，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外语教学内容。一些归国留学生还结合我国实际编写了各种外语教科书和工具书，如严复从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归来后编了《英文汉沽》(1904年出版)，1919至1922年曾在美、德留学的林语堂归国后编了《开明初中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法》(1927年出版)等等。某些工具书，如二、三十年代的《英汉模范字典》、《英汉四用辞典》、《英文成语词典》等，也都是留学生归国后参照国外工具书编纂而成的。这些英文读本和辞书流传使用较广，对我国学生学习外语影响较大。早期的英语期刊(如商务的《英语周刊》、《英文杂志》，中华书局的《中华英文周报》等)也陆续出版。其他外语情况也差不多，如1900年出版的《东语正规》、1905年出版的《东文法程》、1908年出版的《和文读本入门》等等，对当时国内日语教育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大批留学生归国后积极从事外语教育工作，如：从事英语教学的有朱光潜、吴宓、潘家洵、楼光来、陈逵、方重、温源宁、林语堂、梁实秋、叶公超、谢文炳、谢文通、李霁野、孙大雨、范存忠、陈嘉、赵诏熊、水天同、林同济、吴富恒、柳无忌、罗皑岚、罗念生、周煦良、袁昌英、袁家骅、钱钟书、俞大纟因、俞大缜、赵萝蕤、卞之琳、戴镏龄、吴景荣、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

从事俄语教学的有曹靖华、王之湘、刘泽荣、卢干东、杨明斋等。

从事法语教学的有梁宗岱、何如、罗大冈、闻家驷、郭麟阁、曾党之、吴达元、穆木天、盛澄华、陈占元、陈定民、齐香等。

从事德语教学的有冯至、杨丙辰、商承祖、杨业治、张威廉、田德望、陈铨等。

从事东方语种教学的有季羡林、金克木、马坚、徐祖正、钱稻孙等。

这些外语教育界老前辈归国后长期从事外语教育和科研工作，都作出了优异成绩。

我党早期派到苏联、法国等国去学习和工作的老同志(如瞿秋白、曾涌泉、常乾坤、师哲、张锡俦、卢竞如、张培成等)回国后也长期从事外语教育工作和领导工作，对外语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非外语专业的留学生中，不少人回国后也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他们大多采用外文原版书籍或用外语授课，这对学生学习和掌握外语具有很大的助益。正是在他们的严格要求下，我国不少中青年科技、研究人员才得以充分利用外国科技文献，得心应手地用外文撰写论文，用外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留学归来的学者、专家们对我国翻译事业、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也作出了贡献，例如瞿秋白、鲁迅、陈望道等翻译了许多世界名著的经典作品，如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等。严复在《天演论》(1898年出版)首卷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鲁迅和瞿秋白总结的许多宝贵的翻译经验和翻译标准，一直是我国外语教学(尤其是翻译教学)重要的教学内容。

我国的外语教育界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多数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深知外语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十分懂得外语教学的内在规律。因而，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们对我国外语教育始终关怀备至，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三十多年来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这同他们的关注和指导是直接相关的。

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使整个教育设施(从学制、学科、教材到教学方法)由模仿日本为主转为模仿英美为主。学生六岁入学，初小4年，高小2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6年。外语由初中开始设置。自1922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英语教学始终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关键词(一) 中学外语教育

中学外语课教学目的和要求如下：

1.初中：(1)使学生练习运用切于日常生活之浅近英语；(2)使学生建立进修英语之良好基础；(3)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发展其语言经验；(4)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加增其研究外国事物之兴趣。

2.高中：(1)使学生练习运用切于实用之普通英语；(2)使学生略见近代英文文学作品之一斑；(3)使学生对于需要英语为内容之专门学术，建立进修之良好基础；(4)使学生对于需要英语为工具之专门学术开辟进修之良好途径；(5)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发展其语言经验；(6)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加增其研究外国文化之兴趣。

中学英文课时，同1903年至1922年相比，已趋向减少：

说明：每课时为60分钟或50分钟。

这个阶段中学英语教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